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南鹏：诗歌是活的。创作只完成诗歌的一半，阅读是另一半。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完成可能。这是艺术的神秘性之一，也是艺术的魅力所在。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我们在讨论诗歌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是其中一个阅读者，永远只能是讨论它的一种可能性，而忽视了其他的更多的可能。我自己创作的诗歌，再重读的时候，我的角色也从创作者转变为阅读者了。

编者按：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诗歌在一定层面已经进入了当下精神生活的核心；同时，中国诗歌网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也让越来越多的实力诗人渗透到了中国诗歌网的各大板块！正值中国新诗走过百年之际，为了展示中国实力诗人的气质和风彩，我们有了这次独家策划，对中国实力诗人进行系列访谈！ 点击查看 [ 往期精彩 ]

徐南鹏（诗人主页），1970年出生于福建德化。德化是中国四大古瓷都之一，主产白瓷，闻名于世。1986年高中毕业，考入泉州师专地理系。1987年开始发表诗歌。198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德化雷峰中学，仼英语教师。1991年考入福建教育学院中文系，1993年毕业。同年调任福建教育学院组织人事处。1995年出版报告文学《沧桑正道》（海峡文艺出版社）（合著），同年获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暨施学概诗歌奖，被破格评为助理研究员。1996年调福建省人事厅工作。1997出版诗集《城市桃花》（海风出版社），获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同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考入福建省委组织部。1998年获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2002年借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同年出版散文集《大风吹过山巅》（海风出版社）。2004年调入中组部工作，同年参加诗刊社第20届青春诗会。2005年出版诗集《大地明亮》（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出版诗集《星无界》（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诗集《我看见》（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获诗歌月刊年度诗歌奖。现任中组部组织一局副巡视员。

陈晓明：

南鹏的诗是自然主义和中国禅意的结合，有一种简洁、清净、轻的追求，是一种语词敞开的澄明，而不仅仅是存在论上的澄明。他的诗歌让人感受到一种事物、自然、动物的秘密敞开，只透露出了一线的光，亲和力的一种光，在某个时刻有一种开启和发生。

欧阳江河：

南鹏的诗歌写作，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公务员写作、或者说是新官员写作，是宋朝的公务员，苏东坡、王安石、白居易意义上的写作，特别是承接了黄庭坚这一路的东西。南鹏是公务员写作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代表。

西川：

南鹏的诗，我觉得他是另外一类的诗人，是在一个“零状态”，在一个绝对的状态，在一个真空的状态，在一个真空诗歌的状态，在这里面开始写的。他是被诗歌带向一个地方，诗歌把他带回家乡，把他带向一个山峦，把他带向一片叶子。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美这种东西的的确确需要发现，的的确确需要南鹏给它命名，别人才会注意到。我想这是南鹏诗歌的意义。

张清华：

南鹏的诗是禅意和无意识、哲学和内心，这样丰富而复杂的元素纠结的综合体，是出世和入世的情怀、古意和现实性、悲悼和释怀、彻悟和执迷、弃和取、有和无，这样丰富的二元对立的统一体，这些元素复杂地纠结在一起，使他作品的诗意非常丰富。

贺绍俊：

南鹏的诗，有强大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是通过诗的意向和他的灵感来呈现的，是被蒸馏出来的纯净的水一样的东西。这样的意向，看上去好像跟具体的现实没有关系，但你读到这样的诗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他绝对是一种对现实的沉重的回答。

1、花语：//常州第一阵春雷，在我/第一次来访时，醒来/它怕我认不出它。惯常的，它低沉/地吼着，跑过天穹，还跺脚/我听闻，它不酗酒、不抽烟/一个好干净的雷，令人爱不释手/我听闻，一个冬天，它低着头/在林子里，散步、冥想/揣度夕阳和飞鸟的心/这一次，它不思考哲学、不讨论人生/也不谈家长里短、谁是谁非/它演算一道高数。凌晨/它把云的稿纸铺开的列式，删繁就简/一声巨响，它得到了答案/同时，得到了我的醒，得到了诗/细雨，是余数，纷纷扬扬/一直下到天明//，这是您的一首诗作，第一次我看到有人用拟人的手法把“春雷”写得如此温馨、率真、美好，我无一例外地要问，您眼中的好诗标准是什么？

