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信是当代诗坛代表性诗人之一。30年来，他立足雪域青藏，以宁静的品质、深邃的意象和轻盈的诗意描写，叙述着甘南乃至青藏高原这片神性土壤滋养下的草地诗篇。他的诗歌以“静”和“慢”而著称于汉语诗坛。
        研究阿信的诗歌创作，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甘南文学、甘肃文学、西部文学乃至中国文学，都具有很强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诗歌精神的文化基因

        每个人身上，都会打下基于时代背景的文化烙印。对作家作品而言，这个烙印尤为明显。所以，研究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不能仅仅去考究他作品本身的文本意义，而是应该基于他的文化基因和教育背景，这样才能真正触摸其文学核质。
        阿信生于甘肃临洮。临洮，古称狄道，是西北名邑、陇右重镇、古丝绸之路要道，也是黄河上游古文化发祥地之一。人类的先民们在洮河岸边开辟和创造了著名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中的一种地方类型的呈现和积淀。当然，临洮还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道教学派创始人老子的飞升地。据史料考证，老子晚年出函谷关，向西来到陇西郡，在岳麓山凤台（今临洮岳麓超然台）飞升而去。
        客观而言，如果从显性的角度来考量，对18岁高考离开老家山村的青年阿信而言，他身上可能看不到太多太明显的文化印痕。但是，文化，作为一种基因，植根于人的血脉之中，在年轮里慢慢地发酵，然后在特定的时刻多点爆发，然后升华。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信顺着洮河一路向北抵达省城兰州，进入西北师大历史系学习，继而成为一名诗人的时候，他血脉中的这些文化基因，就开始了最初的发酵和爆发，继而成为滋养他相伴一生的营养之源。
        在阿信的诗歌里，以老家为主题的虽不多，但我们仍然可以一窥那片土地留给诗人的最初深刻记忆和源自根部的巨大影响。“雪粒在地上滚动。/这是今年的玉米地，剩下空秸秆。/枯干的玉米叶片在风中使劲摔打。/运苞米的马车昨夜轧过薄霜，/留下深深辙痕。//无遮蔽的北方，雪粒/从马背上溅落。/砍倒的玉米秸秆横卧一地。/我的棉袄/就扔在秸秆上。我的马，/站在那里，打着响鼻。//我要把砍下的秸秆运回去，/堆放在谷仓旁的场院里。那里/金黄的玉米堆放在架子上，/鸡啄食雪粒，一头大畜生，/用蹄子刨着僵硬的土。//而我正忙着低头装车，没留意身后/搬空的玉米地，早已风雪迷茫。” 
        在这首给我深刻印象的《玉米地》里，诗人通过对冬季搬运玉米的一个场景的回忆和再现，完成了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致敬。
        也许，于他而言，老家临洮，从未离开，也就不存在眷恋。——他不过是从老家出发，先顺着洮河而下去黄河岸上求学。完成学业后，又沿洮河而上，路过老家的黄土高原，抵达不远处的青藏末端。在以后的日子里，一遍遍路过、抬脚就能回去的老家，就在不变的那个地方等着他：“泪水就这样无声的地涌出——我奔回她身边，重新成为两个孩子当中的一个。”（《河滩》） 
        所以，阿信说：“回得去的是老家，回不去的才是故乡。”
        底蕴深厚的百年师大，自20世纪40年代西迁兰州办学始，就以其独特的人文气质哺育了无数优秀的作家和诗人，被学界冠之“甘肃作家摇篮”的美誉。而毕业于斯的诗人们，更喜欢戏称母校为“西北诗大”。这条谱系上，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文学名单：牛汉、夏羊、唐祈、汪玉良、谢富饶、何来、吴辰旭、彭金山、栾行健、叶舟、张子选、唐欣、阿信、高尚、徐兆寿、颜峻、张海龙、尔雅、严英秀、扎西才让……
        在西北师大，有一份办了四十余年的诗歌刊物《我们》，阿信的诗歌就是从这里起步的。毕业后，他来到刚成立不久的合作师专教授历史课。他的诗歌，也在这里找到了永久的栖居，并逐步完成了自我的完善和提升。
        藏地甘南，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青藏高原的窗口”和“藏族现代化的跳板”。从西羌到吐谷浑到吐蕃再到近代，历史上一直是多元文化交相映辉的地界，更是一片风格迥异、风骨独具的文学沃土。
        就是这样，生于仰韶文化发祥地临洮，毕业于西北师大历史系，长期生活在甘南藏区——这些，就是阿信和他的诗歌，得以安静、厚重、轻盈、灵动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核质。

