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作为“语言皇冠上的明珠”，更有着其不同于世俗的高贵，它让独立的诗人持守于自由创造的状态，对语言创造和修辞之美有着不遗余力的探索热情，这样，诗歌自会有其思想和精神的力量。而“介入之诗”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方可成立。不管是针对日常生活，还是涉及语言本身，没有基于真诚和创造性的表达，都可能让修辞显得空洞，让诗歌的审美趋于无力。在越来越多无聊、轻浅和平庸的文学接受中，真正的诗歌肯定是有难度的，不仅有写作的难度、阅读的难度，还应有思想的难度、命运的难度。

　　有些人虽然一直在坚持写诗，有的甚至写了大半辈子，仍然处于蒙昧状态，这不是进门的问题，而是他可能完全走到了相反的方向。在写作之路上，一旦有诗人作美学和精神的自我阉割，诗歌伦理上的背道而驰或许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就像学者周濂的一篇文章《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有些诗人不是在装睡，而是真在睡。他一根筋地处于前行状态，总想做个大诗人，然而，其作品出来，不是快餐就是符号，总也不能在时光的沉淀和淘洗下获得诗意的转化。还有的诗人虽然坚持自己的风格，但没有突破和超越，长期一成不变，他以为这种持守是美德，其实很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安慰的说辞，创造力丧失了，无法继续在诗歌写作的旅程中走得更远。诗人如果缺乏创造性和探索意识，没有文字上的冒险精神，他的写作也可能就会变得平庸。没有内在强力意志和理性的促动，那些夸张的激情昂扬，都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有诗人说，“人生短暂，不做诗人实在是太浪费了/做诗人加倍浪费”。在世俗的生活之外，我们确实需要另一种向上或向下的求索精神，它可能就是由诗歌来引领的。诗歌是诗人精神生活的来源地，同时，也是让他向内走的动力。一个永远关注外在世界的人，不可能过多么优雅和从容的生活，在忙碌中一旦停下来，可能会变得浮躁、焦虑，无所适从。当人生走向越来越趋于功利化，往往是那些更为外在的东西在无声地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人生选择。我们的处境，正像学者杨国强所言，“身在变动之中而没有一种可以归依的价值来解说人生的圆满和不圆满”。当人一直处于为生存疲于奔命的状态，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做什么才有价值？似乎追问这类带有终极意味的命题，在多数人的生活中显得太过奢侈，然而，一旦刻意回避这些问题，我们最终所遭遇的可能就是精神的荒原。这才有诗人从物质和名利中返身回来，投身到诗歌的怀抱，追求有创造性的精神生活。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当哲学沉默，当科学陷入迷茫，当一切知识都因为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而默不作声，艺术，尤其是诗歌，仍然对存在的未知有话要说。所以，诗歌，是所有的言说者都陷入沉默时的惟一言说者。”在很多人看来，当享乐的价值观成为主流时，似乎只有物质是实在的，精神的务虚被认为是一场命运的反讽。其实，无节制地追逐物质所带来的快乐，最终会让人陷入生活的恶性循环，在悖论和困境中不停地纠结、挣扎，只会变得愈加茫然。诗歌的慰藉是源于比物质更为柔软的精神，它是我们内心的砝码，以平衡人生世界里虚与实的经验。的确，在虚与实的辩证法里，诗歌作为一种“无用”的文学体裁，就是一种无功利的参照，只联于一个人的内在的精神世界和对美的向往之意。

　　因此，这个时代我们重拾诗歌，其实是在寻求那久违的飞翔之感，如同“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般的诗意画面与内心震憾。诗歌更多时候应该有这种大与小、轻与重之对比，在对比中张力才会凸显，诗意才会呈现。诗人白玛在《我的诗歌里》写道：“我的诗歌里有我自己的天空和领土/有寒夜里温暖的炉火/有为我拭去泪的手/有迷茫的远方和回不去的故乡/若细听，我的诗歌里有猎豹奔跑的喘息/有火车的满腹心事。有爱情带来的万里晴空/偶尔也能听见尖叫、哽咽和低泣/在绝望的时候，我的诗歌里有一座罗马城/等到白发苍苍，回头看，我的诗歌里/有一条光阴之河，有一个女人绚烂的一生”。诗歌可以写下一切高兴和忧伤、愤怒和悲悯，那些情感世界里的孤独发声，现实世界里的真情流露，想象世界里的天马行空，都会在字里行间获得它的位置和高度。当诗歌可以写尽一生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它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因此，诗歌可以成为俗世生活之外的另一种精神向度，它能让我们不那么现实和功利。它中间那特殊的精神力量，可以引领我们向前走，而不至于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感。这样的说法，可能会让人觉得夸大了诗歌这一文体的社会功能，其实，诗歌让我们的心灵变得纯粹，写诗之人会觉得有道理，通过自己的写作体验和实践，我们会自觉地求真，向善，寻美。

