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诗歌的修养，我内心的力量又是强大的，高傲的，甚至是蔑视很多同年龄人的：他们很少有人能够超越我！即使是高中阶段能够考取名牌大学、出国深造的同学，在他们面前，我依然不觉得自己哪儿差劲！
       ——居一

       居一，本名曾居一，汉族，1963年出生于贵州纳雍，1985年毕业于毕节师专中文系，现居深圳。诗歌分子，媒体策划人，危机公关资深人士。作品散见于《星星》《绿风》《山花》《飞天》《花溪》《高原》等刊物。出版诗集《梦见蝙蝠》《冥想集》。
 
       蒋能：在“鸽子花城·诗乡纳雍”2017年纳雍县新年诗会上，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第一次听到你谈及诗歌的力量——诗歌让你赢得生命，获得爱情。诗人漠血说过：“诗人的良心是一种免费的政治，因为我热爱诗歌，所以我是好人”。诗歌令人心地善良，诗歌让人明心见性，真正的诗歌是人类至上的“宗教”。在一套由浙江省作协编选的丛书里，要求作者谈谈“我和诗歌”的关系时，我说：“诗歌让我疼痛和清醒，诗歌给我快乐和忧伤。”说出这句话后，我发现，这句话不仅适合于我，还适合于很多人。也有“诗人是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 的说法。我看过你的一些生活轨迹，毕节、纳雍、贵阳、昆明、深圳，每两个站点之间，都充斥着一个诗人太多的无奈和选择，试想20多年前，当众人都在削尖脑壳寻找一个“铁饭碗”时，作为一名拥有固定工作的人民教师，你却毅然从纳雍二中辞了职，在当时，如此“反常”的举动，恐怕也只有诗人才会这么做吧？！可以说，诗歌让你对生命、生存、生活有了非一般人的思考，成就了一个诗人向往自由，不安于现状的野性和特质。在每两个站点之间，都会面临着太多取舍，或取，或舍，你自己内心的标准是什么？诗歌在你的人生中，处于一种什么位置，或者说作用？
       居一：我这样想：如果我没有与诗歌发生关系，此生、现在是什么状态？流氓，或者流民？唯唯诺诺以求苟活的小公务员？抑或一个可能“土豪”的纳雍籍商人？熟悉我的出生环境的人，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的故乡是纳雍西北方向十五华里的自戛村，四面环山，一个自西向东的拉长的巨大的口袋型大峡谷，西部是勺座大山，从山脚下的滑竹箐到下游“原来的英底公社”通徳河，数十里的高山峡谷，以及两岸贫瘠的山野坡地，是我童年、少年，割草放牛的广阔天地。我现在不时还在回忆，每到冬天，除了放牛，还背着背篓、提着撮箕满山遍野地捡拾牛粪……说到这点，我特别感恩苦荞和洋芋这两种农作物，因为它们是我的命，让我能够活下来。但仅此是不够的，因为和我一起生与斯、长与斯的人，有流氓、小偷、骗子、毒贩，也有在地下煤窑终年不见天日挖煤为生的同村兄弟——他们，不少人已经因煤窑塌方而早已作古，纵使有幸活着的，和我同样年纪，也已经佝偻着腰板，进入疾病和贫困的晚年了。可以说，我上面提到的这些生命形态或角色，几乎都与这片土地上成长的我擦肩而过，对我这种不安于现状的人，透过岁月的烟云回望，我简直就是从这些影子里走出来的。而最本质的能量和动力，就我而言，是诗歌。是诗歌的修养，以及我最终与诗歌发生了奇妙的关系：少年时代饱读诗书，中学、大学时代就已投入诗歌写作。我曾经在《诗歌的力量》一文中记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意是我的一个亲戚加仇人，在我十岁读初一时某次上学的路上尾随着我，天气笼罩着阴霾，有置我于死地的恶念，可他素来敬畏我们家庭的文化教育（所谓书香门第），却因为敌意而难以体验和分享，在欲加害于我的恶念出现的时候，渴望倾听我吟诵古诗的美好想法竟然占了上风——就这样逃过大劫。这事是多年以后我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其人亲自对我泄露的……
       我还必须第一次透露，直到参加工作以前，我的生命靠两样东西像脊梁一样支撑着：自卑和诗歌。这从上初中开始。与出生于县城和城市的干部子弟相比，在社会等级和物质贫困上，我内心是矮小的、自卑的，但因为诗歌的修养，我内心的力量又是强大的，高傲的，甚至是蔑视很多同年龄人的：他们很少有人能够超越我！即使是高中阶段能够考取名牌大学、出国深造的同学，在他们面前，我依然不觉得自己哪儿差劲！我在高中阶段，已经开始诗歌写作和小说创作练习了，那可是一九七九年以前。
       时至今日，我可以说这样的话：一个人的一生，出生在什么家庭、环境、地域、甚至国度，似乎并不重要，但是，他不能够没有诗歌的修养！有了诗歌的修养，一个人完全可以不考虑信仰什么宗教（当然这不排斥诗人信仰宗教）。有了诗歌，一个人，即使是恶人，也会变为善的、真的，因为恶的质地拓宽了他生命的疆域，当有了诗歌，美就会转化为善进入他的生命，强化他生命的深度与境界。这方面，我首先想起法国诗人维庸。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是最具有普世拯救功能的神秘能量！
       这样的信念，直接导致我以后的生命行为和轨迹：热爱诗歌，钟情并且投入诗歌女神的怀抱，在诗歌的光芒和照耀下，从一个被“社会”污染的人，逐渐向一个“自由、逍遥”的“真人”，在无限距离中，移动、返回、又继续移动，走向靠近……
       这儿，我要说，来自诗歌的力量，不一定是最积极的、唯美的、能够真正意义上拯救人的，这就是诗歌与宗教的差别。因此，诗歌的本色，本质上是世俗的。自然，诗歌在生活、名利、意识形态等等的介入方面，必然会损害诗歌本身，当然，也损害通过诗歌进入社会的人，特别是诗人。因为诗人首先是人，要像人一样活着，要追求物质生活、要靠名誉、地位、尊严活在现实中。所以，现实这个巨大的“力的场”中，没有谁能够摆脱来自各方面的力的拉扯，即使圣贤也做不到！其实，诗就在这个巨大的“场”中，像深海底下汹涌的暗流一样时刻奔涌，关键是诗者本身到了什么样的状态，在天地之间，吸取了哪些方向的能量，修为到了什么境界，具有的什么样的“眼睛”，“观照到了什么样的生命镜像”。
在一个诗人的成长史中，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镜像，不同的天赋、修养，也将有不同的镜像。由是觉得，一个诗人，只要他还在写诗，他人就不能鲁莽地对他的诗歌成就下结论。诗人，还在路上。
       我现在的身份，依然是三十多年前的身份，一个小学教员。尽管从一九九三年，我就率先下海经商，企图通过物质生活层次的改变，而改变一切。现实证明，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经商能够成功。而物质上的富有，并不能够保证你一定过得逍遥、幸福，成为一个好诗人。成功也没有一个标准，这只能是一个悬案。但必须肯定的是，人的一生，多走几个弯路，走多大弯路，与少走，不走弯路，格局是不一样的。所经历的风雨、坎坷、人事的界面，注定会在其内心得到转化，至于转化为什么样的景象，天下各路诗人的作品，就是答案。
       对于我的诗歌成长史，练习史，或者说，内心修炼以及表达历史，我很乐意回顾，并且和纳雍诗人们分享（对外则没有意义），以期互勉，互为进步。

