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在德国马堡帕斯捷尔纳克旧居前,2017年10月

在短暂的文学史断代谱系中，王家新是我的文学前辈。这种断代史会造成一种错觉，你会觉得你的那些文学前辈们已经老了，并且在慢慢退出历史。风起云涌的诗歌江湖更加速了这种代际嬗变，后浪推前浪，事实上每一浪都拍在相同的沙滩上。王家新在“代际”的意义上，会给人一种“前辈”的感觉，但在写作现场，他不仅仅是始终的在场者，更是这个场域里的某种象征。自1970年代末期汉语诗歌的勃兴，至眼下纷乱的江湖症相，王家新可以说完整地经历了这四十年。如今他已波澜不惊，更加专注于自我，进入一种类似于萨义德所言的“晚期风格”。

在萨义德看来，“晚期风格”首先是身体状况与美学风格之间的关系，“身体，它的健康、它的忧虑、组成、机能与兴旺，它的疾病和死亡”，这些属于“自然秩序”的因素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一个人的美学风格。尤其是，当你的生命来到真正的晚年，你会很自然的考虑人的必死性，你会主动或被迫处理这种终极难题。通常人们会认为，艺术家的晚期作品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成熟性，“反映了一种经常按照对日常现实的奇迹般的转换而表达出来的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我们触目所及，随晚年而来的“和解与安宁”比比皆是，但相反的例证似乎更说明问题。萨义德举出了易卜生、贝多芬的例子，在他们身上，“属于艺术上之晚期的并不是和谐与决意，而是不妥协、不情愿和尚未解决的矛盾”，这种晚期风格“包含了一种不和谐的、不安宁的张力，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种蓄意的、非创造性的、反对性的创造性”。（萨义德《论晚期风格》）

如果用萨义德的“晚期风格”来观察王家新的创作，似有削足适履之感，比如说，身体上的晚年并没有真的来临，他的创作面积和文学活力正处盛年。但在一种“不安宁的张力”上，在“反对性的创造性”上，甚至在一种个人创作的“灾难性后果”上，说王家新的创作正在创造他的“晚期风格”，似又可说得通。像他这样将自己的创作生涯旺盛地持续了四十余年的诗人，经历过那么多外在经验的冲击与内部的自我修补，将自己的写作引入一种“老去诗篇浑漫与”的境地，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他近年的写作也的确放慢了速度，诗的节奏也应和着身体的节律与呼吸，既是行进，又是逗留。节奏是慢下来了，但情感的厚度在堆积，变得更加沉郁；作品量少了，但每一首诗的精神当量在增加，更具有摧毁性。“不安宁的张力”表现在他身上，主要是一种精神张力——他依然携带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精神基因，也就是说，他没有轻快地跳跃过他那个时代，从而进入一种“苦行的平静或老练的成熟”；也没有俯就那种“空洞的、兴致勃勃的刺激”，从而进入轻佻的或幻灭的新世纪，而是孤立地坚守在他的理想主义晚期，以一种不合时宜的庄重和持守，对抗一切时尚话语的冲击。

