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情结

白天写诗评诗改诗，晚上就地打地铺睡觉，只看到一地脑壳

“……太阳从灌木丛中升起来了，像一枚新鲜的蛋黄。昨晨，我在此岸。今晨，我在彼岸。”翻开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最近几期《诗刊》杂志，每期都可看到几个湖南诗人的名字。陈惠芳这首《太阳，从灌木丛中升起来》的短诗，就是刊发在《诗刊》2018年9月下半月刊。

“我是一盏灯，熄灭的时候，我靠名字发光！”在湖南乃至中国的现代诗歌界，陈惠芳的名字无疑是响亮的：湖南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诗歌流派——“新乡土诗派”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第11届《诗刊》青春诗会成员、湖南第12届青年文学奖得主。不过，在另一位长沙诗人谢午恒看来，陈惠芳是湖南诗坛十足的“闹药”，“只要遇到诗歌，他可以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不睡”。

1986年4月到7月，23岁的年轻记者陈惠芳徒步采访了龙山、永顺、花垣、保靖、凤凰等湘西地区，土家苗寨的风土人情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1990年10月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重返家园》第二辑“接龙舞”就是对湘西风俗的生动描绘。

第二年春，陈惠芳与志同道合的江堤和彭国梁创建了“新乡土诗派”，后来被称为“三驾马车”。新乡土诗派遵循“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的宗旨，倡导“坚实、简约”的风格。

新乡土诗派“三驾马车”身体力行，成果显著。著名作家谢璞20多年前在给陈惠芳的诗集《重返家园》所作序言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陈惠芳表现的是一种富有人类智慧的美、一种燃烧的情感，能给予读者审美的满足。”

“那时真是疯狂！”回想起新乡土诗派的峥嵘岁月，陈惠芳猛吸了口烟，“每个周末，我们各骑辆破单车，在岳麓山（江堤住处）、杨家山（彭国梁住处）、荷花池（陈惠芳住处）三个地方游走，还带发了一帮诗友。白天写诗、评诗、改诗，晚上就地打地铺睡觉，只看到一地脑壳。”

从1997年到2002年，新乡土诗派风风火火，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江堤、彭国梁、陈惠芳主编的《新乡土诗派作品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是新乡土诗派鼎盛的标志。

随着江堤去世、彭国梁改行、陈惠芳下基层挂职，新乡土诗派一度沉寂了。但陈惠芳内心诗歌的火苗并未熄灭，2011年秋，陈惠芳与杨林、黄曙辉组成“新三驾马车”，举起复兴新乡土诗派的大旗。他们开展同题诗、诗歌接龙创作活动，掀起一个又一个浪潮。沉寂多年的“新乡土诗派”，焕发了新的活力，再次引起现代诗歌界的瞩目。

说起近40年的诗歌创作生涯，陈惠芳说难在坚守，贵在坚持。“靠什么？就靠一种情结。写诗真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别想靠诗歌赚钱。”陈惠芳笑道，“能赚包烟钱就不错了，很多时候是倒贴。但我愿意。”“诗歌让我活得充实，我是精神富翁。诗歌是我的精神支柱。”“写一辈子诗，如果有那么一两首诗，读者记得住，社会也认可，我就心满意足了。” 

“很惭愧。人家著作等身，我只等了一个脚背。诗集少得可怜，只有一个‘123’。”陈惠芳所说的“123”，指的是3本诗集。“1”是个人诗集《重返家园》，“2”是与江堤合著的《两栖人》，“3”是《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诗歌方阵·江堤彭国梁陈惠芳卷》。

陈惠芳计划年内出版《九章先生》。收录1987年至2017年创作和发表的30余首长诗，称得上“潇湘风物卷”。从2011年11月开始至今，他创作《长沙诗歌地图》近400首。这是中国第一部“用诗歌为城市立传”的诗集。还有一部《小人物素描》，描绘传统手工艺人和底层人物，已创作140余首。

陈惠芳（左）与冯明德在洞庭湖边采风。照片为受访者提供。

一份坚守

我们这些喜欢文学的人是有一股“疯劲”的，为了诗，我们可以不吃不睡

如果有人问在全国近万种期刊中主办城市最小、在职人员最少的纯文学杂志是哪种，不见得有人能回答出来。倘若有人问：“你知道《散文诗》 杂志吗？”立马就会有人答：“知道，年轻的时候最喜欢读的杂志就是《散文诗》。”