徐南鹏：首先，谢谢花语老师。至今，我们未谋面。我读过您的一些诗作，很喜欢。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这个访谈更纯粹、真实。我喜欢这种拒却功利的形式。所以要先感谢你，感谢诗歌让我们交集。

好诗的标准问题，关键在“好”。“好”，是不好言说的。放在几年前，这个问题我回答起来十分肯定，还要作出铿锵的样子，否则似乎不足以表明态度。2009年，我参加首师大组织的一场讨论会，讨论过这个问题，说了一些话。后来在一次讲演中，说了8个字：担当、切入、玄奥、神性。现在，放在一个快50的人来看，回答起来就很犹疑。就像有人问法国诗人瓦雷里，什么是诗？瓦雷里说，这就好比有人问我，什么是时间，我只能看看手表，告诉你现在几点了。当然，这不是说，好诗没有标准，而是证实好与坏是有界限的，只是这个界限不是讨论来的，此前很早就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做的，只是回答，甚至算不上回答，只是解释、解读，谈一个时代、一个人的具体感受，如此而已。我们能做的，只是这一点。

对现在的我来说，判断一首好诗，构成“好”的最基本的要素还是“真”，真事物、真性情、真感受，“风景旧曾谙”也好，“昨夜风疏雨骤”也好，作者始终“在”，在感受。然后，就是诗歌要独到，对美的感知和发现，是言人所未言，“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再就是简单，表达方式以及言辞的素朴，“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简单是境界。最后一条，如果要说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一首好诗，要有诗的史学意义。如果一首诗推动或者促进了诗歌发展，成为诗歌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那么，必须以好诗待之。胡适的《两只蝴蝶》，公认是开山之作，如果不是好诗，则有失公允。现代诗的发展进程中，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构成的谱系。

您提到的常州这首诗，是在常州出差时写的，晚上睡得正沉的时候，被几声划过天穹的春雷惊醒，有了第一感受。常州春雷，和其他地方有何不同？很重要的，它是著名的数学之乡，好像陈景润就是常州人。常州的品牌，我想，应该有数学这个元素，所以用了这个意象。这个也可以说是诗眼吧。

2、花语：在我前面引用的诗里，您把“春雷”比喻成“演算一道高数”，高等数学一直是我的软肋，从概率到微积分，我都是勉强及格。照一般逻辑，人们通常会把喜爱的事物往温暖里比喻，您数学一定很好，对吗？但当初为什么大学选择了地理系而没有选择数学，在现实里，您是否也有软肋？

徐南鹏：数学和诗歌，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两项智力活动，是最需要天才的。数学家和诗人，都是先知。不少数学家，同时是哲学家、诗人，比如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泰勒斯，还有达芬奇。四川有一位优秀诗人，哑石，也是教数学的。福建有位优秀诗人，游刃，好像也当过数学老师。您觉得数学是软肋，那不是你的问题，是老师的问题。你的老师一定把数学当作公式来教了，所以生硬死板不好学。把数学教成艺术，应该是所有数学老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能力要求。当然，我相信现实很骨感。我的数学比较好，相对于语文、英语，这些语言的学科来说，高考时是为我挣分的。

我高中读理科。高中毕业时，我16岁，个也小，一米五多，还没长成，不到能够自己为选择负责的年龄。报地理系，主要是想象中，以为读地理，就可以“世界那么大，随时去看看”，很简单、很天真，缺乏理性分析。没有选择数学，说句玩笑话，是因为大部分数学老师，缺乏把数学讲成艺术课的训练。后来考专升本时，我选择考中文，所以本科读了中文系，当时梦想着自己有一天成为像某某一样的伟大诗人。曾经，我们都是有梦想的人。

