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必须弄清一滴露珠的来龙去脉

才能在汪洋大海抓住一根慈悲的稻草

如果能被露珠里的一道寒光杀死

这个秋天我们将显得多么幸运

我们必须对生活的波澜不惊负责

雁阵多年未见，草丛里什么也没跌落

用一些干草把自己裹紧吧

让露珠回到眼泪，让锋芒回到眼神

前不久，读到李皓写于寒露节气那一天的新作《寒露辞》，仿佛一下子就捕捉到李皓诗歌的光泽和精神内蕴。露珠的光泽，与内心的波澜不惊，延伸着对人与自然的体悟和咏叹，少年的英武稚气，在一个秋天的露珠里获得平静、安息，作为一种深情的对自然的缅怀，那根慈悲的稻草，已经被收束、内敛的大气，像档案馆对待自己的隐秘，悉心地珍藏了起来。露珠是大自然的泪珠吗？也许，只有当“露珠回到眼泪”的时候，人的生命主体力量开始在眼神中呈现了，开始熠熠生辉，柔肠百结。这些年，我始终默默地关注着李皓的诗歌写作，耐心地咀嚼和揣摩他的诗心和文眼，试探埋藏在字里行间的温度与力度。特别是近几年，李皓的创作量惊人，数百首质地醇厚而激情四溢的佳作，纷至沓来，汩汩流淌。我想，一个骨子里凝聚着军人和诗人双重气质的中年人，是否真的到了一个爆发期和收获季了？一场来自北方的宏阔庄重的气息，正扑面而来吗？可以说，现在，我终于从这首短诗里寻觅到丰富、跳跃的节律，大胆的想象和清晰的音乐的肌理，尽管，他的诗一时还难以合奏成自我浑圆的交响，但是，一个美妙乐章的精髓，正开始显示出他不容忽视的存在。是的，我在李皓的诗里，真的看到了一种有锋芒的眼神，这个眼神，时而徘徊和逡巡在天地万物之间，偶然也沉潜于历史和现实的玄思，这个时候，眼神里也许还噙满苍凉或伤怀的情愫。但是，慢慢地，它逐渐又开始变得不执不固，不躁不厉，在阅读世间万象时，又渐渐归于平静。我知道，李皓一定是从内心的风景中走出来，体悟着整个世界正向他扑面而来，期待一次次不期而遇的诗意之旅。

二

其实，我读李皓诗的最大感受，就是他在呈现自然和事物的波澜万状时，在不断地由写作主体向描摹和抒写对象的趋赴，契合和让渡。于是，抒写的对象，最终在一种强大的情感皈依的向度上，事物便成为幻想的载体，或者说，就是抒情主体的寄寓和归宿。

哦！多么好的比喻：秋天的尾巴

我抓着你，我的鬓角正在慢慢泛白

不得不承认，我一直在夹着尾巴做人

可是树叶还是砸了下来，你又一次

点燃了我

这怎么能叫引火烧身呢？

与一粒霜不期而遇，化就化了吧

取暖期即将来临，阳光正在收窄

菊花侧一侧身，你傲慢的眼神

就会挤进更多的稻草

李皓在这首《霜降辞》里，表现出一个诗人作为写作主体，他的内心与自然万物、节气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呼应和默契。若从题材的角度看，平凡、偶然、清淡，并不离奇，但是，形式的简洁与意义的隐秘，令这首短章鼓涨起强劲的膂力，可谓是对内心和灵魂的一次张望和审视。李皓对自然和生命有着大胆的观察和想象，通过生发诗心，寻找与世间事物之间的共鸣，触摸它们的微妙关系。“霜降”，仿佛是一个语境的结构，“秋天的尾巴”和“鬓角”，与“夹着尾巴做人”这样的诗学逻辑，直接将喻体带入并升华为人格推导的演绎。在一个时间的节点上，命运变得不可抗拒，在节令和节气的自然时序里，即便是“引火烧身”，也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必然。诗人在眷恋时光的无情时，用“树叶还是砸了下来”，喻指任何一种事物结束旅程的方式，而“菊花”的侧身，百花凋零，无可奈何，便引申出它与稻草一样的归宿。在这个时候，诗人早已经意识到，一切都无需追问，只是“独立苍茫的自咏”，返璞归真，诗歌所具有的调度现实、调节生命的力量，在此充分地显示出来。无疑，这首诗，潜在地存在着一个对话的关系，不追求高蹈，只想保持尊严，那么，这究竟是谁“又一次点燃了我”？而在另一首《狗尾巴草》中，诗人再一次将“夹着尾巴做人”这样的生命哲学带入“秋天”，在几乎被忽略的存在状态里，独自继续保持卑微却坚毅，浅吟低唱。