《散文诗》是益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刊物。说起杂志主编冯明德，湖南诗人就会这样描绘：“就是那个长发披肩，说起话来手舞足蹈，快言快语的‘山顶洞人’啊！”讲起冯明德与《散文诗》杂志的缘分，还有几分传奇色彩。1986年5月，冯明德在酒后遇到了《散文诗》的创办人邹岳汉。那时，冯是益阳市床单厂的工会副主席。邹岳汉当时是该杂志的主编，他说：“小冯你平时喜欢写写画画，现在市文联的专职干部调走了，我们把你借来怎么样？”其实，说是市文联的专职干部，实际就是协助邹编辑《散文诗》杂志。面红耳赤的冯明德头脑一热，答应了。

借调到文联后，冯明德才知道当时这个杂志是个既无编制、又无经费、也无场地的“三无”单位。更重要的是，这个杂志还没有刊号，每一期都由几个文学青年自费筹资印刷。“我是从第二期开始接手具体编辑工作的，为了节约几个制版费，我们居然出版了两个第三期。我个人不看重荣誉并不代表我们这个杂志不需要社会的支持。办纯文学杂志这么多年，我始终认为政府不能不支持，但也不能太支持，太多的支持实际上会使办刊物的人产生依赖性，使其不思进取……”冯明德一说起办杂志就特别兴奋。

鉴于《散文诗》杂志办成了益阳乃至湖南的一张文化名片，“从2007年起，我们的工资开始改为财政支出，我工作了这么多年，终于第一次吃上‘皇粮’了。不过，我相信我们这些人是不会变懒的，因为我们都想使《散文诗》更上一个台阶。”

经常有作者专门来到编辑部谈散文诗。“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来了精神。你不知道，我们这些喜欢文学的人是有一股‘疯劲’的，为了诗，我们可以不吃不睡。”也正是凭这股‘疯劲’，冯明德等人很快就使《散文诗》站稳了脚跟。“这些年纯文学刊物普遍不景气，为了在这个大背景下有所突破，我们这些编辑就成了推销员、搬运工。我们时常会利用出差的机会，把刊物带到省外。”

而今，《散文诗》可谓声名远播。冯明德称：“我们几个编辑却并未因此搞到什么钱，很多时候，我们仿佛仍旧是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青年的层面上，我们更看重精神的东西。”

曾经多次有人建议，利用《散文诗》现有的影响参与一些商业活动。“那样的确可以赚到一些钱，在短期内，我们的钱包也可以鼓起来点。但是，如果杂志的版面充斥着广告，那就势必会降低杂志的档次，所以，我宁愿不要钱……我们千万不能为了增加几个钱而使杂志有半点损伤啊！”

在冯明德看来，《散文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偏于一隅。地处在益阳这个经济和信息相对滞后的地方，金钱的冲击还不是那么明显。同时，没有选择的余地，除了一心一意地把现有这个杂志编辑好之外，别无其他的奢望，也不敢有其他的奢望”。

《散文诗》在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发行量却十分巨大。“很多外地读者知道《散文诗》在益阳，益阳有个《散文诗》。每年，都有不少外地读者和散文诗爱好者来到益阳，来到《散文诗》杂志社。前几年，湖北大学三位刚毕业的女生因为《散文诗》，专程来益阳求职，坚决嫁到益阳来……”冯明德一笑，颇有几分得意地说：“想不到我们杂志还成为了媒人！”

“如果文学是一条大河，那散文诗仅仅只是一条小溪。我个人认为，高扬艺术的旗帜，坚守高雅文学的净土并非神话，关键是怎么去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如何使这条小溪能够潺潺地流下去，不求汹涌澎湃，但求永不干涸。”“我觉得网络是我们纯文学刊物的最大敌人。我现在要思考的就是，《散文诗》如何面对网络的冲击？时代在变，《散文诗》杂志也得变。所以，我们无论是办刊宗旨还是办刊思路都得变……”在冯明德看来，许多路不是有多难走，而是能够走多远。