说实话，新世纪也不太新了，已经快来到它的第二十个年头，而王家新像一直携带着十九世纪的曼德尔施塔姆一样，处在他的“九十年代”里。在一切伟大的作家里，我们总能找到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基因，不被任何外界力量所整合，这种独立性贯穿在全部作品里，并在其中聚集为“一”。用阿多诺的说法，“文章在当代的实用性，就是那种不合时宜的实用性”，要成为阿多诺意义上的诗人，就必须与一切时尚的东西构成一种紧张的关系，既要对抗，而又身处其中。王家新身上似乎一直携带着一个沉痛的“旧时代”在生活，因而他是不快乐的。没有历史重负的诗人们自可以轻装上阵，甚至可以轻佻，可以嬉戏，但王家新不可以，也不可能，他已跟过去的历史画了押，被盖上了戳记。在诗歌中，这种精神的不安宁，通常会被打上“知识分子写作”的标记，但此处的“知识分子”与“知识”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一种“身份”认领，领受这种身份需要的并非知识或智慧，而是良知和勇气。诡异的是，在如今，对这种身份的自觉领受，不仅得不到同行的祝福，甚至会引来中伤和轻蔑。怎么说呢，在很多无可奈何的时代，当公共空间被剥夺时，诗人们通常会选择无视它，或躲进个人的思想自由世界。如阿伦特所言，“在这样一些时代，如果情况非常糟糕，就会发展出一种特殊的人性。”一种什么样的“特殊人性”？说轻松点，就是一种轻微的犬儒主义，如《智者纳旦》所表明的主题——“做一个人就足够了”，对这个无可奈何的现实世界保持“最低限度的人性”；说严重点，就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抱着一种精英主义的、清醒的认知，与时代和其光，同其尘。如果这种状况普遍而持续，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将会变得非常糟糕，会造成一种“丧失”——首先从常识的丧失开始，继而是美感与趣味的丧失，最终会发展成一种“无世界状态”，公共空间被遮蔽，私人趣味也变得无聊而卑下。而无世界状态，说到底，“它永远是野蛮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无论是出于高贵的天性，还是出于卑下的恐惧，以及“无论人是多么渴望屈从于这种诱惑而躲藏到自身灵魂的避难所中”，对现实世界选择“无视”，其结果“都永远是一种人性的丧失”。（阿伦特《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为了对抗这种“人性的丧失”，王家新选择一种将历史加诸自身的喋喋不休的“回忆”，以及对现实世界的直视。“只有通过谈论世界和我们自身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把它们人性化，同时，也正是在谈论它们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做人。”“学会做人”，这不仅仅是诗人，而是作为“人”的最低要求。在“人性”层面上，诗人并不拥有特权。绝不放弃“人性”，这是王家新执拗而凛然不可冒犯的要求。这看似简单，但在很多历史情势下，它不啻为一种英雄主义。

这样的选择既非天然就具有一种道德优越感，也并非一种道德命令，而是“不得不如此”。这与人的出身、经历、境遇和秉性密切相关。事实上，“优美与崇高”（康德）、“感伤与素朴”（席勒），甚或“丈夫与情人”（桑塔格），本无高下之分，尤其是在当代语境里，厚此薄彼实无必要。王家新身上所体现出的“不安宁的张力”，是他“对世界负责”的自我选择，这是一种艺术路径的自觉选择，更是一种追求人性的良心选择。当一个人专注于自己的内心，独立于任何组织与流派，不为时尚和荣誉所诱惑，不惧失败和命运的打击，他便会因过于自我而显得无趣或严肃，而同时，他身上也自会散发出一种迷人的光芒。在我们有限的交往中，王家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过于专注自己的内心，但他同时也有能力创设一种“我与你”的交流空间，并用一种人性的光辉照亮它。很多年龄超过五十岁，或创作生涯过长的诗人，会自然地生发出一种固执己见的禀赋，对一些新鲜的经验便不屑一顾了。王家新一直在丰富着自己的经验（通过诸如阅读、游历、翻译、与青年们的交流等等。不得不说，他热爱青年），但当他将全副心力付诸一端，似乎对文本的探索与创造就看淡了，真真是“老去诗篇浑漫与”了。你想在他的文本里去寻找漂亮的修辞，格言或警句，大概是要失望了。这也是他“反对性的创造性”的具体体现，也就像王阳明所言：“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念兹在兹，皆在一痛之念，哪还有功夫闲说话？这也只是表象，事实上，王家新不愿意在文本上耍花活儿，更体现出一个“诚”字。“修辞立其诚”，王家新只是在“诚”字上下功夫，有时甚至到了笨拙的程度。哪怕笨拙，老实巴交，也绝不轻佻油滑，将一番心思付诸修辞。“过度修辞的后果之一是将世界修辞化和文本化。”（吴晓东语）而王家新是要坦诚地面对世界，进入世界，从而创建一个敞开的世界，因而他的诗是“走心”的。惟其“走心”，才会诚心正己，不自欺，才能坦然地将心比心，不修饰邀宠，坦诚地与读者对话。敬文东在评论欧阳江河的诗时，区分过“走心”与“走脑”两类诗人，在他看来，欧阳江河的写作属于“唯脑论”，“（在）唯脑论驱使下、催促下，会越变越滑溜，越变越圆滑，也越变越玩世不恭——一种词语自身的虚无主义，一种词语自己不把自己当回事的破罐破摔，一种词语溜冰后产生的迷幻状态。”因此，“为新诗的现代性考虑，有可能对抒情特性抱以警惕之心，但新诗终将与心相关，与心相依偎，诚所谓‘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汪精卫：《舟夜》）。” （敬文东《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一词——欧阳江河与新诗的词语问题》）而王家新无疑属于“走心”的诗人，他那种简朴、明晰、沉郁的诗学风格，使他创建了一种类似于卡瓦菲斯的“非创造性的美学”风格（萨义德语）。这就是王家新值得信任的原因之一，我曾经如此评价过他的诗：“王家新的诗里有一种‘持志如心痛’的痛，有时这痛呜咽得如鲠在喉，有时爆发为‘喉头爆破音’。他以全副怀抱，创造了自己热情、耿介、沉郁的诗人形象。在汉语新诗里，多少语言的泡沫破灭了，王家新的诗却以其‘诚’而立。”（《青春》杂志“诗语空间·主持人语”）在我们短暂的新诗史里，有多少盛极一时的花哨的写作都失效了，沦为空洞无比的文字垃圾，但王家新的写作却一以贯之，任何时候读起来，都能够与其“会心”。

