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当湖北诗人们意识到，以诗歌的方式向这个时代发出问候，会显得多么理想主义，同时又是那么虚幻而悲壮。多年之后，我们再度想起2018年的湖北诗歌，即便不需要通过记忆来还原现场，仍然有那么多声音在穿越欢笑、疼痛与日常生活的点滴后，回响在荆楚大地的上空。但那不是集体的合唱，而是一个个诗人内心的幽鸣。

之所以以“幽鸣”开启这趟诗歌之旅，是在于诗歌的发声越来越需要拒绝聒噪与喧嚣，沉潜才是当下诗人理应坚守的品质。2018年湖北诗人们的写作还是在向下或向上的博弈中不断靠近自己的内心，靠近诗的本体。诗的力量感源自诗人的真实感受如何对接心灵的创造，湖北诗人在这一点上足够认真，这是荆楚文学的传统，可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是否又太轻了？日常生活空间越来越狭窄，诗歌越来越小器，当我们远离“革命”，那种起伏和跌宕感，也随着平和美学的到来而渐行渐远。传统给诗人们带来的并不完全是荣耀，也有“影响的焦虑”，有突破历史枷锁的压力。背负着使命的湖北诗人，究竟在具体文本与整体观念上给2018年赋予了什么新的趣味与主旨？那些年轻诗人又在作怎样的调整，从而强化写作的主体性？湖北诗人2018年度的写作，在整个湖北诗歌史的长河中会占据什么位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可能是不完整的。但透过这些问题，可探究湖北诗人们努力的方向，以及问题本身反过来怎样影响诗人接下来的创作态势。

一 乡土传统的再造与历史书写

湖北的乡土诗写作作为一个传统，其实暗合了中部地域的地理特征和风土人情，山水自然与相对恬淡的日常生活，确实孕育了诗人们一种朝向生活内部的眼光。他们在平静的生活中捕捉细微的人生体验和日常经历，探寻生活的起源与山水自然的关系，这种朴素的愿望一旦遭遇理想主义的表达，诗会随着乡土修辞而呈现出真切的抒情格调，这也成为了诗人们普遍的书写模式。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诗人们在书写乡土经验时，不再局限于直抒胸臆，而让“土”的那一部分经验转化成了大地的沉思。尤其是从普泛的乡土抒情开始关注人，关注环境的变化，这是新一代湖北诗人对乡土书写的美学调整。与乡土隐秘的对话性，构成了湖北诗歌在2018年重要的美学维度。在这一逻辑中将湖北诗歌纳入到年度评述范畴里，是基于最直观的体验和感受，他们的写作越来越趋于专业化，而且朝向了诗歌的内部寻求创新。乡土是一个大的自然意义上的传统，但在当下诗人笔下，它越来越成了细小的经验独白，这是诗人们整体的美学转向。当诗从宏大的浪漫主义抒情回归日常，在现代性的意义上靠近诗的本体，而当下的日常生活之诗也是乡土文明的延续和重构。2018年的湖北诗人如何进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又怎样将对大的思考转化成微妙的诗意，以契合现代性的敞开？

2018年，张执浩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获奖诗集为《高原上的野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版）。张执浩的诗歌多源于最日常的生活经验，他有时在反讽里把握现实的动向，有时又以移情的方式切入万物的幽暗性。在近乎朴素的表达里，他竭力打开那些小事物的“内心”，赋予它们以主体性和灵动感。在通往诗的途中，他可以倾听花开的声音，也能够洞察到鱼的悲伤，还不时地关注草的强颜欢笑与水的沉默寡言，这些创造性的风景，既是想象的产物，也是经验的延伸。立足于此，诗人试图通达诗歌的内部，以叙事“发明”词的内涵，以抒情表现诗的本质，最终抵达生命感知中那迷人的美。可能对乡土诗传统最有感触的，当属诗人田禾，他从喊故乡的时代走过2018年，仍然还在不断地回望他的童年、苦难与乡村孤零的个体。他写村里大哥撒网捕鱼，寥寥数语，形象生动，“大哥是农民，在他眼里/驾船就是扶犁/打鱼就是收割庄稼/木桨在水中划来划去/就是给庄稼一次次地翻土”（《水边村庄》）。田禾对乡土的眷恋是一种内心的情感流露，他的乡村生活体验与他的直觉、表达同构成了诗的内驱力。