二、诗歌文本的宁静品质

        阿信的诗歌，题材上大多取自他居身的甘南大地和游历的雪域高原。然则，和其他“青藏书写者”习空见惯的“神性书写”不同的是，他的文字中鲜见对藏地生活和藏族文化“神秘性渲染”的痕迹，也规避了更多诗意盎然的“青藏咏叹调”式的高赞猛歌，甚至弱化了第三者视野里冷静的“理性批判”。
        即便是被外界誉为“世界第三级”“人类最后一片净土”的青藏大地，在阿信的眼里，也不过是普罗大众安静生活的土地之一罢了。在他的笔下，这片离天最近的地方，和所有的乡土一样，厚重和轻盈同在，苦难和快乐并存，不存在神秘，更无需渲染——她就在岁月更替里，安静地推进着不变的轮回，承载并推动着世界缓慢发展的步伐和螺旋式上升的进步。
        在阿信的诗歌里，鲜见有“雪域”“青藏”“喇嘛”“寺院”“经幡”“秃鹫”等藏地书写中被反复引用的显性词汇。在他的作品里，被诸多外来者和当地作家过度放大的“秘境”式的藏文化，甚至是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也不过是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上的一个常态而已：“大金瓦寺的黄昏，光的喧闹的集市。/集市散了。然则又是/寂静的城。//——阴影铺开，/一大片民居的屋顶，波动如钟。//此际，想象我就是那个/彻夜苦修的僧人，/远离尘嚣，穿过一条藻井和壁画装饰的长廊。//我是否真的能够心如止水？/我是否真的能够心如止水？/不因檐前飘落的一匹黄叶，蓦然心动。//……但我想/我是有点痴了……终于有夜雨和犬吠。/终于有如鼓的街面，一辆马车/打身边经过。”（《大金瓦寺的黄昏》） 
        这一份宁静品质，源自一颗平常心。
        回眸初到甘南的阿信，和他的诗歌，安静中更有一份孤独，甚至孤绝。这份孤独、孤绝的安静，是一个“外来者”的孤独和安静，是一位优秀诗人的孤独和安静，更是一位独步高地、四顾无人者的孤独和安静。
        这样的孤独和安静，在他的《９月21日晨操于郊外见菊》中能深切地感受到：“我只瞩目于秋原之上一只黄金的杯盏/独擎西风，以及比西风远为凛冽的霜晨/微微倾斜。//天地大开大合。秋天发挥到了极致/独舞者，一经旋转便身不由己。/四下早已/遍顾无人//高出秋天。也高出/西部的寂寞。/正适应了我渐渐升高的视线。//最初我是从一片洼地开始起步，现在/我想我已来了高处。” 
        是的，从三十年前进入甘南大地的那一刻起，阿信就没有“过客”或者“进入者”的“他视角”。他把自己当做一个“安居者”，和千千万万当地的民众一起，踏踏实实地坐在属于自己的草地上，享受着洒满一身的高原阳光，在阴晴圆缺里过着自己安静的生活。
        甘南之于阿信，阿信之于甘南，早就在生活中合二为一了，也早就在诗歌表达上合二为一了。他在完成自己从初到时的陌生与孤独——深入时的接纳与融合——长居后的自然与统一的过渡的同时，也就完成了从“他我”到“自我”的飞跃。
        高处不胜寒。所以，阿信后来说，写诗是一种生活。平凡而冗长的生活中，众生的喧嚣转瞬即逝，能留下来的，只能是专属于诗人的宁静品质。而把写诗当成一种生活的阿信，正是借助文学这道“方便之门”，早就很自然而轻易地抵达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诗意彼岸。
        创作于2016年的《河曲马场》，是阿信诗歌的另一个高度：“仅仅二十年，那些/林间的马，河边的马，雨水中/脊背发光的马，与幼驹一起/在逆光中静静啮食时间的马，/三五成群，长鬃垂向暮晚和/河风的马，远雷一样/从天边滚过的马……一匹也看不见了。/有人说，马在这个时代是彻底没用了，/连牧人都不愿再牧养它们。/而我在想：人不需要的，也许/神还需要！/在天空，在高高的云端，/我看见它们在那里。我可以把它们/一匹匹牵出来。” 
        马匹，是牧人生活和草原文化的象征。在火热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些村落生活和传统文化，正在突飞猛进的后工业时代迅速消失。从苦难的沼泽中走来，我们应该庆幸现代文明带给老百姓的生活便捷呢？还是应该在远去的马蹄声里，惋惜、慨叹和批判即将和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一起快速消逝的传统文化呢？
        在这里，诗人并没有文本意义上的声讨，也没有悲伤地唱响凄楚的挽歌，而是把深邃的目光，投向了辽远的天际——在那里，那些连牧人都不愿再牧养的马匹，已经和流云合二为一，成为神的存在，成为久远的传说。整首诗不分段落，紧密的文字揪着读者的心，紧跟着诗人急迫的节奏，完成诗歌阅读和体验的同时，骤然就产生了深深的忧思……
        之后一年，阿信在另一首诗歌《一具雕花马鞍》里，再次表达了同样的痛楚：“草原的黎明之境：一具雕花马鞍。/一半浸入河水和泥沙；一半/辨认着我。/辨认着我，在古老的析支河边。” 
        知天命之年的诗人，在安静的生活和创作中，自然而然地离开了高处的山峰，回到了更加温润的人世。于是，就有了他脍炙人口的那些诗篇：《那些年，在桑多河边》噗噗冒着热气的火炉，《玉米地》里和雪粒一起滚动着的青春，《在尘世》的街头和爱人相依相偎……
        当然，也就有了“克制自己，止息万虑，放弃雄心，随时准备接受那隐隐迫近的风霜”的《秋意》： “虎的纹身被深度模仿”——这是典型的北国之秋，肃杀无比；“虎的缓慢步幅，正在丈量高原黑色国土”这片远离喧嚣的国土，安静而大气；万木萧萧的山下，那座幽静的寺院，正好适合打坐静思；风霜渐近，那只猛虎早已归附内心—— “柔软的腰腹”伸张之间，无怖，自然无畏。
        这个时候的阿信和他的诗歌，离开他命定的高原，来到了更加广阔的海边。或者说，这个时候的阿信和他的诗歌，已经将高原和大海都视为安静生活的本真了：“日落之前，/我一直坐在礁石之上。/墨绿的海水一波波涌起，扑向沙滩、岸礁，/一刻也不曾停息。/椰风和潮汐的声音，栖满双耳。/我想起雪落高原风过/松林马匹奔向/荒凉山冈……我闭上了眼睛。/那曾经历的生，不乏奇迹，但远未至/壮阔；必将到来的，充满神秘/却也不会令我产生恐惧、惊怖。/日落之际的大海，/突然之间，变得瑰丽无匹。/随后到来的暮色，又会深深地/掩埋好这一切。/我于此际起身，离开。我的内心/有一种难得的宁静。”（《在大海边》） 

