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黑龙江省作协主席）：

我自己本身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浸润很深。前一阵在武汉讲课，我从诗经开始，讲到屈原、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一座又一座伟大的文学高峰。不说别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的语言非常重要。汉语之美，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应该说，语言是任何文学的基础。没有语言，就没有灵魂。我自己写作以关注小人物为主。作家要有意识去基层采访，前阵，我带一帮年轻作家走了上万公里，主要做一些文化采访，激发他们深入了解历史，让写作更接地气。我想说，实地去看一些东西，跟你在历史教科书上学到，是很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榆树不是东北主要的树种，但我们参观一个工事，就在里面看到很多榆树，是因为当时战事紧张，当地人考虑到如果被围困在里面，可以用榆树叶子充饥。你要不深入基层，是很难知道这样丰富的细节的。

范小青（江苏省作协主席）：

我们现在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可能跟国家开放后大量西方文化涌入有关。过去因为不够开放，西方文化一旦进来，我们就觉得特别新鲜，某部西方作品引进来，自己不知道都会觉得丢脸。当然，相对于青年一代，我们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同时，在年轻时候也吸收了传统文化。现在年轻人，相对疏远传统文化，我觉得需要一定的引导。我说的引导，不是指的简单的宣传，更重要的是写作者自己去领悟。当然，作家写作也需要多方面的、全方位的营养。传统文化也好，西方文化也好，只要是优秀的、精华的东西，我们都要吸取，从而形成自己的语言特色，我们要用有本民族特色的语言来讲中国故事。

王跃文（湖南省作协主席）：

习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我感触很深。就我个人来说，以前总觉得自己学西方不够，不新派，不新潮，更谈不上后现代。这些年，我更注意吸收本民族优秀文化。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更坚定了我进一步学习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决心。应该说，每个民族文化都有自己优秀、独特的方面。能体现中国美学个性的东西，西方未必有。这方面，我们要有自信。同时，我们还要向民间文化、民间文学吸收营养。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的，鲜活的民间文学，它们的表达方式、手法，都值得我们作家去吸取。我觉得从当下文学创作的实践来说，我们的文学创作，已经有意识地回归传统。毛泽东说，人民需要文学，文学更需要人民。好的文学，都是读者喜闻乐见的，说什么自己的作品是写给未来、写给小众的，是自欺欺人。中国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都是老百姓喜欢的。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萃取精华，吸取能量。

张翎（加拿大华人作家）：

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韩敬群先生说：“一个没有离开过故土的人其实是没有故土的。”这话其实是有背后的哲思的。在我离开家乡到上海上学之前，我和温州的关系是自然的，亲密的，没有缝隙的，所以我完全没有思考过“故土”、“家乡”这一类的概念，就如同一个牙齿没病的人，是绝对不会想到自己有牙齿的一样。“家乡”这个概念第一次进入我的脑海，大概是在我回家过寒假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变化和隔阂。从那时起我就拼命地想逃离温州，我只是没想到，后来我会走得那么远，一转眼就错过了中国日新月异的三十年。在我的一生中，在异国生活的时间和在故土生活的时间相比，大概是一半对一半的。这一半和那一半在时间上是相等的，但在重量上却大不一样。童年青少年和人生的其他阶段相比，是具有绝对加权重量的。对一个作家来说，成年之后在哪里生活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哪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所以尽管我和温州如今隔着千山万水，可是我小说想象力落脚的地方，总归是还我的故土——那是我最强大的文化营养。

在我写《流年物语》的时候，写到主人公刘年居住的西角贫民窟，我闭上眼睛，几乎可以数得出那条街从街头到街尾每一座房子的样式，想得起各路人马在那些院落和街道上进进出出的样子。可是很奇怪，我只有在多伦多写故土的时候，故土的样子才是清晰的，具象的，富有质感的。我一回到温州，这些印象就变得模糊不清了。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说他写大海写得最传神的时候，是身处美国新墨西哥州，远离两片大洋2000公里之外。他需要离大海很远，才能写出大海的精髓。也许身在远方会制造一种审美距离，让人产生尘埃落定的清晰感。我的写作是严重错位的：在一个官方语言是英语的国家里，我坚持用汉语写作，我的发表渠道和读者群体远隔千山万水；我一生都在逃离故土，却十几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书写那个我一直都在逃离的地方。我的文化营养当然不能排除后来的阅读和阅历，但最主要的来源只能是故土，我通过写作来一次次地归家。

白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多处讲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萃取精毕，汲取能量，这里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它应当包含远传统与近传统，包括古代到近代的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到当代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还有一个是汲取什么，显然应该是代表着民族精神追求，具有独到精神标识的文艺现象与文艺精神。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既可以拓展文学写作的资源，又可增进文艺家的文化自信。

