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谈的话题是“诗人的阅读”。我听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我在各位面前谈读书，真是有点不知好歹的味道。好在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在“阅读”前面加了个限定词“诗人”，诗人是我的本分，而“阅读”对诗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话题。

　　我现在在家里呆着，没有做什么工作，但比工作时要忙。朋友们问我在忙什么，我往往答不上来。天天忙着写诗，这不太正常，诗也不是件闭门造车的事情；我就说我在读书，读书是件可以关上门来一个人做的事情。但读了些什么？我还是答不上来。我读了很多，但一点也不系统，往往是由一本书读开去，越读越不着边际，能从《诗经》读到王阳明，又从海德格尔读回柏拉图。有些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些纯粹是误读。我把自己的读书经历讲给一些学者朋友听，他们往往哈哈大笑，说我不愧是野路子出身。我也不脸红。

　　我为什么热爱读书？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无知，贫乏。小时候是因为没有条件读书，根本就没书可读。八十年代在山东乡下，我能够看到的书籍基本就是毛选、鲁迅杂文、赤脚医生手册等等。我曾经跟一位乡村秀才借过一本《红楼梦》，准确说不能算是一本，应该说是一堆，因为那套书全部散页了，没头没尾，我蹲在树底下读，绝对是风吹哪页读哪页；我在一个姑姑家的谷仓里发现过一本《西沙儿女》，在生产队长的家里看到过一本《白发魔女传》。这基本上是我中学之前的阅读史。读了中学之后，阅读行为被称为“读课外书”，这在学校教育的规定里被明令禁止，老师看到要没收。我读了很多应付考试的东西。这段时间的阅读压抑史说起来令人发指，但现实情况就是这样，中学教育类似于科举。

拉康说欲望出自匮乏，因为有这样一段压抑史，等到读大学时，阅读的饥饿感就会非常强烈。我记得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作者是周国平。这并不是个好开头，它鼓荡起了我的虚荣心，也使我变得浮躁不堪。然后便是一些台湾现代诗选之类的东西。我每次从老辅仁大学那阴暗的小图书馆里借来的总是一大摞哲学、文学理论、艺术批评的书。借来的书，往往翻一翻的多，真正读的少，做秀的成分很大，这为我日后的读书生活培养下了一个坏习惯。

　　记得1991年春天，我在教室里读一本有关比较文学理论的书，王向远博士（我们的年级主任）突然走了进去，他拿起我的书，说，噢，比较文学，大一就读这个，不得了。那时候我们还没开外国文学课，我觉得王老师的语气像讽刺。后来，我的兴趣开始转向写作，各类文学杂志成为我的必读书目，逃课似乎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大二开了一门《马列文论》课，李春青老师给我们讲。他讲得很投入，什么《致敏·考茨基》，什么《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在我看来，它们是那么老迈，那么可笑，李老师那时候胖胖的，留着一撮小胡子，我就把他假想成老迈的费尔巴哈。谁知道呢，反正那时候读书，一定要最新的，最前沿的，而所谓的基础课、作品选读，都被我无知地排斥了。大四时，任洪渊教授开了诗学讲座，这是我最爱听的课，虽然有些未必真的听懂了。有一次在主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他激动地对我说，后现代后现代，德里达，福柯，你读过他们几本书？读书一定要系统、全面，不可浮皮潦草，蜻蜓点水。说得我脸一阵子发红。

　　大学毕业时，我作了一篇当代文学的论文（当然这也是最容易投机的），在那篇文章里，我几乎将四年来所学到的所有新名词都用上了，我自鸣得意，交给了指导教师刘锡庆先生。过了几日，刘先生只字未提论文的事，只是说：你可以毕业了。顿时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向我袭来，因为我想得到的是表扬。现在想来，这想法是多么可笑，刘先生没有批评我，可能是看我还算聪明，而我身上的浮躁气，在他看来也许已是不可救药了。几年后我因公干去采访刘先生，又重提了毕业论文的事，我对他说：您还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呢。刘先生一愣，说，是吗？看来，他对此早已了无印象了。