你有多卑微，我就有多卑微

你的荣枯，多么像我潦草的前半生

偶尔做过几件像样的事情

大多被视为狗尾续貂

秋天来临，我开始头重脚轻

我多么怀念夹着尾巴做人的年代

风不来纠缠我，就连阳光

也不跟我针尖对麦芒

眼下可好，我在风中拼命摇头

只为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轻

变得可有可无，不再引火烧身

而把脆弱的骨头老实地埋进青山

看上去，狗尾巴草的存在姿态，被直接喻为一个人一生的生存境遇，同时以此来展示一个平常心，尽管苍凉时分已然来临的时候，“我”已经“头重脚轻”，但是却丝毫没有悲天悯人，“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轻”，终老青山之中。这是自我与抽象之物——命运之间纠结的关系，他们都是生命内部的自我承担，因此也就成为生命自我对外部遭遇、命运的担当。直面自身卑微的现实，不成功，不辉煌，更是无法炫耀的人生，但却摆脱掉了风和阳光的纠缠，更不畏惧自己的毁灭，一个有定力的个体生命，照样有属于自己的存在路径，如此从容，如此坦然，一生不忧不惧，静观生命的春来秋去，力求达到一种超常的平衡，这里没有不堪的呻吟，也没有絮絮叨叨的抱怨。虽然，这无需太大的勇气，但是不是更有一种智慧在其中呢？

也许，与李皓的军人出身经历有关，他的诗行里始终弥漫着一股其他诗人少有的遒劲之力，那些超越俗世羁绊的诗意，常常从蕴藉着英武气息的比兴句子里渗透出来，貌似平和朴素的叙述，常常在某一个关键处迸发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这同他那细腻的切近事物的触角，形成一种迥异的美学机制。

这首《在天目山依靠一棵大树》，似乎在刺探人性中的某种惯性动机，并且，它试图在字里行间建立、增加事物与事物间的辩证张力及其寓言力量。词句本身，并不想一定要以此喻彼，象征引申，相互支撑，更没有繁复的奇思妙想，枝蔓横生的伪饰和矫情。李皓诗歌的抒情伦理，仿佛完全是建立在某种反逻辑的边界，他非常善于捕捉那些一触即发的戏剧性，在呈现中“抒情”，在审美思辨中重现抒情主体对事物的理解和尊重。一个人在“整个夏天都在寻找一棵大树”，寻找它作为“靠山”，作为庇护，无论是高僧和几代国师，还是耄耋老者，都需要在攀登的旅途上寻找一个“依靠”，在这里，有形的依靠是“树”，无形的内在的企望和向往，则是一座无形的“山”，或者是一位“有着宽广胸膛的人”：

我也不由自主地靠了上去，像靠近一个老人

或者说就是父亲和母亲，就是那些

有着宽广胸膛的人。我靠上去的时候

是一个重阳节的上午，天清气朗

我想到了远在东北的父母

我们能感觉到，作者在努力塑造一个“肖像”，一位在心理上，在精神和灵魂层面可以依赖、信任的存在。诗中的天目山，成了一个行旅者寻找灵魂和生命力量的隧道，千年古树，岁月轮转，“靠山”并不是归宿，而是前行者的一个驿站。

当然，老夫老妻的身边也有一棵树

纤细，谈不上直，也不弯曲，但它走动

步幅与那两双脚恰好合拍，它被一只手把握

它点击地面的时候，山风叹息一声

神灵的石头，把风烛残年的背影留给了我

这对老夫老妻的“介入”，一下子就将高蹈的形而上的思绪，衔接上了“地气”，而一个人对于“古树”的依靠，瞬间即转化成人与人的相互依存和依赖，彼此的步幅，双脚的合拍，即使风烛残年也不会再令人扼腕叹息。途径每一个生命的驿站，挥之不去的，只有山风的叹息，“神灵的石头”则见证了行旅者的足迹，记录了人与自然的一次神秘交流。