       蒋能：在“鸽子花城·诗乡纳雍”2017年笔会“诗乡纳雍”主题论坛上，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汤宇华介绍，他们想从文化角度，编写一部校史，他说：“比如今天在场的居一，我想，肯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大家在谈论贵州文化现象时，总是少不了黔西北诗歌现象。黔西北诗歌现象由阳山诗歌现象、杨家塘诗歌现象和纳雍诗歌现象组成，可以说，构建早期纳雍诗歌现象的诗人，大部分都经历过阳山诗歌现象或杨家塘诗歌现象，而你，正是经历了杨家塘诗歌现象和纳雍诗歌现象的诗人。
       时间回到1981年，梅斯、付恩丽、流韵、张永光、禄琴……那时，你们风华正茂，自由自在，写诗，出墙报，办刊物，大伙一起学习、交流，吃饭，无羁无绊。那时你已经成为了一定范围内的公众人物，不但学生和老师认识你，而且社会上很多人都认识你。可以说，是诗歌把你置于众人目光的焦点，诗歌让你变得与众不同……你现在看来，那时对诗歌的追求属于一种什么状态？对你之后的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居一：在毕节学习或者在纳雍工作的时期，我一直清醒地说自己，最多算“乌蒙山的半个诗人”，现在来看，连半个诗人都不是。杨家塘的练习阶段，是迷人的美好的回忆，青春、爱情、诗歌，心灵的自由，内心与自我的形成，对学业的荒废与无视等等，说真的，在后来从事的教育工作中，师范教育学业成绩的不如入意，并不影响我教育的能量，反而得到了异常的发挥，如有神力。再加上我最先学的是数学专业，抽象的与高蹈的数学思维、再加上个人的禀赋，至今回想，我依然是满意的。当然，在诗写成绩上，即使是今天，只要作品成为过去，我都不是那么满意。所以，当年，颜若水写杨家塘诗歌，我再三托付，请别提我。而本质上，我的杨家塘阶段诗歌，连入口都没有找到，不客气地说，模仿阶段吧，没有什么。
 
