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力斌：人们大都对好诗标准持机会主义的态度，或者玩弄诡辩论。我之前也是其中的一员。但四十岁以后，坚定地认为，杜甫就是好诗的标准。我在研究杜甫的长篇文章中，将杜甫的诗歌标准分解为这样五个方面：宇宙意识，家国情怀，人道主义，草根情结，高度技巧，这五方面或者其中几个方面的完美结合，就是好诗。

编者按：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诗歌在一定层面已经进入了当下精神生活的核心；同时，中国诗歌网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也让越来越多的实力诗人渗透到了中国诗歌网的各大板块。正值中国新诗走过百年之际，为了展示中国实力诗人的气质和风采，我们有了这次独家策划，对中国实力诗人进行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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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力斌（诗人主页）：笔名晋力，诗人，评论家，文学博士，《北京文学》副主编。1991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政治学系，２００８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3年开始发表诗歌，曾获全国首届新田园诗大赛、巨龙杯首届高校诗歌大赛、第三届名广杯诗歌大奖等奖项。作品入选《诗歌北大》《中国当代实力诗人作品展》《中国诗歌民刊年选》《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2013年中国新诗排行榜》《2014年中国新诗排行榜》等。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文化研究，著有《逐鹿春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领导权问题》，评论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环球时报》《文艺争鸣》《艺术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诗探索》《山花》等刊物。编有《全球华语小说大系•海外华人卷》《北漂诗篇》。

生于1970年代的师力斌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其一，作为一个诗人，他的诗歌写作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个人化风格，尤其是近年来，他往往从日常事件中寻找诗歌的素材，并将其锻炼为高度艺术的诗歌形式，这使得他的诗歌厚重而丰富；其二，作为一个文学编辑，师力斌对文学的观察和理解建立在大量的阅读之上，有其独特的遴选眼光和审美趣味；其三，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批评家，师力斌在诗歌评论、小说评论和大众文化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他的评论带有强烈的诗人气质，感受力强，角度独特，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他对“春晚”的研究综合了文化研究的种种方法和视野，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诗评家 程光炜 杨庆祥

师力斌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所写作的文章都是关于当下的文化的思考。他穿行于文学和大众文化等各个领域之中，不断地进行探究和思考。他其实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诗人，对于新诗有着执着的持久的热情和非常旺盛的创作。他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训练滋养和丰富了他的研究。他所分析研究的题目，如央视“春晚”其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关键的文化记忆和生活形态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的分析踏实深入，对材料的运用和剖析有其独到的特色。关于春晚的研究这些年来有不少成果，但师力斌的研究无疑具有其不可替代的高度的价值。

——评论家 张颐武

对比起批评家，师力斌可能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诗人。事实上，他的确是一个提供了独具风格的作品的诗人。写诗时他叫晋力。师力斌的诗歌从气象上使人想到杜甫，从数量上使人想到陆游。他的诗里有一种骨力和硬气，颇有老杜“拗律”的神韵，常常在一种不协调中确立“诗心”的位置。他的诗歌好以新闻时事入诗，诗歌标题常常包含诸如“有感于富士康十连跳”、“冯小刚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有感”、“感动中国人物之刘盛兰——兼怀邵逸夫”这样的内容，而诗歌正文总是令人信服地提供了完全属于诗歌的“深度体察”。师力斌这样选择诗歌题材，当然有他独特的考虑，即一个诗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时代发言。这同样也是他的评论工作的出发点。

——诗评家 胡少卿

把师力斌的诗置身当代诗坛之中，就会发现，他的诗有一种秉异特质。朴质地承续传统，又能出新其右；对现实深度浸淫，又超乎其上；对日常极度贴近，又神游其外；对内心远距凝睇，又寓身其中。在意象、语感及形式建构上，蹊径独出。

正是对自己知识谱系的倾力丰富与不断拓展，才让师力斌的诗歌写作看似囿于现实狭促的空间内，却气息博远。其实在诗者内心，贲张的是镣铐舞者的自由与张扬。天空其大，自在而知。这是臻艺者化境之所。

师力斌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吗？回答是肯定的。但也不妨稍作存疑。在很多时候，与其说他是现实主义诗人，不如说他是更具前沿意味的当代写实主义诗人。

——诗人 左马右各

1、花语：师力斌老师好，很荣幸采访北大的文学博士！您毕业于山西大学政治学系，2001-2008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从政治系到北大文学博士，再到北京文学副主编，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历程？