看来，静穆的诗风，仍丝毫没有激情的缺失。诗既不是“抽象的抒情”，也没有沉溺于僵化的比兴。刘勰论诗时，提出“随物婉转”“与心徘徊”，“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的说法，那么，《霜降辞》和《在天目山依靠一棵大树》这两首诗，似乎正暗合了人与自然的神秘关联，诗所呈现的，恰恰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联动的过程，在其中，人由他自己的活动引起和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资格或主体的力量，与自然形成对峙或默契，也许，这就是一种心物的交流和互动，物我交融，和谐默契，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若按代际讲，李皓属于“70后”诗人。但是，从诗的写作实际状态看，李皓实在是一位很难“归类”或者“归位”的诗人，我们很难轻易地将其划入什么“群”，什么“代”。虽然，李皓是一位有着强烈诗的伦理追求的诗人，但他的艺术表达方式、美学维度，始终处于一种复杂的变化之中：一方面，既有新诗传统中高蹈的、抒情的、翻译性语感化的特征，意象、隐喻等轻车熟路；另一方面，他更不缺少对现实、历史和存在的发问，尤其是，李皓能从一个事物的内在化的极其个人化的语境中，转而进入一个公众语境，摆脱掉惯性的二元对立修辞，直接进入存在的视域，以接近口语化的朴素陈述，敲击存在世界的真髓，同时，依然重视对事物和意绪的诗性创化，实现文本追求内语境的透明及其张力的舒展，词语间投射出健康而富于骨感的人格魅力。因此，我认为，李皓比其他同代诗人，也就较少现实的迷惘、虚妄和困惑，多些直面存在、体认普泛生命脉息的领悟，所以，李皓在这一代诗人中，也就颇有特立独行的诗学轨迹。欧阳江河说，大众传媒、电子手段“闯入文明”，产生新的用语、修辞、新的传播和消费手段，使得诗退缩到更为费解，更为隐秘、冒犯、过分、晦涩的语言构造，在心智层面上，晦涩作为反义词，构成我们时代的诗的特征。⑴欧阳江河对诗歌的语言困惑，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李皓的词语结构。相反，李皓的先天之气——“慧根”，即善良之根，对人的爱心，使得他整个诗性的灵魂更加理智和成熟。他总是不断地在诗中审视自身生命的羸弱和空乏，检讨现代文明浸淫中的“暗物质”的存在。每当他直面现实的时候，他总是愿意从细微、细节着眼，点击世道人心的穴位，质疑面具式人格，拷问灵魂变异，在生活现场探幽洞明善良和麻木的冲突，于人性的缝隙处打捞人格的毁损，悲悯之心的残存，可谓揪心蚀骨。

暮色从四面八方围拢而来

路人们在琴声里作鸟兽散

路人的面孔越来越虚无

乞讨者的饭碗越来越模糊

在《拉二胡的乞讨者》里，“我”就像是一个现实的偷窥者，面对这样一个熟悉的老场景，人们在路上流荡浸漫，乞讨者那一曲《妈妈的吻》，早已“不合时宜”了，无论对于谁，都已经没有任何感染成分或者煽情的力量，人心似乎处于一个僵化和冷硬的状态，四面八方“围拢”来的，其实是人心的暮色，可是，李皓还一定偏偏要审视一下包括自己的内心的纹理，他要呈现虚无而羸弱的面孔，在乞讨者的饭碗里如何生长出没有悲悯的荒芜。“我没有勇气去投下一分钱，我也装作匆忙的样子。像某个都市里高傲的白领，对于一首老歌，嗤之以鼻”，写到这里的时候，诗人开始在自责中反思自己的精神伦理。

一位诗人细腻的、复杂的情感，其内在的精神、心态和梦想，以及诗的韵律、节奏、微妙的谐音、生动的暗喻，包括独特的分行、标点方式等等要素，都应该是一个神秘的、有机的整体，只有当这些元素，同处于一种结实、和谐的结构里，才可能使一首诗构成一个审美的存在，才能摆脱平庸的叙事和抒情。也许，这仅仅是一个常识，但却是诗歌的坚硬的质地，它由此使得一首诗生成一个小宇宙成为可能。虽然，在任何文本的形式和内容之间，都已经很难划出清晰的边界，而一种诗歌文本的形式实践，实际上就是对思想和情感的灵感闪现，就是对存在世界所进行的精神、心理的美学重组，那么，一个好的诗人，就无法不用心地去测量他的内心与世界的距离，无法不呈现与自身命运息息相关的冲动和愿望。李皓的诗歌，是如何测量自己与世界的边界的？他在咏叹自然、反思历史和现实的时候，终究在守望着什么？他的诗学取向，是一种灵魂摆渡，还是一种空间位移？当然，我们都注意到了，在李皓的诗歌里，他更没有忽略诸如祖国、家乡和自己作为一名军人的情感和情怀，在对这些主题的表达中，也凸显出了作为一个诗人的拳拳之心，切切情怀。我们想要考量的是，李皓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呈现内心的真实的梦想的？在他的诗和有关诗的梦想之间，是一座山、一棵树、一条河流，还是万水千山？我想，我们有理由对这样的诗人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

