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发达的藤蔓，“工业”一词、连同其宽阔多元的内涵与外延，长久缠绕着中国和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想象主干。从农业国家转型成为工业国家，这是中国现代化之路最重要的目标和参考系之一；从传统意义上的农耕生活，进入被工业产品环绕、由工业技术支撑的“现代人生活”，也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极普遍的现实追求。脱离“土的世界”、进入“铁的世界”，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极其重要的内在动力逻辑，它深刻地影响和重塑了中国人的历史想象乃至历史价值判断。

在这样的历史大语境之下，“工业”与“诗歌”的缠绕交融，无疑意义重大，但同时也显得分外复杂。重大在于，诗歌对工业题材、工业经验的书写，事实上构成了与现代中国历史的强大呼应、直接连通着历史发展的核心脉络。复杂则在于，中国古典诗歌建立在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对工业相关内容几乎毫无涉及，因此在词语系统、情感模式、形象谱系等诸多方面，工业诗歌对于汉语新诗而言，都相当于一项“白手起家”、无所依凭的“创业式”任务；与此同时，工业与中国人生活的关联程度、对中国人生命的介入方式、在中国人内心激起的情感，在百余年的历史中始终是不断变化的——在个体审美态度和情感体验的层面上，与工业相关的一切，远非如在历史逻辑层面上那样确凿稳定。诗歌所要面对和处理的，并非只是工业本身，更是工业与人的关系。这段关系呈现出这样的轨迹：与工业相关的一切，从历史想象的天庭云端降临而下，在穿越大气的旅程中释放出强大的光芒和火花，经历了与地面上无数个体生命对撞摩擦的剧烈过程，最终弥散、融化于当下生活经验的隐秘纹理之中。这是宏大历史想象不断内化于个体日常生活内部的过程，也是“奇迹”逐渐还原为“常识”的过程。

百年来，汉语新诗的工业书写记录、呈现了这一过程。而就今天的诗歌现场而言，一种新的工业诗歌正被热切呼唤、并已然显露轮廓：它将从无数常识的碎屑之中重新拣选和擦亮那些奇迹的钻石，并从现实经验堆积丰厚的土层深处，令那条已充分“内化”（生活化、日常化、情感化）的历史龙骨获得全新的显现。

一 

1920 年 6 月，郭沫若站在日本门司市西郊的山丘上——也站在汉语新诗最初发令起跑的几米范围之内——写下了这首《笔立山头展望》：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朦胧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Symphony，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弯弯的海岸好像Cupid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这首诗里出现了一个极富冲击力、并且在今天看来相当意味深长的意象：郭沫若将轮船烟筒排放出的燃煤废气，形容为“黑色的牡丹”“二十世纪的名花”。在这首诗里，令人激动的并不是山与海的美景，而是“天郊烟幕”（工业生产的产物及象征）以及这些赤裸裸绽放着的工业文明的“黑牡丹”。显而易见，几乎令诗人的心脏蹦出胸口的，是现代文明造成的印象冲击，以及这种冲击背后对中国历史未来的联想展望：这二十世纪的名花，迟早也将会绽放在中国港口的海面上。在郭沫若的语境中“工业”与“进步”“发达”，几乎是同义词；每一支小小的烟筒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的背后是对线性历史的总体想象，这种想象无疑牵涉着强烈而真挚的个体情感——我们甚至不妨联想一下郁达夫《沉沦》笔下主人公了结生命的地点，同样是日本的海边，他在死前所看到的也很可能是“二十世纪的黑牡丹”，祖国贫穷落后与个体自卑苦闷之间的奇异关联，将如蛛网般缠绕在黑牡丹纷乱的梗刺上面。工业，或者说无数工业元素、工业细节所暗示和指向着的整个工业文明系统，高耸在历史的彼岸，呈现为身披奇迹光环的异域神像、一个吸引力十足的巨大象征性“他者”。它被定义为历史前进的方向、被寄望能解决我们的困境和难题。