有梦想的人都有软肋。我记不住人名，昨天刚见面，隔天再见，人知道，名字想不起来，难免尴尬。还有，我近视，但拒绝眼镜，看人看事混沌一片，闹过不少笑话，但心安。

3、花语：17岁您已经开始发表诗歌，那么最初是受什么启发开始写诗的？始于何年？可有早年的诗歌偶像？

徐南鹏：那应该是1986年底，发表的诗歌绝对幼稚，但也是走出第一步。记得在一份报纸的角落，有那么几句，题目好像是《故乡》，似乎有几句“站在高高的山冈上/等待太阳/染红岁月/染红姑娘的歌”。记不太清，大体是这样的。当时看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实在兴奋，晚上在被窝里偷着笑。更让人兴奋的是，拿到了第一笔稿费，好像是三块六。当时我在泉州师专读书，一个月家里给二十块钱生活费，突然有了这笔钱，相当于“巨款”。现在还记得这些细节，可见这事对我之后的道路选择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会写诗？说来话长。高考时，父亲希望我考医学院校。他自己是老三届的，没机会上大学，回乡后当了一名赤脚医生。他让我从第一志愿到最后一个志愿，都填报医科大学，可惜我一个也没考上。最后一个是调剂志愿，我报了泉州师专地理系，另一个可真是数学系。到校后，每周给家里写信，谈思想谈生活报平安。父亲会回信，不是每封回。开学不久，父亲来信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是永恒的，一是医学，一是艺术。对我来说，学医明显是不现实了，但我能搞什么艺术？那就读点书，写写作吧。当年学校文学少年成堆，读哲学，写诗歌。我自己写、自己琢磨，到图书馆借诗歌报刊、诗集看，乐此不疲，没想到自己也搭上那个时代的列车，绿皮的。后来我弟弟考试时，父亲让他单报一所学校，福建中医大学，还好，他考上了，万一没考上，他就失学了。父亲的心愿似乎也遂了。当年，我觉得好的，还是朦胧诗的那批人，手上有一本《五人诗选》，爱不释手，现在还在。

4、花语：您算是早慧之人！16岁上大学，又赶上80年代的“黄金诗歌季”，那时候高校都在搞诗社，说说您当年组建的诗社，那时都做了些什么？

徐南鹏：当年学校有诗社，三角帆诗社，好像还不止一个。他们出刊，演讲。我是一个胆怯的人，或许是自卑感比较强，在与人的交往上，不主动，特别被动，所以没加入诗社。没敢提入社的事，怕不加我，伤面子。但我们系里也编系刊，班里有班刊，这是我主持的，组稿、刻腊纸、印刷，我组织同学们一起干。我还出舍刊，一个宿舍，8个人，大家写，出个小册子。挺好玩。80年代后期，我毕业回到县里，倒是和县里的一些文学青年，拉了个文学社，先是搞文稿展，之后出刊。刊名是我起的，叫《瓷都潮》。这对一个县的文学建设，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5、花语：您说，您对写作的理解，主要是意在捕捉世界万物的“气息”。那么，您所说的气息是指什么？

徐南鹏：我喜茶，会一点茶，能知一点茶的好。十多年前，我刚到北京，陪朋友在马连道参加一次茶会，二十多个高手，来自不同地方，我不认识，挑了个后面角落的位置坐下。出一款茶，大家品，逐个评。大家说的时候，我光听。主持人讲，你也说说。我淡淡说一句，这水有点来历。主持人骇然，起身，近来，敬献了一杯茶。他给大家讲，这水是他们照一位高人指点，找了两年多，在北京西南方向六十多公里外找到的一口井里打来了。此后，圈子里的人，知道有那么一个人挺牛。

谈茶，可说季候、形色、制作，也可说器皿、环境，诸事俱可，但最终还是茶的韵味。这韵，有点像诗的意境，可意会的比可表达的多。诗歌“气息”，就是诗歌里面的那种味道，朦胧的、模糊的、似是而非的感觉，欲说已忘言的妙处，如喝茶，闻其香、品其润、回其甘，属于这个范畴中的东西。王国维先生的“境界”，与此相似。中国的禅，也有这种高明。

6、花语：您是福建闽南人。说起闽南，脑海里立刻浮现“爱拼才会赢”这首歌，研究您的简历发现，您是工作十余年之后又去考的公务员，并且，您似乎是在用自己的不断努力，在诠释“爱拼才会赢”这首歌：从泉州师专地理系到德化雷峰中学仼英语教师、到福建教育学院组织人事处、到福建省人事厅、再到福建省委组织部、直到现任的中组部组织一局副巡视员，您一直在自我的跋涉中，从未间断！这是否就是人们传说中的：为了理想打拼，锲而不舍？您如此的努力，当初是怎么想的？

