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先生自选诗学文章之七：

痛苦、忧愁、疼痛——这三个属于近亲的词汇可以相互连接。不同的连接顺序代表着不同的情感历程。一种连接：疼痛—痛苦—忧愁，这大概说的是南唐李后主。另一种连接：忧愁—痛苦—疼痛，这大概说的是荣国府里的林黛玉。不过，此三词虽属近亲，若仔细分析起来，我们会发现它们既有一致又有不同：疼痛，是一种肉体的反应，而痛苦和忧愁，指的是是精神、情感或心理状态。但痛苦和疼痛的一致之处在于，两者都是有对象的，而忧愁，即使有对象，也是将对象抹去或隐藏了起来。忧愁大概生自一种悲观情怀。在中国古代，它可以被吟咏，被赏玩，被审美化，所以李清照在《声声慢》里说：“这次地，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是李清照南渡以后的作品。作者将破碎的家国、外寇的入侵、颠沛流离的生活统统隐去，孤悬出一个“愁”字，而愁或忧愁，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情怀里重要的一面。

但是20世纪中国人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和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眺望与参与，摧毁了“愁”字的精致与文弱。它的确承担不起两次世界大战、奥斯威辛集中营、苏联古拉格群岛、中国文化大革命、东欧剧变，乃至使城市空空荡荡，使日常生活陷于半停顿状态的小小的SARS。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生活中的每一个波浪都在或明或暗地改变着我们的心理结构。即使我们已经走出了末世论大合唱，我们也不得不认真掂量一下我们的历史生活，看看我们是否走到了弗朗西斯·福山所指称的“历史的终结”。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必须修正我们观看世界的角度和方法，必须接纳痛苦以期对我们的生活做出修复。从前我们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我们的同情不是基于我们对自身的认识，那么我们的同情便是虚假的。痛苦是每一个人都逃脱不掉的。

对于痛苦的接纳，直接改变了文学、艺术的形态、观念、题材、技巧。德国哲学家阿尔多诺有一句名言曾被广泛引用：“在奥斯维新之后，写作抒情诗成为不道德的事。” 可以争辩的是, 问题不在于写作抒情诗是否道德, 而在于什么样的抒情诗才是道德的。或推而广之, 什么样的艺术，什么样的形态、观念、题材和技巧才是道德的。这也就是说，任何艺术文学中的变革都有大于艺术文学的意义，那么这“大于”的意义会指向哪里？

20世纪西方思想领域里所发生的最为令人震惊的内容之一，便是有关上帝观念的变更。姑且撇开无神论，姑且撇开尼采的“上帝死了”，在那些热衷于形而上思索的人们中间，那些有所信仰的人们中间，上帝也不再是从前那个上帝了。法国神秘主义宗教思想家西蒙娜·薇依受到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吸引，同情法国南方历史上的纯洁派教徒对于《旧约》中耶和华的拒绝。她认为，上帝应该对这宇宙之痛负起责任。另一种观点则集中在对于上帝性质的再解说上。德国犹太思想家汉斯·约纳斯在其1984年一次名为《奥斯威辛之后的上帝观念》的演讲中指出，上帝为了使世界存在，并且自为地存在，放弃了自己的神性，上帝变成了一个“受难的、生成的、担忧的上帝”。当今世界对于痛苦的形而上因素的寻索，一方面是对于痛苦的确认，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我们存在状态的尝试性理解。这是现代、后现代艺术的思想源头。脱离开这个源头的艺术，便是浅薄的、非原创的、凑热闹的艺术，尽管那也是艺术，或垃圾。

但是我知道，让痛苦在一种世俗的文化环境中生效极其困难。痛苦的形而上学与我们格格不入。面对痛苦，我们高级一点的做法便是出于文化惯性，将它隐藏起来，但这样做我们便回到了我们不想回到的“愁”那个字。在我们面向日常生活的文学、艺术领域中，更普遍的做法是将痛苦传奇化、戏剧化。痛苦经此转化，要么成为可以用以娱人的东西，可以用以消费的东西，要么便被彻底遗忘。于是我们便造就了一种没心没肺的文化。我们可能根本不曾注意到，痛苦的美、痛苦的悲壮和壮丽，是我们的钱包和存折所消费不起的，也是我们没有资格遗忘的。我们没有必要去谈论痛苦本身，因为谈论它就意味着淡化它而不是治愈它。而要治愈它，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确认它的存在，并且接受它对我们的改变。如果我们只能对事件和由此引起的疼痛发言，我们便浪费了我们经验的痛苦。这样，所谓“痛苦之后”便无从谈起，一种新的文化也便无从确立。

（本文系为2003年第4期《现代艺术》杂志“痛苦之后”专题所写，并作为卷首语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