长沙诗人追捧的潇湘诗会。照片为受访者提供。

一次众筹

通过网络8天筹资3万元出版诗集，在网络上写诗的湖南诗人队伍迅速庞大起来

2015年4月，由广东花城出版社推出的“后花园诗丛”精选长沙诗人远人和南京诗人马永波的作品，分别出版了诗集《你交给我一个远方》《词语中的旅行》。出版社利用互联网“众筹模式”在8天内筹资3万元，诗集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读者认可和市场影响力，两个30年来从未出过诗集的诗人开始广为人知。

潇湘大地上诗星璀璨，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诗歌作者要出一本诗集何其难！“众筹出版诗集”改变了传统诗集出版模式。这样的创新模式能否改变诗集出版难的窘境，撑起诗歌创作的一方晴空？有人认为，沉寂多时的诗歌乃至文学可能借此迎来一个阳光灿烂的晴天，诗歌微信公众号、众筹、微诗等都将风起云涌。

远人从初中开始写作长篇小说，17岁发表诗歌，同时展开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多种文体的写作。在前不久举办的诗集首发仪式上，远人感慨写诗是“差不多30年的梦想，所以我永远有特别强的感叹，一个是实现梦想，一个是坚持梦想……但这些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为你写更多的诗。”现在南京理工大学从事创作、研究和教学的马永波则译介了大量英美现代诗歌，出版有译著和研究著作60多部，他坚持30年的诗歌写作，被评论界认为“对中国当代诗歌‘叙述性’作出了贡献”。

“参与众筹的读者，大约有五分之三是原来诗人影响所及的粉丝，还有五分之二是陌生读者，我们要的就是这五分之二的影响力。”《你交给我一个远方》责编王凯解释，众筹就似“比武招亲”，将诗人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晒得“体无完肤”，目的是在诗歌市场漫无目标的背景下加强对读者的影响，有效地把诗人、诗集和读者连接起来。

不过，“众筹诗集”效力有限，无法解决当下诗歌出版的根本困境。远人表示，诗人必须有足够的影响力和粉丝群，诗歌质量也应当有相当的保障，这些要求对大部分诗人来说并不适用。目前网上的诗人众筹出书案例，不成功的也比比皆是，但“众筹诗集”还是为严肃文学的出版提供了一种思路：对于一些特殊的作品，有必要通过主动引导，将文学的价值传递到读者面前。

近来创作出1200多行长诗《麓山夜话》的湖南诗人袁剑虹认为，当前诗歌读者的确在减少，上世纪80年代先锋诗具有的影响力今天不可能存在，而各地域的诗歌民刊往往成为“诗人之间互相取暖的平台，把热爱诗歌的人聚集在一起，让诗歌再次‘发烧’”。

在这种状态下，绝大部分诗人在诗歌出版上都面临尴尬。统计表明，20多年来，有98%的诗人诗集都是自费；而大部分诗人拿到出版的诗集后，只能放在自己家中，“送都送不完”。在这样的格局之下，部分诗人往往以圈子和地域获得交流与慰藉。湖南诗歌民刊特别发达，仅长沙就有多份诗歌民刊和社团办的刊物。为了维持圈子中的交流，自印诗集和出版民刊将依然是诗歌的一条强劲传播途径。

有了这次创新，湖南微信诗歌群迅速庞大起来，据湖南诗歌学会粗略统计，湖南现在拥有微信诗歌群近2000个，在未来的诗歌传播中，出版社的纸本诗集将面临更窄的道路，而新媒介的阅读会在互动、付费、系统生产等方面有着更多的可能，而湖南诗人走在了前列。

潇湘诗会组织者、诗人胡述斌。照片为受访者提供。

一场诗会

每一个节气的变化都充满了浓浓诗意，缥缈的“诗与远方”在长沙落地扎根

哪里有诗人，哪里就有了风火、有了激情。

“美政、香草、庙堂、江湖，是诗人的选择。”主持人首先朗诵了著名诗人胡述斌的《春分·选择》，拉开了潇湘诗会的序幕。作为潇湘诗会的早期发起人之一，著名诗人李少白在会上讲解并诵读几首儿童诗歌。他认为童谣是一种药，能让童心永驻，并号召诗人们参与写作儿童诗歌。长沙古琴协会会长熊开华老人现场弹奏一曲《梅花三弄》，诗意地参与今天的雅集：“梅花虽然开在冰雪里，但她在盛开时已蕴含了一个春天！”这是2017年3月18日首场以节气为主题的潇湘诗会的情景再现。