三、诗歌语言的举重若轻

                车子经过
                低头吃草的羊们
                一起回头——

                那仍在吃草的一只，就显得
                异常孤独
                        ——《山坡上》
 
        这是阿信被广为传颂的一首短诗。关于诗歌的标准，关于“好诗”的标准，一直是诗坛和评论界一直探究和讨论未决的话题。我以为，判断一首现代汉语诗歌的优劣，应该至少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标准和原则：“用最朴素的口头语言来完成叙述和描写，然后在跳跃性的文本结构中，通过峰回路转的诗意表达，深度反映对物质世界灵魂高度上的拷问和思考。”阿信的诗歌，正合此标准，语言朴素精炼，口语化的叙述贯穿始终，轻盈飘逸，直抵核质。短诗《蝶翅：想起李叔同》：“蝶翅打开：一个自由、斑斓的国度。/当它合拢：一座小小的精舍，一个宇宙。” 短短两行，以“化蝶”的意向，言说弘一法师的一生，映射整个世界的轮回。蝶翅打开，就是自我超脱的自由世界；碟翅合上，便是独居陋室的小我和宇宙大我的融通。“一花一菩提，一叶一如来。”既在诗歌手法上沿袭了古典诗词的“赋比兴”，又在诗歌意象上法外言法，禅外说禅，宛若藏文化中的“曼陀罗”（坛城），举重若轻，余味无穷。
        纵观阿信的诗歌，篇幅较小，文本短小精干，鲜见有几十行甚至上百行的长诗。而他不同时期创作的几首长诗《兰州》《斯柔古城堡遗址——致李振翼先生》《西方笔记》等，一样大气磅礴而精致深邃。文笔上和诗艺上，又是另一个迥异的表达。给我的感觉，他之所以写下这些长诗，似乎就是为了证明，不是不能为，而是不愿为。
        阿信的诗歌创作量也比较小，但大多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诗歌，在彰显“静”和“慢”的特质的同时，水到渠成地实现了“精”的境界。
        阿信30年创作和发表的诗作，大部分都收录在《阿信的诗》《草地诗篇》《致友人书》和《那些年，在桑多河边》等几部诗集中。而第一本诗集《阿信的诗》出版，也是在2008年。在出版门槛相对较低的这个时代，一个成名很早、成果斐然的诗人，能坚守这样一份静谧和恬淡，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他诗歌的“慢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