大学毕业后，有时闲下来，回忆自己大学时代的读书生活，心情总是不轻松的。四年，我真正读过几本好书呢？老师们的话，我总认为是保守，是守旧，是不可信任的，而自己无疑并没有自得门径而入。四年的读书生活，就像在自家门前的沙滩上建造了一所漂亮的房子，海水一冲，它们也就倒了，倒得让人无比沮丧。因此，大学毕业后，我告诫自己，要认真读几本书。我真正的读书生活也的确是从大学毕业后开始的，此时，书籍才真正对我的自我意识、对我的精神生活产生影响。三年前，我退回家里，决心以四年为期，再读一个大学，今年刚刚读到大三，就被拉到这里来卖弄，实在是羞愧。

　　现在转入另一个话题，那就是：诗人要不要读书？诗歌界有一种反智的倾向，现在诗人流行“不读书”，讲究“天然出诗人”，“愤怒出诗人”，“文盲出诗人”，能读书的，不少已背上“知识分子写作”的恶名，“知识越多越反动”。我觉得这是误解。现在诗人不是读书太多，而是太少了。表现是：普遍的经验的贫乏、意识的前启蒙状态和知识视野的陈旧与狭隘。本雅明有感于经历过1914-1918的一代人，提出了“经验与贫乏”这一概念，我觉得对我们出身于70年代的一代人是有所启迪的。我们也是经验贫乏的一代人，无论从我们的出身史、教育史还是阅读史来看，我们的贫乏历历在目。出身代表一个人的成长背景，尤其在我们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家，出身的影响更加明显。出身农村，很多机会、资源、背景均与城里人相差霄壤。我们出身是如此的贫困，我觉得我并非特例，我的一个搞理论批评的朋友谢有顺，他的贫困经验比我更丰富，他能有今天的成就，说明他的自我教育很好。其实城里的孩子也面临同样的贫乏，因为教育制度背景基本相似，面临同样的社会转型，他们也许只是比我们多读了点漫画书，多看了几场电影而已。

　　说起意识与视野，可以说今天中国诗人的识见很成问题，这一方面因为知识的匮乏，从而导致视野的狭窄和心智的不成熟；另一方面，由于对人类文明知识的偏执的排斥、不屑一顾，致使诗人学行没有强有力的思想背景的支撑，堕落成一群狭隘、无义、不善的群体，其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逐渐退化，失去了正常的是非之心和对善恶的感受与认知。这绝非危言耸听。我看到很多同行，的确是浅薄无聊、视野狭隘，有违诗人之盛名。八十年代某一个时期，诗人们流行“反文化”，其实自己很没文化，他又如何来反文化呢？就像朱学勤先生所批判的“反崇高”，本来就没什么崇高，反什么呢？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在八年前，我们曾提出过一个叫“下半身写作”的概念，针对的是整个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化、学院化写作趣味对身体的束缚与漠视，诗人们普遍没有了身体，或身体已经僵死了，灵魂也成了知识化的灵魂，死灵魂。当时有朋友提出，说下半身的问题还需要上半身来解决，我觉得恰恰说反了，应该是上半身的问题需要下半身来解决。如果上半身没问题，或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上半身，那么对下半身的强调就很盲目，是一种自我疯狂，一种更大的遮蔽了。很可惜，后来的发展说明，很多蜂拥而上的年轻朋友的确没有上半身。