在这个以新为尚，走“新”而不走“心”的时代，王家新的这种写作方式很容易被视为“落伍”的，“不合时宜”的，也是绝不讨好的。但他通过“走心”的苦心经营，不仅从自身历史的苦难中挖掘富矿，还从俄罗斯借来镜子，从策兰那里盗取火焰，并通过将自己的全部赤诚交还给公共空间的冒险行为，将一种人性化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诗意地表达出来。在现代性的背景下，这种表达多少显得有些老派或不合时宜。汪民安在其《现代性》一书中说：“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就是内在于自由主义的自然本性的世俗泛滥，就是各种私欲和意志被赋予了正当权利，就是将权力凌驾于善和正义之上，就是将个人价值凌驾于整体价值之上。而这，终将引发一盘散沙的虚无主义，现代性的动荡危机由此而生。” 很难说王家新的写作就是对现代性的超越，谁身处其中都难言超越，他至少是抵抗了一阵，抵抗虚无主义和心灵的荒漠化，抵抗“将权力凌驾于善和正义之上”。哪怕这种个人的抵抗显得是那么的虚无和悲壮。某种意义上说，他诗中的迷失感同样强烈，但他没有为了取得一致性和总体性，而将自己的创作引向一个总体解决的诗学路径。他依然保持着早期的那种坦诚、沉郁的碎片化风格，诗里依然有更多的雾，更多的雪，更多的惶惑和迷惘。这种“失落的总体性”，也是“晚期风格”之一种——“属于艺术上之晚期的并不是和谐与决意，而是不妥协、不情愿和尚未解决的矛盾”。阿多诺在论述贝多芬时也发现了这一点，“晚期作品的成熟，并不像人们在果实中发现的那种成熟。它们……不是丰满的，而是起皱的，甚至是被蹂躏过的。他们没有任何甜味、苦味和棘刺，不让自身屈从于单纯的享乐”。（萨义德《论晚期风格》）“文章千古事”，“写”本身即意味着救赎，汉语诗歌自传统上即无条件信任这“写”本身。王家新深信这一点，诚如他诗中所言：“我也只能从我的歌哭中找到/我的拯救”。

如此，以这种“人性的，更人性的”方式，王家新邀请我们进入他坦诚敞开的诗歌文本里，与他一起歌哭，一起期颐。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这种坦诚相邀会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感觉。也正是这种坦诚相邀，让我们彼此充满信任，心靠得更近，进入一种对话和友爱的关系里。我们可以在其中感受到爱与光明，也同样会感受到相似的迷惘与无奈。我们彼此奉献出的迷惘与无奈，叠加在一起并不是一团黑暗，而是一种微弱的“启明”，一种人性的慰藉。

 2017·10  （该文载《草堂》诗刊2017年11期）

评论家简介

◇朵渔，诗人，随笔作家。1973年出生于山东，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诗歌、随笔，主持共同体出版工作室。曾获柔刚诗歌奖等多项诗歌奖。著有诗集、评论集和文史随笔集多部。现居天津和北京。

