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40多年“诗龄”的李琦，可算得上是诗坛上的常青树。在她多年的诗歌创作中，不赶时尚、不慕风潮，一直坚持对“内心”的尊重和对“诗本身”的敬畏。近年来，她的诗越发呈现出醇厚、清澈、温婉的底色，读她的这些诗时，发现她的诗主题有三个向度值得关注：“自然”“ 家园”“ 爱”。

“自然”

李琦的诗取材于“自然”。 在她的“可见世界”里，一草一木一物一景皆可入诗。天高地阔的东北黑龙江大地，既是李琦日常生活的环境，也是她的心灵的环境，李琦喜欢这样的环境，她说：“边塞之地所独具的苍茫辽远，与我性格中那种不爱热闹，喜欢独处安静的元素契合，与我的审美趣味契合。此生能在东北生活，有一个如此天高地远的背景，我视此为上苍的眷顾。”在这段话里，李琦把外部自然的“苍茫辽远”和自己内心“独处安静”的审美趣味“契合”起来，“自然”与“内心”成为一，李琦在这种环境中是自在、自适的，得到了自己的存在和宁静。

“自然”除了作为生活环境影响着作者心态，进而影响到她的诗歌风格。她的诗所呈现的情感也是“自然”的。这种自然情感是从诗中的“事物”里生发出来的，是诗歌中的事相与自我意识的遇合，使她诗歌中的情感有根据、有来处、有着落，而不是无来由的、不着边际的、凌空蹈虚的喟叹，这情感内敛、沉静，在李琦的诗歌中像一条秋天的河流，丰沛又不致于泛滥。

李琦诗歌语言上的“自然”，已被许多诗歌评论家所注意，她的诗歌语言采自日常生活口语，但却是经过文学提纯了口语，剔除了日常口语中的芜杂、抵牾、粗糙等缺点，这给李琦的诗歌带来准确、亲切、自然的效果，增加了诗歌的感染力和亲和度，并在诗意表达上减少了因语言的阻滞带来的意义损耗。在她的诗歌中，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个“说话结构”，如在《呼兰的麻雀》一诗中，末尾一节就是“南方女诗人”对“我”的说话。另有一些诗立足于时间上的当下，通过回忆，与历史的现场对话，如在《路过少年宫》这首诗中，开头写到：“少年宫，三个字已经足够/让我驻足。三个琴键，按响了往事/时光倒转，昨日重来”。这里的“回忆”是在“当下”的时间点上，并且是在“在场”的空间场景中展开的。“我们十二个女孩子”，“各自飘零，经历不同的颤栗/承担属于自己的命运”。李琦诗歌中的“说话体”这就把诗变成了“说话”，“说话”的一个显在的特点就是“在场感”，说话意义的完整呈现，依赖于对“现场”语境的感知和把握，“说话体”使得李琦的诗歌娓娓道来，有流利晓畅的散文之美。

“家园”

在李琦的情感版图上，有“家园”感的三个地方，按其重要性分别是：东北、山东、西北。东北是李琦出生之地、成长之地，自然连接着她直接的生命体验。《被冻住的船》是李琦写“东北家园”的其中一首。船在冬天冻住了，“寂静的松花江之岸”“行人稀少”“等待轮回，静候冰消雪融”。 诗人用后印象派绘画的技法，给我们展示了这静谧的冬天景象，颇具“家园感”的温情。山东是李琦祖父出生的地方，是永远回不去的家园。祖父去世前用山东口音立下遗嘱：“山东家是根，别忘了，咱们是山东人。”祖父永远也回不到山东的“家”了，他长眠在了异乡。但这庄重的嘱托在李琦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对于西北，即族谱上记载的祖籍陇西，是更久远的祖先的家园，也是是冥冥之中的精神故乡。对于李琦来说，现在生活着的东北黑龙江大地，正是整个家族一次次失去“家园”、漂泊流浪的结果，恰恰具有“非家园性”。如果向上追溯，更久远的“家园”已不可考，说不准欧洲、非洲的某个地方，甚至于整个世界都曾是“家园”。“家园感”给李琦带来历史的沧桑，也为她的诗涂抹上了一层“乡愁”的淡淡忧伤。《呼兰的麻雀》一诗，就流露出对家园的依恋，而在另一首诗《我对自己充满了同情》中，对于毁坏家园的粗暴行为，提出了愤怒的控诉：“时代的橡皮巨大而粗鲁/旧时光体无完肤，正被一一拭去” “可这伤筋动骨的速度，这种迫不及待/包裹着太多的粗暴、薄情、冷血和蔑视”。

