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代越南华文现代诗写作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双重文化特性，体现于它既打破了中越两个国家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把中越两种文化都作为自己的文化资源以及书写对象，又表现为它书写了越南华人族群文化身份的二重性。越南华文现代诗体现出的直接引用或者化用中国古诗来书写越华群体在越南本土的生活，以及以越南华人族群文化乡愁中的中国意象来表达对离散族裔文化身份二重性的审视的特点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及文化根源的。

 

　　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乃至全球离散文学的研究里，作家与作品的祖籍国与所在国双重文化特性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因为它关联着离开文化母体的作家们所共有的情结，与之伴随的是对于离散族群整体命运的关注。只不过，文化身份的双重性一旦被落实到个体的具体写作当中去时，它的表现形态乃至内在构造都会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异，不会固化为某种本质论的、普遍主义的言说模式。相较于其他华裔文学而言，越华现代诗的双重文化特性具有鲜明的族群特色与地域特色。这种特色就表现在：一方面，越华现代诗致力于打破中越两个国家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把中越两种文化都作为自己的文化资源以及书写对象，表现出一种丰满完整的文化资源二重性意识，取得了令人折服的成就；另一方面，越南华文现代诗深刻表现了越南华人族群始终无法回避中越之间的政治态势，长期处于一种文化身份二重性的状态，从而创作出了越华现代诗歌意象中“构拟的自我”式的越华族群形象。为了加深对越华文学的认识，在分析越华现代诗歌通过直接引用或者化用中国古诗来书写越南华裔族群在越南本土生活的中国印记以及理解诗人通过构拟文化乡愁中的中国意象所表现的离散族裔的文化身份二重性的基础上，回溯形成这种特性的社会文化根源是十分必要的。
 

一、  双重文化特性的表征与意象
 

　　就当代越华诗人而言，他们大多数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并在越南长期生活。在他们的情感世界中，中国大陆是文化、血缘上的故乡，越南是生活、地域上的故乡。当代越南华人的生活仍然受到中华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这种经验促使越华诗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和书写方式。“故国意象”的探寻与越南本土在场的杂糅成为了越南华文诗歌表现其双重文化特性的一种方式。

　　2011年在越南出版的华文现代诗合集《诗浪》、2009年出版的《诗的盛宴》、2006年出版的《西贡河上的诗叶》以及1993年出版的《越华现代诗钞》等越南本土华文现代诗合集是当代越华文学诗歌的代表性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在越南华人与祖籍国之间形成了深刻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身处他国的现实又使得越南华人文化身份的表达显示出与传统中国文学的断裂和差异。在当代越华现代诗的文本意象中，这种双重文化特性的呈现有两种最重要的方式。

　　其一为直接引用或者化用中国古诗为诗篇题名，但书写的是越华群体在越南本土生活的诗歌。这些诗歌表现了诗人对中越双重文化资源的融汇。从总体风格而言，越华现代诗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无处不在，以最新出版的《诗浪》合集为例，其中直接以古诗诗句为题目的诗篇仍然比比皆是。在124首诗歌中，化用中国古诗为诗歌题目的有38首，占到诗篇总数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其中，诗人刀飞的四首诗歌的题目皆是直接以中国唐代最负盛名的几位诗人的诗句为题。《松下问童子》的诗名来自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千山鸟飞绝》的诗名出自柳宗元的《江雪》，《落日故人情》出自李白的《送友人》，《白头搔更短》出自杜甫的《春望》。四首诗歌皆蕴含对祖籍国诗词文化的倚仗，但是又并非简单的采借，而是在其中融入了对越华离散族群命运的思索，对文化身份寻根的向往，以及一种越南本土化的乡愁。如《松下问童子》中的诗句：“空谷已空还有谷？空门已空还有门？我问路过的童子，子从何处至？童子指向来路，然后且歌且去……蓦然瞥见对面紧闭的空门洞开，弥勒佛挺着大肚子，笑脸迎我”。这首诗以松下问童子的写实，抒发对越华族群文化身份的感慨：故国来处，是可寻乎？不可寻乎？寻与不寻又似乎已经没有那么重要，珍重当下的生活境况才是最重要的，表达诗人自己要以佛学的理念来进行修持，以求得内心平静的意愿。“当我苦苦思量的时候，一颗松子，恰好掉落于我的头，犹如一声震耳的狮吼，脑海随即风平浪静”。 一首诗歌中糅合了故国想往、本土乡愁、对自身文化身份二重性的宗教体悟等诸多文化因素。