小说家、诗人博尔赫斯，本来就是一位耽于梦想的人，在失明之后，这种倾向和感觉愈发强烈，愈加变本加厉，他说，“由于我拙于思考，我便沉浸于梦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可以使我的生命在梦中流逝。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沉溺于梦想的博尔赫斯，对迷宫、镜子和写作，迷恋到无以复加的境地，他喜欢在小说里写迷宫，写梦境，他甚至还写一个老博尔赫斯与一个年轻的博尔赫斯进行交谈、对话。这时，我们就不免会猜想：对于博尔赫斯而言，写作是梦想的延伸，或者梦想是写作的延伸？写作与梦想，究竟是两回事还是两位一体？这也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庄生梦蝶”的境界，物我两忘，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已然真是一个梦想的诉求了，但我相信，一位真正迷恋诗歌写作的人，可能不经意间就会把现实和梦想混淆，而且极可能将写诗视为是自己的一种宿命，是一次与自己的重新邂逅。在一定程度上，诗人李皓就是在做这样的努力和接近。如此看来，李皓诗歌写作的精神坐标，完全是一种具有浓郁理想主义气质的抒情美学选择。他在诗中与自然对话，与时间对话，也与自己对话。这是一个诗人试图保持自己生命本色的努力，他以一种重写“个人史”的方式，在一个精神空前浮躁的时代里，烛照自己那一层特异的生存意蕴。

我认为，《我得坐车去一趟普兰店》是李皓诗歌的代表作。这首朴素至极的诗，一下子就让我们看出来这其实就是李皓的精神自传，当然，也可看做是他的诗学宣言。从国外到徐州、东北师大、鞍山、沈阳、大连、普兰店、城子坦和墨盘乡，这些地名梳理出他简洁而清晰的人生轨迹，李皓自己在诗里打开了自己的存在之居的门和窗。无疑，这是离开家乡几十年后，李皓在诗歌里的第一次精神“还乡”，这也是他对诗和生活之间关系的一次自我阐释、自我解析。从语感和语境上看，李皓在这首诗里没有对经历、经验和想象做任何“处理”和“变形”，他试图在一种自白的状态里找到自己的根脉和来路，这样，李皓诗的基本形态和人格个性，就在一种极其自然的风貌里尽显无疑。他特别强调自己“我是生在墨盘乡的乡下人”“虽然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大连，但我不是正宗的大连人，我是普兰店人”，在此，李皓实质上是在解释作为一个诗人的出身，与诗的人格及其经验的支撑点。他将自身置于一个最“原始”“原生态”的感觉里，不做任何“改写”，这完全可以看做是他为了诗歌的骨正神清，摈弃诗歌的装腔作势和酸腐所做的自我盘诘和追问。所以，这首“自传体”诗，所呈示的是李皓的“诗思”，而不是“诗情”。幽微而神秘的内省，直觉的哲思与冥想，都是对自己文化结构、心理结构和精神表情的倾情演绎。这是对自己写作的“出发地”的自我认同，是对“写作之根”的追溯，是一次精神根源上的自我清理。“朋友们都说我说人话，性情，不装，骨子里有小城人的耿直，自卑，不合时宜的豪爽”，可以看出，诗人彻底地道出了自己诗歌写作的人格渊薮，坦荡和率真，成为构成其诗歌风貌的生命伦理基础。因此，人性的觉醒，和觉醒的人格力量，就使得李皓始终在努力摆脱语言的芜杂和心态的游弋，避免任由倾诉性的感怀，失去重心的散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抒写现实生活的滞重感，这样的“耿直”和“豪爽”的水土风气，令东北之音的慷慨，一开始就在李皓的诗里尽显骨力。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正像苏东坡当年所言，如果有气力的人就能写好字，那大力士都可以成为书法家，如此推论，如果只要具备人格力量和豪迈性情就能写出好诗，那么，天下壮士皆为性情中人，都可以成为吟诗作赋的浪漫文人了。就是说，一首好诗，一定是骨力和神采、沉着和优雅、底蕴和灵性、成熟和潇洒等元素的充分结合。也许，李皓永远也写不出清词丽句一类的娇音，因为词句和诗歌结构的粗砺，剑芒般的峭拔之气，才是其保持生命本色的追求。对此，李皓进一步夫子自道式地反思：