　　是不是有些绕口？我说的是诗人到底需不需要阅读的问题。我看到汪辟疆有一个说法，大多数人认为“诗关性情，无资于学”，就是跟学习无关，但是“杜陵一老，卓然为百代所宗”，尚且提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又说“熟精文选理”；韩昌黎也说“余事作诗人”（不是说做个业余诗人，而是“功夫在诗外”的意思），因此得出结论说“是诗固未尝与学术相离也”。昨天还在电话里和老于坚说起“读书破万卷”的事，老于认为读书破万卷也不见得下笔有神，很多读破万卷之人笔下连个鬼都没有。另一位诗词大家顾随老先生，他认为读书与创作是两回事，有些人读书很多，但创作未必好。他举例说，屈原读过几本书？屈原读书肯定不多，因为那时候书本来就少。虽然读书与创作不是一回事，但两者肯定是有关系的。顾老先生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他说人之聪明在写作时不可用尽，陶渊明是十二分力只写十分；老杜是十分力量使十二分，也就是拿出了吃奶的力气；《论语》是十二分力量只使了六七分，有多少话没有说出。那么陶渊明的十二分聪明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认为是与阅读有关的。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自己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意思是说：自己喜爱读书，不死啃书本字句钻牛角尖，而是着重领悟文中之意。而“会意”与“不求甚解”，在我看来，也正是诗人阅读的一个特点。用一个现代一点的名词，诗人的阅读是一种“误读”。

　　“误读”是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一种积极的解读策略。他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结果。特别是当涉及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诗的影响，总是以对前者的误读进行的，“这种误读乃是一种带有原创性质的校正，同时它也必然是一种误释。一部‘诗的影响’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乎焦虑和自我拯救的、漫画一般的历史，一部歪曲和误解的历史，一部反常和胡乱涂改的历史。没有这一切，现代诗歌几乎无法存在。而这也正是西方诗歌自文艺复兴以降的主要传统。”

他这个理论很有意思，基于“影响的焦虑”所作出的一种接受、阐释和改写行为，正如布莱克在《耶路撒冷》里所说的：“我必须创造一个系统，否则便成为他人的奴隶。”布鲁姆说“如果那些迟来的诗人们不想被误导，他们就得知道这一点：死去的诗人是不会自动为他们让路的。”那怎么办？误读他们。“前驱者如洪水。我们的想像力可以被淹没，但是如果我们逃避淹没的试炼，我们新诗人就无法获得自己想像力的生命。”他说得很好。但在这里我是对他“误读”的一种误读，我是在诗人阅读的实践层面上所谈的一种阅读经验。我说的“误读”是一种“不求甚解”，是“六经注我”，是跳进去再爬出来。这种“误读”实践，既是对一种封闭的知识体系的对抗，也是对一种疯狂的求知欲的警惕。你看诗人们的阅读书目，很多奇怪的书籍，对学者们来说不值一提，但诗人们读起来津津有味。这种现象内外皆然，你看那个寒山和尚，就被西方一些诗人奉为来自东方的大师。诗人们的阅读最终是为了养诗，就像蜜蜂采蜜，他博采众花，只为营造诗歌这个精致的蜂巢。我跟朋友们说，我读了很多书，其实往往抵不上一行诗。

　　拉康说欲望是“需要得到满足后仍旧缺乏的东西”，求知是人的一种基本欲望，如果无法遏止，很容易造成对创作的阻塞。阅读者被各种知识、观念、形态填充了，没有留下必要的空间，没有随时对一些观念垃圾进行清空处理，诗人就会被知识所捆缚。这就是读书读呆了，成了书呆子。尼采对书呆子多有嘲弄，他认为这些人也许不无知识，但却是一些“精神贫乏者”。他在自传里说，学者乃是颓废者，他们汲取了“过量的知识”，结果这些乱七八糟的知识在他们的体内嘎吱作响，无法消化，结果成为一种对生命力的摧残，使人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意志、决断和冒险精神。尤其是在知识日益专业化、繁复化和碎片化的当下，知识套着知识，理论套着理论，生活处于一种悬置状态，一个阅读者如果不能及时自省，对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用顾随老先生的说法，这就是读书读“瘟”了。他讲到才与学，说“一个人有才而无学，只是先天性灵，而无后天修养，往往成为贫；瘟是被古人压倒了。不用功不成，用功太过也不成。”对诗人来说，恢复生命感觉，不要让读书榨取生活的内容，不要让知识形成一种压抑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应该是生活统治知识呢，还是知识统治生活？哪一个才是决定性的力量？这是个尼采式的命题，他给出的判断很明确：“毋庸置疑，生活更高，生活才是统治力量。因为毁灭了生活的知识最终也将自行毁灭，知识以生活为前提。”问题是，一个阅读者如何才能避免不让知识统治了生活，才能不让“死者埋葬生者”？至为重要的，是要恢复一个枝繁叶茂的、葱郁的、富有个性和意志力的生活世界。尼采说要“反思”，就是要处理好孔夫子所言思与学的关系，要及时清理那些装饰性的二手知识、二手思想和二手行动，并将所汲取的知识整合为个人的思想与意志、生活与表象的统一体，将内在世界与外部世界、生活世界与知识世界有效融合起来。一个能反思的阅读者，才能恢复他被过量的知识所破坏的健康，才能恢复他自然而富有人性的本能。