　　《千山鸟飞绝》一诗则敞开心扉，描写了故国想往与文化寻根的热望：“千山加千山是万重山，重重难关……正是山山难过，关关难闯，什么时候能够归去，沽饮一瓢，黄河深情的流水……云海中，只见一群归雁，都齐向我的眼底飞来”。在这首诗中，对越华族群的父辈们由于种种原因离开故国的人生选择作了审视与怀想：“妙绝！如此冰冻的天气，居然有人在江中船上，以半生的岁月作赌注，垂钓那股，冷冷的寂寞”。 [1]32在《落日故人情》中，这种对父辈离开故国远赴他乡的记忆进行了图景化的描绘与评述：“那天，你离去的时候，刚好是日落的时分，多绚丽的晚霞……在人生的时光隧道中，在异国的风景线上，背负是沉重的传统包袱，挥不掉的历史，挥不掉的血脉相连”。

　　在《白头搔更短》中，以唐诗历史上的两位大诗人李白和杜甫的不同历史境遇化作隐喻，映照近现代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历史动荡变化，表达离散族群期待祖籍国以及生长于斯的本土国都能国泰民安、民族和谐的愿景：“从唐诗最红火的时代走入，最简朴精雅的草堂，两个老人正在对饮，一个喜欢揽镜自照，照出满头白发垂肩，一个置身于烽火连三月，惊出白发满头飘扬……洒脱的李仙击杯狂歌：将进酒，杯莫停，拘谨的杜圣却悲伤朗饮：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今晨，睁眼只见，窗外的阳光正爬在墙上的壁钟，我有些糊涂了，昨夜，真的从盛唐归来？枕边的唐诗还在，还遗留那抹，浓浓的酒香”。

　　这类直接引用或者化用中国古诗为诗篇题名进行创作的诗歌在表达着对现实生活的体悟的同时，也近乎直白地表达了对故国的深切思念。

　　其二，越华现代诗中双重文化特性呈现的另外一种方式是不断构拟着越华族群文化乡愁中的中国意象，表达对离散族裔文化身份二重性的探寻与审视。那些并未直接引用或者化用中国古诗为诗篇题名的诗歌也都在借助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来表达复杂的情感。如石羚的《岁月》中所写的，“月是否汉时月，街，肯定不是长安街！走在其中，无非叹谓，一甲子的旧事，该已石化了，现在不说自己的话，也知道把情放在何处，将纯真埋于沉默”。 此诗亦如同刀飞的诗歌一样，借用中国古诗意象，在其中融入对越华族群文化身份二重性以及族群命运的思索。又如施汉威的《乡愁是只断线风筝》中写的，“魂牵梦萦的父亲，将乡愁飘起成一双风筝，沿多难的澜沧江畔，一直飞到湄公河的上空，而后印象模糊。乡愁依稀是先父嘴中呼出的缕缕青烟，大漠风沙，桂林胜景，书本上认知的抽象，深阔古老的四合院，究竟是怎个模样，生了根的种子，如何长出翅膀？乡愁是只断线风筝，紧卡在，那株高大的椰树上”。此诗将泱泱中国自西往东、自北往南的地理文化符号都齐聚在短诗之中。“沿多难的澜沧江畔，一直飞到湄公河”隐喻了从中国人到越南人的一个转变历程，从而使得最后一句诗歌的意境更具有意味——对于文化之源的思慕与怀想，被现实紧紧卡在遍布越南国境之内的高大椰树之上。故国开阔、自由自在的场景和在越南被禁锢的境况两相对照，更让人感慨不已。赵明的《外婆的纸扇》有着异曲同工的意象与意味：“一缕瘦骨，包涵了三千里山山水水……当相思锁不住一场梦，新愁便展翅成多情的海浪，使劲摇曳，挥不掉的还是那固执的乡音，一身往事，始终在空气里/隐隐作痛”。 而诗人李思达与陈国正都以乡音为诗，表现自身与祖籍国文化之间血脉相连的关联。李思达《童谣》中直白地写道“是在母亲怀抱中，混同母乳吸取的祖言……”。陈国正的《乡音》以作者2006年回到中国广东高要的经历为诗歌：“一碟色香味俱全，加上半盏热泪腾腾，端出六十年后才可品尝，原汁原味，甜滋滋的老家，高要，乡音”。 祖籍国的语言连同幼年时母亲的乳汁一样，流进了海外华人血脉的深处，同时也培植了绵延一生的感情。这些诗歌意象都抒发了越华族群虽然离开祖籍国，但仍然保留着对中华文学、中华语言等文化之源的依恋和想往。