相对于历史族谱上的家园，李琦把诗当作自己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诗”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李琦来说，有着“信仰”意义，她曾在一封信中这样提到：“我想,如果说这些人缺少什么的话,那么 ,他们缺少的恰是成就一个诗人的最根本的条件——对艺术对诗的敬畏与尊重! ”只有把“诗”从主体中分化出来、解放出来，成为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实体”，才谈得上“敬畏与尊重”。“实体”具有稳固性、永恒性、不可变易性，这也是李琦把诗看作精神家园的哲学基础，有这样稳固的“精神家园”，李琦就有了一个强大有力的诗心。 “对诗的敬畏和尊重”也就是把“诗”的位格提升到“人（诗人）”之上，人（诗人）成了被“诗”所使用的一个环节，但“诗”又是从“诗人”主体的心中流出来的,这样一来，诗既属于实体，又属于主体，这构成了李琦诗歌蕴藉的“活体”结构。

“爱”

李琦诗歌有意识地保持了对时代的适度疏离，时代的重大事件、重大问题并没有引起她诗歌所关注。即使对“女性诗歌”这种诗歌重大事件，李琦也表现出她的独立的、冷静的思考。不同于翟永明、伊蕾、海男等诗人高蹈扬厉的女权主义诉求，她的诗显示自冰心以来的“爱”的主旨——作为女性在伦理共同体中的“爱”，对于女儿、母亲、祖母的爱。对这种爱，李琦赋予了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同情式理解。

另外，李琦所指的“爱”，作为“精神的永存”与文明、尊严、美具有同样的价值。她在《和两位诗人参观犹太会馆》这首诗中，在凭吊历史的基础上，诗人体悟到“绵延流传的/永远是文明、尊严、辽阔而柔软的爱/还有，看上去纤弱单薄的美”。

除了对身边的亲人之爱，李琦还在寻找自己“精神族谱”上的近亲，萧红就是其中的一位。《呼兰的麻雀》这首诗，写“我”和南方女子去萧红故乡的路上，看到了麻雀：“她说。你看这些小鸟/有伙伴，有家/和它们比，萧红的命太苦了/它们和她，其实也是同乡啊”。这首诗捕捉到萧红故乡的“麻雀”意象，并赋予这些小鸟“有伙伴，有家”这样一种温情。通过对比突出了“萧红的命太苦了”。这首诗娓娓道来，“呼兰的麻雀”其实就是“呼兰的萧红”，“麻雀”在跨越了时间的阻隔后，成了萧红不在场的存在，是萧红的命运未曾实现出来的另一种可能：“有伙伴，有家”。从世俗意义的温暖来看，萧红一生漂泊、精神苦闷、情感难安，自然是“苦”的。但如果从命运本身来看，也恰恰是这种“苦”成就了萧红。诗人用在这里撇开了萧红的杰出成就不提，单说她的“命苦”，体现的是对萧红姐妹般的体贴。

而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则是另一些“精神族谱”上的远亲，“直接通向那个逝去的时代/苦难，恐怖，大面积的压抑/忠诚，执着，不屈的未亡人”。这些被残酷迫害的灵魂，借助于“霜花”实现了“复活”。“可你看，它们回来了，而且来自天堂/洁白、优美，带着轻轻的颤抖”。这种“洁白、优美”的灵魂，是诗人自己的“洁白、优美”的灵魂呼应，表达了诗人对这些高贵灵魂的崇敬，也体现了“诗人责任”的担当。

在李琦的诗歌写作历程中，经历过政治抒情诗、朦胧诗、第三代诗、中间代诗等等，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形形色色的诗歌潮流，但李琦“永远不被任何潮流裹挟”，而是遵从她内心的法度，写属于自己的诗。在不断植入的西方各类“主义”、各种流派名号的不断轰炸下，李琦做到了“我自岿然不动”，执着地找寻属于自己的东方美学，学者高方准确地把握住了李琦的诗学风格，称其为“隐秀”。李琦用自己“朴素、敏感、来自真诚的心灵”的诗，成就了自己的诗歌人生，也温暖了她的诗歌读者。

（本文刊登于《草堂》诗刊2018年第6期。内容选自“头条诗人”栏目，《草堂》诗刊2018年6月头条诗人。）

作者简介：

张厚刚，山东泰安人，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