       蒋能：张大伟、许月良、翁炎科、王良庆主编的《拥抱太阳》（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7月）集中收录全国100首“教育诗”，你的两首诗歌《越过颂歌》和《我一生，将走不出父亲们的微笑》入选。我们知道，你大学毕业后就从毕节回到纳雍工作了，在纳雍执教期间，你尝试了大量的“教育诗”创作，还和陈俊龙、陈金平、空空、王明贵、田庆中等人开始了“高原诗歌”的尝试性写作。
       “粉笔和教鞭/永远不会从我手中落下/哪怕粉笔越来越大/我越来越小/有一天，被压倒在讲台/讲台和坟墓有何不同”（《我一生，将走不出父亲们的微笑》）， “作为小人物，别无选择/最好学会如何热爱朋友的亲人/如何拯救苦难深重的自己/如何力所能及，弃圣绝智/只要有一碗粗茶淡饭/就可以平静而愉快地歌唱”（《与女儿一起读四书》），此时，我想到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师魂伟大，令人肃然起敬，师者，授之以鱼，且授之以渔。作为教师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你如何看待“施教”和“诗教”这两个问题？
       纳雍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高原诗歌”写作，属于早期中国地域诗歌写作的范畴，那时，大凉山的吉狄马加和纳雍的陈绍陟，成为了两个典型代表，后来，地域诗歌写作的诗人们沿着四川大凉山，连接贵州毕节、安顺、贵阳、黔南，在贵州出现了鲁泓阿立、阿诺阿布、张嘉谚、吴若海、梦亦非、湄子、黄漠沙等优秀诗人。可以说，“高原诗歌”或者说“地域诗歌写作”的影响力及其生命力之大是有目共睹的，直到今天，很       多诗人还在继续“高原诗歌”的写作。在你看来，当下“高原诗歌”写作与昔日有何不同？该何去何从？
       居一：我的些微进步与突破是在纳雍工作时期。我的高原题材和教育诗的写作与成绩，就是在这个阶段。如今回顾，我自我评价一下（他人的评价总是欠准确）。先说高原诗歌。在贵州，高原诗歌的诗写，可以说是以纳雍诗人为中心的。且始于纳雍诗人陈绍陟，而大背景则应该是当时的中国西部诗歌，是昌耀、章徳益等等西部诗人的作品，以及当年寻根文学的余响。但最先点燃纳雍诗歌并且形成气候的因素，是陈绍陟始于纳雍土壤的质朴而忧伤的特定时期的乡土情怀。但在每个诗者的心中，由于境界与修养、表达情怀的差异，自然是桃花、梨花、牵牛花，各不一样。当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陈绍陟、空空、陈金平、陈俊龙和我的作品中。但如今回头，倘要陈述，大家其实都是心照不宣，一笑了之。我在几个大一点的场合已经表述过，地域诗歌的写作，在贵州，当以后来的梦亦非、西楚等为参照和高度。这是一个有待继续的诗学问题，和诗写探索难题。倘要自我回顾，我的高原诗的写作，如果拿来与徐源的成就相比，就差了一大截。但是地域诗歌的写作，有其难度与局限性，除非你能够把地域因素上升到人类学的高度，而且注入突破时间和历史的诗性因子，最大限度地消解地域性太具象的东西，放大人类共有的东西，再以诗人天生的禀赋或者后天练就的技艺去完成，否则，这个领域的诗写，仍然难有突破。所以，我这时期的诗歌，连及格都谈不上。
       至于教育诗写作，迄今为止，不少人仍然把校园诗和教育诗混为一谈。对于诗者实在是不应该的。这样说吧，如果不拘泥于形式，《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就是最好的教育诗，在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最经典的教育诗巨著。狭义而论，“教”无“诗”，教育诗难以写抒情短诗，必须大叙述，诗是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或者是“孔夫子”带着弟子们仁山智水、祈雨、祭祀，引导弟子，在今天的时代，齐家修身治国的所有事迹的诗性书写，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成长状态和生存境遇，在历史时空中“人”的发展的悲剧性的呼唤和挣扎，是呈现和表现。这是我想的教育诗的终极景观。早期我的练习，徒有几个感动自己的体验式的句子而已。以后，倘有机缘，或许可以从头再来？

