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号召，2019 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这次诗歌座谈会是进入新时代后开的第一次全国诗歌座谈会，也是新时期以来规模最大的诗歌座谈会。会议邀请了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广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疆、西藏、云南等全国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诗人、诗评家、翻译家以及重要诗歌刊物负责人严阵、郑伯农、周良沛、晓雪、郑欣淼、顾浩、丁国成、李文朝、曾凡华、黄东成、吕进、吴思敬、叶延滨、李少君、舒婷、欧阳江河、梁小斌、傅天琳、林莽、唐晓渡、王家新、梁平、杨克、张清华、陈仲义、宗仁发、李松涛、李琦、娜夜、何向阳、刘立云、汤养宗、赵振江、臧棣、高兴、树才等 110 多位代表参会。

凝心聚力：明确新时代诗歌的方向和坐标

此次座谈会旨在回顾和梳理百年新诗，尤其是总结新中国 70 年来诗歌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梳理当下诗歌现象，厘清和回应相关问题，明确新时代诗歌发展的坐标和方向，强化诗歌界的共识。全国诗歌座谈会的召开对于诗歌界凝心聚力新时代、培根铸魂新诗歌、砥砺共创新局面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强化中国作协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引导诗歌健康发展、争得广泛共识将起到推动作用。

本次座谈会的主要议程：铁凝主席致辞，钱小芊书记讲话，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著名诗人贺敬之致信祝贺，吉狄马加副主席主持开幕式。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蔡昉同志作《新中国 70 年的奋斗历程和启示》的报告，阎晶明副主席主持。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鲁敏出席会议开幕式。

与会代表从中感受到中国作协对诗歌发展重视的力度、强度与高度，分组讨论新时代诗歌的相关议题。晓雪、叶延滨、李文朝、吕进、李云、胡弦、刘笑伟、李树喜、缪克构、叶玉琳、童作焉等 11 位代表结合各自的创作和评论实践做了大会交流发言。钱小芊书记、阎晶明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鲁敏出席闭幕式。吉狄马加副主席主持大会交流发言并作会议总结。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认真学习、讨论了铁凝同志的致辞、钱小芊同志的报告，集中围绕“新时代诗歌”的主题以及中国作协关于新时代诗歌发展的六项工作举措进行深入交流。此次会议聚焦“新时代诗歌”的五个议题：“新时代诗歌的人民性和主体性”“新时代诗歌的时代精神与现实抒写”“新时代诗歌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新时代语境下的长诗现象与总体性写作”“新时代诗歌的大众传播、对外交流与译介互动”。

铁凝主席在致辞中回望了百余年来诗歌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向为中国诗歌发展作出贡献的前辈和同仁致以衷心的敬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各民族诗人以战歌与颂歌奏响时代的强音，众多人民的歌者抒发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壮志豪情。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广大诗人对历史巨变中的经验与情感的深入表达、对诗歌本体的活跃探索，使中国诗歌迎来新的繁荣发展。铁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历史坐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新的坐标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正处在亘古未有的伟大变革之中，时代和人民召唤着伟大的诗歌作品。在新时代，诗歌何为？诗人何为？这就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从创作的类别、数量、质量，到出版、传播、评价、译介，中国诗歌正面临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型期。诗歌界呈现出令人欣喜的繁荣与活力，也面临着广泛深刻的问题。这些都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与学者构成巨大挑战，也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无尽的可能。在新时代，诗歌如何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如何以精品奉献人民，如何继承和发扬古典诗歌传统、现当代诗歌传统，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走向最广大民众的生活和心灵，这其中有太多的课题需要我们去面对、去探讨、去寻求解答。

钱小芊书记在《凝聚诗界共识 繁荣诗歌创作》报告中回顾了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肯定了诗歌所取得的成就，总结了当前诗歌的发展态势，同时也强调了引领诗歌创作导向、推进新时代诗歌发展的相关工作举措。报告强调，70 年来广大诗人们不忘初心、勇担使命，高举精神旗帜，感应时代变革，满怀激情地讴歌建设新中国和新生活的伟大实践，抒发和表达对祖国与人民的热爱、对历史与现实的新的理解、对社会与人生的新的感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诗歌事业不断繁荣发展，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诗歌创作的“质”与“量”不断提升，诗人们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古典诗歌、民间诗歌和现代诗歌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诗歌理论评论取得一系列富有价值的成果，诗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诗歌生态持续优化，诗歌对外交流日益广泛，社会效益不断提升。各类诗歌活动广泛开展，校园诗歌社团等各类民间诗歌组织持续活跃，诗歌作品的公众关注度得到提高，诗歌刊物的发行量和诗集的出版量不断攀升，一些出版社相继推出了有影响的诗歌主题系列出版品牌。诗歌的传播手段日益丰富，电视节目中的诗歌栏目应运而生，深受大众喜爱，诗歌网站、诗歌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刊发了大量诗作特别是新人新作，扩展了诗歌的传播范围。诗歌正以与时俱进、越发多样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就新时代诗歌发展，钱小芊书记提出以下五点建议：新时代的中国诗歌要加强思想引领，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创作；新时代的中国诗歌要坚持培根铸魂，用诗歌传递精神力量；新时代的中国诗歌要以人民为中心，用诗歌抒发人民心声；新时代的中国诗歌要植根现实生活，热情讴歌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诗歌要推进艺术创新，潜心打造精品力作。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著名诗人贺敬之同志在贺信中强调，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及时地、连续地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文章和批示，构成了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召开全国诗歌座谈会，有利于活跃思想、凝聚共识，进一步促进诗歌的繁荣发展。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诗歌创作取得了不可轻视的成就，也存在不可回避的问题。现在，我们要解决问题，阔步前进。相信新时代的中国诗歌必将实现真正的大繁荣，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光辉诗篇和伟大史诗必将呈现于世人面前。

