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千多年以来，关于陶渊明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在阅读的过程中，越发觉得围绕着陶渊明充满了谜团，越发理不清他的面目。本以为陶渊明是个简单的隐士，但发现从陶渊明的名字，到他的享年，到他的思想倾向、政治态度，再到他的生平，都有许多让人进一步思考的谜点。

首先，我们来看陶渊明的名字，他的名字在文献上就有多种不同的记载：

颜延之《陶征士诔》：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

沈约《宋书·隐逸传》：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

萧统《陶渊明传》：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

房玄龄等《晋书·隐逸传》：陶潜，字元亮。

李延寿《南史·隐逸传》：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

佚名《莲社高贤传》：陶潜，字渊明。

以上记载，没有一条是相同的，而且还有很多“或云”。所谓“或云”，相当于“有的人说”，“有的书说”。如此众多的分歧，正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陶渊明的信息在六朝时已经比较混乱了。其原因就在于陶渊明在那个时代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这与他出身于寒族家庭有关。家庭出身导致他只能沉沦于官场的下层，为官基本上也是事务性的下级官吏。六朝时的正史基本上都是根据六朝时期家族的族谱或家传编写而成的。陶氏家族在陶侃之后，一蹶不振，没有再出现过振兴家族的人物；而且陶氏家族也没有实现从所谓“武力强宗”到“文化世族”的转变，也就无法实现从文献上进行家族传承的理想。关于陶渊明生平的混乱在其去世后不久就开始了，他的朋友颜延之所写的《陶征士诔》已经有不少地方语焉不详，比如诔文仅称陶公卒时“春秋若干”，具体的享年，不得而知。

以上记载，都是正史或比较可靠的文献留下来关于陶渊明名字的记载，我们也无法说哪一条是准确的，或哪一条可靠。现在我们只知道，大概一千六百年前，有一个人，可能叫“陶潜”，可能叫“陶渊明”，可能叫“陶元亮”。至于他的真实名字及号，仍然是一个谜。

陶渊明之形塑与他所撰的《五柳先生传》有很大的关系，《宋书》、《晋书》、《南史》的本传在引用了这篇文章之后，都说“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萧统的《陶渊明传》也说“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从“自序”、“自况”、“实录”这些字眼可以看出当时人认为“陶渊明＝五柳先生”，也就是说作为作者的陶渊明与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实为一人。其实，这一点很值得商榷，日本学者一海知义在《陶渊明———情寓虚构的诗人》（载《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中认为：

阅读渊明的全部作品就可得知，《五柳先生传》既不是只描写诗人的虚像，也不是只描写诗人的实像。这里的“传”，实质上更接近于虚构。

当时的人们，如前所述把《五柳先生传》看成是渊明的“记实”，这可谓是一种象征性意义上的“记实”。

一海先生发现，《五柳先生传》中使用的叙事结构以及词汇，都来自前代的文学作品。另外，传中描写的五柳先生的生活与陶渊明其他诗歌中描绘的生活并不一致。所以，《五柳先生传》说到底只是一篇文学作品，或者说是陶渊明用来表现其理想人格的文学作品，与其真实的陶渊明还有一定的距离。

千百年来，我们阅读陶渊明时总有一股冲动，就是将真实的陶渊明与虚构的五柳先生混融起来。从而造成一种循环论证，用《五柳先生传》中的内容去证明陶渊明，再用陶渊明的行为去印证《五柳先生传》的“记实性”。