这样的心态，在现代知识分子那里显示出相当的代表性，并且一路延承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1957 年《诗刊》的创刊号上，刊有周良沛的《启明星》一诗。在这首诗里，诗人这样表现草原上奔驰的汽车队伍：

车队急急地往前赶， 

车灯是西奔的一道流光； 

发动机像蜜蜂在嗡嗡地嚷， 

好像在酿蜜时一样匆忙；

车队在大道上疾行， 

像快艇在划开海浪； 

像大海的风暴在呼唤勇敢者， 

前面的道路多么宽广……

这首诗在开始之前，先以类似“前言”的方式，交代了一个“在贫困的帐篷里流传”的传说：“有一天他们将得到幸福，那幸福从启明星光中走来”。诗人让车灯实现了这个传说：“车灯是高原的启明星，/发动机是黎明的前奏曲”，这些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与代表，惊醒了森林和栖居在农耕大地上的人民，“她在一阵晕眩中醒来，/见一个伟大的预言实现在今天早上”。来自工业文明的光芒和轰响“使她心里欢乐地震荡”。车灯所照亮的未来道路是宽广的，工业文明在关于幸福的预言中（也即在人们对历史前进的想象中）获得了诗意的合法性，它向我们呈现出一幅幅有关中国现代化前景的、总题为“时间开始了”的生动画面：“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还没有铁路的影子。/ 在我将去的矿井，/还只是一片荒凉。//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 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 在遥远的荒山僻壤，/ 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记住，我们要坚守誓言：/ 谁也不许落后于时间！”（邵燕祥《到远方去》）。

就这样，作为甜蜜而遥远的象征，工业的确是以一种类似启明星的方式，悬挂在诗歌的地平线上：它陌生、新鲜、清晰可见，却还无法被真切抚摸，携带着时间运行的巨大动能，投射出历史想象的纯净光束，照亮了那些被应许的生活和未来。

二  

未来终将到来。就好比天空中的星辰，只要进入地球的引力圈内，就注定会降落在大地上、出现在人的身边。工业之于诗歌，“甜蜜而遥远的象征”当然不会是常态，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与工业相关的一切“飞入寻常百姓家”、渐渐进入了“常态”“常规”“常识”的领域。于是，工业诗歌需要寻找新的意义模式，相关诗作的情感结构和表达姿态也必然发生深刻的变化。

1982 年，舒平在《工业诗的突破》一文中，提到了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不象当年了，对大规模工业建设抱着强烈的期望，有着巨大的日新月异的目标力量和对一切都持有的那种新鲜感。三十多年时间过去了。当年在工棚里呱呱坠地的孩子，已经是新一代的接班人了，对这里的一切，都是熟悉而又熟悉的。我们已经有了几十万个企业，这对于我们进行物质建设，无疑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和向新的目标跃进的基础，但它也‘积累’了我们的生活，使新鲜感消失，变成了某种单调的重复，无所事事般的平庸，一切都是司空见惯。这样，诗歌也不可避免地感到无所挖掘。”一种被“积累”的经验、渐渐进入重复与习惯之中，这是任何一种题材或经验在进入审美系统、被不断深化并尝试经典化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要遭遇到的问题。对于工业这样曾经带来巨大惊奇感和冲击力的题材内容，这样的情况尤为明显。

一层维度的受阻，常常也意味着另一维度的敞开。例如梁小斌的《节奏感》。以往的中国工业诗歌论述者们常常会提到《节奏感》，认为这首诗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豪迈浪漫，延续了共和国前 30 年的感受模式，展示了个人自由自觉的活动与国家价值（同时也是历史价值）在工业生活场景内的完美统一：