作为诗会发起人的老诗人杨里昂经常会坐在“潇湘诗会”四个字的中堂前，至今他还对创立潇湘诗会“激情燃烧的岁月”记忆犹新。当时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一套潇湘诗歌丛书，出版了当时诗坛上活跃的湖南籍诗人作品，代表了湖南诗歌水准和态度。那时朦胧诗正处于退潮时期，为了让诗歌热潮继续下去，一群志同道合者1986年成立潇湘诗会，并以南宋诗人陆游的诗句“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为口号。

杨里昂回忆，当时他们在长沙青少年宫举办潇湘诗会，采取与电影院一样的售票入场形式，票价与电影票价一样是二毛五分。之前在湖南日报上连续登了三天广告，把主办单位和登台朗诵诗歌的诗人名字都刊发了出来。谁知举办前一天，入场票被抢购一空。

女诗人方雪梅说自己对潇湘诗会有一种归属感。她谈到，当时潇湘诗会在长沙青少年宫举办，人山人海，自己因为买不到票，只能在会场外徘徊，“心里非常着急”。“当年，潇湘诗会是湖南诗坛最盛大的节日。每一个人，以听一次潇湘诗会为幸，以上一次潇湘诗会为荣。”陈惠芳说。陈惠芳说他一直是潇湘诗会的旁听生，直至1989年10月，凭借一首《湘西的魅力》登上了舞台，当用一口标准的“宁乡普通话”朗诵完全诗时，已是大汗淋漓。

在潇湘诗会的现任组织者胡述斌看来，潇湘诗会的持续举办，见证了湖南人对于诗歌的坚守。胡述斌介绍，潇湘诗会从1986年5月创办举行，至1990年共举办5届；中断10年后，又于2001年恢复，眼下的潇湘诗会，以二十四节气为主调，由纯诗歌朗诵转变为文艺沙龙形式，伴以文艺演出，形式新了、活了，受众面与互动面也随之扩大。

湖南老中青著名诗人现身潇湘诗会，每次活动，都见证了湖南诗人对诗歌的坚守和态度。“我看好潇湘诗会。这是一种优良的文化引导和文化消费。周末有了更好的去处。”诗人梦天岚说。同时，潇湘诗会与湖南省诗歌学会会长梁尔源发起举办的诗歌沙龙相互辉映，成为了湖南诗坛活动的“双翼”。

杨里昂认为，当前的诗歌形势，在全国范围内正处于回暖期，读者对诗歌热情正在恢复，而长沙诗歌不存在恢复的过程和回暖的问题，因为长沙读者对诗歌热情一直很高，诗歌界一直在坚守诗歌本真，而潇湘诗会、诗歌沙龙等活动的举办，就是一个力证。

“长沙市本来就是一个诗意的城市，湘江边就有杜甫江阁这样与诗结缘的景点。我们应该把‘诗意长沙’更好地传承下去。”李少白说，“诗意长沙”的传承离不开诗人，当诗人们怀揣着美好在柏树下行吟，未来的城市，也便就是一幅“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画面。

“春花绽放”“夏日映乡”“秋叶恋土”“冬雪藏诗”四大篇章串起过往，20首由诗友真情诵读的佳作显露出时光长河里的片羽，潇湘诗会的诗友们踏着古老文化传承的脉络走过了一个轮回，春去秋又来，夏雨又冬雪，每一个季节变换都充满了浓浓诗意。

时间在变、地点在变、主题在变、诵读的人在变，但是潇湘诗会对诗歌的热爱与传承始终如一。李少白、胡述斌等“诗歌义工”用美好的文字歌咏真实、良善、美好与向上，飞向社区、学校、企业、商场……诗歌的火种撒向繁华街市与寻常巷陌，缥缈的“诗与远方”在长沙落地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