　　尼采讲到他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最后狮子如何变成了婴儿。这种精神三变也可误读为求知的三重境界，最初的骆驼阶段是求知最漫长最辛苦的阶段，需要一种骆驼般的坚忍负重的精神；随后是变成了充满力量感和统治欲的狮子，把一切陈旧之物抛入历史的垃圾箱里；第三重境界则是由狮子变回了新鲜、无欲、原初的婴儿状态。婴儿是一张白纸，预示着健康本能的恢复。我们常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不是自己来画，而是被画。如何才能摆脱“被画”的命运？那就要从作一头骆驼开始，最后变成一张觉悟过的白纸。尼采的精神三变，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觉悟与蜕变过程，是需要经历多么艰巨的过程！

　　我们很多同行认为只要有生活就够了，不需要读太多的书。我不信这一套，理由也基于这个精神三变。我们很多写作者，其实连一头骆驼都懒得做，更遑论狮子和婴儿。大家普遍的是一种前启蒙状态，余世存所说的“类人孩”状态，处于蒙昧状态而不自知，这样的写作必然是黑暗的、狭隘的。小技得逞，大道废弛，浅尝薄植，最易效颦。所以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小巧小思，小慧自喜，很难看到激动人心的大作品、大作家。怎么办？那就从一头骆驼开始吧，先不要自称为狮子。

　　根据我自己的阅读经验，诗人之阅读，求知并非第一位的，自我的修炼与觉醒才是最重要的。这也就是诗人“误读”的必要性之所在。竹内好评鲁迅时，他认为鲁迅一生有过几次突出的变化，而这些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他用了“回心”这个词，就是通过对其我的不断否定，从而达到觉悟或自省的意思。他认为鲁迅的变化必是经过某些契机、外在的刺激与内在的反省，那么这一系列契机组成一个“回心之轴”，使人发生明显的转变。下面结合我个人的道德感的形成过程，谈一点我的“回心”之路。

我说我是一个隐秘的道德主义者，我的道德感大概有三个来源：儒家经典《论语》、别林斯基的背影和雅斯贝尔斯的实存观念。这其中还要辅之以哈耶克的关于自由的言论、萨特的介入理论、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精神、哈韦尔的对日常的恶质素的揭露，以及尼采的道德哲学。尤其是尼采，他始终举着个大棒，让我警惕道德的懦弱无力，警惕自我感动、自我弱化。

　　我觉得《论语》很亲切，子曰子曰的，非常有趣，我有时间就翻一翻。其实子曰何其大，两千年前，孔先生便已经着手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立法。“子曰”类似于“上帝说”，口气之大，无可辩驳。他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仁爱”，讲“匹夫不可夺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在两千年前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为我们生活里的圣经。仅就个人信仰而言，儒学只是一种人生哲学，而非宗教，它使人生存的意向集中在世俗中，而不具有超拔与拯救的因素，不具有终极性。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明确，那就是儒学对个人道德理想的规劝功用。孔子讲“公道”，讲“仁德”，“刚毅木讷，近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等之类的道德主义说教，在整个“子曰”中比比皆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儒家的担当与在虚无面前勇于自承风险的进取精神，也许正可以弥合我们生活的离散性，有助于实现个体自我的实存。