　　越南全国各省均有华人生活，越南一共划分为58个省以及5个直辖市，54个民族中的主体民族为京族。华族作为越南的一个少数民族，与其他53个民族和睦生活在一起，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本土特质非常明显，故而越来越多的越南华文现代诗都体现了越南华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热爱以及越南华人对越南国家的归属感。如诗人陈国权的《四重奏之一：旧石头建新楼》中写道“最后你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不问你过去，在洪荒在荒原或者在沙漠，滚过多少苦难的日子……如今只看这探天的雄姿，不问你的出处”。《四重奏之二：旧木燃新火》表述得更加直接：“无论你是从莽莽神州走来，或是从非洲的国土走来，移民或者非移民……或者你只是一桠枯木漂流过海……你牺牲了自己，却化为新火” 。诗人雪萍的《风采——越南各民族文化节盛会节目观感》中写道“你来，披一袭民族的霓裳，缱绻的舞态，不过历史布过世纪逐一的年代，古老的传说，由此绵延……”，可见越华诗人不断地在见证着越南各民族如何传承祖籍国的母土恩情，又在族群交会时各自绽放亮丽的风采。

　　越华当代华文诗歌中的大多数作品都敞开心扉，描写了对于自身文化资源二重性与边缘文化身份二重性的感受。这种心理，斯图亚特已经为我们做出过描绘：“正是由于新世界构成了地点的置换，叙事才如此深刻而丰富，带着回归‘丢失的源头’的意愿”。当然，越华现代诗人这种“回到初始”的意愿就如同拉康的想象界，很多时候既不能实现，也不能满足。因而只能化作诗歌意象的象征，既表达着越华诗人的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也表现了越华族群在国家层面上的社会性生存。
 

 

　　越华文学的研究者们将越南华文现代诗发展历史划分为萌芽期（1937—1945）、发展期（1946—1955）、优患期（1956—1990）、扩散期（1991—至今）。越南现代华文诗歌的双重文化特性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是写作者们生活体验的情感表达。越南华文现代诗也不例外。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言“任何一种文本的形成都必然是各种关系的产物”。 就越华诗歌来说，其几个历史时期的越华诗人写作实践都与该时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整个越华群体的社会需求、价值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等等也都对诗歌作品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越南华文现代诗产生和发展的几个历史时期都带有明显的文化资源二重性与文化身份二重性的印记，但是其侧重程度又各有不同，有着其自身的形成与演变轨迹。