师力斌：感谢你给我一个机会哈。从政治学到文学，这在我的确是一个专业蹦极。虽然大学本科学的是政治，到工作中我才发现，自己对政治没有一点天赋，可谓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而且多年的机关工作让我对政治倍感厌倦。入北大读书，我的本意是想远离政治，亲近文学。出乎意料的是，北大在两个方向上同时破灭了我的幻想。一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是流传于中文系的名言。世纪初，我在中文系读书的重要体会就是，中文系重理论，轻创作。不搞创作，还是什么文学？这个是我很长时间的疑惑。二是文学即政治。在入北大读研之前，我一直认为政治与文学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但北大的文学教授们在课堂上彻底颠覆了我的这种观念。他们让我深刻体会到，文学即政治，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离不开政治。风行一时的文化研究，实际上依然是意识形态研究，是政治研究。可以说，我通过在北大读文学，由政治到文学，再由文学到政治，认识上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精神上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北大七年，最大的收获让我摆脱了纯文学的幻想。现在我看待文学，看待诗歌，都少不了政治的维度。有时候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忘了初心？

2、花语：尽管是老生常谈，但还是要问，您因何与诗结缘，最初写于何年，有崇拜的偶像吗？

师力斌：与诗结缘，是非常偶然的因素。1987－1991年我在山西大学政治学系读书期间，尚属八十年代诗歌的辉煌时代，但热闹的诗坛于我完全陌生。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北岛、海子为何人。1991年参加工作以后，有一个同事段瑞忠，喜爱诗歌，他的诗激发了我的兴趣。从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当时我发表诗歌的园地主要是《太原日报》双塔副刊，编辑黄海波、唐晋、陈建祖等人持续编发了我不少诗歌，对我是巨大的鼓励。对这些编辑的感谢，我至今都没有向他们表达过，甚至没有和他们吃过一次饭，但我的感激之情深藏内心。现在我对各地的报纸副刊，都怀有一种特殊的好感。说到偶像，最初我喜欢的诗人，是汪国真、席慕蓉，之后是余光中、北岛等。真正谈得上崇拜的，是杜甫，这已经是最近几年的事了。越老越喜爱杜甫，远甚于李白。这是我的深切体会。

2015年11月与吴思敬先生在香山卧佛寺

3、花语：从博士论文到春晚研究、到编辑工作的小说评论、再到个人化的诗歌创作，您让我有一脚从地球跨到火星的感觉。这么跨界挺有意思，但是反复高速的变频，不分裂吗？

师力斌：仔细想来，我的确是一个分裂的人。博士论文研究春晚，工作中写得最多的是小说评论，而诗歌写作则遍布我的私人生活。表面上在不断变化，但诗歌写作是我近三十年来不曾间断的爱好，且越老越爱，现在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长期的磨合之后，学术、评论、诗歌这三样爱好，学术开阔我的视野，评论逼迫我关注现实，诗歌训练我的语言，三者不再相互对抗消解，而变得互相促进了。这让我很受用。

4、花语：故乡是孕育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生命的词根，请说说您的故乡和成长经历！

师力斌：你得道早呵。我是最近几年才意识到故乡的重要性，之前，我一直信奉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信条。现在看来，这是个轻浮的观念。我是在山西太行山区成长的，十四岁考入长治太行中学之前，一直在农村。我的故乡姬家岭，20户人家，村小偏僻，交通不便，但环境很好，成为我心目中美丽乡村的典范。松柏奇多，黄土崖上皆是，觉得美极了。我儿童时期，跑遍了村子四周的沟沟岔岔，喜爱跟大人一起放羊，闻羊的味道，摘各种野果，躺在山坡草丛中看白云漂荡，在村外的河中摸鱼。沟底下就住我们一家，门前有小溪，雨季时节，可以溪水中洗菜，这个感觉现在想起来太奢侈了。我家房前屋后的果树，不下十几种，还有一种君迁子，黑色的果实香甜绵软，弹性十足。秋天，我天天坐在海棠树上吃果，无忧无虑。我的童年生活跟现在的孩子只会看电脑玩手机相比，幸福何止一万倍。我的故乡记忆，使我成为一个坚定的乡土主义者。我十分认同梁漱溟的乡土观念，也特别能理解梁鸿《中国在梁庄》的情感。这些记忆和情感成为我在诗歌当中进行城市批判和反思的最主要支撑。十四岁进入城市之后，读书，工作，成家，在长治生活3年，太原生活14年，来北京16年，对城市生活的感受越来越不妙。故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内心深处越来越清晰。现在，我几乎每天都要回忆乡村生活的恬淡，安静，疏朗。种菜、种树、种花的冲动，时常产生。没办法，我活在现在，也活在过去。我对现在的城市生活相当不满。