当诗人们以自己的写作印证海德格尔“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时，不管他们回到的是真实的故乡，还是想象与虚构的故乡，其实都是将灵魂投射在了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间，童年的记忆就是故乡的历史，诗人在纸上不断移植的就是命运。评论家李鲁平这几年重返诗歌创作，这一回返又何尝不是见证：这么多年的人生经历，足够以诗的形式来呈现它们的丰富、驳杂与厚重。他对于河流似乎情有独钟，《留我在河边》《水以上，水以下》《冬天，河岸说话》等诗皆与河、水有关，“到了中年，我知道，只有河流/在白色的广罩中初心不改，/竞注不流，最后都走向了大海”（《竞注不流》）。随着岁月流逝，人在变，而河流“初心不改”，这种自然的守恒正是诗人悟到的真谛，他与河流、湖水的相遇，乃命中注定的纸上还乡；他记录下遭逢的瞬间，这种定格的画面才是其最真实的内心风景。同样对自然山水有着虔诚之意的哨兵，以其大格局数度回到生养他的洪湖，在现实中，在梦境里，在一次次写作的精神慰籍中。在诗集《蓑羽鹤》中，我读到一首关于故乡的诗，字里行间透出深深的无奈和悲悯，几近可以替代他的孤独。“无论我的想象多么辽阔/语词抵达百里外的县界//我也不能重新命名飞禽/水生植物和那些没有户籍的渔民//我不知道写什么样的诗/送给洪湖，才能穷尽厄运：漂泊//孤独、隐忍。我不知道哪句/汉语不是象征和隐喻，可打船//建村，造水上的故乡。汉语/什么时候不是故乡”（《故乡诗》）。诗人的一次次追问，如同在故乡一次次心灵回访的未完成，那是他欠下的债务，他必须要用命运赋予他的能力去偿还，如此方可让那些生动的湖上风景得以重生。

在从现实到历史的寻访中，车延高的诗越来越趋于古意，这或许和诗人的阅读认知有关，他回到传统寻找资源与灵感，在更大的传统中化解那些具体可感的历史形象。他和李白斗酒、对话（《月》），看莫愁湖，观明显陵，一路所见，皆为凝重的历史，于是，他的豪放中透出了达观之气，再度融入生活。同样写历史，杨秀武的长篇叙事诗《东方战神陈连升》（武汉出版社2018年8月版）是一次新的尝试，他以诗的方式与历史英雄对话，想由此重塑一个战神的形象，并考验自己如何将小说的题材转化成诗。当激情、故事和感念被戏剧化地推着向前时，诗人怎样在起承转合中驾驭那首抒情之舟？就看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怎么把握好语言和故事之间的张力，这不仅需要技艺，更显出情怀。周承强诗集《比云灿烂》（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7月版），一方面书写凡人的生活片断，有温度有暖意，另一方面又在军人的语境中增强了力量感，有骨气见力度，这正是军旅诗歌的独特之处。

谢克强2018年在《诗刊》《诗歌月刊》《芳草》等刊物发表的组诗，让人看到了为人生之诗的真实与淡然。谢克强从生活中悟出了更多高远的感慨。“在这个喧闹嘈杂的世界/我选择沉默/你要想了解我 那就请/进入一块石头//这有些粗糙的石头/任凭世俗风雨的浸蚀/或者权势的敲打/由于拒绝 或者坚守/它依然保持初裂时的/粗糙与沉实”，以沉默消解生活的侵犯，这是至高的抵抗，诗人对沉默满怀敬意，并非为了寻找答案。“对于喧闹嘈杂的世界/无声胜似有声//只因 我的沉默/不仅是一块石头的沉默/也是一座大山的沉默/构成世界最坚硬的部分”（《沉默》），对于诗人来说，沉默不是刻意压抑自己，他是重新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看透了世间事，只有写诗是对自己最大的奖赏，“在词语交织的隐喻中/证明我活在这块土地上/为诗活着”（《活着》），在沉默中还能满怀敬意的，也许就只有诗了，因为即使“离开这块土地”，还有诗句“替我活着”。

