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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自地底交,铁于甬内衍。我忽甬铁中,碌碌知谁遣。春天不可往,始站不可返。女目不可触,赋性长腼腆。乃坐读数纸,下敛眸光转。物论有相对,神凝修作短。十环穿南北,千岁接心眼。十环与千岁,荡荡孰为远。
又
厢填百千人,纸罗百千字。一字系一人,间架若相类。坐立乱无形,段行陈有义。虚义吾能谙,真嚣传何谛。婴孩送嫩声,男女各警视。集体脱意识,浮世正雕绘。彼足自出入,吾册或开闭。春语牡丹园,秋默木樨地。
点评
在京城乘地铁,有两大风景,一是拥挤现象,无论远郊站还是市内站,上下班高峰期,站内站外黑压压的候车者,永远令人印象深刻。诗人家住长安的《菩萨蛮·地铁途中》云:
车行二站肩相接,再行二站心相贴。到站一开门,各舒羁押身。
漠然无片语,转首匆匆去。记得黑衣男,重逢三十三。
从“肩相接”到“心相贴”,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挤车场景。煞片“记得黑衣男,重逢三十三”,表达出都市寄居者漠然相对、熟识无睹的生存体验。二是读书现象,无论是拥挤还是宽松时刻,车厢内都不乏读书之人,且多为应职场、考场所需。王悦笛以两首五古,写自己在地铁上读书的体验,不仅将生活场景具体化、细节化,而且将内心思索和感觉抽象化,呈现出另一种生活状态。
组诗第一首,既写“女目不可触,赋性长腼腆”,又写“乃坐读数纸,下敛眸光转”,以不敢“看人”和只好“看书”相对而言,令人忍俊不禁。前四句,第一句言地下所挖甬道,第二句言地铁于甬道中运行,第三句言我在(地)铁与甬道包裹之中,恍然不知何因。此四句一顺而下,大有“寄蜉蝣于天地”之慨。“春天”二句,以不可抵达春天而又不能不坐地铁旅行,隐喻对生活状态的不满和无奈,是为宕开一笔。“女目”以下四句,方入主题。“下敛眸光转”,看来美女在前,“我”还是“不老实”,不敢直视,难道不敢偷看么?视古人“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为何如耶?“物论”句,似为自我辩解,目光“相对”与“相对论”的“相对”本不相类,经此一驳接,便韵味十足。“神凝”句,则近于“止乎礼义”。“十环”至结尾四句,从北五环到南五环为“十环”,此数句于地底时空之感叹,似有慨于与女目成而不能心接之遗憾。
组诗第二首,写法上承第一首结尾而来,集中抒写玄思。此种玄思之书写,亦时时自眼前景象生发而出,便不觉有凿空之弊。“厢填”四句,以地铁中陈列之人与书页上陈列之字相比拟,既想落天外,又合情合理。“坐立”四句,以人之行止比书之分行与段落。而倘若你要问为何有此比拟?“我”内心自知而不必细察,“虚义”云云,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倘要深究,未免拘泥。“婴孩”二句,便由虚入实,描摹车厢内的嘈杂及人与人之间身近心远的紧张感,似乎是用实相来呈现“虚义”。“集体”二句所表达的观感,既是印象,又是错觉。“彼足”二句,仍旧承开头的人与书相比拟,以乘客的上下车比书本的开合。结尾“春语”二句,句式错综,以春秋概四季,以语默概状态,以牡丹园和木樨地这两个京城地铁站名,遥应第一首的“甬”与“铁”,写足了诗题。
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认为:“现代生活提供的艺术材料应该受到艺术家吸收,并把它变成感觉。”所谓的新诗,如果仅仅是由电影、飞机、爵士乐队、马达、无线电等词语组成的,此类词语倘不能符合“某种真正新的感觉”,那么,“这不是什么新诗,也不是旧诗,什么也不是”。(《诗和诗人》)清末“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已经努力将电话、电报、火车、轮船等写入诗中,却没真正将新事物融入旧风格之中,因为缺乏巴列霍所说的“感觉”,他们的创作实践,也许比不上“汽笛一声肠已断,又是天涯孤旅”(毛泽东《贺新郎》)两句来得亲切。组诗《地铁上读书》二首,则既有实感,又浮想联翩,至于“我”所读者为何,有何收获,原非本诗所要关心的内容。读这两首诗,有如阅读施蜇存、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
“每日好诗”点评专家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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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姓名拼音为序,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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