徐南鹏：我常说自己是边疆人。别人不理解，以为我卖弄，其实我是真诚的。闽南这块土地，再往前走就是大海，苍茫、死亡和无限可能。中国历史长期是大一统的国家理想，权力、财富主要集中在中原，其他地方都会被动地主动地向中心聚拢。文化也一样。而这一点，闽南恰恰与中原的这个核心，保持一定距离。这与闽南的山高皇帝远有关系。但是这个远，不是蒙昧，不是闭塞。泉州开化早，商业发达。唐宋时，泉州就是世界第一大港。宋时泉州设海关，海关聘请波斯人做事。本地人乡里乡亲，向别人收钱，太不仗义。泉州的经济文化，因为有这样一个地理背景、商业背景，一直保持一种自主性、独立性，与中原文化的同质性少了一点。这种独立性，对外又有交流。对外交流，其实比与中原的交流要多得多。闽南话许多词汇，在日语、英语、法语、土耳其语等等之中，都有相似发音，特别是单音节词，非常多，比如，英语的茶、路、杯，和闽南话几乎一样。“爱拼才会赢”，只是泉州独特性中的一个侧面，实在不足以代表泉州精神，不足以说明泉州人的品性。

至于我本人，从泉州的一个小乡村，能来到北京，中间是有故事的。凭什么呢？其实很重要的是文学的引领。最起码一点，文学让我在一群人中有了标志、有了特征。这是基础，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这个很重要。中国人太多了，但有特征的不多。在中国，一个人的发展，自身才情和努力都需要，同时也需要人脉，需要是别人的举荐（天才除外）。有特征的人，容易让人记起。一个好汉三个帮。泉州人那份执着、真诚、义气，我身上有，所以一路上得到许多领导、老师、朋友的关爱、指点。一个人走多远，往往决定于自己后面的推动力。对诗歌，对施以我援手的人，我心存感恩。

7、花语：您生于福建德化，那里是中国四大古瓷都之一，因主产白瓷闻名于世。请介绍下您的故乡德化及您的少年成长历程！

徐南鹏：故乡是另一个母亲。德化是古瓷都，说两个事。南海一号，船上的每一件瓷品，现在都价格不菲。那是德化生产的。第二件，前年春节我回乡，专程到刚挖掘发现的古瓷窑去看了看，竟然是商周的，技术上已经高出国内其他地方发现的同时代的陶太多了。对这片山水，我的爱，和别人一样，常常会转化为狭隘的自豪。但是，德化毕竟是山区。当年，德化乡村里下放过许多知识分子，其中一个村有二十多位教授、讲师，比一所名牌大学还多。我的村里也从泉州来了一位知青，后来回城当过泉州晚报老总。记得小时候，我父亲同他和过词。他写一首诗或词，捎给我父亲，父亲和过后，要么自己送去，要么捎人带过去。他到过我家。对于他们能和诗词，我倒是十分佩服的，因为别人不会。像朦胧诗论争的发起人之一孙绍振老师，也在德化下放过，后来到德化一中当过老师。我的第一本诗集《城市桃花》，孙老师给我写的序，那序言对我的写作也是一种指导和激励。一中的师资曾经很强过，虽然学风不太好。我中学阶段曾有幸受教于一些下放的老师。

还可以谈谈家族小背景。值得一说的是，我外太公下南洋，外公是国民党三明军政学校毕业的，外婆是厦门师范毕业生。据传，外婆一位在邻县当县长的同学，当年来看她，有公路的就开车，没公路的地方，让轿夫把车抬过来。那是县里许多人第一次见到汽车。外公的弟弟，据说是国民党军官，刚解放时被从广州抓回来，毙了，子弹钱是家里去交的。外婆WG时受够了迫害，我2岁时她就死了。我记不起她的容貌。前几年，很想有时间和外公聊聊他们那代人的事，一来自己没有专门抽出时间，二来觉得外公身体还好，没想到说不行就不行了。外公92岁走的，一些遗憾再也无法弥补。外公家有一些外太公的照片，有一些南洋来的泊来品，犀牛角、时钟什么的，还有一些家传的字画、文房四宝。我小时候用的砚台，一小方，很古朴，想来也是古物。后来，这些东西有的被烧了，有的丢了，一件也没留下。但我个人觉得，在我童年，它们开启过我的视界。