诗人们以城市人的视角所进行的返乡书写，映照出的不仅是写作格局的变化，还有修辞美学的创造，这对于过去朴素乡土诗的“改进”，更具有启蒙效用。如何表现现代乡土与诗的对话，生活仍然是必要的中介。由湖北省作协组织、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湖北草根诗人丛书”，是对基层诗歌写作者的挖掘和重视，诗集分别为马小强的《我生活在有风的日子里》、乔书彦的《南来北往》、刘素珍的《贴身的温度》、吴开展的《诗和远方》、龚纯的《听众，小雨，秋天和国家》、罗爱玉的《我想送你半个天空》、茅草的《语象》、袁磊的《青年气象》、杨汉年的《地下的果实》、鲍秋菊的《身体里的月光》，这套诗集虽名为“草根”，但作者写诗时间都不短，且有功底，只是以集束的方式推出他们的诗集，更加拓展了湖北诗歌的书写空间。而像曹树莹、李强、阎志、铁舟、理坤、耀旭、虹兰、余孽、何炳阳、何泽勋、谭维帖、余修霞、马俊芳、梅玉荣、许玲琴、范小雅、肖静、周天国、王雪莲、谭冰、云经立、高盛、崔显实、邓星子、石高才等诗人，都在2018年写下了自己生活中的“安魂曲”，他们也是湖北诗歌精神脉络中“爱”的构想者。

二 人生之诗何以可能

新世纪以来，乡土诗传统在湖北诗坛仍然有其生存的土壤，但它也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而获得了一些现代性的转化。这种富有弹性的写作传统，对于曾经有过乡村生活的城市诗人来说，更让他们易于将当下和过去进行比较，从而得到一些写作和思想的启迪。在此背景下，人生之诗构成了新一轮的写作循环。

持续性写作是为人生之诗的重要前提，它需要诸多生活经验的积累与重构。在这方面，余笑忠的诗歌越发显得澄澈，如同他极富磁性的声音浑厚低沉。他2018年出版的诗集《接梦话》（宁波出版社2018年10月版），可称得上是湖北诗歌界的“事件”。为人生的书写，在余笑忠这里被真正变为了和生活同步的精神劳作。我能理解诗人何以将诗集命名为《接梦话》，这是诗的隐喻，恍惚之中，接梦话也就解放了诗。诗人经历或听闻过接梦话的场景，一问一答，答非所问，令人忍俊不禁，“我们就像这样/说梦话的，有时是你有时是我/醒着的，有时接过梦话/更多的时候，像听婴儿牙牙学语/谁醒着谁就是守护者，而绝不是/偷听者”，说梦话就是呓语，而接梦话，更像是以诗的方式对话。一梦一醒，接上的只言片语，就是对诗性的守护。剑男的诗歌同样是为人生的写作，他听命于内心对诗的召唤，雅俗在他那里已经不再是问题，所有的见闻、回忆和感触于其诗中都变得通透了。剑男在2018年发表的几组诗《那时候，我没见过湖水也没有遇见爱情》《扬州十三章》，都是诗人置身于人生天地间的独白，有一种“忽如远行客”的怅惘。在《悲伤不分大小》一诗中，诗人回忆父亲离世的那个冬天，母亲艰难地料理完后事，“那天/天空凛冽而辽阔/母亲和姐姐/哽噎着把我送到南江河渡口/我看见瑟瑟寒风中/悲伤不分大小/就像大地上的河流四面八方”，悲伤的记忆已被时间抚平，剩下的只有平静的言说。即便有痛感隐藏其间，诗人还是克制着倾诉的愿望。悲伤会让人疼，这回望的审视，接续的是判断的难题，可他仍以节制的表达作了内在的平衡。

2018年，柳宗宣发表的组诗《反季节》（《诗歌月刊》2018年第2期）中，虽不乏旧作，读来仍能感受到一个诗人自我更新的诉求。“和女儿走在马路边/不得不把速度放慢/她腹中的婴儿让她慢下来//——你也是个缓慢的人/这些年孕育一个个词语/当身心和外部世界交感/哦，这时光中的急迫与忍耐/你活着，为了迎接它们的诞生”（《论写作》），这是一首具有元诗意味的作品。诗人看到女儿腹中孕育的婴儿，就想到自己这些年生活中孕育的一个个词语。生活对诗人的教导，是让他们成为一个想象的主体，以抵抗生活的加速度，慢下来，既属于现代生活的品质，也接近于诗的真谛。沉河2018年的《倒走》《日常音乐》《我不再吃一滴血》等诗，都寄托着某种隐秘的思虑和情怀，也许是他要坚守的信念，应和着内心不能被突破的底线。包括他发表的组诗《随性之书》和《侈湖诗篇》，释放着一种中年感怀，包括自由与反自由的较量，也就随之在语言的落地中契合了生活的运转逻辑。黄沙子的一组诗（《安徽文学》2018年第3期）主要写马，在诗中，马是动物还是人并非关键，但诗人和马的对话，让马获得了通灵的人性，这种移情的方式赋予了诗歌以寓言性；尤其是在回忆和现实交叉的乡村寓言，接续了世间难以说清的神秘。2018年，阿毛出版了四卷本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3月版），其中有两本是诗集，一为个人诗选《玻璃器皿》，一为关于诗歌地理的专题诗集《看这里》。这两本诗集都指向了阿毛诗歌创作的核心：天真与经验的博弈。阿毛以她细节的简单试图达到思想的复杂，这种提升让她不得不选择“在想象中飞翔”，生活世界与诗性世界所对应的经验与天真之歌，有时候彼此依靠，围绕着诗去发现新的表达。