5、花语：必答题，好诗的标准！

师力斌：大言不惭地说，这个算问对人啦。人们大都对好诗标准持机会主义的态度，或者玩弄诡辩论。我之前也是其中的一员。但四十岁以后，坚定地认为，杜甫就是好诗的标准。我在研究杜甫的长篇文章中

，将杜甫的诗歌标准分解为这样五个方面：宇宙意识，家国情怀，人道主义，草根情结，高度技巧，这五方面或者其中几个方面的完美结合，就是好诗。比如，在百年新诗当中，最与杜甫相近的诗人，是艾青。这个我写了专门的文章讨论。

2016年“北京文艺论坛”与谢冕先生在一起

6、花语：您曾于2013在《诗品》发表诗歌评论《昌耀是个大诗人》，在您眼中，昌耀是个什么样的人？

师力斌：昌耀是个大诗人。是个苦哈哈的不得志者。我总觉得，昌耀是可以理解杜甫的。昌耀在他长期生活的西部，将他不得志的人生经验与西部高原的壮美，结合得令人心生敬意。他是那样的孤独，又是那样的浪漫。套用徐迟评价梭罗的话，他的一生是如此简单而馥郁，又如此孤独而芬芳。

7、花语：您曾写过诗歌评论《娜夜：那些危险而陡峭的分行》，娜夜也是我本人比较喜欢的诗人，请问她的诗歌有何特质？

师力斌：娜夜是我非常喜欢的女诗人，她的《在这苍茫的人世上》一诗我可以背诵。娜夜以抒情短诗见长，属于才华型诗人。她让我动心的地方在于，将坚硬的思想和柔软的感情完美融合在了一起，这极大提升了当代抒情诗的艺术水准。三段式结构加结尾的点睛之笔，是娜夜诗歌结构的突出特点。她的诗往往可以划分为3个段落，第一段落是事物本身，第二段落是对事物的思考，第三段落是点题。

8、花语：您算是诗人、诗评家里比较接地气的，您曾著有《逐鹿春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领导权问题》，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年不如一年的央视春晚，又如何看待当下各地的诗歌春晚？

师力斌：央视春晚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电视文艺节目，已经成为一种新民俗，在当代中国文艺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和作用。尽管年年难办年年办，一年不如一年，但它的巨大影响力不能忽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器，它的文化功能已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世俗层面。它是当代文化领导权争夺的一个重要平台，是各种文化力量表达诉求的一个场域。当前春晚最突出的问题，是其功能的严重超载，需要减负，方可复兴，否则会适得其反。各地的诗歌春晚不外乎是对央视春晚的借鉴，是诗歌在新媒体时代的创造性传播。不敢说它对诗歌艺术有多大促进，最起码为诗歌的大众化贡献了新的方式和途径。

2010年在和田

9、花语：您在从事诗歌写作、诗歌评论的同时还在进行学术研究，请问：学术研究和评论写作是怎样一种对应关系？

师力斌：如果是以前，我会以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越来越分不清他们的界限了。我现在对世界就是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学术研究是生活方式，我通过它搞懂某一类问题，比如，我要搞懂春晚，搞懂杜甫，搞懂蒋峰和石一峰的小说，搞懂薛之谦，需要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评论也是生活方式，以表达我对某个问题的看法，等于用文字和读者聊天，没有那么高深。唯一的不同是，学术研究讲究求真，让我明白某某东西是什么，不能含糊，更不能胡说。比如，在研究杜甫之前，以为胡适是个很严谨的学者，研究了杜甫之后却发现，胡适有时候会“胡说”，甚至会忽悠。比如胡适是新诗的倡导者，反对旧诗最力，对于旧诗首魁杜甫，他竟然认为，杜甫最大的特色就是白话，最大的诀窍就是作诗如说话，读杜诗的诀窍就是将之读成打油诗，“后人崇拜老杜，不敢说这种诗是打油诗，都不知道这一点便是读杜诗的诀窍；不能赏识老杜的打油诗，便根本不能了解老杜的真好处。” （参见《胡适文集 4》第十四章《杜甫》，第217－2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原来这么简单，就是做打油诗。原来中国最伟大的诗，就是像说话一样写出来。胡适的杜甫说是明目张胆的扭曲，是典型的以偏概全，是实足的忽悠、“胡说”。