　　1 9 3 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由于法国殖民主义者在思想上对华侨严格控制，在越南北方不能出版华文报刊，中国的书刊一律不准进口，很多越华老百姓与祖籍国之间来往不繁,讯息闭塞, 越华人不懂中国事, 由来已久。而越南华文文学也就不能像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华文文学那样，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花结果。之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在越南的法国殖民军队已不堪一击,由日军“ 和平” 进驻越南。在这个历史时期，一方面是抗日战争把全世界的华人重新团结在了一起。各国华侨华人都踊跃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处于危机中的祖籍国。另一方面，越南本土的沦陷激发了越南华人对生于斯，死于斯的本土国家的深刻而沉重的悲哀。祖籍国与所在国遭受的共同的悲惨命运为越南华人从情感上整合原本还有些抵牾的对两个国家的不同态度奠下了坚实的基础。于是乎，越南胡志明市华人群体中的知识分子凭借着爱国心的驱使，创作新诗或文章投到当地的报纸去发表。这个时期出现了综合性的华文月刊《南风》,比较著名的作家有林真、林宴春、崔潇然等。诗歌主题大部分与慷慨激昂地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侵越暴行并号召华侨起来参加救亡工作相关联。

　　这个时期是越华诗人对自身文化身份双重性的一个深刻体认和直观表达的时期。诗人们珍视自身的文化身份双重性，对祖籍国与所在国的感情同样深刻与真挚。如一位旅居海外的越华诗人所言：“无论身在何处，我们始终觉得越南和我们总是切肉不离皮，有着剪不断的情结”。诗人们在诗歌中以刚刚开始受到中国“五四”白话新诗影响的白描手法，直抒胸臆，谴责日本对中国和越南的侵略暴行，表达民众对和平的希冀。  

　　1946——1955 这个时期是法军卷土重来越南，引起越南人民激烈武装反抗的时期。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沿海大城市和香港相继沦陷, 大批高级知识分子逃亡至越南西贡。二战结束后，法国统治者虽然没有什么输入劳工政策, 却接受这些过海客登陆。然而，被限制在堤岸谋生当然是被歧视的结果。证件上注明的C uL y (苦力) 身分更是犹如古代社会囚徒脸上的黥首。相较于被统治的越南其他民族，华人更是等而下之的族群。正所谓“愤怒出诗人”，在被视为贱民的苦难生活中，华人的诗歌创作激情被激发了出来。堤岸的十来家华文日报日渐壮大，为华人诗歌的发表提供了载体。来自中国大陆的连士升、香港的黎尚桓、台湾的褚柏思等成为这一时期华文诗人的翘楚。一时间文人荟萃，各领风骚，既带着对祖籍国中国的眷恋，又用心书写在越南本土日复一日的生命轨迹。

　　这个时期的越华族群可说是处于双重民族斗争之中，对自身二重文化身份的复杂感受不言而喻。即使越华族群与越南本土民族同样处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但是，越华族群更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被排挤至双重边缘的境地。这个时期的越华诗歌主题与意象更多是表现了华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屈辱，激发的是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故国的思念。

　　1 9 5 6 ——1 9 90这个时期，越南华人的现实生活忧患重重。1954年，法军撤出越南，使越南摆脱殖民统治，得到独立，但随之而来的是南北越的分割。在越南南方，亲美政治势力上台，强硬执行土生华侨归化案，引起华侨极大的不满和恐慌。越华青年有的投奔祖籍国的解放阵线, 有的逃亡柬埔寨、台湾或香港,走投无路的青年则人人自危。随着越战不断升级, 越来越多的华族青年被抽去当兵。很多青年就这样被送上前线当炮灰甚至弃尸沙场。有的华人青年为了免于兵役，藏身于阁楼之上, 数年不见天日, 最后以精神崩溃告终。普通越籍华裔人士也一直处于两种政治力量作生死决斗的隙缝之中, 动辄得咎, 小则坐牢，大则送命,华裔作家与华裔青年所受的精神压力也不断升级。 而与此同时，中国对越华族群给予了极大关注与救助，中国一共接受了26.5万名越南难民到中国避难，其中不少为中国侨民。联合国难民署也曾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做出的努力。

　　因此，这个时期的越华华文诗歌作品所反映的一方面是越南华人极其沉重的对于文化身份双重性的忧患感，一方面是对祖籍国中国的信靠与想往之情。这种情感在诗歌作品中的表现为诗歌中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符号的古典诗词意象。