余秀华说，“一个女人想把生活的牢坐破”，可“我们都是被时间糊弄的人”（《冬日》），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被时间“糊弄了”，至少从她2018年写的《纸做的村庄》《秋已过半，无诗一句》等诗来看，她意图抓住些什么，真相，爱情，未来的生活，这些于她都不过是当下的“焦虑”。她改变了生活，如何去改变诗？余秀华意识到了有限性，这或许是一个转机？川上的生活之诗，是带着好奇进入到日常事件中，即使是面对那些被我们所忽略的微不足道的“风景”，他还是充满着探究的欲望。像《路灯在电线杆上被逐一点亮》这样的诗，虽然很“自我”，具体呈现为独特的个人经验，并没有上升到普遍意义，但是，生活中的发现与诗歌的创造其实是同构的，突发奇想的偶然也是诗歌富有生机的必然。

杨章池的诗集《小镇来信》（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3月版），是他观察、体验、感悟和冒险探索的结晶。语言既是其创造的中介，也体现为最终的美学实践。我更愿意将杨章池的写作归于凝视自我和周遭世界的话语重塑，这里面不仅有凝视本身所带来的情绪抒发、道义追问和悲悯之意，而且还有凝视所延展出来的时代审视、力量变形与创造性转换。黄明山的《钢琴与排箫》（团结出版社2018年3月版），如诗集名所示，其诗歌也是主体声音的中西结合，将江汉平原的生活写出亮色，“我想用歌声抵达尽头”（《远方的森林》），同时也以诗歌通往真相。卢圣虎《与妹书》《给亲人》《我的文学史》这种贴着生活的书写，最怕陷入庸常的凡俗，但诗人强化了自身的问题性，不下结论，让亲情和中年之困悬置于时代的幽暗处，以唤醒诗的内质。谷未黄的《今晚抵达故乡》《过境》《路过集市去上坟的母子》等诗，皆通过再现鲜活的场景，与自然，与时代，与人性发生交集，再以隐忍的“激情”写下交集的悲欣与淡定。

让青的诗集《闪烁的记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版），同样是在口语和日常经验的融合中触及了人生的诸多界面，从视觉感官转向内心好奇，才会有诗的生成。在为人生的书写中，邱红根仍然以医生身份写着他所见到的苦难、纯真和温暖的细节，这需要锐利的眼光，也需要坦然面对世事的心态。冰客钟情的还是关于家乡生活的抒情诗，他作为个体的在场，旨在为“一个叫河西的村庄”立传，书写深情的家乡书。玉茯祥作为一个地标，经常出现在陵少笔下，那是他妙笔生花的地方，也是让诗灵魂生根的地方。组诗《在玉茯祥》暗示了逸乐的存在，陵少写作的情调就在于这种亲和与穿透现实的动感之美。万雁的《马口窑遗址》是一首呼应之诗，记忆与现实的对比构成了岁月流逝后历史的沧桑之意，而诗歌之美也许就在“遗址”的深处。读黄旭升2018年发表的《门卫老吴》《回家的路》等诗，很容易让人想起小人物的悲伤，他写出了这个小世界的喜剧经验，却又透出现世的残酷。刘武忠的《二姐的名字》看似一首基于口语表达的无障碍之诗，但细读后，我们会发现它有一条从表象文字抵达内在精神的通道，“将错就错”和“耿耿于怀”之间，仍然暗藏着人生的卑微、困惑与无奈。在向天笑笔下，父亲、拾垃圾的表嫂、一场大雪、一滴春雨，都能勾起诗人无限的遐想与回忆，这些可视化的意象一旦进入诗人的舞台，总能呈现为或幽暗或跳跃的飘逸之感。还有一些企业行业的诗人，像东风公司的黄保强、武钢的小箭等，都是在见证的意义上书写了更具象的人生经验，他们可能并不太为人所关注，但这种“沉默”恰恰是诗写的内驱动力。