我已很少写诗，我看不惯圈子里

一些所谓诗人的狭隘与偏执

想写诗就回普兰店去写！那个

诗人扎堆的小城可以最大限度地

容忍我，放纵或者胡言乱语

可见，摈弃狭隘和偏执，直抒胸臆，早已经是李皓耿耿于怀的本色气度。我们都清楚“圈子写作”的含义，这也许是诗歌写作在当代现实中的尴尬处境，自我陶醉和孤芳自赏，沉溺生理性快感，或迷恋精神贵族的光环，难以寂寞地恪守，依旧是一些诗人种种自恋心态的无端伸张。李皓在困惑和寂寞中寻求突围，竭力在“还乡”的情愫中获取灵感，寻觅灵魂的静穆和安谧，我想，这一定也是他诗歌写作的原创动力。这时，我们仿佛即刻就会明白他“想写诗就回普兰店去写”的真正缘由。返回现实，返回自身，渴望原创性，耐心整饬自己的切身经历、体验为生命和艺术经验，是心智的成熟的表现，也是渴望真诚诗心和诗歌语境的表达。我们可能会想这样的问题：普兰店，一座小城何以会“诗人扎堆”呢？或许，这座小城真的是有着热爱写诗的风气，许多人都有着良好的诗歌创作的心理机制，李皓不过就是从他们诸多“业余诗人”中脱颖而出的一位。

我不是普兰店的传奇

也不是离开故土就咸鱼翻身的神话

我离开你们是万不得已。我多么

欣慰，在那些个不管有没有

预谋的饭局，我都能成为朋友下酒

的话题。偶尔故意泄漏的短消息

让我耳聪目明，在城市暧昧的暗夜

分得清友谊与善意，挑拨与敌意

我们看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普兰店诗歌场域里的一种传奇。一个走出来的诗人，他被故乡魂牵梦绕，根脉已经无法脱离这个场域。而诗歌写作的伦理，也正是在这里建立并且不断延续下去。李皓的这次诗歌“寻根”，完全沉潜于自身，投入他个性的生命、诗歌记忆和言说之中，成为一种语义符号和隐秘意绪的不期而遇。这是诗与自我在故乡的一次共鸣，也是一次精神、心理的自我确证，在这里，他没有克制，在平实如话的语境生成过程中，虽然不拘章法而显得迷离和驳杂，有密实的叙事的段落，也有思绪跳荡的空白。时而充满突兀，弹性和光泽，自由而平实；时而意绪激昂，嵌进散文化、口语化，由无诗意的地方努力地生长出诗意，超现实的哲性，连接上生存的脉络，捕捉精神的风景，恢复内心的真实。这首诗写到最后，彻底地进入了一个伦理的状态，重返故乡，这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过程，每一个人的诗情画意，都可能是一个神话，一个传奇，因为在物质、欲望和视听文化为主导的商业文明的笼罩下，诗歌本身和富于诗性的生活，俨然已经成为边缘化的孤岛。而普兰店，这个被李皓诗意化了的小城，成为一个“守望者”的营盘和归宿，也许，这也是我们时代对诗人苍凉的命名。

如此说来，李皓的这首诗，没有理念性词语的自我压迫，没有献祭的仪式感，更无通过诗歌写作改变命运的现实功利心，也没有虚无的碎片，这在一个人心空前浮躁的时代里，确立一种超越世俗的诗歌精神已属稀有之物。人格的纯正，努力保持着诗歌的纯正，乡风乡韵，浅情近理，诗的徘徊和执拗，就是命运的反转和收复，就是对世俗的不妥协。在世俗中超越世俗，在朴实中伸展朴素，更是在坚守中重温志趣和理想。