　　20世纪90 年代之后，由于国内外的政治态势越来越稳定，越南华人文友结社又重新变得甚为活跃，而各文社也出版了相关文学杂志，越华诗歌创作开始新的篇章。一方面，越南的华文诗人感受到越南国内对于越华群体的各种利好文化政策。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之下，越华现代诗创作团体以较高的频率出版了《越华现代诗钞》、《西贡河上的诗叶》、《诗的盛宴》、《诗浪》等诗歌合集。“显示了越华诗坛正逐渐热闹起来，有望重现昔日创作活跃的景象，也足以证明了越南国家教育部门对华人民族语言的关照，家庭学校与社会为华文文学艺术的继承与发扬”。 另一方面，越华诗人与中国的各种文化交流也日趋增多，很多文化资源得以共享，极大地促进了当代越华现代诗的发展。

　　不同时期的越华诗人的诗歌意象从总体上讲一直具有秉承中越双重文化资源的共性。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特点。在日本侵略越南时期，越华族群和越南人同样被欺凌的命运使得他们具有共同的苦难体验，从而使越华诗歌作者没有表现出他们与越南人不同的情感。而当法国殖民者再次统治越南时期，越华群体由于被歧视为更下等的人群而使诗人们因情感体验的不同而开始较多地表达对故国的思念。越南政府对越华群体政策的多变加深的只能是这个族群因其身份的不同而带来的更多的不安，当最终那种严酷的打压稍稍缓解，而身份的区隔依然存在的时候，越华诗人文化身份的二重性终于可以真正向双重文化资源转向。在越华诗人们追寻一种祖籍国与本土国的情感平衡的时候，从诗歌意象上看，情感偏向对祖籍国文化的想往的特点更加突出了。
 

 

 

　　是什么使得越华华文诗歌在不同时代都能将当下的创作与中华传统文化以及越南传统文化调和起来，使其成为越华诗歌创作中两种重要的资源性存在呢？越华诗歌双重文化特性的历史根源又产生于何时呢？这两个问题将引领我们将目光转向更加久远的历史深处。

　　从历史上看，自古以来越南就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从古代到近代，移居越南的华人不断将先进的技术和思想文化传入越南，对越南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在各个历史时期，越南华人都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但他们仍然很好地保留传承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呈现出文化资源二重性与文化身份二重性的特质。

　　华人移居越南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10世纪末越南形成一个自主政权之前即已开始。越南独立之后，出现过17世纪中叶和19世纪以后两次华人移民高潮。1975年越南华侨华人共180万人。此后40年间，在越的华人经历了巨大变化的历史转折时期以及不同于他国华人的曲折多变的道路。根据2009年越南人口普查数据，目前越南华人约90万（其中华侨仅千人，其他的都为拥有越南国籍的华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按照越南民主划分标准，越南华侨华人除了相当数量的汉族外，还有其祖先来自中国的岱、侬、泰、布依、热依、山斋等19个民族。在文化上，这些华人移民迁徙到越南后，对中国及中国儒家文化还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在经济上，华人移民经过在越南的艰苦奋斗，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并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经济上的实力也有助于保护自身族群文化的传承与绵延。

　　自古以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越南一些不同时代的帝王或国家领导人都有用汉文创作诗文的爱好，从李朝的李公蕴、陈朝的陈太宗、黎朝的黎圣宗到共和国时期的胡志明等，他们都有着深厚的汉学造诣。如胡志明创作的华文诗歌包括脍炙人口的“狱中日记”诗133首和其他汉文诗36首。这些华文诗歌同样深刻反映中越两种文化资源对胡志明本人的影响。所以在这些诗歌中，胡志明一方面书写越南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另一方面赞美了中越两国深厚的友好情谊，印证了中越两国文化资源交流共享的源远流长。

　　所有这些都为越南华裔族群在诗歌创作中体现出二重文化资源交汇融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昔日的资源也会在历史的曲折发展中遭遇不断被边缘化的命运。这也直接造成了二重文化资源在凝聚为诗歌的丰富内涵时所表现出的复杂性。