为人生的写作最易获得共鸣，诗人们也乐于征用时代的忧郁和人世的悲情，一旦它们被“消费”，有时候也会渐生出虚无感和挫败感。可能因太过沉重，有些诗人选择放弃宏大叙事或抒情，专注于小情调，或迷恋对消极经验的放大，这又易于滑向集体性的内心荒凉。当诗人们陷入彻底的宿命之论，也就无法走出自我设置的迷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为人生的诗歌自然失去了明朗之感，从而沦为词语的变戏法。

三 潜隐的先锋与日常“冒险”

在乡土之诗和人生之诗的矿脉中，诗人们都有一个自然的或时代的主题依托，这样的一些诗写到一定程度，似乎很难再有一种质的提升，很多时候只是在维持写的状态，至于写到什么境界，则很难保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那些冒险的实验者，更有敬畏之意。他们可能耽于幻想，愿意凝视和沉思，在写作上既注重形式感，也探索更复杂的哲思空间。这种带有先锋色彩的写作，在湖北诗坛并不多，这不是因为经验的贫乏，还是在于诗人有没有可能打破单一线性主题或抒情模式，致力于更专业的诗歌写作。这样他们才不会去刻意简化深藏时代内部的复杂性，不去写标语口号，创造会让写作更具持续性，通过发现自我和世界，再度确立诗歌的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我倾心于阅读那些反思型的诗人，是他们让诗歌能获得“无用之用”的尊严。《从庸常中升起的》（《十月》2018年第5期）这组诗，或许恰好代表了毛子近几年诗歌写作的美学取向，不求多少形式上的新变，他内在的先锋性体现于从日常的观察和体验里悟出世界的本质，并将这样的体悟转化成词语的创造、主体的反思与自我的救赎。创造就潜藏在诗人对个性的坚守中，他向善，趋真，为所有的诗与思搭配细腻的美，而又在对话中担当起了一个“文字英雄”的伦理责任。李建春诗集《等待合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是湖北诗歌2018年的重要收获，相对于让人一眼看到底的写作，我们可能更缺乏这种诗的复杂、深入感和本土的汉语性。他新近创作的《空格触摸了我》《我知道我必须回到大海》等诗，缘于有感而发，但皆超越了感发，最终呈现为一种情感的考古。和李建春一样，这些年一直坚持写作但又非常低调的亦来，是一个安静的诗人，如同他的诗作那样，保持着缓慢的节奏。在亦来发表的《敞开的难度》（《长江文艺》2018年第6期）等几组诗作里，我看到的仿佛一幅幅静物画，素描精准、传神，以防止突入其来的情绪篡改它的客观性。即便在写父亲的《老友重聚》中，诗人以叙事性推进“故事”的展开，老友们在沉默中交流，在沉默中心领神会，诗人抓住的就是沉默场景中无言的部分——眼神、动作和“纸上谈天”，这种书写范式看起来很“老实”，有着古典的“拙”，但在诗性的建构上趋于更扎实的日常经验的累积与重组。

当日常被幻化成一些精确的表述时，我们所看到的是久违了的超现实之美。刘洁岷的诗歌写作一直比较稳定，坚守里代表着自我规划的水准，他以这种孤独在自我疗救。我印象深刻的是诗人发表的十首诗（《广州文艺》2018年第3期），怪异的画面感，瞬间会让人觉得离自己的生活十分遥远，但细读下去会发现，所有的书写都是现实在文字中的投射。诗人将所见所闻和典籍掌故从实感经验中抽离出来，通过想象的变形，重新让其陌生化，这种有别于复制日常生活的写法，正是诗歌夹缝中的异质性之美，也是对口水诗的抵抗。