不过，否定掉这一点后，我们又要问到底谁是陶渊明？

二

陶渊明生平中，还有不少让我们困惑的谜。

《晋书·隐逸传》载渊明“既绝州郡觐谒……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但后来江州刺史王弘要与他结交，陶“称疾不见”，于是有《晋书》下面的故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当往庐山，乃遣其故人宠（庞）通之等，赍酒先于半道要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弘乃出与相见，遂欢宴穷日……乃令一门生二儿共舆之至州，而言笑赏适，不觉其有羡于华轩也。”如果我们翻看《陶渊明集》的话，就会发现，其与王弘的交游并不止于此，陶集中还有《于王抚军座送客》一诗。读至此，我们就要发问：身为隐士的陶渊明，为何要到江州城中，并且成为王弘的座上宾，而且还参加了一些社交应酬活动。同时，我们还要问，为何同为江州刺史的檀道济去见陶渊明，并馈之以“粱肉”，陶渊明并不领情，且“麾而去之”？王弘，何许人也？据《宋书·王弘传》记载：“王弘，字休元，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导，晋丞相。祖洽，中领军。父珣，司徒。”王弘出身于东晋南朝第一高门琅玡王氏家族，其曾祖父是东晋的开国重臣王导。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也是东晋的开国功臣，可见王弘与陶渊明的年纪应该相差不大，但两者的政治倾向并不一致。陶渊明对东晋王朝还有一丝留恋，而王弘则是刘裕的心腹，据《宋书》本传载：“义熙十一年，征为太尉长史，转左长史。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京师，讽旨朝廷。”从刘裕遣其回建康请求九锡之事可以看出，刘裕对其的信任。王弘在晋宋易代之际，为刘裕的顺利登位做了很多工作。刘裕即位后，“以定策安社稷，进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户”。可见，王弘彻头彻尾是刘裕的党羽，而《宋书·隐逸传》特别说，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以来，唯云甲子而已”。尽管陶渊明入宋以后只书甲子的记载并不一定是事实，但陶渊明在感情上同情晋室应是没有疑义的，为何陶渊明与刘裕的心腹王弘有一定的交情？

不仅如此，从陶渊明仕履中，我们还发现，陶渊明还先后做过颠覆晋朝统治两位军阀的幕僚。陶集卷二有诗《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此诗作于晋安帝隆安四年（４００）。据同卷之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一首》，此诗作于隆安五年（４０１）。“江陵”即荆州治所，此时的荆州刺史正是桓玄，陶渊明此时正在桓玄幕中。可见，陶渊明在桓玄幕中至少有一年时间。桓玄占据着长江中上游的军事要地荆州，掌握着所谓“西府兵”，此时正在酝酿推翻晋王室的阴谋活动。陶渊明在桓玄幕中看到了什么、接触到什么，在他的诗中，没有一点线索。他又是何时离开桓玄军幕的，亦不得而知，但可知的是，不久桓玄就起兵造反，后来又兵败被杀，而陶渊明则非常有先见地躲过了这场危及生命的劫难。而且，他很快又投入到打败桓玄的另一派军团中。

陶集同卷还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首》一诗，据《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云：“宋武帝行镇军将军。”据《晋书·安帝本纪》记载，元兴三年（４０４）三月：“桓玄司徒王谧推刘裕行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假节。”陶渊明在刘裕镇军将军幕中大概一年时间。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在陶诗中亦一无反映。“曲阿”即今天的丹阳，陶渊明的目的地是刘裕的驻地京口，即当时的南徐州，南徐州是刘裕军团的根据地，即所谓“北府兵”的所在。山谦之《南徐州记》说：“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世说新语·捷悟篇》注引）陶渊明也对这段生活只字未提，这也是他生平的一个谜。

问题是，陶渊明在较短的时间内何以能从一个军阀集团投入到另一个敌对的军阀集团，陶渊明是如何实现角色与心理上的转换的？虽然，我并不认同日本学者冈材繁在《陶渊明新论》提出的观点，即“渊明实际上是一个并不按节操行事的人”（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在陶渊明仕宦生活中，“其为人处世是相当不顾节义并十分功利主义的”。他在上面几首诗中，反复咏叹的是对田园的怀念，对归隐的渴望。对于从小就怀抱儒家理想，同时又受到其曾祖父因军功起家影响的人来说，这两次入幕都给了他很好的机会，但陶渊明又都激流勇退了。陶渊明在这两大军事集团中的幕僚生活确实是一个谜团。