吉狄马加副主席在大会总结中强调，这次座谈会期间大家认真思考、积极讨论，向后看，回顾了十八大以来的诗歌发展状况、总结了新中国 70 年来诗歌事业的成就经验乃至重新思考和整理了几千年来中国悠久诗歌传统留赠给我们的宝贵资源；向前看，则为中国诗歌在新时代的持续繁荣指明了方向、给出了规划，提出和讨论了一系列事关中国诗歌未来发展的重大理论话题。通过此次会议，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推动新时代中国诗歌发展的指导思想。新时代带来了新的历史语境、新的现实经验，也对诗人和诗歌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广大诗人自觉地超越旧有观念和美学惰性，重新构造我们的思维习惯与感觉结构，不断寻找寄托诗意的新对象、表达世界的新方式、消化当下经验的新的美学器官，努力以诗的形式记录和提纯时代生活，将新时代的经验和感受真正纳入到诗歌的审美记忆谱系之中。希望广大诗人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贡献出更多基调明亮、能量充足、人民喜爱，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的诗歌佳作，开创新时代诗歌的崭新局面。

强化工作举措，突出问题意识

此次座谈会及时总结了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诗歌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同时也着力强化了问题意识，主动提出问题、认真讨论问题、积极解决问题。尤其是当前诗歌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基于复杂的诗歌发展现状，如何准确研判和及时引导，如何总结和梳理诗歌的历史与成就得失，如何消除诗歌发展中的不良因素，如何引导诗歌健康、繁荣发展，如何确立诗歌的评价体系，如何扩大诗歌的影响力并建立诗歌公信力，如何发挥中国作协对诗歌创作的引导，如何进一步确立社会主义诗歌的发展方向，就成为重中之重的问题。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新时代诗歌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尤其就钱小芊书记在报告中提出的中国作协关于诗歌工作的六项具体举措进行了集中讨论，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形成了广泛共识。

钱小芊书记在报告中强调，在看到诗歌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诗歌创作中存在的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好大家普遍反映的“好诗太少”的问题，这是我们诗歌界的共同任务、共同责任。就此，钱小芊书记强调了中国作协关于推动新时代诗歌发展、解决诗歌存在问题的六项工作举措：1. 要进一步加强思想引领，凝聚共识，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强化诗歌理论批评工作的导向性、在场性和针对性，围绕出精品出人才，积极推动诗歌创作，特别是反映我们时代精神、基调更明亮、能量更充足、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诗歌创作。2. 要在诗歌推介、项目扶持、会员入会、对外翻译、诗歌传播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以最大限度团结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诗歌群体，发挥诗人们的创造积极性与主动性，以优秀的诗歌作品奉献给广大的读者。3. 要积极推动开展多种多样的诗歌公益活动，持续推动诗歌到人民中去、到社会大众中去，加强对校园诗歌团体的联系、帮助和支持，促进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中形成爱诗读诗的风气。4. 要加强与各省级作协和诗歌机构、出版社、诗歌杂志的交流合作，加强与中央主要媒体、省级主要媒体的合作，开展诗歌创作、朗诵活动，进一步活跃中国诗坛整体气氛。5. 要在诗歌译介和国际交流方面进一步扩大规模，利用并打造国内相对成熟的国际诗歌节的平台，继续做好中国当代作品对外翻译工程中的诗歌推介工作，将代表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中国优秀当代诗人的作品介绍出去，持续提升中国诗歌的世界影响力。6. 要切实加强青年诗歌创作队伍与理论队伍建设，加大对青年诗人、青年诗歌研究者创作的扶持力度，为这两支队伍的健康成长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更有力的支持，倡导和鼓励青年诗人加强学习，学习理论、学习历史，向生活学习、向传统经典学习，不断提高青年诗人的综合素养、文化涵养、艺术修养。

与会代表分为五个小组，吕进、梁平、杨克、郁葱、吴思敬、张清华、叶延滨、曾凡华、李文朝、李树喜为小组召集人。代表们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诗歌所取得的成就，比如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实践提供了大量的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多样的经典化作品，新时代诗歌的人民性、主体性与艺术性都在同步强化，诗歌创作中的现实感、时代精神以及现实主义风格在增强，形式多样的诗歌活动使得诗人与大众的互动越来越频繁，诗歌的传播和对外译介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并通过翻译的力量重新树立起中国诗歌的形象。与会代表全面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诗歌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彼此热心交谈、真诚交流、诚挚研讨，同时也就当前诗歌的创作、传播、译介、评论等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比如顾浩同志认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诗歌创作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取得了辉煌成就，出现了一大批杰出诗人，产生了大量的优秀诗篇。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诗的民族，人民群众对诗的情感特别深厚，对诗的要求也特别严格。因此，我们讨论新时代诗歌创作问题，这就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一定要直面当前诗坛，如实反映当前诗坛的实际情况并实行“问题导向”，努力回答好广大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这些建议对于中国作协以及相关部门加强对诗歌的引导、凝聚诗人的向心力、增强诗歌界的广泛共识、强化诗人创作的现实意识和刊物的精品意识、拓展诗歌的传播空间尤其是对外传播渠道，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车之双轮、鸟之双翼：