8、花语：您曾说“谈论诗歌是危险的”，这句话怎么理解？

徐南鹏：诗歌是活的。创作只完成诗歌的一半，阅读是另一半。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完成可能。这是艺术的神秘性之一，也是艺术的魅力所在。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我们在讨论诗歌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是其中一个阅读者，永远只能是讨论它的一种可能性，而忽视了其他的更多的可能。我自己创作的诗歌，再从读的时候，我的角色也从创作者转变为阅读者了。

我对诗歌充满敬畏，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9、花语：您是诗人，同时又是政府公务员，站在极端感性和极端理性化的两个端口，是否会有分裂感，是否也有困惑的时候？

徐南鹏：我现在的职业，主要从事公文起草、政策研究，更多的是理性逻辑。诗歌创作，则更多的是感性逻辑。在别人看来，似乎二者很难兼容。我个人觉得没有负面影响。这两种样式，都是以文字表达或者表述某件事。公文主要规范行为，什么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应该怎么做。诗歌是通过文字抒发感情，诗可兴观群怨。但是，基础上，二者都使用汉语言，用中文，中文有中文的思维方式，而且二者的最高形式都应该是美的。公文的最高境界是美文，诗歌的最高形式也是美文。在二者的最高形式那里，其实是有一条通道的。要在那个通道里自由来去，肯定不易，我做不到，但我至少还有理想。

我很欣赏您说的“端口”这个词，两个不同的端口进去，可能通往一个主机。

10、花语：2008汶川地震后，您作为中央工作组成员，5月17日进川，曾走遍各重灾区。能否说下当时的情形？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生死”是否也像悬在您头上的那把剑？

徐南鹏：那是个特别时期，人要直接面对生死，很多想法和平时就不一样了。我在灾区前后呆了一个月，到了当时能到的所有灾区，北川青川汶川。震中映秀，我的同事搭直升机进去过，飞机也差一点出事，生死一线。在灾区，看到人们惊惶的脸色，孩子们的书包一排排摆在废墟上；我到过华西医院，听说了那些被锯下来的胳膊和腿；我去红十字会，知道救援物资运送的辛苦与无奈；在救灾前线，我见证了援建队伍的血汗，有的人一坐在地上就睡着了……回京后，我变化明显，连续几个月不想说话，不理会人，更不愿和人谈灾区的事。在川期间，我写了9万多字，纪录了一些事，那可能是再也不会发表的文字，但没有一句诗。事后倒是写了20多首诗，后来印成一本小册子，叫《大悲咒》。文字太轻。在生死面前，诗无益。

到成都第一天，就遇到危险。黄昏时发生余震，我们住金牛宾馆三楼，明显感到桌椅在抖，楼在晃。我正在电脑前做材料，突然啪地一声，天花板上的石膏条，一米多长，掉了下来，砸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差点就砸坏电脑。我结实被吓了一跳。开门出来，同事们站在楼道里说话。我一讲，都过来看，安慰我。那时，我心里想，为啥不安排住一楼？当然，这只是想想而已，没人当真去说什么。一楼住着国务院的一拔人，前线指挥部设在那里，天天灯火通明。晚上，一位同事跑我屋，问我，你不怕？我宽慰他，不怕。其实谁能不怕？只是这时候说怕，明显是动摇军心。我们往卫生间放了一箱水，真有大震，那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想跑到一楼，是来不及的，除非从三楼窗户一跃而下。我仔细观察过窗外的树，测算过它和楼的距离。

两次比较大的危险，发生在去汶川的路上。从都江堰进汶川的路断了，我们沿金沙江绕了一个大圈，多跑了几百公里，才到汶川。路上，我坐越野的副驾位子，一块石头从山上掉下，直接砸车门上，砸出了一个洞。如果往上一点，砸车玻璃上，后果难讲。过后谈起这事，大家后背出了一股冷汗。在一片塌方地段，司机很小心，看着山顶有尘灰扬起，迅速踩油门通过，迅速从主路拐下来，迅速涉河，到了路对面一个小村子。我们刚下车，那段路已是泥石俱下，被滚滚而下的沙石埋了。司机的经验，那时候是无价的。险情中也有温情，在理县，晚上遇到一次比较大的余震，我们住在简易帐篷里，都感受到大地在颤抖。陪同的一位四川的战友，爱人在成都，不敢睡，这位兄弟就和爱人打了一晚上电话。我们打趣他，但心里都暖暖的。