槐树的诗集《给石头浇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4月版），如此荒诞，又如此日常，我们可否就将其称为日常的荒诞？事实没这么简单，就像槐树写那些看起来简单的诗，如同“废话”，但它指涉的还是表象复杂的世界。槐树的很多诗就是从“我”开始，我看见，我听到，可以将一切和盘托出，“我写了一首干净的诗/它就像干净/这个词”（《干净的诗》），他的诗不用复杂的词，直追语感的极致。我想，这也就是槐树想要的效果，简单，纯粹，一切由诗作主。从身边的物事写起，黄斌也不例外，他观察有限中的无限，探析矛盾中和谐短暂的瞬间，有时也回到自我，审视一个中年躯体的逸乐、束缚与不安。“我更喜欢模糊的事物/它们的边界不那么清晰/而是多了一层模糊可爱的绒毛/所有那些有待呈现之物/不仅是认知的事情/也是诗歌的工作/我也一直是我的未完成”（《模糊之我》）。这像是黄斌写诗的宣言，从他对自我的认知，也可见出其诗学观念的独特之处。江雪一直保持着他惯有的先锋性，其组诗《词语之夜》（《扬子江诗刊》2018年第11期）既有日常偶得，也不乏想象的意外收获，更多的则是经验重构，很尖锐，带着隐性的自嘲。“他在黑暗中收集瓷光。/女艺术家赠送的/莲蓬，在光影中过度诠释/黛与绿。/另一种水土流失，/另一种骨肉分离，/让诗人进入孤独的词语之夜……”（《词语之夜》）这是阅读和观察的结晶，诗人将这样的经验诉诸文字，不完全是为了记录某种感受，他很可能通过记忆的回放来修正那些短暂的失误，文字透视着他的招魂术，也不断涌现出新的困境和难题。

李以亮的组诗《问题与素描》（《草堂》2018年第11期），聚焦于对裸奔者、修鞋匠、单身女人和鳏夫这四个“边缘人”的审视，他们追求自由，自由的身体和自由的精神，但又不时地被道义和律令所约束，这种悖论纠缠不休，形成的问题却带着戏谑和反讽的意味。70后女诗人夜鱼早已经找到了自己进入诗歌的有效形式，敏感、细腻，立足于日常，但又有着隐隐的虚构意识。在组诗《创世纪》（《扬子江诗刊》2018年第6期）中，她又植入了宗教感，“月光照射着我的水晶鞋/虚假的华美，却被你赞叹。我没有告诉你/它们正磨损着我，每一步都溢出/新鲜的血。而你并未看出/某个童话背后的尖锐与残忍”（《水晶鞋》），在美中逃离，乃是不适的无奈，如果美丽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一个人如何选择？当这样的童话被重新嵌入诗歌，诗人又如何抉择？夜鱼碰到了两难，她只能以诗来自我救赎。邓方说，“最好的东西/我没法写/我写那些属于中间的部分”（《中间部分》），足够坦率，也很真诚，这不是语言可以控制的，而是需要一种勇气，能去硬碰生活的运气。她那些不长的“小诗”，写出来是“需要一些力气”的，四两拨千斤，也许像邓方这样放在诗歌上，更能让人体会每一首诗的来之不易。

纯在诗歌中改造自己的生活，不论是对古典经验的现代改写，还是在日常基础上构想别样的可能，他都在调整自我对接想象时的内在秩序。有时，他也回到现实，“四十年一晃而过，再见那颗大星浮现天边/我一事无成，已然老去。”（《启明星》）这样的中年感慨，亦属对命运的领受，认同与否，皆在于更接近何种超越的方向。小引的诗延续了他一贯的民谣风，清新、纯粹，注重抒情诗意的延伸度。郭红云对生活细微的勘查，配以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流畅而颇具动态感。张泽雄的《观皮影戏记》《清淤记》《故地寻访记》等诗，不管是对记忆的寻访，还是向故地的重游，皆在思乡主导着写作的过程中带给人共鸣感。胡晓光的诗歌里藏着怀旧的格调，他同样在返乡书写里找回了对记忆印证的微妙之美，一根竹，一把锅铲，都是过往生活的见证。魏荣冰的时事分析式诗歌，其实是对人的描写与记录，更形象，也更具魅力。艾先仍然有着闲淡散人的风采，下笔简洁有力，直奔主题，口语之刀刺向尖锐的问题。向武华在一组写虫子的诗中，具体入微地描述了那些我们常见或不常见的小动物的细节，虽然可以看作昆虫指南，但里面又不乏生动的体验感。而魏理科2018年对口语诗的反思，是希望廓清其内在的本真性。徐述红《活的宽度》这样的诗在阅读的经验中触及了存在之难，诗人通过伟大的文学诉诸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体验，从而让生命变得厚重而瓷实。飘萍的《白露》《中秋的月光》指涉了季节的变换，是诗人在静观中感悟到的对自然的精神反应，这种反应形塑了诗的日常可能。

可能也因为对创新的迷恋，我在有些诗人笔下看到了目空一切的傲慢，信心当然是好事，但过于顺滑的写作也会导致诗歌毫无紧张感，没有必要的张力，先锋的实验就变成了姿态性的表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在这条双向的延长线上，有的诗人写得越来越口水，有的却写得愈来愈晦涩。实验的尺度把握不好，诗也就成了伪先锋，一种能指滑动的游戏罢了。