中华诗词和新诗的互补与共建此次有十多位古体诗词创作和研究方面的代表参会，他们普遍认为中华诗词创作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此外，其他一些代表也就诗词和新诗的关系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郑欣淼强调，这次诗歌座谈会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深远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党和国家的总体战略格局，为新时代诗歌尤其是中华诗词的发展繁荣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也使我们拥有了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元更广泛的研究课题和思考空间。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给我们的诗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课题。作为中华诗词学会的会长，郑欣淼强调中华诗词必须为新时代歌唱。他也同时强调新诗与诗词同气连枝，共同构建出中国诗坛的绚丽风光。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两种诗体之间缺少互相沟通和理解，都过于各自为重，自以为是，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更看不到对方的优点，忽视了应该互相学习。就诗词界而言，摆正诗词和新诗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的现实问题。新诗和诗词要互相学习、沟通，加强交流和对话，诗坛就会呈现出更加和谐美好的发展前景。李文朝总结了中华诗词的复苏、振兴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为中国“旧体诗”带来复苏新生，新时期中华传统诗词的逐步振兴，新时代中华诗词的蓬勃发展。他尤其强调，相比于新诗在弘扬时代精神上具有与生俱来的天然性，中华诗词在紧跟时代步伐、注入时代精神上，显得尤其需要加强和提高。由于传统思维的惯性和习惯势力的影响，那些努力用传统诗词艺术形式反映新时代火热生活的优秀诗词作品，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与激励；而那些故意远离时代、抒发个人小情小调的作品，却在一定范围内饱受点赞与追捧，以致误导年轻诗友的审美追求。钱志熙从体制并存、作者合流的角度分析了新诗、旧体诗词和歌词的关系。他认为在诗歌这个大的门类下的从业者，包括创作者与研究者，其实分属于很多不同的领域与专业方向。不仅新诗作者与旧体诗词作者不相交流，研究新诗与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学者也同样如此。此外，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者与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者，也基本属于不同的人群，交汇之处不多。如果再加上当代歌词的创作者与研究者，外国诗歌的研究者，我们会吃惊地发现，原来“诗歌”这个领域存在着这么多不同的群体与专业，并且彼此互不相通，更不相融。这当然与现代学科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也与五四以来新旧体诗的分隔有关系。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上述分隔于不同诗歌领域中的诗歌从业者集中到“诗歌”这个共同的家园中来，就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各自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就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达成一些基本共识是可能的。常江认为新诗和诗词要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团结的手段和学习的措施，不是一种。哪种更有效，需要实践的检验。根据个人的创作和研究经历，常江认为对联是沟通新诗和诗词的有效手段。范诗银对 30 多年来中华诗词经过艰难的起步已经从复苏走向复兴进行了总结，并认为已经形成了“高原”，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志：具有与时代同行的创作理念，具有海量的诗词作品，具有庞大的诗人队伍和健全的诗词组织，具有诗教普及深化所形成的深厚“土壤”，具有继承与创新的理论基础，具有新中国语言体系中的新韵书。李树喜强调中华诗词是讲究韵律的，而诗词的韵律又是发展演变的。所谓“持正施变”就是在诗词的平仄与韵律的运用中，既遵从基本样式和传统习惯，又不为所拘而有所变通，进而走向融合。这既是诗词的传统，又有当代诗人成功的经验。熊东遨专门谈到了旧体诗词的时代精神，认为任何一种文艺作品都须反映时代，都要与时代合拍，诗词也不例外。所谓时代精神，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时代的事物（新生），时代的语言（鲜活），时代的气息（郁浓），时代的面目（真实），时代的诉求（忧患）。代雨东认为无论是诗歌（新诗）还是诗词，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反映的内容是一致的，两种体裁都是用写情和写景或叙事来反映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它们的共性都是用意境来刻画美，用创新的文字组合来反映大千世界。诗词和诗歌（新诗）都是在不断创新中求生存，但他们的不同点是诗歌以白话文的方式来叙述作者内心的世界，诗词是以严格的平仄、押韵的创作来反映客观世界。杨逸明则从诗词语言艺术的问题出发，认为数千年来农耕社会积累了旧体诗词的丰富的词语库，我们现在进入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语言习惯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词语并不是拿来就可以使用的。如果我们按照平仄和押韵的要求信手拈来随意使用到诗词中去，就会显得有陈旧感。石厉着重分析了长诗和史诗的关系，同时也认为当代长诗写作出现了一些问题，没有像古代诗歌传统和技巧更好地学习和转化。金锐则就诗词进校园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比如打造诗词文化场域、构建常态诗词课程、培训专业诗词教师等。

李松涛认为中国的新诗与旧体诗各有各的传统，但历代中国诗人却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传统，那就是心系众生、忧国忧民，希望诗歌不乏庄严感，能够充作时代的同期声。唐晓渡强调新诗与古典诗歌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古典诗歌来说，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先在的，而对新诗来说却永远是有待发明的；前者的要义是在自律中体现自由，而后者的要义是始终保持住自由和自律之间的危险平衡。自由是新诗的灵魂，而“保持住与自律之间危险的平衡”则意味着那种认为“自由”就是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观点，恰恰是对自由的一种误解甚至是扭曲。所谓“自由”，在此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美学的挑战和责任。

通过此次讨论，代表们强调新诗和中华诗词应该互相学习、优势互补、并肩作战、比翼齐飞。希望中华诗词和新诗之间不断加强沟通和合作，希望中国作协以及各省作协在古体诗词创作的青年队伍建设方面予以一定的扶持，让年轻诗人更快成长起来，比如诗词方面的出版项目申报、举办诗词编辑、诗人和评论者的培训班、座谈会等等。

新时代诗歌的紧迫命题：

人民性、主体性、现实感

此次会议，很多代表聚焦新时代诗歌的主题，尤其是讨论和强调了人民性、主体性以及时代感、现实感的重要性。新时代诗歌已经成了诗人进行有效写作的紧迫命题，无论是诗人的现实感和现实主义精神，还是诗歌写作涉及的人民性和主体性，都对新时代境遇下的诗歌写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诗人一定要下大功夫，不能为题材而题材，也不能为主题而主题，而是应该深刻地认识现实和时代的丰富性，通过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和有难度的语言能力，对现实和时代完成有效的发现、转化、提升和命名。

叶延滨指出，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真正热爱诗歌并坚信世代诗人们薪火相传的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写出无愧于时代的诗篇，坚守诗人的天职与担当。叶延滨提出诗人应该努力的三个方向：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努力锤炼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梁平强调，围绕着新时代诗歌，这方面的作品、刊物以及诗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很多，新时代也对诗人提出来了新的要求，但千万不要把“新时代”作为标签。那样的话，我们对新时代这个概念的判断、理解和实践就容易出问题。对于诗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怎么面对新时代的写作，怎么为新时代而写作。诗人要尽可能地把眼光、视点和创作实践放到现实中来，回到现实的书写。