10、花语：您近期在《雨花》发表组诗《宅男主义》，我好奇的是，您心中的宅男是怎样的？您很宅吗？

师力斌：我有很强的宅男色彩，我甚至很认同这个身份。比起马云、刘强东等成功商人、京城无数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以及全中国千百万处级以上干部，这些长于与社会和市场打交道，并在其中胜出的人，我肯定是一枚宅在家里的准宅男，洗衣，做饭，管孩子。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成功学标准参照下，我这样的男人是失败者的典型。然而，我自己并不这么看。社会分工不同，家务总要有人干，宅男并非低人一等。所以，我想用诗歌来表达宅男的美学，甚至建立宅男的尊严。我好像听说，欧洲国家男人照看孩子成风，且多以为幸福。这恐怕就是文化差异。

2014年在北京文联7楼“后窗”休息室

11、花语：诗歌是很感性的东西，但是学术研究很理性，二者的写作是否矛盾？

师力斌：我在北大读书的七年中，这个问题曾经困扰我，学术思维和诗歌思维一度在我的头脑中扭打了多年，但现在，他们和平共处了，甚至成了情人关系。学术使诗歌深沉，开阔，而诗歌使学术灵动，漂亮。

12、花语：您写诗多年并始终如一坚持到现在，请问诗歌在您的生命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师力斌：诗就是我的生活，生活就是我的一首首诗。人到中年，既没升官，也没发财，如果没有那一首首陪伴岁月的诗歌，我的人生几乎就是空白。从2014年元月起至今，我几乎每天一首，以诗纪录生活，内心充实。得一首诗，就像得了一支绩优股。

13、花语：2017正值中国新诗走过百年之际，请您谈谈当代诗歌在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师力斌：真是个有气魄的好问题。在许多人那里，当代诗歌是否能进文学史，好像还得打问号呢。我要理直气壮地说，当代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中的奇葩，无愧于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来，我们那些新文化，其实许多都是旧的，戏曲是旧的，书法是旧的，国画是旧的，油画是国外的旧的，电影是国外的旧的，话剧是国外的旧的，旧体诗是旧的，小说是国外的旧的，散文更是旧已有之，唯有新诗，既非古诗，又非西方，是全新的新生儿，而且越写越好，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名家诗作。更让我自豪的是，只有在当下，中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王国，微信、微博、博客、各种网络平台，诗歌的海量生产，使诗歌史无前例地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平民化时代。这是当年梁启超企盼过的。许多人不承认当代新诗的成就，主要是强大的偏见使然。我经过近几年对百年诗歌的大量阅读，越发相信我的判断，新诗进入了史无前例的黄金时代，比唐朝还要黄金。

2014年在山西芦芽山

14、花语：在诗歌、评论、学术研究之外，您是否是个有趣的人？

师力斌：我自己觉得挺无趣的，动不动就跟人谈杜甫，谈艾青，尤其在饭桌上，那些预先储备的笑话、段子会迅速离我而去，非常令我无语。

15、花语：您曾获全国首届新田园诗大赛、巨龙杯首届高校诗歌大赛、第三届名广杯诗歌大奖等多项大奖，对于文学，您是否还有未竞的目标？

师力斌：实际上，圈内的人都比较清楚，诗歌获奖跟小说获奖、跟抓彩票都是一个道理，是诗歌里的市场操作。未知数太多啦。因此，我更加感谢那些将奖项给我这样无名小辈、又没有资源交换的编辑和老师，但我的写作绝不以获奖为目的。诗就是我的生活，写下了，我就生活过了，就幸福过了，这已经足够，就像一个农民种出粮食一样，足够。至于卖什么价钱，参加什么博览会，完全是另一回事。

16、花语：对于当下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诗歌奖，您怎么看？

师力斌：我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在这个唯钱是举、唯利是图的时代，能给诗歌颁奖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人。需要改进的是，既然给诗歌评奖，就需要在评奖机制上不断探索，更加完善，以便最终使诗歌受益更大。

17、花语：对于当下中国诗歌的各种排行榜，您又怎么看？

师力斌：既然可以有流行歌曲排行榜，有富豪榜，就要允许诗歌排行榜存在，越多越好。标准不一样，选出的诗作不一样，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世界上不存在哪一个绝对公正、绝对客观的文学标准，诗歌也一样。有人爱李白，有人爱杜甫，有人爱伊沙，有人爱臧棣，就像有人爱菊花，有人爱荷花一样，诗歌的百花园，越多样越好。有点小圈子，有点诗人的个性，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18、花语：从人品到辞锋，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具有怎样的特质？