四 青年诗人的主体性及其他

在2018年的湖北诗歌界，还有几个诗歌群体不得不提，它们甚至构成了湖北诗歌的主要阵地。武汉大学诗群的“珞珈诗派”再度推出了吴晓、李浩主编的《珞珈诗派2018》（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湖北大学诗群的“沙湖诗群”，同样也推出了刘川鄂主编的《沙湖诗风》（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山湖诗群”，推出了阿毛主编的《山湖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这些诗歌群体依托大学而立，一方面是毕业有成的校友诗人，另一方面是在校的青年校园诗人，一极是湖北诗坛的中坚力量，一极是湖北诗歌的未来希望。在创造性的探索空间里，我们都会将目光聚焦于青年诗人，因为他们的写作代表了诗歌美学新的走向。

湖北青年诗人在2018年的写作，让人看到了新生代的活力与创造性。作为编辑，谈骁可谓“阅诗无数”，这种阅读经验和标准不知道会给他自己的写作带来什么。谈骁是一个善于观察的诗人，他那首《羽翼之下》，初读时以为是对白玄鸥鸟无法孵被啄破的蛋而悲伤的怜悯之意，后来诗人将这个细节作了延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我知道塞舌尔白玄鸥的悲伤/我在山中听过燕子和锦鸡的叫声/它们窝里的蛋不见了/我在医院看到一个女人放声痛哭/她曾有机会成为一个母亲”，伟大的母性与生俱来，诗人通过类比诠释了诗可容纳多少世间悲情与沧桑。黍不语在《少年游》之后的作品，更像是在往回走，但她不是回到古典，而是重新梳理自己过往的经验，进行再定位、组合与命名。她在组诗《像某种无法弥补的生活》中，再次回到她可能不愿面对的记忆，她写下了这些残缺的爱与悲痛，放下了却又无从说起，就像她在另一首中所言：“人有时是凭借，足够的黑暗与孤寂/而活。”（《闯入记》）黍不语说自己比较孤立，不会交流，“当世界只剩一个窄门，它给我留下了诗。”（《发现自己和成为我自己》）诗给她带来了力量，同时也让她置身于另一片可自由施展的空间。阅读熊曼发表于2018年的组诗《日常之一种》和《最初的光芒》，确实如其所言，她的诗越来越日常了，但日常中还有一丝倔强与不满足。熊曼沉入日常，写养孩子的心得（《养育男孩》），写雨的降落（《宿命的雨》），写作为女性和母亲的幸与不幸（《这些天我像一只失声的鸟儿》），命运赐给了她诗，诗又带给她得以在文字中反思自我的机会，虽然有时候诗也是一种偶得。诗人与诗之间不是交换关系，而是彼此的见证，熊曼希望唤起的正是写作者被搁置的主体性。

在湖北青年诗人中，林东林是一个多面手，从散文随笔起家，目前兼写小说和诗歌。林东林的诗歌惯于想象与预设事物可能的样子，这需要长久地凝视并捕捉瞬间的奇思妙想。“两条鱼并排摆在一起/准确地说，是两条深海鱼摆在一起/更准确地说，一条是完整的//另一条只剩下鱼头/不知道为什么/完整的那条，我老是想象着/它只剩下鱼头时的样子/而只剩下鱼头的那条，我老是想象着/它完整时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想象中的莫名其妙，可能源于神经质的敏感，所有的日常生活细节都可能被景观化，然后在文字中被隐秘地呈现。和林东林一样，丁东亚的创作以小说为主，但诗歌于他更像是文学品质的参照，也可以说他的诗歌是小说的日常底片。读经和学习说话的女儿，内心的恬淡与亲情之乐同构为对生活的积极尝试，“在清晨读经，是一场救赎”，形而上的思考也规范着行动的现场，“我还在人间清欢里爱着”（《读经》），自己能把握的，还是透明的生活本身，它通向爱的可能。田晓隐是湖北青年诗人中专注于异质性书写的坚守者，这种异质性不是他多么在意形式，而是他个人经验里的阴郁气质，“我固执地认为/众人的疯人院不如一个人的精神病院”（《一个人的精神病院》），这种冒险的自我承担，将个体置于拷问中，诗歌也就突破了模式化而有了新的变格。马小强多关注从自然地理上的位移转向精神地理上的位移，他书写着从陕北到三峡的风景，其中的变化对应着“异乡人”复杂的情思。而袁磊的自信中也深藏着困惑，不管他如何挑战自己，抵抗也是有限度的，“委身尘土，以小人物的姿态着迷生死/尽力去爱“（《顺应》），90后诗人也被生活逐渐塑造成理性的现实主义者，这是他们的现实，诗歌只是介入自我和时代的方式之一种。