陈仲义在讨论时着重分析了诗人的主体性。一个真正的诗人，即使不能成为人类的神明，起码也能成为自己精神的上帝，首先是对自己灵魂的关注和照耀，而要坚固这一诗的立足点，其关键是决不放弃对价值与意义的追寻。何言宏认为，中国诗歌的主体性问题应引起关注与讨论。对于我们的诗歌创作来说，主体性指的就是创作主体、诗歌主体，它其实就是个体主体性。个体主体性是主体的内核与基础，如果没有个体主体性，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共同体的主体性，即使有这样的主体，那也是空洞的、虚弱的。所以在此意义上，何言宏主张辩证的主体。就目前中国诗歌主体建构的现状来看，亟需加强的是要将诗歌主体与历史、现实、时代、人民乃至更加广大的人类发生深刻关联。杨庆祥强调，时代与诗歌的关系变成了价值追问和意义标准。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重要的是怎么去发现、去观看人民。诗歌不是镜子而是灯，正因为这种坚固、质地细密的内在性，诗歌才能与时代互为辩证。李云雷则辨析了新时代诗歌的人民性、主体性与艺术性的关系。他认为新时代诗歌应该具有人民性，但新时代诗歌的“人民性”不仅仅是群体概念意义上的“人民性”。新时代诗歌应该具有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不应该是封闭的、孤立的“主体性”，而应该是一种开放的“主体性”，不应该认为只有体现了个人性、“主体性”的诗歌才具有艺术性。希望能在新的“主体性”与新的“人民性”的相互融合之中生成一种新的“艺术性”。林秀美着重分析了新时代诗歌的人民性与主体性的辩证关系，诗人在个人情感表达和公共抒情伦理之间要达到一种平衡。在新时代诗歌中诗人的主体性还应与人民性和民族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当今最能表现人民性和民族性的主体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主题。诗人需要把握民族发展的精神脉搏，从个人的狭隘的情感之中走出来，将精神的主体性与民族发展的复兴主题联系起来，而写出具有恢弘精神境界的诗歌。

李朝全认为，要回答诗歌创作的这个时代之问、时代课题，需要回到新诗的初心，回到诗人的初心，也就是要回望中国诗歌所走过的历程，尤其是新诗所走过的百年道路，去深入思考诗歌与人民、诗歌与政治、诗歌与生活、诗歌与时代、诗歌与艺术等与诗歌发展关联密切的诸多问题，尤其是诗歌与时代的问题，从中找寻解决的答案。刘汀谈到新时代诗歌的现实主义重构问题，诗人是写现实感而不是写现实。我们在当下的诗歌写作里需要警惕对日常生活琐事或所谓“小确幸”的过度沉溺，应该鼓励一部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当然这种史诗必须是切实的、有现实基础的，而不是文字游戏。要到基层人民群众的视角里去，而现在的年轻人的写作，多浮在自己的小世界。现实是叙事，但现实感能同时容纳叙事、抒情和议论，因此它不单纯是时下流行的“接地气”“贴近肉身”“个人性”等写作，它还应该包含对百年新诗传统的吸纳、对海外现代诗歌的借鉴。马占祥认为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之下，诗人要重新理解“文以载道”。在文学殿堂中诗歌供奉的是人性，具有现实主义关怀的诗歌应该给人以希望、暖意和力量以及精神上的启发性。王士强强调诗歌应有对生活现实的深切抵达，诗歌最终要与语言发生关联，不能空转。现在的很多诗歌大同小异、“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在艺术上存在粗糙、直白、重复等问题。有一部分是跟风的、人云亦云的写作，所书写的现实是想象的、观念的、概念化的，与真实、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并不搭界。诗歌中的现实书写应该突破仿真化、概念化的幻象，抵达更为真实、生动、精微的现实。张烨认为现实是诗歌的土壤，现实对于诗人来说既是一种文化氛围和生存环境，也是诗人的生命实践。诗人要观照的是现实的根本，并把自己所理解的现实揭示在人们面前。张清华指出，伴随着新时代到来，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到诗歌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要进行检视和提升，在保证写作活力的前提下将粗鄙、粗俗的诗歌和言论进行有效地清理，从而引领正面、积极和健康的诗歌风气。峭岩专门强调了诗歌的格局问题。诗人要有大格局、大意识、公共意识，要把个人意识放到公共意识里去检验，到生活中去发现真的美、真的现实。刘立云认为，我们是正在经历城乡变化的一代人，我们的存在就是类似于城乡结合部这样一种存在。关注城乡结合部的变化及农民未来命运，可以使我们的写作有温度也更贴近人民，未来伟大的诗人和诗歌或许就产生于对时代变革的反映。姜念光则强调，新时代诗歌应当是现实主义的诗歌。诚如“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八个字所概括的，应以人民为中心，深入观察、体验、思考当下生活，反映具体的、生动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实，体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实践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许多诗人和评论家都呼吁，我们的诗歌要有现实主义关注和人文情怀。而我们当下有必要重新认识诗人的现实感和现实主义观念，也要重估传统对我们诗歌写作的作用和意义。王家新强调，可以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层面，谈论当下诗歌写作的现实问题。既要关注当下，也不妨在一个更大的文学历史时空背景下看待诗歌写作。新的历史时代刷新着我们的传统。我们对现代性的解读是有差异的，但重要的是要确立一个主体，一个本体，本体要回归到语言本身，通过一种现代的方式抵达现实。江非认为新时代诗歌必须是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本质，引领这个时代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才配得上新时代诗歌这个说法。傅天琳强调诗人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诗人必须关心这个时代的大事件，关心广阔的公共生活，关心整个人类所共同关注的事情，应该有博大的情怀、深深的悲悯。诗人不能玩脱离现实生活的虚无缥缈的东西，要真诚、朴实地去抒写。荣荣则强调在新时代和现实面前，诗人要具备精神保鲜与还原生活的能力，那些闭门乱造车、无病乱呻吟的无营养之作只会让读者远离，而有现实意义的诗歌才是读者所真正期待的。诗歌写作自然也应该聚焦真实的内心与真正的现实，用心用情用功抒写当下的鲜活生活。诗歌这种以前被寄养在象牙塔里的艺术也应该真正把身子俯下来，深入生活，抒写人们真实的精神世界与人间百态。这才是诗人应有的正确写作态度，也是让诗歌深入人心赢得读者的唯一路径。北乔认为，在当代如果想建构新时代的诗歌并使之获得令人振奋的硕果，诗人们就要下真功夫，发挥我们的才智和情怀，从诗歌外在的语言形式和内部的诗意去追求去创造。田禾认为，写有时代精神和现实精神的诗歌需要具备时代性，诗人要有自己的创作风格，要写有意义有韵味的诗歌，要写有语言魅力的诗歌和有灵魂高度的诗歌。李轻松强调，诗歌不是简单的记录新闻事件与焦点问题，而是从这些事件的结束处开始，写出事件发生之后延伸的部分与背后的部分，这样的描写才具有沉潜与反思的空间。

