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对20世纪新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20世纪中国新诗接受古典诗歌影响的状况如何？要想准确公正地评估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20世纪新诗的艺术成就，就必须回答这些问题。而回答这些问题的前提，就是开展古今诗歌之间的传承关系研究——这显然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受制于学科时段的机械划分，加上对古典诗歌与新诗之间所谓“断裂”关系的片面理解，关乎中国诗歌影响史和接受史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长期处于相当薄弱的状态。杨景龙先生所致力的相关研究工作，即是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力图打通中国古今诗歌发展史，并填补中国诗学领域相关空白的较为系统的探索和尝试。他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改变了这一领域的薄弱研究状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景龙先生对古今诗歌之间的传承关系问题持续关注，用力至勤。相继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诗探索》、《中国诗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了一大批古今诗歌传承研究论文，并被《中国文学年鉴》、《中华诗词年鉴》、《新华文摘》辑录，在专业领域内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在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安徽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福建师范大学主办的“《文学遗产》国际论坛”、西南大学主办的“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韵文学会主办的“中国韵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专业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过相关研究成果，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普遍肯定。他还以《中国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中国古典诗学与20世纪新诗》为题，成功申报了河南省哲社规划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40余万字的新著，就是河南省哲社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新著的绪论部分，从意象、诗句、文本、诗人、流派、诗体、主题、手法等层面，对中国古典诗学全面影响20世纪新诗的状况加以概述，并初步反思文学研究领域学科时段机械划分产生的弊端，指出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上编十二章，分别探讨以胡适先生为首的一批新诗名家，在创作实践上和理论上对中国古典诗学的薪火借取。下编则主要从诗学主题、表现方法的角度，梳理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之间的施受端绪。第二十章的文本解读，为古今诗歌之间的传承关系，提供具体而微的例证。第二十一章讨论古典诗学对20世纪新诗人的负面影响，兼及影响焦虑问题。把上下编合而通观，古典诗学在20世纪新诗创作、批评领域的影响，与20世纪新诗人的诗学背景、诗艺渊源，以及中国诗歌古今传承演变的一些重要的规律性现象，可以从中清晰地见出。古典诗学的现代价值，与20世纪新诗人的艺术成就，也可以在古今互为参照的视野中，得到较为准确公正的评估。

这部新著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有利于改变古典诗歌影响新诗的巨大价值被忽略的现状，纠正普遍存在的古典诗歌与新诗无关的模糊认识，树立中国诗歌史和文学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第二，它有利于加强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当代性，使作为诗歌史家的古典诗学研究者，真正担负起指导当代诗歌创作研究的责任。第三，它有利于把古典诗学研究从静止的文献研究状态激活为影响新诗创作的活体研究状态，从而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培育出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构建起一个新的分支学科。第四，它有利于打破当前旧体诗词和新诗创作、欣赏上存在的互相对立的森严壁垒，加强当代白话新诗和旧体诗词之间的互相学习交流，优势互补，共同促进民族诗歌的再度繁荣。第五，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利于培养当代学人和读者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现代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这部新著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创新方面。新著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学科新领域的探索与拓展，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供使用，景龙先生在综合古今中外多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摸索总结出了一套古今比较、互为参照的系统方法。采用这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形成的主要观点，具有某种总体创新性质。这部新著的突出特色和建树，即是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总体创新性质上体现出来的。景龙先生的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确如《文学遗产》所评价的那样：“是一个可以拓展学科空间并且大有助于学术创新的研究路向”。