挖掘青年诗人，年龄并不是问题，而是潜力，即便有些诗人年龄不小了，但们他的写作也许刚刚开始，其爆发力会比年轻诗人持久。我是在前几年到恩施咸丰采风时于一本文学内刊上读到了尚红兵的几首诗，一读之下，甚是欣喜。“我隐藏得很深，在梦里/一些艰深的思想/卡在文字的缝隙间/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坐在一张黑白照片中/默默无闻”（《这个冬天，我很想现身》）。这首诗我觉得很能体现尚红兵当下的内心处境，他想重新来过，在这样一种意识之上寻找新的精神出路，正适合“新归来者”的写作逻辑。另一位不断沉潜的低调诗人彭君昶，这些年，他不急不徐地写着自己理想中的诗，这不是炫耀，而是一种虔诚的态度，以保持“宁静与温暖”，这些都已内化为他的中年之诗。陈恳的隐喻书写，在逐渐对现实的变形中靠近了诗的内部，生活于他只是写作的一个触点，词语在他的诗歌中如同密室逃脱般的复杂，“及至中年，如虫蛰伏/不可避免地成为生活的欠缺者/而柔软成为抵御狂风的唯一武器”（《刮风》），柔软成就了诗的力量。懒懒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诗歌感觉，在组诗《黑骑士》（《扬子江诗刊》2018年第5期）中，她将瞬间捕获的不起眼的感觉凝聚成一道道玄秘的景观，幽深而不可测，正是这些恰如其分的留白，放逐了那些微小的细节，让细节构成了敞开的诗意。和懒懒独特的感觉一样，鲍秋菊也越来越找到了进入诗歌的方式，继诗集《身体里的月光》之后，她又写了诸多日常生活的横断面，我们都可以看作是诗人的“自画像”，生活与自我的交互性，溢出的差异嬗变为诗的内在之力。

当然，更多的可能体现于“在路上”的80后和90后诗人，他们注重方法论，以问题意识切入到诗的现场。王威洋通过对口语诗的挖掘，试图释放语言在极致表达上的自由变化空间。在从经验到超验的处理上，贺蕾蕾、晶果星、上河、白天伟、林远、刘金祥、万媛等年轻诗人，走得更远了，他们的写作不仅仅只是增加湖北诗歌的主体阵容，而是在诗学上丰富并完善一种青春和预言之美，让代际更替进入常态。

在诗歌的原创之外，2018年的诗歌翻译少而精，柳向阳译介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的诗集《砌石与寒山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李以亮翻译扎加耶夫斯基的随笔集《两座城市》（花城出版社2018年9月版），不仅给诗人的写作提供了启示，也丰富了诗学随笔的可能性。在诗歌批评和诗歌研究方面，王泽龙、方长安、魏天无、魏天真、王毅、邹建军、李鲁平、荣光启、刘继林、王雪松、钱刚等评论家和学者的个案批评与综合研究文章，体现了“同时代人”批评的敏锐性和尊严感。在理性精神的主导下，有几位批评家的文章中所一致提示的，恰恰是青年诗人所匮乏的历史感。因此，诗歌批评与文本实践在专业性上更需要互动。

当然，2018年的湖北诗歌除了成绩，诗人们也面临着同质化写作的困境。对于风格定型的诗人来说，大规模突围变得艰难，他们只能寻求小范围小角度的变革，而在更多年轻诗人那里，几年的爆发期过去之后，自我重复如影随形，尤其是陷于日常生活的“小感想”和“小升华”中，很容易迷失自我。我们可否作这样的设想：趁着年轻多一些尝试，甚至不妨在风格上“狼奔豕突”，也并非就是坏事。真正的突围，需要冒险，需要在先锋的立场中去寻找“意外的风景”，从个体创造的角度看，我倒不希望他们必须是一个强力的“美学共同体”。只有个人创造的自由成为可能，诗歌审美的整体提升才不会是一句空话，湖北诗人们有自己的方式，新的诗学精神的重建，最后还是要落脚到对诗歌内部肌理的丰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