清晨上班，骑上新型小永久， 

太阳帽底下展现我现代青年含蓄的笑容。 

闯过了红灯， 

我拼命把前面的姑娘追逐。 

警察同志，这不是爱情，但是我控制不住。

我的灵魂里萌发了一种节奏， 

我干的是粗活，开着汽锤， 

一只悠闲的腿在摆动， 

而那响亮的汽锤声一直富有弹性和力度， 

连我的师傅也很羡慕 

我的师傅不会懂得，我模拟的是圆舞曲的小舞步。

然而细读便知，《节奏感》的诗意来源并非是建国初期经典意义上的工业生产生活，相反，工业元素恰恰是在被替换的过程中滋生出了自身的诗意：骑自行车去工厂上班的过程被幻化为一种并非爱情的追逐行为（不妨将其类比为工业时代版的“策马奔腾”，在今天类似的行为被称为“飙车”），而干粗活开汽锤的腿，在圆舞曲小步舞的比喻中悄悄溜下了工位。事实上，考虑到该诗创作于 1979 年，再参照诗歌开头有关“自由的音符”的句子、最后一节关于“祖国”和“节奏”的书写，将这首诗与改革开放、社会空气变化的历史语境关联在一起似乎更为妥帖。在我看来，这首诗真正值得品味之处在于，工业经验如此自然地挣脱了“本体——喻体”的宏大意义垂直结构（从“烟囱”上升到“现代文明的黑牡丹”、从“车灯”上升到“历史启明星”），而把一切还原为一种动作到另一种动作间的平行越界体验（从“骑车”到“纵马”、从“踩汽锤”到“踩舞步”）。这种处理方式，本身便相当于一种工业经验“落地”“近身”之后的“圆舞曲的小舞步”。

更直接的“落地”与“近身”，体现在与工业相关的种种，逐渐化作了普通人生活流程甚至生命流程上的一环，进而真正融入了诗人对生活与存在的思考表达之中。舒婷在 1980 年写到了“流水线”：“在时间的流水线里 / 夜晚和夜晚紧紧相挨 /我们从工人的流水线撤下 / 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 /在我们头顶 / 星星的流水线拉过天弯 / 在我们身旁 / 小树在流水线上发呆”。“流水线”在此成为了一种普遍而抽象的秩序（在许多不经意的瞬间，这个词溢出了它原有的语义场），诗人自己的情感体验则托付给星星、委婉地传递了出来：“星星一定疲倦了 / 几千年过去 /它们的旅行从不更改”（舒婷《流水线》）。具体而熟悉的流水线生产工作，对应着某种（可能本身并不具体的）疲倦情绪；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流水线工作的普遍存在，为“疲倦”情绪的表达提供了极富时代特色的载体和对应物。而当这种富有个人色彩的情绪表达上升至群体命运感的层面，就出现了于坚《在烟囱下》（1983 年）里写到的场景：“工厂的孩子们 / 在烟囱下 / 长成了大人 / 当了锻工 / 当了天车工/ 烟囱冒烟了 / 大家去上工”。

而在更新一代诗人（尤其是工人身份的诗人）眼中，工业生产成为了与生俱来、理所应当的存在，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生活——乃至生存——本身的主要形象表征。在他们的笔下，与工业相关的内容常常与某些带有压抑色彩的情绪一同出现。例如郑小琼的《声音》：“我看自己正像这些铸铁一样/一小点，一小点的，被打磨，被裁剪，慢慢地 / 变成一块无法言语的零件，工具，器械 / 变成这无声的，沉默的，黯哑的生活”。又如许立志《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 他们把它叫作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天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咽不下了 /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最后，这种无法咽下的情感和生活，在修辞上竟与耻感建立起了关联。

“无法咽下”，在更深的层面上意味着“无法消化”。而“无法消化”，又反过来印证了“消化”这一努力或尝试的存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工业经验与个体日常生活、自我认同之间艰难融合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此中存在着撕裂和灼伤的疼痛体验，但这种撕裂弥合同样为诗歌创造了以独特角度重新观照生活、乃至思考现代文明的有效途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也不应狭隘地将这类诗句理解为对工业文明的指责控诉（仅仅从“反现代性”的角度去解读郑小琼、许立志等人的诗歌显然是偏颇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降维化”的阐释方式），它们指向的其实是对当代人生命状态、生存境遇的总体性指认。而工业，恰恰为诗的思考打开了一扇视角极佳的窗口。