在古今比较、互为参照的视野下，仅就古代而论古代，或就现代而论现代的古今隔离状况被打破，古典诗歌对现当代新诗的影响，和现当代新诗的诗学背景、诗艺渊源，得以清晰地彰显出来。比如本书上编第三章《芬芳哀怨的雨中丁香》所讨论的戴望舒，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论者多瞩目他的新诗创作与西方象征主义乃至超现实主义诗歌的联系。在强调这些横向联系时，也都会约略言及戴望舒诗歌中来自中国古典诗学的因子。自从杜衡在《望舒草·序》中指说望舒诗“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后来的研究者多循此立说。应该承认，杜衡的说法是准确的，这一说法将戴望舒诗歌与多写异国情调、神秘晦涩的李金髪等人的象征诗，进行了有效的区隔。但“象征派的形式”是否纯然来自横向移植？“古典派的内容”所指具体为何？对此，杜衡没有详言。后起的研究者则基本上把戴诗的象征手法，论定为接受西方象征派影响的结果；至于“古典派的内容”，也多归结为较笼统、含混的“美丽感伤的诗情”，“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等，而未曾就此问题进行细致、具体的探讨。论析望舒诗，到此为止显然是不够的。其实，戴望舒诗歌在内容上主要处理日常感性的题材，这正是古典诗歌一贯的取材路径；写得最多的哀怨感伤的情诗，与晚唐温李诗词和唐宋婉约词为近；他诗中的游子乡愁，和写给妻女的诗中表现出的伦理情感，也为古典诗歌所习见；抗战题材作品，则可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爱国主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嗣响。在艺术表现上，戴望舒诗歌的暗示象征，亦非纯粹来自西方象征派，中国古典诗歌的比兴寄托手法，对望舒诗的浸润更为深刻内在。在语言体式上，望舒诗借取古典诗歌之处更比比皆是。通过著者对戴望舒与中国古典诗学纵向传承关系的梳理，使我们加深了对于这位著名的现代主义诗人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的认识。

再如本书第六章《汨罗江在蓝墨水的上游》所讨论的余光中，是台湾三大现代诗派之一“蓝星”的代表诗人，早年留学美国，后来一直在台湾、香港高校从事英美文学教学研究工作。余光中与中国古典诗学的联系又是怎样一种情形？著者指出：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在古今诗歌的时间纵轴和中西诗歌的空间横轴交叉构成的纵横坐标上，余光中找到了自己的最佳立足点。他追求受过现代意识洗礼的“古典”，和有着深厚古典背景的“现代”。他说“汨罗江在蓝墨水的上游”，指出了新诗与以屈原为代表的古典诗歌传统一脉相承的联系。陶醉于传统诗词的他，曾忘情地说：“在古典悠悠的清芬里，我是一只低回的蜻蜓。”他对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念念不忘，写了《漂给屈原》、《寻李白》、《湘逝》、《夜读东坡》等许多题咏诗；他“自信半个姜白石还做得成”。从余光中与古典诗歌传承关系的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永不释然的祖国情结主要来自屈原赋，他那天马行空般的纵逸才气主要来自李白诗，而他的雅致琢炼的语言风格则主要来自姜夔词。余光中置身现代生活，横接西方，沐欧风美雨；纵承诗骚，浸唐风宋韵。广泛地吸纳熔铸、冶多元传统于一炉的余光中，终于成就了杰出的新诗艺术。如上所引，著者把余光中放在古今中西诗歌史构成的纵横坐标点上进行论析，切中了余光中诗艺之肯綮，可谓深造有得的探本之论。