李元胜认为新时代诗歌是一个综合体，对于诗歌写作来说涉及到很多层面，有一个侧面可以作为参考点，那就是怎么在一个生态文明坐标下看待我们的写作。实际上所有的民族文化，包括整个人类文明都处在宇宙法则之中，甚至我们整个人类文明都只是宇宙法则中的一个小斑点。我们和自然的关系，不管是紧张的冲突关系，或者是一种和解关系，还是和谐共存关系，都能在边地的山林里一些日常事物中看到。与此相应，梁小斌强调，诗是主人公“我”和自然打交道时用铁证如山的语言，说出他与自然的本真关系。当我们清楚地说出我是自然界某一事物的时候，诗人必须跟这个事物保持一致，在一定意义上要有所担当。人对事物的命名，是需要付出心血和代价的。

邱树宏则认为新时代诗歌包含了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关于诗歌的主题和内容，另一个就是诗歌的表现形式。新时代诗歌再出发要从“诗外”和“诗内”两个方向出发，要对诗歌现状进行评估，要明确诗歌的价值观，要整饬诗歌组织机构。吴少东认为，必须明白新时代诗歌的评价标准到底是什么。他认为必须建立以下两个参照系：一是新诗必须贴近生活、服务大众，二是要有汉语自信，创新表达。洪三泰提出，在新时代境遇下新诗怎样突破文学创作碎片化带来的种种困惑？怎样坚守已经垒起的新诗的阵地和城堡，而且让新时代的诗歌创作逐渐向前推进？诗人必须回答这些切实的问题，这是诗人应有的初心，也是崇高的理想和历史使命。高旭旺则强调新时代的诗人要在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上下功夫：脚力是诗人深入基层，扎根人民，创作优秀作品的初心和先河；眼力是诗人在新时代判断人生，辨别社会，观察生活和精心创作的航标；脑力是诗人内心与心灵的对话与交流；笔力是诗人语言再创造和以文本为审美向度的最高境界。李犁认为新时代诗歌呼唤着情怀之火，当下的诗歌是近三十年来最平静也最繁荣的时期，各种流派相互宽容，并开始了融合与创新。但是在文本进步的同时，有些诗歌过分的个人化和反崇高，让诗歌格局变小了，诗歌中缺少志向和情怀，自然就多了冷漠和灰暗，所以诗歌需要情怀、理想、道义。90 后诗人童作焉着重强调，在新时代面前真正影响人的是思维、认知、体验、格局。关键的是要展现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诗人应该形成关心时代、关切人民的精神品质，使诗歌具有一种现实影响力和生命纵深感。

诗歌传播：多元共建与加强监管

诗歌的传播问题是本次座谈会的讨论重点。“传播”既包括诗歌的公共传播、社会传播，也包括中国诗歌的对外译介、国际传播。

尤其是在出版和媒体工作的代表们，着重强调新媒体和公共文化空间对于促进诗歌传播、推动诗歌到大众和人民中去发挥了积极作用，最突出的事实是诗歌传播的途径和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传播介质的改变和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一方面使诗歌的传播形式相应发生了变革，形成了“刊+ 网 + 微信公众号 + 诗人自媒体”立体生态链，尤其是“两微一端”的传播速度、广度、深度，减弱了对好诗人、好作品遮蔽的几率，但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和负面影响。比如，快餐式的浅阅读和及时性、新闻化、表层化的创作倾向；诗歌微信公众号以及几百种诗歌民刊良莠不齐，进而使得诗歌标准驳杂不清。这都需要各方面通过合力和有效的手段加强监管和引导，突出主流媒体、重要诗歌刊物以及具有影响力的新媒体的引导作用。

代表们建议对于新媒体和自媒体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方面要加大管理力度，严格诗歌公众号的申请审批，并提出必要的发布时间、编辑资格与内容标准；另一方面要加强引导与监督，不能放任自流。严肃的有责任感的诗歌写作者、诗歌编辑和评论家要积极支持优秀的公众网络终端，又要坚决抵制低端、低俗的个体网络传播平台。中国作协要进一步发挥融媒体优势，加大职能部门和相关机构的支持、引导和宣传力度，加大经典诗歌的传播力度，加强诗歌在大中小学的普及推广，加强新媒体与电视的互动并推进诗歌有声传播。 