　　我道德感形成的另一个源头，是别林斯基，或者说是他的一个背影。我对别林斯基的认识最初来自以赛亚·柏林的一本书《俄国思想家》。伯林文笔极好，他对别林斯基的思想画像让我着迷不已。他说别林斯基既非柏拉图那样的纯粹行家，也非圣伯夫那样的天才观察家，而是一个“痛苦但满怀希望、努力分辨是非真伪的道德主义者”，是一个内心痛苦而温和且深刻的人，是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对于别林斯基，一切严肃的问题终归都是道德问题，“我是人”，他说，“我说这话，痛苦但自豪而快乐。俄国文学是我的命，我的血。”差不多160年前的今天，三十七八岁的别林斯基因肺病而死亡，差不多也就是我这个年龄。对于别林斯基的死，警察头子大表遗憾，他们说：“我们本来想让他在牢里腐烂。”我真的是很佩服这个人，他所激励我的，不仅仅是他那些激情洋溢、充满道德感的作品，还有他那一直往前行的背影。

我对雅斯贝斯的阅读，主要是他的《时代的精神状况》，这本书我阅读多遍，他告诉我，“人不仅生存着，而且知道自己生存着。他不仅仅是尚存着的能知者，而且自由地决定什么将存在。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他告诉我什么是人的实存，人只有逐渐意识到它自身所处的境况的界限，他的状况才真正是一种精神状况。他告诉我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如何与周围的世界相处，如何辨别时代的精神状况，以获得一种生命感和现实性。在无由也无能判别的时代精神状况中，在虚无感、破灭感日益严重的今天，人若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实存，不能作为一个实存的个体自我与他人发生联系，不仅虚无感和无信仰状态会无限蔓延，像一团雾一样蔓延，而且精神依附性也会加剧。面对危机，个人如何自处？雅斯贝尔斯说，“人，如果要继续是人，就必须沿着意识的道路前进，后退的路是没有的。”后退，就会自我幻灭，就会被物的世界所包围。

　　在我道德观形成的过程中，尼采一直像一个幽灵一样在跟随着我。尼采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他说道德就是吸血鬼，他对道德感柔弱的人尤其感到愤怒，“什么时候的自由的标志？——不再自我羞愧！”这一点我就做不到，但我时时记在心中。还有，是什么造就英雄？尼采的答案是“倘若能够同时面对至深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才能造就英雄。英雄不仅能够给自己增添痛苦，同时又不会被巨痛所毁，这样的人才堪称伟大。尼采的超人哲学，让我对道德主义充满警惕，警醒自己不要过于柔弱，不要过于自我感动，过于自恋。

　　我觉得我的道德观矛盾而又复杂，这的确与我的阅读经验有关。惠特曼曾经说，“我自相矛盾，因为我包容一切。”诗人应该有一个好胃口，将这些知识的碎片、复杂的心灵、自相矛盾的观念、幽暗的欲望等等一切消化掉，变作自己的营养。

有时想想，我为什么这么热爱读书？因为我觉得我很无知啊。读了那么多书，我得到了什么没有？我要说，读了这么多，其实不够用来写作一首诗。我曾经写过一首诗，用来回答朋友对我的关心。我回家之后，总有朋友担心我的状态，一打电话，就问我在忙什么。去年，我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最近在忙什么》，读给大家听，算是一个结尾：

《最近在忙什么——答问》

最近在思考。有时候也思考

这思考本身。这正是

悲哀的源头

也就是说，我常常迷失于

自设的棋局

有时想停下来，将这纷杂的思绪

灌注进一行诗，只需一行

轻轻道出——正是这最终之物

诱惑我为之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