       蒋能：我发现你不勤于投稿，也懒于投稿，在当下，这是一大批诗人的“通病”，更有甚者，还发表了“以不投稿为荣，以投稿为耻”的言说，我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诗歌不能为诗人换取生存的米粒，另一方面是“诗坛水深”，不想搅和……这也许正是你的一种写作状态？
       居一：自九三年以后，我的生命或生存轨迹，在我的写作中体现为城市题材的进入，它既有别于八十年代末期上海诗人的城市诗歌，又不同与后来风行一时的打工诗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始终保持一个诗者必须的理性与自觉。当然，如何平衡，对于每一个诗者，是充满难度的，如何抵抗诗歌界各种诱惑是一个认真的诗人终身必须具备的功夫。对于我来说，这既是我近年来的写作状态的反应，也是我所有诗歌行为后面的真意：我现在越来越注意和浮躁的诗人、诗事保持应有的距离了。投稿、办刊物、举行活动等等，不一而足。我的做法是，有些诗人，此生见过了，似乎没有再见的必要。有些必然要常见，但一年一次是否频率太密集了？有些活动，倘若不仅仅是诗歌，参与干嘛？投稿呢？愿意则投，传播总是好事。当然，懒得投，不为名声所驱使，也没有错。想怎样就怎样。诗歌发展到今天，最大的进步就是，诗人们都明白，“诗歌是极其个人化的东西”，深入浅出一点，是一个诗者在天地之间、人间事态中自我观照的产物而已……
       关于我自身的诗写，这么多年的写作都属于练习。说成绩，没有。说方向，似乎对路了。但没有文本，仍然是白说，或者吹牛。倘若要句话概括，则是基本都是在生存的困厄中突围、修炼、观自在，谛听可知不可见的未来，然后试图言说。但从终极意义上说，凡付诸言词的，或者都不是好诗。近几年来，我学习参禅，有些许体会。却要说一句，有人说“禅是诗家切玉刀”，这句话需要警惕，在中国诗人中，唯有王维和当代诗人洛夫玩到最好处，其他大多数人，都败笔累累，甚至把“禅诗”局限在风景诗自然诗的狭隘领域了。禅不仅是静的，更是动与变的万事万物。而且禅其实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专利，世界文化历史中，西方也有。只是在中国过于显态，美学积淀深厚。禅的思维对诗歌有用，因为禅是不可言说的，而诗歌却又不得不说，禅到诗中，如果说出，就不是禅，而是理了，这就伤害了诗歌。火候如何拿捏，我依然不得而知了。因为我仍然在练习中，没有好作品。

       蒋能：你生活在深圳，一个人默默写诗，还资助贵州《诗歌杂志》办刊，参与深圳《大象诗志》编辑，近年来，还不时参加深圳的诗歌活动。可以说，深圳云集了来自全国的很多优秀诗人，经常有大大小小的诗歌活动，你作为一名纳雍籍诗人，会不会用纳雍和深圳的诗歌气象相比较，我们纳雍是否可以借鉴“深圳经验”？你对“诗乡纳雍”文化建设有何看法和建议？
       居一：对于纳雍的诗歌发展和建设意见，倘若一定要表达看法，我这样看：纳雍诗歌的起点不错，也有高于其他的传统底气，但是格局有待扩大。诗人们的视野也应该放宽些，不仅不要在省内，也不要局限在国内。要放在世界诗歌的大格局中去，放在未来世界诗歌史的格局中去。每个诗人，都应该把自己先投放到今天社会的全球大背景中去，然后，再内化，潜入自己的内心，越深越好，想一想织金溶洞奇观，就是黔西北喀斯特特殊地质内化的结果。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即使是庞德的《比萨诗章》，或者里尔克的《杜依诺哀歌》，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纳雍诗人，要快速进入自觉的写作状态，不可浮躁，不可为功利写作而浪费才情和时间。至于传播、办刊、出书，当然必须做。“诗乡纳雍”的建设，实际上不是诗人们的事情，诗人只管努力写好自己的诗歌，大家的诗歌都写得不错，自然是“诗乡”。“诗乡”标签或品牌塑造等等是地方政府文化部门操作的事情，自然有人去完成，诗人只是诗人，不要变成什么文化掮客，如果去折腾，且参与过多，就偏离本位了。

——选自《觉醒与回声：纳雍诗人访谈录》（蒋能著，团结出版社，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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