这部新著对于东西方诗学理论的贯通融汇，也多有可观之处。著者把中国古典诗学的拟作、效体，与西方诗学的“互文性”理论对接，以之考察新诗意象、诗句、文本与古典诗歌的关系，就很有创意。著者指出：不少新诗佳句、名篇都是对古典诗词佳句、名篇的模拟。或显性或隐性地，出现许多新诗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或引用已有的言辞”的结果。西方文论把这种由经典文本派生出新的文本的文学现象，称之为“互文性”。“互文性”现象在新诗中大量存在。比如卞之琳指认戴望舒的《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戴望舒《夕阳下》首句：“晚云在暮天上散锦”，活用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句“余霞散成绮”。闻一多《口供》中有句：“鸦背驮着夕阳／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活用温庭筠《春日野行》诗句“鸦背夕阳多”和周邦彦《玉楼春》词句“雁背夕阳红欲暮”。卞之琳那首脍炙人口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原是一首长诗删改后留下的几句，诗中意象之间的主客关联转换，一如南宋杨万里《登多稼亭》诗句“偶见行人回头望，亦看老子立亭间”和清代厉鹗《归舟江行望燕子矶》诗句“俯江亭上何人坐，看我扁舟望翠微”。而李瑛的《谒托马斯·曼墓》：“细雨刚停，细雨刚停 / 雨水打湿了墓地的钟声”，也很容易让人想起杜甫《船下夔州郭》诗句“晨钟云外湿”。舒婷《春夜》中的名句：“我愿是那顺帆的风 / 伴你浪迹四方”，与宋代张先《江南柳》词句“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可说是活脱相似。余光中《劫》有句：“断无消息／石榴红得要死”，活用李商隐《无题》诗句“断无消息石榴红”，略加改动；他的《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则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洛夫说：“我曾写过这样的句子：‘清晨，我在森林中／听到树中年轮旋转的声音——’，这与杜甫‘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的诗句，具有同样的超现实艺术效果。”洛夫还“做过一些将杜甫、李白、王维、李贺、李商隐等诗句加工改造，旧诗新铸的实验”，例如他曾“把李贺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句，改写为：‘石破／天惊／秋雨吓得骤然凝在半空’。”用中国古典诗学的“拟作”或西方现代诗学的“互文性”理论来看，何其芳的《罗衫》与班婕妤的《怨歌行》、陈江帆的《穷巷》与王维的《渭川田家》、洛夫的《长恨歌》与白居易的《长恨歌》、郑愁予的《错误》与苏轼的《蝶恋花》、高准的《香槟季》与《诗经·关雎》、任洪渊的《那几声钟，那一夜渔火》与张继的《枫桥夜泊》、席慕蓉的《悲喜剧》与温庭筠的《梦江南》、冯青的《最好回苏州去》与周邦彦的《少年游》、舒婷的《船》与《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之间，均存在着文本模拟的“互文性”关系，前者显系后者的“拟作”。把几组作品放在一起对读，在古今比较的“溯本求源里”，就会看到“前人的文本从后人的文本里从容地走出来”的有趣现象。著者通过这些古今对应的诗句、文本的微观比较解读，更清楚地展示了古典诗学对新诗名家的影响渗透，同时为中国古今诗歌之间的传承演变关系，提供许多具体而微的坚实证据。

景龙先生这部新著的优长之处，不仅在于扎实的文献功夫、新颖的理论见解，富于诗意的行文，也为他的论著平添魅力。著名词曲史家赵山林先生曾说过：“景龙本身就具有诗人气质和相当高的理论修养，对于古典诗歌和新诗两个方面都很熟悉，这种熟悉程度，在景龙这样年龄的学者当中是不多见的。他做起这方面的论述和剖析来，就显得得心应手，经常能够切中肯綮，令人在诗意的感悟中得到理论的启发。”这部新著既有“通古今之变”的宏阔理论视野和史家眼光，又有深湛的感悟、细腻的体验和优美的修辞，灵性闪烁，才气飞扬。确如《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第2期刊发的《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一书的书评所说：景龙先生的论著“文笔潇洒，诗意盎然，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需阐述时旁征博引，需举例时信手拈来，避免了很多理论书籍难以避免的枯燥乏味、晦涩不明、虚无空泛之感。”《中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在为景龙先生的《蒋捷词校注》一书所刊发的书评中，也认为“《竹山词》之疏解，情采盎然，不啻为二度创作，实乃绝妙美文，堪与蒋捷词作两相辉映，足以见出著者之功力与才情。”高端的文学研究著作颇见辞章之美，真令人叹羡！

长期以来，景龙先生淡泊自处，沉潜于中国古今诗学研究和唐宋词籍整理研究之中，理论与文献并重，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2004年春天，景龙先生推出了国内首部贯通古今诗学的著作《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打通三千年古典诗歌与百年新诗，构建起宏大的理论框架，赢得学术界广泛好评，获得河南省政府第四届文学艺术奖理论大奖。这部《中国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是景龙先生贯通古今诗学的又一部力作，表现出更为开阔弘通的诗歌史视野，和更加成熟深邃的理论思考。古今诗歌传承研究是一片边缘交叉的崭新学术领地，可供拓展的疆域还很辽阔。我们深切希望以本书的出版为新的起点，著者能够继续在这个研究方向上作出自己更大的努力。我们期待着他的下一部高质量的新著问世！

    原载《诗探索·理论卷》2014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