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人作序。我打字慢,多年来一向是以一指禅指法在录入,手的速度明显跟不上思想的步伐。手脑一不协调,表达就感觉踉跄和费力,因而近年来文章写得极少,说的多但尽可能少写或不写。不少诗界朋友出诗集,想请我写序,我一概推辞,原因就在打字慢。
之所以为手中这本诗集破例,起因不单在诗歌写作这一边,也不独在批评写作的另一边。就镜像而言,诗人华清与批评家张清华是但又不仅仅是同一个人。我想,写这个序言的根本起因,甚至不在诗与批评这两种写作在“华清”\“清华”这一双重镜像上所建构起来的合体与分身,一致与歧义。这个序言非写不可的原因,于我而言其实没那么高深、复杂,和正式。我想援引诗人沃尔科特在谈论自己为什么喜欢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的诗作时,所坦承的一个根本理由:我们爱菲利普·拉金,就这么简单!
是的,我们爱张清华,就这么简单。
1990年3月的某个星期二,我枯坐在成都,张清华走下刚从济南开来的一列火车,敲了敲我正在处理的一个具像:没有门,但有敲门的手与声音。二十多年后,此一枯坐具象在诗人华清笔下变身为一个抽象——
他梦见自己身体里的水
在减少。这种干枯是一个过程
现在他还有水,只是坐着,水并不发出哗然的响声
........
他仍然坐着,坐了好大一会
他看见自己的一半慢慢倒了下去
但另一半晃了晃,最终又慢慢站起
我想,诗人华清借助此一变形过程所塑造的时间的干枯坐姿(这具水的装置物呵),让我感概的,不止是他对变异诗意的提取,以及他对观念神话的执迷,打动我的更多还是他对日常神秘性的内视与指认。水的元素从流动性转变为固化物象,让读者联想到的并非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样一种古代禅意与弦外之音,也不是叶芝晚期诗作所处理的树上熟透的果实,那样一种干枯的智慧之物(甜的水分不是被汲取,而是无人触及,自己干涸掉)。水的塑造在华清笔下是个分身,一半在倒下,另一半摇晃着站了起来。流动的水站了起来:我将此一雕塑般的意象,视之为当代诗歌原创性的一个精彩证物。无疑,水的塑造,在这里涉及当代诗学的精度算法(所谓混沌诗意的黄金切割法):两个一半(慢慢倒下的一半与摇摇晃晃站起的一半),加起来少于一。我在长诗《古今相接》中写到:
原罪是个现代人,
……从单一
变身为两个中的第二个。
哈哈时至今日,我对流动之水与雕刻之水、华清与清华,谁是两个中的第二个,依然是茫无所知。我甚至不能确定今天是余生的第一天,还是第二日。原神和元诗诞生于第一日,第二日充其量还剩下个半神。诗的第一日主要处理神的事物,第二日则事关日常性。但一百多年来的现代性,索性连第二日的半神也扔掉不要,所以尼采才会狂妄地预告说上帝死了。留下一个半人在现代人身上可真够孤单的。半人,这是现代诗写作的一个主要的元诗母题。而作为具备补注与追溯双重性质的“前写作”,当代诗学的主旨,乃是对投射于、残存于半人身上的那个半神的辨认和再造。时间与智慧,在水的固化雕塑上,辨认自身的流动性,推想自己的波涛滚滚。半人从半神离析出来,水的干枯过程经历了退身和退思。这本诗集中有一首题为《疾病》的诗作,全诗如下:
“河流坐在血椅子上”
这头未曾驯服的兽,安静的表情下
潜伏着力量。河流拍击崖岸
积蓄,木头蜕化为软体的动物,但张开
章鱼的指爪,或触须
黑夜潜入白日,叫做霾,一种新的
宠物,或病毒。人类的气力已耗尽
智力被追赶得苦,如被狂奔的疯狗
盯牢。它化身为绮丽的图形
家居的装饰,带上羽毛,金冠,脚蹼
它来到你的身上,如同故交
腻友,娼妇,妖,贼,潜入家室
手执利器,或软体贴身,斗争的结果是
同归于尽,或彻底击垮
你自己
这坐在血椅子上的水,这个未曾驯服的兽,诗人当然知道它所自何来,从何物畸变而成。它吸血鬼般附体于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病毒、宠物、雾霾身上。它幽灵般游荡于二十一世纪的大地上,成为新世代、新政治、新诗意的半人半神。因为传统诗意的退身,因为旧神的退身,在已成孤儿的人类身上,空出一个多数人。现代性在政治上将这个多数人改写为选民,在哲学上改写为他者,但对新世纪的诗歌而言,这个多数人是谁呢?