胡弦指出诗歌的艺术跨界现象，诗歌与传统艺术的结合，诗歌与现代传媒的结合，使诗歌正以更加多元和敞开的方式走进大众。但是自媒体也存在着副作用：一是没有中间的筛选环节，大量的诗歌产品是芜杂的，过大的信息量给阅读带来困难，在浏览中耗掉很多时间，读到好诗要大浪淘沙；二是作者在适应这种新型平台的读者群时，创作上会不自觉地向浅阅读靠拢，所以，如果写作者的自觉性不够，也会制约诗歌艺术的探索和发展。缪克构说，诗歌传播与新闻媒体传播是同频共振的关系，当下传媒便捷，一些重要的诗歌公众号的影响力比较大，选择诗歌全凭个人喜好，这就带来了好诗标准的多元化。希望通过这次诗歌座谈会建立一些标准，发出号召，传递出重要信号，对新诗发展传播出正能量。诗人在喧哗的新媒体语境下要坚守自己的辨析度，为时代的发展起到精神引领作用。李琦认为诗歌的大众传播需要引领和规范，扬清去浊。一些不负责任的传播、不计后果的胡言乱语，应该受到禁止和约束，应该逐渐确立一些措施和规范。张执浩认为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这是网络时代给我们带来的真实处境。要想尽可能地减少精气神的耗散，诗人就要克制，同时以此抵御各种各样的戾气。蒋登科强调，就诗歌出版和传播而言，当下通过网络、微信等实现的诗歌的虚拟传播，热闹之中有沉寂，繁荣之中有痛点，诗歌品质良莠不齐。诗歌写作的门槛降低了，诗歌经典化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被阻断了。快捷的诗歌发表传播方式，使不少写作者失去了对诗歌艺术的敬畏，养成一种浮躁心态，很少考虑如何提升作品质量。出现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媒体时代缺失了传统媒体的监督、遴选。因此，相对于网络微信平台等发表传播方式，传统的发表和出版，在诗歌艺术的发展创新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田湘详细分析了新媒体发展对现代诗歌带来的影响：诗歌作品的极大丰富也带来了芜杂同质的问题，诗歌传播交流互动增强也导致了创作圈子的固化，诗歌传播形式更加多样化也带来了非诗因素的介入，诗歌作品的大众化增强也导致了先锋性减弱。针对以上情况，田湘提出如下建议：加大政府和职能机构的支持引导和宣传力度；加大经典诗歌的评选传播力度；加强诗歌在大学的普及推广；加强新媒体与电视的互动，推进诗歌有声传播，发挥大众场所、大众工具在诗歌传播中的作用。吴少东认为，网络传播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由于网络公众号申请自由、简单，任何个体与组织都可以轻松拥有，发表诗歌非常容易，不需要什么“三审”，自封的“主编”与“编辑”可以自行决定发表，以至于大量水平一般或没有达到发表水平的诗歌充斥其间，消除或削低了诗歌的门槛，污染了读者的视觉，给普通读者阅读、分辨优秀诗歌带来难度。张二棍也认为近几年来网络和自媒体更像一道倏忽打开的闸门，使得发表与写作变成了几乎同步的事，而读者的范围也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衍生到无穷尽的空间。但是在这么好的时代背景下也有少数诗歌写作者并没有珍惜和善待自己笔下的汉语，而是沉溺在小我的满足与个体的自私里，把病态和自怜自哀当成抒写和倾诉的主要方向、方式，对我们身处的时代所发生的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与进步，置若罔闻不管不顾。甚至还有少数人在写作中为博取眼球，混淆和破坏着诗歌的价值和意义。

目前，诗歌的对外译介和国际传播显然已经取得了成就和突破，但是也有代表强调当下的译介往往是重复的、浪费的、无效的。高兴就认为，对于作者来说作品被翻译到国外是一种荣耀，但是对于译者来说翻译应该是注重成效和品质。高兴强调，改革开放走过了四十年路程，回望一下，除了肯定横向移植的贡献外，我们也需要对横向移植做些梳理和反思：哪些影响是真正有益的？哪些影响可能阻碍了我们自己的创作、研究和写作？横向移植中是否存在着欧美中心主义倾向？横向移植中是否存在盲目跟风的倾向？是否存在无效的、浪费的、多余的、误导的写作、研究和翻译？在横向移植的巨大气场中，我们是否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发出自己的声音？目前世界诗坛到了进行对话、呼应交流的阶段，比如比较成功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成都国际诗歌周以及各种国际写作计划等等，这是让世界文学受益的。交流对话的最高境界是建立起文本上的联系、交流。国际诗会在组织上有时候过分强调外宾的重要性，反而忽视了平等交流。赵振江认为，传播汉语，诗歌翻译工作非常重要。他的建议是诗歌翻译最好是由优秀诗人来完成，或者在优秀诗人的帮助下完成，否则很难把诗歌翻译好。建议中国作协或国家级诗歌刊物，编选公认的好诗集，找有水平的翻译家来翻译，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介绍出去的诗歌的质量。树才认为中国新诗创作的外在动力，大半来自诗人对翻译诗歌的超强敏感和有力吸收，无论从革新冲动、诗学观念，还是语言态度、隐喻技艺等层面莫不如此；从胡适、戴望舒、艾青、穆旦、卞之琳、张枣等人可以看出“写”和“译”始终“S”形地交织在中国新诗变化的复杂进程中；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现代汉诗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积累了一批诗歌成果，正愈来愈引起国际诗坛的兴趣和关注，“从国外译入”和“向外语译出”成了一种新的诗歌现实。张清华强调现在的诗歌翻译大体是零散的，希望诗歌的译介更加系统，一方面建议作协组织一些系统工程去介绍优秀诗人，另一方面希望重视诗歌译介的有效性，邀请专业翻译家的参与和投入。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的翻译工作坊基本以学校为主，势单力薄，希望能得到作协的支持，或者联合来做相关的译介活动。车延高认为，新时代与之前四十年的区别在于，新时代最突显的特征是实施“走出去”战略。新时代让诗歌站在更高的基点，诗歌的发展必须直面“新时代”和“中国梦”，直面世界，以及被世界所直面。“走出去”为诗歌艺术带来崭新的空间，“一带一路”将拓展诗歌的世界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有利于打破地域和民族的限制。胡弦的建议是诗歌翻译中最好采用诗人合作的模式，前提是被翻译的诗人和进行翻译的诗人都是优秀诗人，这样能够保证一首诗的翻译成品最后在母语诗人的手中完成。同时，跨语种诗人的交流无疑还要考虑经济成本等因素，怎样将翻译效果最大化和翻译成本最小化，也同样是需要研究的问题。这需要多方联合，通过多方承担来分散成本。李琦认为近年来中国诗歌对外交流的扇面日益舒展，但交流尚不完全对等，有时也有芜杂之感。我们的对外诗歌交流活动应该更为扎实细密，对外译介活动可以做得更为长久有序，比如建立出版基金，推介优秀诗人，真正把更多中国优秀诗人的作品译介出去；希望对冠以国际诗歌节的活动要进行梳理，一些活动不仅要注重面上的规模，还应该有一些具体细密的筹备、有共性问题的交流研讨；诗歌节可以更朴素、更切实，就全世界诗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侧重诗人作品展示，诗人之间的交流越深入越有质量，越能推动译介工作的深入进行。

强化刊物和出版的阵地意识、引领意识、精品意识

此次参会代表有来自《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扬子江》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草堂》《诗探索》《汉诗》《大河诗刊》《湖南诗人》等专业诗歌刊物的负责人，还有来自《人民文学》《民族文学》《世界文学》《十月》《作家》《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人民武警报》《中国武警》《作品》《延河》《西部》《文学港》等综合刊物的负责人和资深编辑，他们普遍意识到越是新媒体众多的时代，越是需要文学刊物的坚守和使命担当。