南帆（福建省文联主席）：

中国的文学艺术有它不同的特点，在过去比较封闭的环境里，我们只知道自己不一样。但在眼下世界的视野里，我们重新知道这些特色在哪里。知道了这些特色，我们可以更好发挥自己的民族形式。应该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形式，知道哪些是别的民族擅长的，也更便于我们借鉴吸收。另外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能体现中国气派的传统文化，不只包括古典诗词、明清小说，还包括现代文学里一些有价值东西，像鲁郭茅巴老曹的优秀作品，等等。毛泽东倡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强调大众的，就包含了创造出无愧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的深刻用意。所以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资源，对作家、评论家来说，是一个起点，而不应该是一个终点。

王彬彬（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中国的传统文论，包括音乐理论、绘画理论、还有文学理论，等等，都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包含了永久性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主动从传统文论中吸取资源。尽管传统文论不是体系化的，但其中包含的深刻思想要继承。写评论时，不一定非要有意识地把传统文论与西方理论融合起来。从事文学批评的人，要同时注意两方面的东西，只有是有用的资源，都要吸取，从而增强自己的能力。现在大学里有相关古代文论课程，但和当代文学不相关联。这方面需要加强沟通。

谢有顺（广东省作协副主席）：

我认为，中国的作家、批评家最需要从传统中学习一种家国情怀，一种“为天地立心”雄伟志向。古代的作家，写作是直面人生与现实的真实问题，也是具体解决问题的，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有自己理解世界、判断事情的方式，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都有基本的坚守。也就是说，在价值上、生活上，传统作家都是有基本面的：立心、立命之后，再谈文采、修辞。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其小者不能夺也。确实，有大志向的人，不可能被一点蝇头小利所动摇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失去理想和抱负的。中国当下的文学，不是缺技巧，而是缺命、缺心，无魂魄，无直道而行、昂扬有力的生命意志，多是萎靡的、斤斤计较的、匍匐在地上的文学。古人讲“为天地立心”时，多昂扬啊，多雄迈呀，现在的作家有此志向么？所以，那些细小的变革、探索，于中国文学已无实质意义，中国文学需要来一次大的价值观上的翻转。先立其大，再谈别的。

作家感言（续）

徐鲁（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我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总书记的报告不仅是一篇闪耀着思想之光的珍贵文献，也是一篇感情丰沛、文采斐然的大美文。其中有一段，非常适合儿童文学作家来检点自己、要求自己。

总书记引用托尔斯泰的那段话，使我想到，为儿童写作的人应该站得更高一些，想到的不仅是二十年后的孩子，要想到两百年后甚至两千年后的读者，要对自己作品设置更高的要求和标杆。设置怎样更高的标准呢？总书记的报告中也有比较有针对性的论述，同样也非常符合我们现在市儿童文学创作遇到的问题。总书记说，作家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要“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当市场的奴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

童书的市场非常大，这导致一些为儿童写作的人不知不觉失去了警觉，降低了标准，一味迎合了市场甚至变得媚俗，也导致一些儿童文学作品的水平并不高超。总书记说的这几个“不”字，我觉得也是对儿童文学作家们的谆谆教导。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可以传之久远的，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小读者健康与健全的人格成长的。

薛舒（上海市作协副秘书长）：

总书记对我们提出的四个希望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对于我们文学创作者来说，是一种嘱托，更是让我感到重任在身，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书记贴近而又深入地谈文艺工作，甚至从创作的专业角度谈文艺工作，给予了我们莫大的激励，身为写作者，不仅有内心感动，更多了一份使命感。书写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是我的工作，总书记的讲话，更让我看到这份工作是有着伟大的精神内核的，这让我内心产生由衷的光荣感。有时候觉得，创作只是个人行为，大多时候与社会、他人、无关。

一个写作者，很多时候仅仅是为内心的文学而文学着，也有时候，他会为内心之外的世界而文学着。但总书记的讲话，让我更确信了一点，不管从文学的角度还是社会的角度考量，一个缺乏责任感的写作者，一定不会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世界有多么喧嚣，文学就有多么宁静；世界有多么浮躁，文学就有多么沉稳；世界有多么混沌，文学就有多么清醒……文学生存于纷繁嘈杂的缝隙中，艰难却纯洁正直、醒世独立。但它并不满足于独善其身，它更愿意让清香弥漫、渗透每一个人的灵魂，于是，人类因它而直面困境、自省自律，乃至进步、美好。

蒋蓝（成都日报社编辑）：

什么是历史感？总书记说，历史是一面镜子。

艾略特也曾说，知道过去伟大的传统才知道将来。我在基层很有感触，我们作家下去采风时常常浮光掠影便结束，其实这并不能深入当地民俗之中。我写作的许多素材也是来自于山河和民众之间，在他们的记忆里、喜怒哀乐之中，许多并不在已有的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