回京后，见我母亲，我说刚从四川回来，母亲哇地一声就哭了。之前走时，怕她担心，只说出差一段时间，没告诉她到灾区。我去了一趟灾区，完好地回来了，没有“烈士”在前线，也受到了单位表彰，奖金一千元，我毫不犹豫又捐给了灾区。只有我自己清楚，我已完成了一次自我。

11、花语：您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但您的诗作，诸如《寺院》《偶得》《无邪》写得那么干净、温暖、耐读、接地气，有美流淌在哲思与禅意，传统与时尚之间，极富张力和空间想象力，要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首先需要有一颗干净和出世的心，其次才是洞察力和诗写方向。在这几条里，一颗干净的心，您是怎样葆有的？

徐南鹏：听你对我作品的褒扬，是让人大开心的事。我也挺看好这几首诗。

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太劳苦。我的诗歌，力求呈现一种美好，给现世予以必要的抚慰。即便这种美好，前人已经说过无数次，那些词汇已经不再新鲜，但只要还能有一点点鲜意，我还是愿意冒这个险去写。我所期望的是，抚慰不仅是让我本人得到。我理所当然是第一个被抚慰的对象，在写作过程中就得到了，如果读者也能从中得到抚慰，享受现世那美的一部分，诗歌的价值就被放大了。我满足于这种放大。这是方向，也是追求。我没有进入诗歌史的壮志，没有进入评论家所划分的诗歌序列的野心。我单纯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写我现世中所见的美。干净，是普遍喜欢的，干净的心也就是这样来的。

我还说过一句话，诗歌是一种教养。教养不仅关乎内在的心灵，也关乎外在的表现，关乎做人的基本礼仪。一位诗人，如果不能实践作为人的社会学的规定性，一味我行我素，吃饭时把脚翘到桌上，饭后不加掩饰剔牙，走路时不会侧身给老人让行，公共场合扯着嗓门讲话（这样的诗人，我都遇见过），那不能算好诗人。诗人的尊严，应该是诗人自己给的，应该在人的基本规定性之上，而不是之下。

至于我的职业，和保持一颗干净的心，没有必然的关联。首先，中国没有诗人这个职业之分，不管从事哪个职业的人，其实都能保持诗心，都能做一名好诗人。中国也没有人是靠写诗为生的。再说，也不是哪个职业的人，就能有一颗干净的心，政府中的人，不写诗但善良的人，比写诗的多得多。而我们见过的听说过的诗人中，干过恶心事的人不在少数。

12、花语：您参加过诗刊社第20届青春诗会。那一年的青春诗会有何趣事？当时的辅导老师是谁？除了您，还有谁活跃在当下？

徐南鹏：我是参加20届青春诗会的，2004年，在安徽黄山脚下开的。诗会应该是一个多星期，后来好像还去了景德镇。我请假，只准了两天。我飞到驻地，交了作业，和同学们处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匆匆飞回北京上班了。我到过安徽多次，都没去黄山，本来想借此机会上一趟黄山，没能成行。诗会细节性的事，我知道得不多。当年讨论的一个话题，好像是诗歌有没有道德力量，我也参与其中的讨论，但不在现场，是回京后把自己的观点交给了诗刊社。我的指导老师是周所同老师，他很细致、低调，总是鼓励人。那届诗会阵容强大，陈先发、孙磊、朱零、叶匡政、阿毛、叶丽隽、川美、刘以林、周长圆等，都是很优秀的诗人。我很喜欢他们，喜欢他们的诗，我觉得他们比我写得好，能和他们做同学，我感到荣耀。