三

疲倦、失语甚至呕吐，在本质上都是十足肉身化的精神体验。它们暗示着工业生产在深刻介入个体生活深处时引发的“排异反应”，也暗示着工业元素在进入诗歌的词语谱系、审美系统时引发的“排异反应”。今天，当情感和词语的“排异反应”能量被逐渐耗尽（被消化吸收掉），一种新的工业诗歌正在成为可能：工业既不仅仅再单方向指向亢奋宏大的历史乌托邦激情、亦不再被症候性的时代创伤体验所裹挟绑定，而是真正成为了我们每日经验细节的组成部分，甚至参与建构了我们的对生命的记忆、对存在的感知、对生活的理解。

例如“矿工诗人”老井的诗作《地心的蛙鸣》：

煤层中  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 

放下镐  仔细听  却不见任何动静

我捡起一块矸石  扔过去 

一如扔向童年的柳塘 

但却在乌黑的煤壁上弹了回来 

并没有溅起一地的月光

继续采煤  一镐下去 

似乎远处又有一声蛙鸣回荡…… 

（谁知道  这辽阔的地心  绵亘的煤层 

到底湮没了多少亿万年前的生灵 

天哪  没有阳光  碧波  翠柳 

它们居然还能叫出声来） 

不去理它  接着刨煤 

只不过下镐时分外小心  

怕刨着什么东西 

（谁敢说那一块煤中 不含有几声旷古的蛙鸣）

漆黑的地心  我一直在挖煤 

远处有时会出几声  深绿的鸣叫 

几小时过后  我手中的硬镐 

变成了柔软的柳条

这首诗里出现的煤矿劳动生活，并未简单地寄托于宏大历史的意义联想以获得诗意，也并不着力于传递强烈的不适体验。相反，我们从中读到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真切地植根于个体独特内心世界的浪漫乃至安宁。不必在现实逻辑上纠结于矿工生活可能存在的艰苦或危险，就文本自身而言，其诗意的成立与写作者的现实境遇之间并不必建立起完全镜像般的关联等式。事实上，农耕生活的贫穷艰辛也并不会消解掉古典田园诗歌的美学魅力。而就本诗而言，煤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担负起了田园的部分职能——即便我们不难从老井的安宁浪漫之中，分辨出孤独忧伤的痕迹。而在老井的另一些诗作中，许多可以做“大”文章、“大”阐释的元素，被有意地用“内化”“情感化”的方式“微”处理了。很典型的一首便是《回答》：在劳模表彰大会上，出现了诸多关于“采煤原动力”的回答：为祖国建设而采煤、为新房崛起而采煤、为维护同老婆岳母的关系而采煤等等。但老井重点抛出的一个答案却是：“俺拼命刨煤/只是为了找到三十多年以前 / 被一堆碎炭埋在井底的爸爸”。既不是大喊口号、大唱高调（与高调有关的回答被做了略带喜剧化的处理），也不是痛陈创伤（在三十年前的矿难过后，“儿子”依然走上了矿工岗位乃至成为劳模，而非以单纯对抗性的姿态出现），却是把以上二者全部内化于个体生命经验的内部：关于父亲的记忆，犹如含义暧昧的信物，把儿子的身体（及身份）绑定在煤矿生产一线，甚至还绑定了一重意味极其复杂、永远撕扯不开的情感关联。这一切远非简单的“爱 / 恨”“希望 / 绝望”等二元对立式的概念所能概括。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龙小龙 2019 年发表于《诗刊》的组诗《新工业叙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把与工业相关的一切，还原为了一方场景、一串动作、一处细节、一块话语和呼吸的场域，并找到了意味驳杂、铭刻有个人印记的情感介入方式： 

我们很难准确地说出 

一辆转运车究竟养活了多少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这辆转运车的驾驶员换了一茬又一茬