　　汉语词汇融入越南语言是中国文化对越南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直接表现。伴随着汉文化的传播，汉语词汇也在系统全面地进入越语，并在12世纪成为越南的通用文字。13世纪，越南以汉字为基础，创造出“喃字”。在中国文化长期深远的影响下，汉语词汇已经进入了越南语的词库，汉语借词约占当今越南语全部词汇的60%。在某些领域，这一比例甚至高达70%—80%。正如历史上的越南阮朝嗣德皇帝曾指出过：“盖上自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祭、数理、医术，无一不用汉字”。越南学者阮文辉也说：“汉语在越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对越南各项制度和越南人民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历史上积淀形成的汉语影响是深远的。

　　近代以来，越南与东亚一些使用汉字的国家一样，开始出现废止汉字的运动。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后，法国人为了更好地实行殖民统治，逐渐废止科举考试，废除汉字和喃字，对越南文进行拉丁化。但中国文化的影响却不是一套新的文字拼音方案就可以完全消除的。更何况通过使用法国人创制的拉丁文来提高本土民族的自我认同与独立意识也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把戏，因为在“去中国化”的同时烙上的却是“法国殖民地化”的印记。就是在后殖民时代，越南人继续使用这一套并非多么荣耀的拉丁文字方案所表明的无非就是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中国文化已经不是他们现在的文化首选。但是由于千百年来在文字发展和书写方面均使用汉字从而使越南文化要“去中国化”并非易事。希望通过废止汉字来达到越南文化的纯化本身也对越南本国的文化发展造成了诸多不便和困扰。

　　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国家边缘化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越南国内的华文出版物及与华文相关的工作自然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同样的被禁止和边缘化的命运。越南在不同时期的土生华侨归化政策以及排华政策使得越南的华族越来越边缘化。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后，当局勒令越南胡志明市堤岸地区十多间华文报纸停版， 数十间华校停课，华裔文艺工作者有的被迫下放改造, 有的难以适应越南本土新形势，纷纷逃亡海外。越南华侨华人问题成为中越两国关系的障碍，也是中越两国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6年越共“六大”之后，越南政府确立谋求中越两国正常化，恢复与中国的友好外交关系，调整了华侨华人政策，重新肯定华侨华人在越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强调平等对待华侨华人。虽然如此，很多华侨华人的心里还是不安，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华侨华人不知不觉地凝聚在一起。

　　1989年，越南重新出台规定，在华人集中的地区，华人子弟可以学习汉语，可以成立各种利用汉语表达的文化文艺组织。到了21世纪初期，在来自越南政府带有法律性的支持下以及加上全球“汉语热”升温的背景，越南全国也掀起了汉语热潮。

　　尽管如此，在越南的华人群体要真正融入这个国家还路途遥远。就如同在越华现代诗的所有诗集中，在诗人简介部分，都会标识着诗人本人或者父辈在中国的籍贯。如“李思达，1954年出生于越南永隆省，祖籍中国广东省梅县”；“刘为安，1939年生于越南，祖籍广东高要市。现任胡志明市华文文学会副会长”等。读者既可以感受到越华诗人与华夏文化血脉相连的一个层面，但是也要知道，在越南国内，唯有华族才被要求在身份证上标明籍贯。无疑，这种歧视性的区隔政策也使得越华诗人在面对被边缘化的现实面前会继续在其诗歌中体现自身文化身份二重性的特点。

　　可以说，文化身份的二重性已经成为越华族群特殊的特质与符号。意味着越华族群的“真正的自我”。这样的文化身份二重性反映越华族群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越华诗人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书写方式。促使他们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用不朽的诗篇构建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正如斯图亚特所指出的，在族裔的散居中，身份的丧失通过对于“共有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的想象和重述被唤回、被弥补。

 

 

　　（戚剑玲（1977—），女，广西北海人，广西师院讲师，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生）
 

　　来源：《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2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