13、花语：“南鹏的诗是禅意和无意识、哲学和内心，这样丰富而复杂的元素纠结的综合体，是出世和入世的情怀、古意和现实性、悲悼和释怀、彻悟和执迷、弃和取、有和无，这样丰富的二元对立的统一体，这些元素复杂地纠结在一起，使他作品的诗意非常丰富。”这是2015年6月21日在北京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对您的诗歌研究会上，张清华教授给您的评。您自己怎么看？

徐南鹏：张清华老师无疑是诗歌评论界的大腕，他对诗歌的把握和解读是独到的，也是深入骨髓的，听他解读，不管对谁，我都会给予掌声。

14、花语：您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南鹏抄诗”。附有您亲清秀的小楷手书、诗作原文及音乐，插图也雅致，就我读过的几首，都是很优秀的诗作，看来您是有选择地在抄写您喜欢的诗作。是出于什么创意，才“萌生”了这个一个独具特色的微信公众号？抄诗，对您的的诗歌创作有何益处？

徐南鹏：我的微信公众号“南鹏抄诗”，用小楷抄，一天推介一诗。这些诗，主要是自己从刊物、微信中读到的，质感比较好的。因为是用毛笔抄，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重点是短诗，篇幅长的，我现在不敢挑战。有这种想法，源于九十年代末，我提过一个概念，叫“立体诗歌”，讲的是以朗诵、戏剧、歌曲等多种方式推介优秀诗作，书法也是其中之一。中国古体诗，都和书法表现同时存在。苏东坡的寒食贴等等，成了书法名篇。现代诗与中国传统书法，是否可以完美融合？我不知道，我愿意实践一下。到今天，已经300期了，一天没落下。还有，以书法形式表现现代诗，形式感很强。在抄的过程中，对诗的感受，会比阅读更深些，这种妙在其中的感觉，我很享受。以后有机会，我想搞一次诗抄展，然后把这些作品，交给需要的作者本人。

15、在诗歌之外您是个怎样的人，您是否有坚守的信仰？

徐南鹏：给自己画像，是很难的。和一般人一样，我也总想呈现自己美的那一部分，而不好的，有些自己确实没感觉到，感觉到了有一些会自我修正，还有更多的会被刻意掩饰。所以，怎么介绍诗歌之外的自己呢？或者说日常生活中自己是怎样的？对我来说，日常生活是主要的，占有绝大部分时间和空间，诗歌只是日常生活之外很小的一部分。这也是我的作品不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试图说一下，那就是，我有比较典型的白羊座性格，执行力比较强，做事认真，认定的事一定要做好，但也有歇斯底里的那一面，生气时，破坏力极强。如果谁太欺负人，白羊座的人就会舍命反击的。现实中，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我认为对的，往往会坚持，这难免有时候会给人自以为是的感觉。工作中，我业务熟悉，有些见识确实比一般人高，事实也反复证明这一点，但那个过程，会让人不舒服，也因此遭人忌恨。我们要感谢人生中遇到的小人，小人对我们，起到了无形的监督作用。我不会低声下气，或者“哄”，在一些人那里，就会觉得我“骄傲”。民主生活会上，有人这样批评我。我正在努力改正，内心在扩容，增进涵养。时间会给我这一切。

16、花语：推介下您的诗集《我看见》。

徐南鹏：《我看见》是我的第4本诗集，2014年长江社出版，沉河主编。之前出过3本，大体是1997年的《城市桃花》，2004年的《大地明亮》，2009年的《星无界》。时间不太确定。今年刚由长江社又出了一本《五重塔》，是本五人诗选。前几年，我还编选过一本诗集，《一个人去嘉兴》。

《我看见》选了2000年以来的一百三十多首诗，成书时把写作时间省略了。评论家贺绍俊老师认为这是考验评论家的能力，北大中文系主任、评论家陈晓明老师认为，诗集还是要标明写作时间的好，能够画出一条时间道路。我编选时，没想那么多，主要是想把不同时期的作品放在一起，体现出一个共同的风格。事实是，每个时期的作品，其风格还是有所差异的。值得一提的是，书名由两位朋友题写，软装面是著名书法家朱守道老师的字，温婉、明亮；硬装面是湖北诗人黄斌老师所题，隽永、耐人寻味。作为一本诗集，售出3000多册，还是值得称道的。我自己也在西单图书大厦买了两本，一本送给了我父亲，一本自己留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