一个书评：

（德）乌尔夫•鲁尔（Wulf Noll） 

2017年秋天，王家新在德国及欧洲的多座城市举行朗读之旅，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场他和他的翻译顾彬共同的活动上，我听了他的朗读。他的作品在走向世界文学，它们也曾受到英、美、俄及德语文学的影响。在德语文学中，他提到策兰、里尔克和荷尔德林的诗作。当然，他的写作背景和基础，还是由中国传统构建而成，古代的或者现代的，其中古代的部份，尤其受到李白和杜甫的影响。这在他诗集的开篇之作一首名叫“幽灵船”的诗中可以看出：“好像是李白他们知道我们来了/ 一艘艘幽灵船从我们面前无声地驶过。”

 “我们来了”，“李白他们”，或者杜甫他们，二十一世纪的新诗人们，都从古代和现代受到启示。古人客观冷静而诗意的视觉，与现代不再显得新颖的意象主义视觉，和别的通过画面与精准语言写成的诗歌，都有相通之处。他们的诗歌创作，包含对日常生活细微的观察，包含事件及物体本身，还包含主观情感和社会情怀，但没有奇闻怪事和技巧上的过度雕琢。进入诗人眼中的世界，体察王家新从细微的事物中发掘出的诗意的深度，那些宏大的题材和虚空的激情反而显得苍白无力。这种写作方法如何表现，在诗歌《柚子》中可见一斑：

恍惚间

我仍是那个穿行在结满累累果实的

柚子树下的孩子

身边是嗡嗡唱的蜜蜂

远处是一声声鹧鸪

而一位年轻母亲倚在门口的笑容

已化为一道永恒的

照亮在青青柚子上的光

是什么使这一段诗句如此富有诗意？画面，具有典型意义的那些画面。我们像孩子一样进入其中，像孩子一样穿过记忆的时间。那是中国的夏天，或者别的某处东（南）亚国家，蜜蜂在身边飞来飞去，远处响起鹧鸪的叫声。所有的感观都被调动和激活，轻松悠闲的、微笑着的母亲倚门而立，似乎就是惟一的目标。但这留下一个谜，如果不是谜，就是一幅画，母亲的微笑和一只青青柚子“永恒的光”合二为一。而且，在第二次阅读时，整首诗会沉浸在这种天堂般美好的光芒中－－同时，人们又获得了一些关于柚子的知识，它可能是青色，粉色或者黄色，如果人们去了解这种水果，就会知道，通过培植，它可以部份地变成葡萄柚，柚子或者橙子。

这种语言上的观察和诗意，使这本诗集具有了阅读的意义，画面在诗意层面上非常精确，并且不言自明，读者在阅读理解时不必过多费心。王家新是一个深刻的诗人，这在讨论保罗•策兰那些晦涩而绝望的诗歌时可以看出。他完成了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工作，并带着长久的激情将大量保罗•策兰的诗歌译成中文：“二十年里翻译了二百首”，他说。策兰诗歌的那种压抑、幽暗和晦涩难懂，在他的诗歌中的一些清晰画面中隐约可见，例如，一幅在“黄河”里游曳的“鲤鱼”的画面：

……喝黄河水长大的，是那些黄河鲤鱼

它们在太阳下喝

它们在夜里喝

它被端上餐桌来的时候，我看到

它的眼瞳竟比我们的亮

（像是被镀上了清漆）

它那油炸过的嘴仍艰难地张着

像是要吐出

最后一口泥沙……

王家新的第二本德诗译选《晚来的献诗》，顾彬译，奥地利BACOPA出版社，2017

王家新的诗歌生动形象，画面感强，并追求题材上的简单和平凡，比如，米线浸泡在一碗鸡汤里，或者牛奶在灶上煮着；也可能是一条过街甬道，或者一条穿过雪地的散步小径，甚至对女人、对朋友、对自己的孩子或随便哪个孩子的一段回忆。顾彬称他是“人的诗人”，形容他是“日常生活、（不显眼的）动物、植物和水果的歌者”，简称他为“随性诗人”，并称“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以小见大的艺术。”就是这样，顾彬说，那是一种不同于今天“伪伟大主义”的艺术，这种“伪伟大主义”遵循“伟大，比所有的伟大更伟大”的训诫，它希望文人成为“国家鼓吹的号角”。但王家新的诗歌，好的诗歌，不是这样。按照中国传统，和美国诗歌批评“弥合鸿沟”（即弥合严肃文学和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的理念，则正好相反：“在写作的时侯将深刻隐藏在表面之下。”这个过程在诗学方面才是可取的，因为伟大和深刻只有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日常琐事的表面之下，并成为艺术形象（或幻影），才有诗意。