晓雪回顾、评述了新中国 70 年的少数民族诗歌取得的划时代的巨大发展，少数民族诗歌的丰硕成果、丰富经验和存在的不足需要很好的回顾和总结，希望诗歌评论界和新文学史界给予更多的关注。《民族文学》的安殿荣则从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总结了 70 年来的少数民族诗歌取得的成就。她强调，除了较为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少数民族诗人诗歌还体现了鲜明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更多地走进人民生活，反映少数民族在不同时代的精神面貌。尤其是进入新时代，随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推进，表现主旋律的诗歌越来越多。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诗人视野的开拓，在多元文化碰撞中对本民族现实生活的思考与呈现，成为少数民族诗人笔下一个重要的表现内容。

2018 年正式出版的诗集有 4500 多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目前诗歌创作的高涨态势，但是这些诗集中的畅销书非常少，而诗集的印数很多都在 1000 册，有些诗集印出来之后根本没有进入流通渠道，这导致了人力和物力等资源的极大浪费。刘春梳理了近 20 年来的诗歌出版状况，他认为中国原创诗歌一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热闹”场面，诗歌刊物的出版日渐繁荣。尤其是最近十年，一大批出版社介入诗歌出版并取得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是诗歌出版的困境仍然是存在的，在传播方面也暗含着隐忧与不足，大家公认的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作品还很少见。诗歌类出版物的传播并不令人乐观。由于诗人对读者的影响面不够广泛，不够深入，许多书店不大乐意邀请诗人去做图书分享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限制了诗人的突围。由于出版费用的大大提高，诗人们尤其是年轻诗人和基层诗人的作品出版将更为困难。代表们希望诗歌出版的项目能够更为有效，尤其是出版社要严格把好质量关，多推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优秀诗集，同时要拓展诗歌和读者有效的互动机制，比如诗歌下乡、诗歌下厂、诗歌进社区、诗歌进校园等等。目前诗歌出版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实际上限制了优秀诗集的出版，尤其是基层作者受到的影响更大。

代表们强调刊物和出版尤其要注重对年轻诗人的培养、扶持，要注重新生力量的推介。胡弦认为诗坛一代一代在不断更新，推荐青年诗人尤其重要。《扬子江》诗刊设有“新星座”栏目，微信公众号有“青春风暴”“推荐”栏目，推荐的都是青年诗人。希望能够多推荐作品能打动人的优秀青年诗人，关注他们的创作和生活，给他们更好的发展空间。龚学敏强调诗歌刊物一定要加强对青年诗人的扶持力度，比如《星星》诗刊对青年诗人的培养、扶持和支持是一贯的传统，包括已经坚持了十多年的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年度大学生诗人奖。近几年来《星星》诗刊头条栏目“新青年”着力发表青年诗人的作品，此外还编选了《2018 中国青年诗人作品选》《全国中学生优秀诗歌作品选》。每年坚持在全国各地做 30 场公益诗歌讲座——诗歌进校园，在社会上引起很好的反响。

代表们还结合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以及目前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谈了建议。黄东成认为诗歌刊物的编辑要加强关于诗歌评判的标准，不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同时，编辑的素质需要提高，新一代的诗歌编辑的诗歌观念、审美取向不能与扎根人民的社会效应和诗人使命感发生背离。谷禾结合《十月》，强调当代诗歌的历史感匮乏，记录和见证同样重要，要努力呈现当下社会的生存状态，在讴歌的同时也要反映时代问题，与生活建立起血肉联系。《十月》杂志长期秉持现实主义传统，关注基层写作者。李云认为，当下我国诗歌创作总体是健康的、积极的，但也出现一些低俗口水诗、庸俗的口语诗以及“灰、黄、黑”写作，而作为意识形态主阵地之一的诗歌杂志的编辑，更要坚定对稿件处理从严从细和不妥协的态度。对于“灰、黄、黑”的所谓诗人，要坚决杜绝其在杂志上“出生”或“发声”，绝不从流从俗跟风，坚持对唯美性、思想性、先锋性兼具的“人间诗”多加推介，对讴歌新时代以及新时代进程中的人们真实情感的诗性表达的精品，要不惜版面加以推出。白涛在发言中说，我们应努力去创作带体温、有血性、有激情，能撩动人心灵的诗歌。要扭转风气、引导风尚，主流杂志、文学大刊不能缺席，要起到引领和导向的作用，同时对编辑也要加强管束、严格管理，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共同维护好局面，营造良好的氛围。张执浩也从刊物的角度强调诗歌的真正意义在于推陈出新，现在几家刊物都在联手推新人，但是年轻人的写作有必要加强引导，比如大学有教材限制，没有正规的百年新诗教育读本，而凭借才气和灵性产生的零星作品很快就会被遗忘。青年诗人要好好进行培训，让写作的生命力更长。梁尔源强调在组织和管理上要培养好新时代诗歌的创作队伍，特别是加大对青年诗歌创作人才的培养，打破既定的创作模式和风格派系，组织青年诗人深入实际，体验生活，扎根生活。

代表们强调，越是诗歌平台众多，越是需要编辑和相关媒体从业者辨优识劣，把真正的精品力作奉献给人民、奉献给时代。同时希望诗歌刊物和文学刊物之间通过中国作协的相关举措建立合作机制，联手打造关于新时代诗歌的重点栏目，尤其是鼓励各民族的诗人积极参与创作。代表们强调，越是众声喧哗越是需要刊物、编辑以及诗人坚守自己的初心，沉下心来打磨作品，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要增强创作的使命感、现实感，尤其要接受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进而创作出具有新现实、新经验、新品质、新面貌的具有说服力的优质文本。

无论对于个体创作还是对于刊物和出版，质量是第一位的，品质是作品的生命线，文学原创力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文艺不仅要有体量的增长，更要创造质量的标杆。”当前诗歌创作社会参与热情高，面向大众的活动和平台多，作品更是海量的，同时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等问题，精品诗歌的缺乏与我们这个诗意盎然的时代发展还不相适应。代表们建议中国作协在今后的重点作品扶持、定点深入生活等长效项目上着力推出人民喜爱、业界认可的诗歌精品，在创作碎片化的时代，作协尤其要鼓励新时代的民族史诗、重大题材的政治抒情诗和叙事长诗的创作。

