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时代，耿占春或许注定是不合时宜的。虽然是学院批评家、学者，他的写作却与“学院体”相去甚远，甚至还有着诗人、散文家等多重身份。与许多来路分明、理论脉络清晰的同行相比，他的学术资源也不易辨别，难以一一追溯。对于多数人来说，他的著作显得晦涩难解，曲高和寡；而对于那些气息相投者而言，他所创造的精神世界却如此丰富，如此迷人，经得起再三流连。

　　语言是存在的家

　　耿占春的写作和研究，涉及诗学、叙事学、语言学、知识社会学等领域；他的表述形式，则包括学术论文、诗、散文、随笔、札记、访谈等等。在参差的形态和多样的话语下面，却有着相同的理念：对语言的信任与着迷，对人文精神的重视与坚守。

　　在早期的著作《隐喻》中，耿占春创造性地吸收了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认为语言不单是人与人互相交流的符号或工具，也是人与自然、宇宙之间建立联系的方式：“人从语言的到来中领承了一种恩宠，一种禀性的充溢，一种神圣的逾越。人领承了语言，不是狭隘自利地表达自己，而是要使它真正的主人大地、诸神和无数生灵在我们身上说出话来。”这就意味着，语言本身并非是独立的存在物，而是人之存在得以敞开的境域，是存在的家，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居所。

　　耿占春所着重探讨的语言，是本真的、诗性的；隐喻是它的原初形态。通过隐喻，人与周围的事物有了共同点，谐和地成为一个血肉相连的整体。隐喻与象征又是互有关联的。对语言现象和隐喻现象的探讨，离不开象征。人们通过建立隐喻与象征来创立生活和世界的意义，使人与周围的事物进入一种象征性的秩序，借此找到属于各自的位置。

　　在耿占春看来，语言是文化的综合体；隐喻与象征则是一种诗性智慧，能使人“备于天地之美”。借助于这一体两翼，我们有了叙事与抒情，有了小说与诗，有了宗教与艺术。人类原初的精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隐喻与象征而创造出来的。充满隐喻与象征的世界，则是一个充满神性与灵性、有广度有深度的人文世界。

　　人文世界面临的挑战

　　然而遗憾的是，从现代以来，神话与宗教衰落了，“讲故事的艺术”与“写诗的艺术”衰落了，隐喻与象征在生活世界中的主导地位，被更注重客观知识的认识方式逻辑、论证、概念占据了；它们不再是一种有意味的感知方式，而是沦落为“理性的巧辩或有意为之的技巧”，仅剩修辞学上的意义。

　　与此同时，人文世界迎来了几近致命的挑战。工具理性的兴起，世俗化潮流的到来，最终使得人文世界“不再迷人”。随着“祛魅”进程的扩展，人文世界的版图不断地缩小，到了今天，已然成为一个幽暗的角落。相应地，那些承担着传道重任的精神先知，那些具有人文情怀的作家、诗人，也被各种各样的技术专家所取代。这是耿占春在写作中反复观照的一种现实。但在科技和经济成为生活轴心的时代中，我们依然可以成为人文主义者或人文学者，虽然这是一种充满痛苦与冲突的存在方式。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种可称之为“脱域”的困境。耿占春一度谈到：他虽然在学院的大墙内生活，却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更贴近于古老寺院里身披红色袈裟的喇嘛，认为“他们是我的同行。确切地说是我的前辈同行”。他在这些僧人身上找到共鸣，也借此辨识了自己的面貌与形象。

　　以往的人文主义者看重的是整体意义上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体的。这种“三位一体”，使得时间充满重量，人也借此让生命变得厚重、有意义。现代的时间观念看重的却是断裂，允许过去、现在与未来各自为政；现在与未来是人们所重视的，过去则变得可有可无，不值一提，甚至成为我们急于摆脱的包袱。时间变得轻盈了，人的生命也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缺乏厚重的意义。如果说人生还有意义，也不是在人文世界中生成，而是通过这个科技时代所创造出来的种种事物，譬如昂贵的汽车和住房、电子产品、神话一般的商业符号等等来证明。在耿占春看来，现在成为意义生产者的，不再是人文知识分子，“而是高档房地产开发商，是时装、汽车、新式家具的设计和销售者，是古董商人和高消费形式的艺术经纪人。充其量，人文知识者只是在其广告中进行修辞学活动的人，是制造新的审美生活意识形态的人。”

　　只要火种不灭……

　　在这个时代，看起来人文知识也越来越无关紧要了，甚至连修身养性的个人意义也难以为继。在《沙上的卜辞》、《叙事与抒情》等著作中，耿占春指出：在现代以前，“人文知识的传统一直表现为一种伦理、信念和美学上的文化”；在人格的塑造和主体性的建立上，它是不可或缺的。人文知识使得一个人对自身与他人的处境具有一种敏感性，懂得关注人在世界上的命运，能恰当地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他人的内心经验也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体谅。这种能力在今天却被视为是无足轻重，甚至是有害的。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所需要的，是越挫越勇、能最大限度地调节自己以便适应环境的人；使自己成为一个敏感的人，无疑意味着在生活当中自行设置一个巨大的障碍。一个内心更加丰富的人，一个充满同情心与敏感性的人，会难以适应面前的世界，难以应对残酷的生存竞争。就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充满痛苦与犹疑”，缺乏科技社会、商业社会所需要的行动力。“这无疑等于在现实世界中自甘失败。”

　　当我们置身于一个由工具理性主导的、制度化的科技世界中，即使我们还记得人文世界的面孔，也无从忽略它已经“过时落后”的事实。如果它的一些因素还侥幸存在的话，也不过是因为它还能成为一种修辞学游戏。面对这样一种处境，耿占春内心里的失败感、孤独感与沮丧感，也就不难体会。在《过时落后的人文学科？》、《人文思想的实践或消费》等文章中，他一再地表述自己心里的冲突与纠结；甚至在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时，也把这视为“给予失败者的奖赏”。他是清醒的，但有时候可能过于悲观了。在今天，人文著作虽然可能如他所言，只是一种“描述了缺失的现象学”，但是它的存在，毕竟能让极其少数的清醒者看到人类自身的可悲状况，让人们对人文世界保存些许记忆。这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写作本身就是对人文世界的一种守护，就好比是在科技世界、商业世界中埋下了隐秘的火种。只要火种不灭，世界和人类自身，就有可能被再度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