诗歌语言属于少数人语言(一种珍贵的半神语言),但从中生长出来、提取出来、缩略而成的诗意,却有着广阔的、强有力的公共性。当代诗的种种神秘魅力,正是源于此中的悖反张力。作为批评家的张清华,诗学批评的建设性和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他一直在着力处理这个悖反。而诗人华清的诗歌写作,也从这个悖反借力,借想象力,借直觉力,借内听和内视的特殊能力。
坚持诗歌语言的少数人语言性质,但又更为执拗的坚持诗意本身的公共性,这个悖反几乎是宿命的。不是说,植入几个漂亮的句式、意象,嵌入一系列奇想、妙构,就能攥紧或松开诗的悖反。给这个悖反安上再神秘的开关也没用,既不可能打开它,也无法关掉它。用消费政治、精神分析、媒体意识形态、无意识返祖冲动、心灵鸡汤、学院派规范,全都没用。甜呀,美呀,伤感呀,抒情或眼泪呀,也都没用。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现成品,都是既定比例的配方。
比如,没有什么比被诗意制作过的童年和故乡更具公共性。大多数时候,公共性本身就是现成物。因此,怎么将诗的歧义和修正力量内嵌于这个流行的、艳俗的公共性,这是对当代诗写作的真正挑战。诗人华清无疑是个被怀乡病深深困扰的现代城市人,而他的祖上,根在乡村。我数了数,这本诗集里有17首诗作直接或间接处理了童年、乡村、故乡。张清华从诗的力道借来的天理、地理、命理,和他骨子里与生俱来的悲剧气质相混合,使他得以自公共性的既定配方脱身出来,进入诗的深度倾听、内在观看的迷醉状态。一旦潜心于此一状态,诗人就成了神的孤儿。请读以下这首诗:
透过大地 我听见了祖父的
耳语。在荒芜田园的尽头
故乡的高地 这小小的坟头
耸起的记忆和泥土
燃起暗蓝的火焰一簇
呵 他的耳语和玉米的拔节声
融为了一体 和玉米下蛐蛐的鸣叫声
融为了一体 和空气中那让人疑惑的风声
融为了一体 和土地下的流水
时间的沉默 和大地的寂静
和火,和七月流火的日头
融为了一体!
呵 祖父
我听到的一切都是你的耳语
我曾不止一次提及T.S艾略特的一个著名断言:很深的声音是听不见的,但只要你在听,你就是这个声音。这是那种打开大地的天灵盖才能听到的声音,被那些琢磨星象、信奉万物有灵论的人称之为哑金,你得在听的深处嵌入一个聋、你得坐在天空中才能隐隐听到它。诗人华清得舍身和换身,得变命为自己的祖父,他本人得成为这声音,才能听到这个声音。这样的听,深藏着一个介于触手可及与遥不可及之间的暗喻的开关,一个斗换星移的转化与互换的装置。诗人身上的那个半神、那个孤儿、那个少数派,经由词之耳的内听与外扩,与诗意所呼唤出来的壮阔的公共性,与自然、时间、大地、寂静,奇妙地融身为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既是多数人,又是一个无人。
听与看,以及两者之间的镜象转换,可以说在元写作深处,构成了华清诗歌写作的持续内驱力,且带有某种母题性质。阅读这本诗集中一系列处理听力材料的诗作,我感到华清对听的深究,不仅仅是个声音现象学、知识考古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修辞的风格转向问题。诗意的天听时刻(一种专属的、片刻出神的、销魂而扰乱的、不速之客突降的时刻),与日常性的刻意叠加,将“听”置于物哀和形而上的双重领域。诗人对贝多芬、对肖邦和德沃夏克的聆听,以及对帕瓦罗蒂的聆听、对蔡琴的聆听,与他在个人自传层面上对祖父耳语的深深聆听相互对听,互为听者。耳语的祖父,在大地深处构成了一个听不见的声音。没有对这个深埋地底的声音之聆听,诗人所听到的贝多芬和肖邦就是假的,就不在天上。
在这里,诗人华清不经意间,触碰到了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歌写作一个最重要的诗学命题:词,是不是物?将诗的形式视为物质现实,正是现代主义诗歌最具决定性、最具辨识度的一个根本特征。祖父的耳语,既是一个虚无,一个词的幽灵,也是一个矿物般的实在,一个中介物象。在这里,词直接成了物。对华清来说,他对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渔谣的聆听,对兰波、对李白、对海子的聆听,对鸟儿和花开、麦子和月光的聆听,无一不是经由对祖父耳语的深度聆听这一转换中介,投射到一种更为广阔的本听、天听、旁听、反听的汇集和歧义之中,直抵生命的悲剧性起源,构成深澈见底的顿悟和寂静。
祖父的耳语,无疑是个缩略,它纯属少数人语言,却又为公共性准备了一个埃利蒂斯所说的“伟大的空虚”。但少数人语言和公共性,两者都是历史的产物。华清和我同属一代人,如果说我们这代人与新生代难以共享同一个公共性,深究之下,原因或许是不同世代的人有着不同的少数人语言。叶芝在一百年前(1916年)就伤感地写下:一切都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是呵,诗歌的字里行间,那种招魂的东西,半神的东西,变了。华清赖以去听、去思、去观看的祖父耳语,这个基础的、立命的、根脉所系的词象/物象,变了。华清属于毕肖普所写的坐在夏夜星空下的田野里,听老祖父老祖母讲故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有童年、有乡村记忆,毕肖普命名为“从一数到一百”的一代人。他们什么都能从一数到百:鸟儿和花儿的名字,小动物的名字,天上星星的名字。他们还能掰着手指说出一百个历史人物、诗人或书法家画家,讲出一百个传奇志怪故事。可这一切都变了。新时代的几乎所有事务都介于一到十:新闻热点,广告插播,益智节目,有奖竞猜,专栏文章,微信和短信,公交系统,自媒体,网络交友,网购与网红,出版物腰封,保鲜膜。