师力斌：这个问题很危险，答不好就是一个坑哈。人品当然是批评家的基础设施，我不相信人品不好的批评家可以写出好的批评。当然，这里的人品主要是指其对待作品的态度，比如不会看人下菜，尽量克服小圈子意识，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对待传统的态度，比如对待古典传统。在这方面，胡适可能是一个不太正面的角色。“辞锋”这个词被你单独挑选出来，在这里有了一种脱颖而出的理论重要性。辞锋当然是批评家的利器。没有辞锋，或许就没有批评。和人品放在一起，辞锋就像大教堂的穹顶，或者艾菲尔铁塔的塔尖。

2017年4月在安徽六安

19、花语：请介绍下您供职的《北京文学》。

师力斌：《北京文学》是我的衣食父母，感情很深。虽然是北京市所属的杂志，但她的视野从来不拘于北京，而是放眼全国。这一点尤让我敬佩。在我去《北京文学》工作之前，这本杂志就已经是享誉全国的名刊。老舍、赵树理、李清泉、浩然、王蒙、刘恒、李陀等一大批名家在此工作，也曾推出过张洁、余华、王安忆、陈建功、汪曾祺、邓友梅、铁凝等一大批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现任社长杨晓升老师，既是一位实力派作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出版家，他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对刊物的定位、设想、规划以及投入的精力和对事业的执着奉献，都令我受益匪浅。在《北京文学》工作的九年间，我还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就是这个团队温暖如家，我的领导和同事们都特别的好，对我关爱支持有加。前一段时间，我们在网上晒编辑部同事集体练书法的照片，那种场景之震撼、气氛之融洽，竟然有网友怀疑是PS的！我拿人格作担保，千真万确！今年，在北京市政府、市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北京文学》全面扩版，彩色印刷，稿费上涨至千字千元，极大地提升了杂志的品位和吸引力。我热切期待《北京文学》越办越精彩，能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作者喜欢她。

20、花语：您从2014元月开始的灵感来袭“每日一诗”，是否坚持到了现在？每天写，是否有写穷的时候？

师力斌：不是坚持，而是持续。实际上，有时不是一天一首，而是多首，那些诗句在脑子里激荡汹涌，不写下来很难受。有时我在散步的路上，诗句来临，就赶紧跑回家，随便抓一张纸，急速写下。有时在地铁上，只好写在手机上。反正到现在，这种状况依然未变。至于将来如何，还是跟着感觉走吧。坚持写诗可能是痛苦，而每天记录诗的灵感，很轻松，也很幸福。

2014年在浙江鲁镇 和扮阿Q的村民一起

21、花语：您也算最早的北漂，之初是否遭遇过困境，是否有打退堂鼓的时候？

师力斌：我在心态上，一直是个北漂。2003年在北大读研的时候，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北京非典，我孩子在北大幼儿园上学，月交费一千，而我每月的补助只有290，所以要挖空心思打工挣钱。在北大，我是拖家带口上大学，那感觉很别扭的。实际上，那时已经是小鲜肉时代。在食堂，师傅叫我老师。在三角地自行车修理铺前，我曾被一名女生喊成师傅，她问我，师傅，你看我这车能不能修？我经常有这样的时刻，黄昏之时，走在路上，顿生漂泊之感：偌大京城，自己却无立身之地，三十多岁的男人，无房无车无工作，老婆孩子一大家，真是让人自惭形秽的人生境况。退堂鼓倒没打过，但革命的前途在哪？当时，我读到了美国人特利尔写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艰难遭遇，以及革命领袖的百折不挠的精神，给了我巨大的启示。我从中得到了力量和信念。人在难处，一定要挺住。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信念，也是儒家最令我敬佩的人生态度。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困境中的红宝书――读〈毛泽东传〉》，纪录我这段人生心态，并获得《南方日报》的读书征文一等奖。

22、花语：出于什么创意，您和诗人安琪主编了《北漂诗篇》？

师力斌：这本诗选是文学史上第一部北漂诗选，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北漂一族是首都社会的一个巨大群体，数量超过800万，而其中的诗人群体数量相当可观，他们的生活处境和精神状态，值得全社会关注。编《北漂诗选》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资深北漂诗人安琪是本书创意的提出者，而中国言实出版社社长王昕朋先生则是该书出版的热情支持者，他们二位都对北漂群体，特别是北漂诗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这一点让我感动。也许是一种共同的草根情结吧，促使我们走在一起，通力合作，最终促成了这本书。自从编选这本书的消息网上发布以来，得到了广大诗人和朋友们的热情关注支持，心中倍感温暖，因此期待这本书能遇到更多的读者，带给漂泊的人们更多的慰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