陶集卷一《答庞参军》诗序云：“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见赠。”这里的卫军将军就是兼任江州刺史的王弘，王弘自义熙十四年（４１８）为江州刺史，宋武帝永初三年（４２２），进号卫军将军。庞参军见陶渊明之时，正是宋高祖死后，少帝及位之时。景平元年（４２３）春，王弘命庞参军使江陵，见宜都王义隆（后来的宋文帝）。后来庞参军又受刘义隆之命，出使京都，此即《答庞参军》诗中所说的“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庞参军衔王弘、刘义隆之命往来于江陵、浔阳及建康之间的时候，正是京都与地方酝酿废少帝而立刘义隆为帝的谋划阶段。一年后的景平二年（４２４）五月，徐羡之等谋废立，召王弘入朝；七月，废少帝，立刘义隆为帝。所以庞参军活动于王弘、刘义隆以及京都之间，极可能衔有重要的使命。庞参军与陶渊明一见如故，先后两次与陶渊明过从，他在与陶渊明酬酢之时，有没有透露使命方面的消息？陶渊明知不知道庞参军的任务，知道后又做何想，这些都是谜，在陶诗中没有一丝反映。

从陶渊明的仕履可见，虽然他不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人，而且一生大部分时间都选择隐居，但他在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中，并不完全是一局外人。他先后任职于当时最有势力的两大军事集团，又与当时的权臣结交。其中有多少故事，陶渊明的心路历程何在，我们都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陶渊明是有一点政治敏感的，在桓玄未起事时，就已经感觉到他可能失败，因而及时全身而退；而在刘裕军幕时，也觉察到刘裕的动作，因为政治理念不合，也没有积极参与到刘裕取代东晋政权的活动中。

这些谜团，正说明了陶渊明人生的丰富性与矛盾性，也告诉我们不能用静止的眼光去看待陶渊明，而应用动态的、变化的眼光去观照他。

三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即一个作家在其生前并不知名，但在他身后，他的名声越来越大，陶渊明就是一个典型。在传统的文学史建构中，作家居于中心地位，他不但决定作品的价值，而且阐释作品也要通过作家的生平和思想来解释。但陶渊明及其作品成为经典，并不仅仅因为陶渊明个人的缘故，其实可以说，陶渊明是被选择的结果。他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符号，不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后世读者选择他的结果。从这一点可见，读者，特别是像萧统、苏轼这样的强势读者，他们在文学史运动或文学经典建构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今天已经公认陶渊明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家，但其经典地位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可以说陶渊明最终成为经典／典律是在宋代，而且其经典地位形成之后，就呈现一定的固化现象，也就是说，宋人塑造了我们今天的“陶渊明观”，而我们对陶渊明的认识、认知尚未脱离宋人的范式。“经典”或“典律”指的则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及（其）经典作品（ｃｌａｓｓｉｃｓ），“经典化”或“典律化”（ｃａｎ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指“某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瞩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Ｓｔｅｖｅｎ Ｔｏｔｏｓｙ ｄｅＺｅｐｅｎｔｎｅｋ演讲引Ｉｔａｍａｒ 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说，马瑞琦译《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所谓“被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就包括得到重要文学选本或掌握话语权的评论家的接受。