装车的师傅退了一批又一批 

轮胎爆了一个又一个 

老旧的转运车。昨天它又侧翻了

依然没有伤及无辜 

但很快它被送去了废品站 

所以，这一回，它是彻彻底底地“转运”了

——龙小龙《老旧的转运车》

烟囱戒烟了。我希望不要急于拆除 

就让它高高地挺立，成为一种标记、一种记忆 

而领导坚决要拆掉 

那天，我们实施的是定向爆破 

只听见一道闷雷，烟囱便应声倒下

那种感觉让我难受了好久 

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平素叼着烟袋、溘然长逝的父亲 

我含着泪在心里默默地念叨 

再见了，烟囱 

再见了，我的老父亲

——龙小龙《再见了，烟囱》

一次物理性的报废、一种功能项的消失、一系列生产方式的转型，背后是进步、也是离别，有时代的发展、也有个体的老去，其实包蕴着特别深沉的情感体验，甚至勾连着几代人的生命往昔。这些诗写的是现代工业里的“旧物”，然而正是在时光奔涌而过的历史沉积带上，诗人找到了新的感受和深情。也正是在这种旧日经验的夕光映照下，人与他所书写的对象真正融为了一体——在平和中，在静默中，如同两位老友在晚饭前肩并肩坐在公园长椅上。

同样于 2019 年发表于《诗刊》的彭志强《电线杆》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挖洞、抬杆、拉线、抢修等工业生产动作本已充分规范化（也即流程化），却能够被诗人写得趣味横生，并且赋予了崇敬、深情甚至嬉笑怒骂等一系列情感，这有效地拉近了工业器物装置与读者内心情感间的距离。以钢铁冶炼工业作为主要创作题材的诗人马飚，则探索了工业经验情感化的另一种尝试：他将词语的处理对象同词语本身一并扔进了仪式化的句式熔炉（像把铁矿石和火焰压缩在一起），把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超现实感和情绪激越的呓语状态相结合，配置出工业激情的“致幻剂”；通过语言秩序的剧烈扭曲，爆射出工业生产图景的强力冲击印象：“高炉喷薄太阳的芳菲 /……铁水是春光里红土涨过海拔”“看火箭、高铁飞动，光阴上，有我们加工的部件//……思考也产生：焦炉气的形而上——甲酸、乙醇 / 用生铁酿白葡萄酒 /一样的：耐热临氢 / 钒钛钢宇宙有流逝自成”( 马飚《太阳铁——新工业颂歌》)。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并未出现在经典工业谱系之中、近年来却迅速介入公众生活的“准工业”或“泛工业”题材。从事快递行业管理工作的青年诗人王二冬，近年来创作了颇具规模的《快递中国》组诗，他把镜头对准了极富时代代表性的快递运输领域。“你静静坐着，整座城市停止奔跑”（王二冬《城市超人》）这样的句子，令习焉不察的常识性场景迅速获得诗的精妙表达、进入了时代经验的审美序列；而那些在夫妻母子、故乡异乡、甚至现实自己与理想自己间传递转移的快件包裹，无疑被装填了极为典型的时代情绪，其背后所牵涉、暗示的历史发展图景无疑也是重大而有总体性的：“小小的包裹填补了城乡的裂痕 / 她把瓜果交给快递员，父母尝到女儿的甜蜜 / 她把围巾交给快递员，丈夫在异乡不再寒冷 // 她偶尔也把无名的悲伤交给快递员 / 没有地址的收件人像一棵与时间对抗的树 / 不知道送给这一棵还是那一棵 / 他有时觉得自己也是收件人，自己 / 也被这个村庄被村庄里的人和万物爱着”( 王二冬《乡村使者》)。

由此可见，新工业诗歌的“新”，一方面在于传递、书写了工业生产生活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新内容；另一方面，更在于表达了人对工业经验的新感知、新情绪，这些感知和情绪往往带有具体而微的时代精神典型性。这些“发达工业时代的抒情诗人”们正在做、并将继续做的，是将工业这样一个紧密联系着国族命运、历史进程的主题，充分地融合进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情感结构之中，是从“常识”中再度发掘出“奇迹”，是追随着“工业”一词所携带的巨大历史动能进入每一个人生活和生命的内部——然后从那里，把一种获得全新形体的情感能量、历史能量，再度爆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