 “人的诗人”在为之抗争；因为教育机构，及教育行业只希望把人培养成社会庞大机器中的一只轮子，恪尽职守地旋转。但好的诗歌应该是这只旋转轮子中的沙子。虽说人是中心，虽说历史上的奥德修斯必将成为人类个体英雄的化身，但王家新避开了将人拨高的危险，他不仅书写人类英雄的一面，也书写人类脆弱的一面：“我想，再过十年或二十年／我也会有那么一只狗／它会带着我，每天每天／走向我自己的黑夜。”（《小区风景》）

但诗集中也有许多明亮欣悦的时刻，光明和黑暗交替出现，不同的细节观察让人产生阅读的快感。我喜欢“鸡汤中的米线”（《在云南米线店》）这样的画面，它把诗人和读者都带到了云南：

……洁白柔韧的米线，

这是边地那些辛劳贫寒的先民的发明吗？

在这四月的倒春寒里它冒着

一缕缕亲人般的热气……

在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的活动上，我还买了王家新的一本英文诗集：《变暗的镜子》。这些诗也属于在此阐述的诗学传统中，它们被称为“美神”：

Goddess of Beauty

Your lovely eyes ignite desire. Your naked form, as if drawn

in one smooth stroke, is a gift we’re unworthy to receive. To

possess you, we once hid your wings. But we were wrong.

Sometimes you inhabit a beautiful woman; more often you

enter a poem, or meld with music and landscape.

美神

你美丽的眼睛点燃热情；你那仿佛一笔勾画出来的裸体，是我们   不配领受的赠礼。为了占有你，我们曾藏起你的翅膀，但我们错了。因为你有时存在于一位美丽的女性那里，但更多的时候却回到一首诗里，或是，化为音乐和风景……（《另一种风景•美神》）

王家新的英译诗选《变暗的镜子》，Diana Shi & George O’Connell翻译，罗伯特.哈斯作序，美国Tebot Bach 出版社，2016

 《晚来到献诗》和《变暗的镜子》都表明，这是一位诗人兼评论家的作品，诗评家同时也是诗人，学者，是“知识分子诗人”。王家新正是这样一位诗人，他也是北京人民大学的美学和诗学教授。这种统一既让人惊叹，又不足为奇，这在中国是一种传统。在德国的功能主义里却正相反，我们一直受到多种限制，不能同时干别的。但在中国传统里，人们可以，甚至包括政府官员，也能写诗，以引起关注，或者得到提升。当然，现在不必从传统角度去理解这事。即使在美国，现代作家也可以去做创造性写作或诗歌讲座教授。这也是应当的。令人高兴的是，诗人兼评论家王家新将这两者区别对待，散文是他创作的一个领域，诗歌是他创作的另一个领域。在散文批评中，文学、诗歌、诗学的语境，被他思考和质疑，但在诗歌中却不这样，至少理论不会与诗意混在一起。他的诗歌具有画面感，在语言上具有音乐性和韵律感，就像一支支乐曲。

（本文为王家新第二本德译诗选《晚来的献诗》书评  海娆 译）

诗人简介：

◇王家新，诗人、批评家、译者，1957年生于湖北丹江口，高中毕业后下放劳动，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家新的创作贯穿了中国当代诗歌三十多年来的历程，先后出版有诗集、诗论批评随笔、译诗集及其他译著二、三十种，并编选出版有多部中外现当代诗选及诗论选。在创作的同时，他的诗学批评、翻译和研究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多次应邀参加一些国际诗歌节和国际文学活动，在国外一些大学讲学、做驻校诗人。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德国、英国、美国、克罗地亚出版有个人诗选，由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哈斯作序的英文诗选《变暗的镜子》去年出版。曾获包括韩国KC国际诗文学奖在内多种国内外诗歌奖、诗学批评奖和翻译奖。

王家新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朗诵，2017年10月14日

本期插图：德国油画家安塞姆•基弗作品，来自网络，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