陶渊明生前是一介隐士，他的传记在正史的“隐逸传”，而不是“文苑传”，正说明了他在中古史官的心目中是一个隐士的形象。最早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是兰陵萧氏家族，特别是萧统对陶渊明的经典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萧统就是所谓“文化的主流圈子”的代表者。在中国文学批评中，选本具有强大的筛选裁鉴功能。正如《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序所说的，选本可以“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具有“文章之衡鉴”的功效。编选者根据个人的欣赏品味、趣味对存世的文学作品进行裁剪，选择出能反映时代审美风尚及个人兴趣的作品。由于选本流传比个人的全集要广泛和方便，所以其影响力更大。萧统是文学史上陶渊明最早的知音，他不但编纂了《陶渊明集》，而且撰写了《陶渊明传》，更重要的是在《文选》中选入了陶渊明八首诗和一篇散文：《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挽歌诗·荒草何茫茫》、《拟古·日暮天无云》、《饮酒·结庐在人境》、《饮酒·秋菊有佳色》、《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咏贫士·万族各有托》、《归去来兮辞》。这些作品都是表现陶渊明希企隐逸的作品，或是出仕时，希望回归田园的愿望；或是归隐时，对隐居生活的讴歌。总而言之，这些作品都表现出一种对主流社会的疏远，以及对主流价值的疏离。萧统虽然贵为太子，但因为身处政治中心，所以一直面临着很多政治斗争。梁武帝普通七年（５２６），萧统生母丁贵嫔去世，萧统在丁贵嫔墓侧下埋蜡鹅等物以厌不祥，最后引起了多疑的梁武帝的猜忌。萧统也因为这次“蜡鹅祷厌事件”不能自释，最后郁郁而终。处于政治漩涡之中的萧统，对超尘物外，不受政治羁绊的陶渊明之喜好，也不是一件意外的事了。毋宁可以这样说，陶渊明对仕途之厌倦，对田园之欢欣，正吐露了萧统的心声，萧统也借陶渊明舒缓了精神上的焦虑。在萧统眼中，陶渊明还有一个社会道德净化剂的作用，他在《陶渊明集序》中说：“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此亦有助于风教尔。”可见，萧统的陶渊明，隐士的形象大于诗人，陶在文学上的价值，只得到了萧统部分的承认。

陶渊明经典地位的最后确定与苏轼文人集团有很大的关系，用宋人的话说，就是陶诗得到苏轼的“发明”，而不是“发现”。美国读者反应批评家斯坦利·费什（Ｓｔａｎｌｅｙ Ｆｉｓｈ）曾说过，文本的意义是由拥有共同的社会背景和审美习惯的“解释团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所创造的。这里“解释团体”就是苏轼文人集团，“创造”就是宋人所说的“发明”，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陆宣公之议论，陶渊明、柳子厚之诗，得东坡而后发明。”苏轼对陶渊明的发明有几种方式，其一就是著名的和陶诗，他在《与苏辙书》中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东坡续集》卷三）苏轼不但开创了与古人唱和之先例，也开启了和陶诗的传统。其二就是对陶诗进行评论，这种评论一般都以题跋的形式出现。如《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认为“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东坡题跋》卷一），看法非常准确。又如《题渊明诗》云：“陶靖节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同上）此是通过个人经验来验证陶诗的妙处。其三就是“修辞性阅读”（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即一种主体性的强力阅读，阅读者可以通过个人的感受与理解改变阅读的文本。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苏轼的《题渊明饮酒诗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同上）从历代的陶集版本来看，此处皆作“见南山”，而非“望南山”，苏轼根据他本人的审美，而以强力的方式改动了此字。而又因为苏轼巨大的影响力，从此之后，陶集的版本都改作了“望南山”。其实苏轼才是真正“妄以意改”者。这种修辞性阅读的方式塑造而成了“苏轼的陶渊明”，从而极大改变了陶渊明的形象。宋人也继承并发挥了苏轼的这种阅读方式，陶渊明《述酒》向以晦涩难懂著称，其中有句云“平生去旧京”，“平生”被宋代江西诗派诗人韩驹改为了“平王”，这样才好和刘裕先废晋恭帝而自代，最后又酒耽杀恭帝的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

在江西诗派始祖黄庭坚看来，陶渊明诗歌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可以消解过分强调声律的拗峭以及无节制地摄取前人的创作资源而带来的文学内部的紧张。他在《题意可诗后》（《山谷集》卷二十六）中说：“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道者道哉！”陶诗中看似不经意的“拙”有力地挽救了江西诗派刻意求工、求奇带来的弊端。