娜夜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有多出精品，“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这话特别贴近每个创作者的心理。诗人不要炒作，不要花拳绣腿，要有更高的自我要求和诗歌追求。李松涛强调诗人无论何时都要真诚地歌唱，只有这样，作品才会清晰地留下不同时代里不同的生活印记和精神轨迹。诗人最宝贵的品格是“用才华表现良知”。所谓创作，说到底不过是诗人作家对以往文化成果反刍后的个性整合。胡丘陵认为，新时代需要“新政治抒情诗”。新政治抒情诗要注意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平衡，强化人间情怀与意识形态的兼备，诗人还要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忠实于心灵的书写，掌握智性抒情的方式与语言。与此相应，桂兴华认为近几年诗歌“淡化政治”的倾向已经有所纠正，新工业题材、农村扶贫等题材颇有新意，同时政治抒情诗应该把艺术感染力放在第一位，直露而少“诗美”是政治抒情诗的常见病、多发病，很多政治抒情诗在意象上下的功夫不够。大解强调，当下诗歌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变化正在走向成熟，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品，诗人们已经具备了表现当下人们精神状态和生命体验的诗歌情怀。基于汉语诗歌在宏大叙事上的缺席，诗人应该写叙事长诗并尽可能地向史诗接近，对本土文化的深入开掘和重新发现也能增强诗人的自信心。汤养宗认为要打造新时代诗歌的精品力作，诗人就必须建立当代东方汉语诗歌主场地位的写作自信。建立当代中国东方汉语诗歌的主场地位，把当下的汉语诗歌写作意识、汉语诗歌文化地位以及汉语诗歌的价值观传播出去，用中国人特有的东方思维来主导和推动东方诗歌的建设，让世界习惯和尊重我们建立在诗歌中的东方意识及东方诗歌的文化密码，从而产生与东方经济文化崛起相匹配的写作地位与影响力。这是目前我们应该加深认识并诉诸于建设的一种文化自信，这种认识更是必须的文化自觉，也是多元语境下自我提升和突破的动力。

臧棣认为目前单个诗人的创作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个人也有充分的能力解决自己存在的问题；但是从诗歌趋势来看仍然存在问题。比如，诗歌创造主体问题。新诗一直有“小我”“大我”之辩，诗歌是生命的文学，没有个性、没有小我的话，大我也会变得越来越空洞。当代诗对未来不可知的东西不太重视，容易向熟悉的、容易把握的方向推进，这样的话，诗歌内部的创造力会变得越来越单一，张力会越来越小。唐晓渡则认为个体和主体是辩证的，上世纪 80 年代关于主体性的讨论很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着眼所在。强调个体性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必要的。曾凡华、曹宇翔和刘笑伟专门谈到了新时代军旅诗歌的发展和问题。曾凡华认为诗歌的繁荣气象是有的，新诗的高原气候已经形成。新中国成立后一批踏着硝烟走上诗坛的军旅诗人，如李瑛、公刘等成为军旅新诗的领军者，他们明显受古边塞诗的影响，但在技艺上大胆吸纳了西方现代诗的技法，使中国军旅新诗呈现一种新的面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有“高原”缺“高峰”，切中了当前军旅诗歌的现状。高原与高峰的差距是指诗的气象与格局上的差距，那些诗高峰的攀登者与跋涉者如艾青、李瑛、雷抒雁等先贤已过世，寄望于年轻一代诗人们继续努力，诗是所有文学样式中最有可能被青年人“登顶”的。曹宇翔说，必须认识到当下军旅诗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但不论如何变化，它的家国情怀，主动赴难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人的灵魂永远不会变，也不能变，这是保障军旅诗歌出精品的前提。刘笑伟则提出，什么是新时代的军旅诗？他的回答是中国军队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催生出的、能够反映新时代军队风貌的、具有独特艺术水平和价值的诗歌作品。但是因为新老交替尚未完成等原因，今天军旅诗创作队伍显得底气不足、信心缺失。我们要认清新时代军旅诗的历史方位：一是要认清新时代军旅诗是新时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要认清新时代军旅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要认清新时代军旅诗在“培根铸魂”中的重要作用。周庆荣认为要繁荣新时代诗歌，要推出精品力作，散文诗不能缺席，但是诗歌界依然存在一种惯性认知，认为散文诗写作容易因其散文化而破坏诗歌的美学，并削弱诗歌的表达力量，说到底这是关于人们对诗性的理解的差异。

代表们认为要推出时代的精品力作，还要强化诗歌批评工作。

有代表认为钱书记的报告体现了对诗歌批评的重视。目前，虽然每个刊物都有评论板块，但是针对具体问题来谈的、系统的诗歌批评是缺席的，希望中国作协能从顶层设计上考虑。比如中国现代文学馆每年都有青年批评家客座研究员制度，但是对诗歌批评方面不太关注，建议专门拿出一两年的时间，找一二十位全国活跃的、做诗歌研究的青年批评家，这样对他们的成长也有帮助。

此次诗歌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为新时代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筑牢基础、厘清思路、指明方向，为新时代中国诗歌铺就高峰之路，推动这个新的时代持续产生出更多新的诗人、优秀诗人乃至伟大诗人。本次会议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主题，梳理总结新时代中国诗歌创作成就与经验，推动新时代中国诗歌繁荣发展。座谈会很好地激发了与会者的热情和思想，产生了许多精彩言说与真知灼见，充分起到了深化诗学探索、明确价值方向、凝聚诗歌共识的作用，对当下诗歌创作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全国诗歌座谈会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国艺术报》《文学报》《文汇报》以及中国作家网、《诗刊》社微信公众号、中国诗歌网、全国文学报刊联盟等新闻媒体积极报道大会情况。《文艺报》、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网都在头条位置开设了专题报道和深度报道。学习强国、人民网、党报头条、人民政协网、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中国新闻网、中国青年网、中国文艺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网、中国煤矿文化网、国家数字文化网、大众网、腾讯新闻、中国甘肃网、海峡之声广播电台、江苏文艺网、辽宁作家网、广东作家网、安徽作家网等几十家重要媒体予以转发，引起全国诗歌界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