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中》/张枣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涩。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在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张枣的成名作《镜中》在当代诗歌经典中是一首望之亲切、即之却远的出色的现代抒情诗。这显然得益于张枣对汉语及其古典诗歌特性的领会与参悟。此诗首先通过征调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具有固定所指的传统诗歌意象“梅花”、“镜子”、“羞惭”、“南山”、“窗外”等（可以一一找出对应的古典诗歌名句），既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明晰确定的意向性结构，又跳脱出对于具体故事的确定叙述，从而留下大片大片诗性的空白，获得了言短意长、含蓄蕴藉的美学效果；更进一步的，在此基础上，诗歌巧妙地抓住了抒情诗的特质——音乐性，这一中国古典诗歌最为伟大最为优秀的传统，在重复、迭句与谐音的巧妙运用中获得自我循环的整体感，一首一尾，“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正是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象征性借用，这首诗举重若轻地获得了统一不可分割的施泰格尔所说的“情调”，或者是中国古代诗评家所说的“意境”，王国维所说的“境界”。当然，张枣对中国古典诗歌精华的吸收并不仅仅体现在音乐性上。他揣摩透了这之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人生观，一种静观天地人事的道禅审美态度，所以，《镜中》全诗虽写“悔”，但更写出了对“悔”的超脱与审美，——“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普希金语）

然而，《镜中》并不就是古典诗的现代翻译。它仍然是地地道道的现代诗，也颇多西方诗歌艺术资源的征用。例如，被诗人柏桦赞叹为“这首诗的命”的“皇帝”这两个字，就被人指出“与张枣钦佩的诗人史蒂文斯的诗作《冰淇淋皇帝》有内在联系”，而“她游泳”、“她骑马”这些现代感十足的日常生活场景，还有一些歧义丛生的诗句，也绝非中国古典诗学所能包含。

瑞士美学家埃米尔・施泰格尔说：“所有真正抒情式的诗作，其篇幅只能是有限的”；施泰格尔还说：诗作为三个类的概念也是表示人的生存的三种基本可能性的文学科学名词。抒情式的生存“使回忆”，叙事式的生存“使当前化”，戏剧化的生存“在设计”。《镜中》只有有限的12行，《镜中》的生存“使回忆”。但是，由于诗中叙事的因素，其生存也“使当前化”，在时态上属于过去进行时。

而“追忆”恰恰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认为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经典主题。这种主题几乎与“古汉语那种先验性的恬美”（诗人钟鸣语）具有伴生关系，而“古汉语那种先验性的恬美”，依据钟鸣的观点，则生成了汉语所特有的宁静缓速的音势动力现象，并被张枣的直觉所获得，成就了《镜中》一诗微妙的“无时间性”的历史感。这一点应该是张枣在艾略特“非个人化”诗学的影响下，对于古典抒情诗的重新发现与发明。作为传统抒情主体的第一人称“我”在《镜中》的匿名，即是证明。读张枣的诗歌，的确常常会为其悠然的“音势”所牵引，恍惚徜徉在汉语舒缓的河流中，如梦如幻，忘情忘我。

不过，《镜中》对于当代诗人的启示意义实际不止于此。我认为，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凸显了诗歌语言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中介性质及其镜像功能。是的，诗歌语言就像一面面诗人个人所拥有的功能各异的魔镜，在精神的光线中，映现、折射或重组现实世界的复杂关系，造就出亦真亦幻的艺术空间，从而推进世人对于“自我”、对于“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认识，并最终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品质。

在张枣的《镜中》，得益于诗人“诗性的直觉和潜意识的呼吸”（我认为这些天赋也有长期的诗歌文化的熏陶之功），诗歌语言的镜像功能最大程度地得到了彰显。正如研究者所普遍意识到的，“这首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抒情诗，它所要表达的，并非是那种诗人自身作为抒情主体的情感，它通过语言和结构，实际上造就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幻想化的情境和表意空间。”（冷霜语）冷霜的辨析切中肯綮，而作为张枣的好友的钟鸣同样指出过“《镜中》之迷惑人,在于里面出现了许多折射关系”；而且，钟鸣还认为，《镜中》的出现还具有多重革命的意义，“这是一场深刻的反叛，对谁反叛呢——对汉语的及物性，对传统主题，对封闭的语言机制和为这个语言机制所戕害的我自身等等。” 钟鸣把《镜中》与千年历史和当代政治所导致的“单词现象”作比较，在批评汉诗过早伦理化和理性化的同时，批评了通过把复杂的语义关系转而为简单的语音（音响）来完成的语言控制，阐发了张枣对于这种牢固的语言牢笼所进行的摧毁工作的意义。换句话说，通过这种摧毁工作，张枣的《镜中》创造了语言的游戏的一面、形上的一面和整合的一面，从而解放了诗歌的自由联想——语言的多重镜像功能。从技巧上，《镜中》人称的复杂变换，意象的对称与互映，原型的象征与暗示，典故的结构与解构，汉字象形与谐音的巧妙运用（例如，“梅”和“悔”二字），也都值得更深入、更精细的考究与分析。

实际上，写于现代主义诗潮浮出历史地表的西化之始的《镜中》，却一反单纯而肤浅的趋时追新，在极其强烈的现代意识下重新发明了汉语古诗歌的传统，令人不能不佩服诗人的超凡脱俗的诗歌意识与高妙的诗歌智慧。这也令我再一次想起黄灿然评论多多诗歌的那句话：“多多是通过直取诗歌核心来与传统的血脉接上的，因为一个诗人，一旦进入语言的核心（诗歌）之核心，他便会碰上他的命运——他的母语的多功能镜子。”

这个评价也同样适用于张枣，适用于其他优秀的汉语诗人。

2001年9月18日凌晨4点25分于北大听雪楼初拟

2016年9月27日于上海万源城重写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云间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