　　因此，让诗歌为我们带路，正是这个时代寻求内在变化的一个路径。其纯粹、真实与不屈服的美学，正是我们当下所缺少的品质。“越是迷惘的时代，人们越是希望通过诗来领悟人为什么要活着，领悟存在的意义。宗教在表达，诗也在表达，宗教和诗歌在某种情况下是殊途同归。”于坚的言说是有道理的，从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来看，他的话或许正印证了个体内心的困局。面对那么多现实的冲突，很多人可能都是分裂的，会处于善与恶的挣扎中，内心的矛盾令人有着精神上的不安。这时，诗作为一种审视的力量，能在适当的阶段引领我们以更澄澈的方式面对人生。一旦某首诗能触动我们日渐麻木的心灵，总是能部分地唤回我们对语言之美的信任感，引领我们走向思想性文学的内部。她会成为我们内心和信念的一种尺度，促使我们去完成关于思想的使命。诗歌与思想并不冲突，就像布罗茨基在诗中所言：“只有灰烬知道被烧毁意味着什么。”现实中的灰烬真的知道有什么秘密吗？此时，只有诗歌中的灰烬知道现实和哲学之链。思想在诗歌中的浮现，并不是要代言某种切实的精神，而是借助于言说来揭露冥冥中存在的某种关系，它可能是天真的、幼稚的，也可能是灵动的、纯粹的，而诗歌很多时候就需要这种无邪之感。这种无邪正是赤子之心的美学。当我们被功利化的现实裹挟着向前走时，更多人只剩下了物质心理和焦虑人生；当抒情遭遇了残缺的现实时，一切都散成了碎片，更为疯狂的物质浪潮向我们席卷而来，只有诗和哲学的“无用之用”可以抵挡。

　　如果一味沉溺于消费主义，很多人可能就会处于短视之中，这也是某些盲目的心理追求所致。我们还愿意回到一种童真状态吗？还愿意退守到一种赤子格局吗？诗歌还有在物质化的时代拯救人的力量，只要我们愿意去接近它，去安守这寂寞的心灵存在。“今天的现代诗，似乎已流落于自由无羁的街头，但它曾冲击过的那架沉重的文化机器仍固若金汤。它只是偷偷沉默着。只要灌注燃油，它会突然起动——整体的、固有的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对现代诗冷眼旁观，阴森地保留着长久不散的批判特权。”（徐敬亚《朦胧诗，那一群忧伤峻峭的翅膀》）现代诗遭遇冷落和边缘化，可能是一种必然，也可能是一种宿命，有时我甚至觉得那就是诗歌的常态。在文学的世界里，诗歌作为“语言皇冠上的明珠”，更有着其不同于世俗的高贵，它让独立的诗人持守于自由创造的状态，对语言创造和修辞之美有着不遗余力的探索热情，这样，诗歌自会有其思想和精神的力量。而“介入之诗”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方可成立。不管是针对日常生活，还是涉及语言本身，没有基于真诚和创造性的表达，都可能让修辞显得空洞，让诗歌的审美趋于无力。在越来越多无聊、轻浅和平庸的文学接受中，真正的诗歌肯定是有难度的，不仅有写作的难度、阅读的难度，还应有思想的难度、命运的难度。

　　所以，我理解一些诗人阅读有难度的作品，他从小众里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个词语，一个意象，或一个句子，一种情绪，都可能在不经意间触动他，让他写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理解。因此，诗人的阅读必须高端，守住理想的惟一底线就是向下的挖掘与思考，任何投其所好，都可能满盘皆输。正如翟永明在长诗《静安庄》中所写：“并非高不可攀，而是无物可攀”，那种傲视的力道，不是悲观绝望，而是一种更高层次和境界的美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