若回顾从《诗经》到唐诗宋词，我们会发现，咏物诗都极尽中国传统诗论“赋比兴”的路数。而当代诗人则更以现代意识为底蕴，兼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怀，承领传统的余泽，将现实与超现实，写实与意象杂糅，生发和表现出现代人更为复杂、奇崛的感念。李皓虽然恪守传统抒情诗一路的写法，但他凭借出色的想象力和真情实感以及独自深入的现实意识，拓展了虽不先锋却也品质不凡的个人天地。      

在李皓的大量的咏物诗中，我更喜欢《皓月三章》。这是一首“刻意”地要与常识产生悖论的诗。他将内心的人格信念，存在、事物的真相以及自我诉求含蓄地呈现出来。“要说就说说月饼吧，它身上洋溢的气息，与享乐主义无关，与浪漫主义有关”，像这样充满了人格化意绪的感怀，蕴藉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在民间，月亮，已经被脱化成一枚枚可以分别出高低贵贱的月饼，已经成为被彻底符号化的世俗的事物，但是李皓则心有不甘地将其引申到浪漫主义的情怀层面，可见，去物质化的理念，始终缠绕着他。“多么虚伪！宁可在空洞的往事中作茧自缚，也不愿像吃掉一块月饼一样吃掉悲观与绝望”“月亮越升越高，那一张半明半暗的脸，是深渊！在那面不合时宜的窗帘背后，喊我”，显然，诗人从月亮和月饼所链接般的比附中，看到了人的自我游离的形象。人不可能在“空洞的往事中作茧自缚”，一种语言符号与隐秘的意绪不期而遇，而且生发出不合常理的逻辑推断：月亮在云翳的遮蔽下，半明半暗的脸，竟然是一个巨大的深渊。对于月亮的想象，苏东坡的词堪称绝唱，悲欢离合，阴晴圆缺，琼楼玉宇，起舞弄清影，是一种大格局的浩渺和时空想象，但李皓只顾沉潜于自身，以一种迥异的象征或者联想，来展现俗世情感经验的特殊性，以此抵达一种对真实存在的突然的洞悉和揭示。由此生成的语境，虽然显得格外驳杂和迷离，充满间隙，充满阴影和空白，但意念诡异，奇思妙悟，杂糅相生，不一而足。诗人弗罗斯特当年“我们需要学会在隐喻中生存”的表述，在今天的确已然成为常识，而李皓在《皓月三章》中所隐喻的“月亮”是一个“深渊”，是一个“窗帘背后”的阴谋，显然，这就体现为另一种隐喻的思维和逻辑，意象和观念的转换，让我们感受到诗人所处理的物象本身的丰富性，他重新建立了一个隐喻的现实，月饼的现实和月亮的隐喻，一个实际的现实的事物，与一个虚幻的情境之间，衍生出的竟然是陈子昂说的“洗心饰视，发挥幽郁”，这种新奇感、惊异感、意外感，成为一次原发性的灵魂叙事。

毋庸置疑，李皓的诗及其诗风，其实就是他为人的真实的自我写照：不虚伪，不造作，不矫情，不暧昧。他的诗，踏实中透着机智和灵气，体悟中闪烁着质朴与从容，又不失理智和玄思。记得前年我在阅读张新颖的诗歌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常常武断地想，近些年来，许多诗人沉浸在一种焦灼、浮躁的心理编码中，诗歌写作对许多人几近于一种逼仄、紧张甚至处于挣扎的状态，写诗应有的精神气息和文化感，沦为一种无奈的精神消费和心灵被迫。可爱而单纯的诗人，尤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诗人那种中气十足，阳光灿烂、昂扬的情怀，早已荡然无存。诗，其实完全可以视为一种个人史的写法，而诗的实质和象征，最终需要抵达的,则是真实、朴素无华的灵魂现场。缺少这样起码的理想，诗歌就无法构成真实、庄严而优雅的美学活动。”可以说，我对我们时代诗人的期待由来已久。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真诚、朴实和深刻的诗人了。我认为，李皓的诗歌写作及其诗歌美学，充分地张扬出为何活着和为何写诗的朴素命意，惟有诗人的内心叙事，才会时刻触及和震荡一种现实：心理的现实，命运的现实，文化困境的现实。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诗歌写作，其实就是一部真正的个人灵魂史的书写，也是为了探索诗性和心性的和谐共生，我相信，在这样的诗歌行旅中，未来的诗人李皓，会有更大的格局和气象。

注释：

⑴欧阳江河：《长诗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版，399页。（原载《作家》2018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