经过苏轼文人集团的揄扬之后，陶渊明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从一位普通的六朝诗人一跃为整个汉魏六朝最伟大的诗人。《遯斋闲览》云：“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诗林广记》卷一引）曾纮亦称渊明“真诗人之冠冕”（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四引）。宋人甚至认为苏黄都不如渊明：“东坡豪，山谷奇，二者有余，而于渊明则为不足，所以皆慕之。”（吴可《藏海诗话》）陶渊明已经成为可以和杜甫比肩的经典诗人，脱离了中古以来隐士大于诗人的形象，同时与历史上真实的陶渊明形象也有了一定的距离。

陶渊明入刘宋后不书甲子之事在宋代经常讨论，很多学者在理性上都不相信此事的真实性，但在感情上却当作事实，这一点在晚宋遗民身上表现最为明显，如舒岳祥（１２１９—１２９９）《阆风集》卷二《解梅嘲》云：“难学夷齐饿首阳，聊效陶潜书甲子。”牟（１２２７—１３１１）《牟氏陵阳集》卷一《九日》诗亦云：“终身书甲子，凛凛义形色。”卫宗武（？—１２８９）《秋声集》卷三《和叶干庆七袠诗》前两韵云：“不图闻达老何求，久矣甘为农服畴。晚岁但知书甲子，希年徒自富春秋。”俞德邻（１２３１—１２９３）《佩韦斋集》卷六《次韵陈教授见寄二首》其二亦云：“笔在不妨书甲子，诗亡谁为作春秋。”宋代以后，陶渊明又增加了不与新政权合作的遗民形象，附着上一层道德色彩。

至此，陶渊明形象基本上已经定型。作为隐士，他拒绝与政治同流合污，同时感情上同情于东晋王朝，不与篡夺皇权的刘宋王朝合作，所以人格上有“清”和“义”的一面。作为诗人，他的诗歌游离于六朝世家大族控制的注重辞藻的诗坛，从而创作出一种经过淬炼而以不经意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田家语”和质朴平淡的诗风。

陶渊明形象固定之后，很长时间，我们接受的陶渊明都是宋人形塑而成的。近年以来，海外出版的陶渊明研究著作中，开始对陶渊明进行了重新解读。如日本学者冈村繁的《陶渊明新论》，这本“新论”几乎颠覆了我们传统的陶渊明观。这本书主要从陶渊明的诗文中发现陶渊明思想性格中矛盾的一面，并与当时的政治历史结合起来，从而认为陶渊明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人，甚至有点“卑劣”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做出一些违背社会道德的事。也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投靠不同的人。当然，他的说法并没有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同。再如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她用一种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思路来看历代的陶渊明研究，她解构掉了因为规避陶集中的大量异文，而造成陶渊明面目的单一性，而认为每个异文后面都折射出一个不同的陶渊明，所以她说：“我们没有一个权威性的陶渊明，却拥有多个陶渊明。”同时，她又启用中国文学研究者关注较少的手抄本文化去观照陶渊明。她说：“在抄本时代，一个抄写者作为一个特别的读者，可以积极主动、充满自信地参与文本的再创造。”又说“《尘几录》的主要目的，是勾勒出手抄本文化中的陶渊明被逐渐构筑与塑造的轨迹。”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作品，它对过往的陶渊明研究作了一个切割，有意识地重新阐释宋代以来已经意识形态化的陶渊明研究。

我们说的“陶渊明”这个文化符号并不是单一固定的，而是随着时代流动的。我们应该说“萧统的陶渊明”、“白居易的陶渊明”或“苏轼的陶渊明”，或“《宋书》中的陶渊明”、“《晋书》中的陶渊明”。至于真实的陶渊明，早已模糊不清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进步，端赖于每一时代都有对传统文本与作家之新解读，如果我们的视野还停留在“萧统的陶渊明”、“苏轼的陶渊明”之上，绝不是学界之幸。我们可能不同意冈村繁或田晓菲的观点，但我们也要欢迎“冈村繁的陶渊明”、“田晓菲的陶渊明”的出现，更要呼唤２１世纪我们自己的新的陶渊明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