或许连故乡也变了,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将乡村迅速变为一个你可以写、可以回想、但已经不可以耕种的东西,换句话说,“乡村”对于新世代的人只剩下词,没了物。这见证了真正的历史巨变。诗集里有一首诗《车过故乡》,华清开车路过故乡,可以停,却没有停。这与其说是个真实的事情,不如说是一个词的发生,其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因为故乡本身已经不是一个现实层面的实存。
汽车,火车,飞机,这一类物质现代性的代码,在这本诗集里处处驱动着思想和词的移动。孔子所尊崇的“知止”,在文明的、存在方式的向度上,如何与处于移动性语境的当代生活、当代思想构成深层对话,此一困惑,一直是华清所追问的元写作问题之一。“穿越”一词从头至尾贯穿短诗《火车》,读者可以感觉到某种停不下来的、词物交融的元驱力在推动着写作与发生。这股穿越之力也出现在短诗《一滩白鹭》的结尾处:
穿越一段默片和后工业时代的玻璃
它们掠过今生如掠过悲凉的秋风
在这首堪称杰作的诗作里,一帧一帧隔着车窗移行的浮雕画面在作者眼里次第出现。与移动和穿越构成对视、对话的,在元素层面上,正是孔子的知止。但华清将农耕时代指向土地的、朝下的知止,改写为向上纬度的升起、跃起。这是当代的知止,如此多的“忽然”叠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具有总括力的、关于时间的知止。万古(不同朝代)与当下(忽然),共同建构了时间本身的知止。
无疑,白鹭之美,先于诗的写作。当代诗的如何处理类似于白鹭先天之美的问题,如何不落俗套地将事物固有之美(或不美)的先验性,转化为写作意图的深度体验,那样一种既惊奇、又透彻的灵韵式体验,且注入复杂的问题意识,这是每一个诗人无以回避的考验。被诗人华清带入到对白鹭之美之凝视的,不是简单抒情的、流行性伤感的、美文式的调子和目光,他带入的是多层叠暗喻和转义的、多重时间的、自然与人性并置的、永动的但又知止的、崩溃的但又升起的、纯真的但已世事沧桑的、隔世的但又入世的,这么一道打量世界、反观自我的目光。
诗人华清对白鹭之凝视,与他对祖父耳语的聆听,都具有元写作的性质。华清在白鹭身上看到了什么,在祖父耳语里听到什么?站在这里的看者与听者后面的那个思想者、那个写者,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也不止是公共性,那人还同时是一个无人,一个幽灵,一个失魂。我要特别指出,被华清处理过的、诗学意义上的听与看,在这里已经成了一个物质性。华清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给出了对“词,是不是物”这个现代主义诗学拷问的深刻回答。正是这个物质性,赋予空无所依的词,以知止和实在。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行诗:“事实变轻了,词却取得了重量”,就是特指同一发生。内置于当代诗歌写作的两个主要悖反和歧义,一个是少数人语言与诗意的公共性之悖反,另一个是词与物的关系之悖反,汇集于华清所注视的白鹭、所深听的祖父耳语上,公共性委身于少数人,物质性把自己的重量交给词的空无。依我所见,诗写到此一境地,所呈现出来的无疑就是乔伊斯终其一生在呼魂的“词的奇境”。
这个序言已经写得过长,我得赶紧打住,把阅读的愉悦留给华清的诗作本身。这本诗集里值得细读、深读、一读再读的好诗为数不少,我还没有来得及细数。当然,也有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混迹于这本诗集,呵呵就让好的和不那么好的诗作互不打扰地待在一起,让读者去挑剔和品尝吧。最后我想说,作为当代中国诗学最具影响力的大批评家,张清华最打动我的,是他的格局感,他对伟大诗歌的直觉力与把握力。而此次写序,我得以集中阅读他的诗作,见识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独特魅力。
瞧这人,这个不修边幅的、交相辉映的家伙,我们爱他,就这么简单!
[本文为诗人欧阳江河为华清(学者张清华)诗集《形式主义的花园》所撰序言。《形式主义的花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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