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的“诗歌正义”的首要涵义是，辨析诗歌是什么之本源、延拓以及可能，以此来洞悉诗歌的深邃、丰赡。通过考察这一命名，我发现，这一词组与去年诗会的主题“成为同时代人”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代人”，是通过凝视当下，把当下当做绵延式的存在进行聚焦、逼视，进而取消这一词汇所意指的普遍性，也即“同时代人”的合法性是悬而未决的，“同时代人”是一种通过追寻才能抵达的存在，此与存在主义对人的洞察“存在先于本质”道理相同。同样，诗歌也是一种需要聚焦、辨析之物，乃能为我们的写作提供指引，这应该是写作路途上必要经历的反思反省。这一聚焦、辨析，正好可做我们这次讨论的由头，这甚至就是一场诗学座谈。关于诗学之探讨对于参与人的门槛要求甚高，需要诗人的写作实践已经成型，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考验而达致固定，这样的研讨才有价值，由此可见，这样的研讨非常高端，举办起来委实不易，这大概就是多年前陈家坪兄一直倡议，但终未能实施起来的原由。现在，我们倒是可以借着“诗歌正义”这个话题，初步开展，渐次推进。这个命名，分析起来颇为巧妙的是，不仅带着客观性的审视态度，欲要探察诗歌写作之多重丰富的可能性，而且，还有着洞悉目前生存处境之后的批判意识，这是一悖论式而又天衣无缝的结合。

应当承认，从客观的理性角度，解析诗歌的各种写作路数，刚好给了我们一个全景的视野，帮助我们较为清醒地评价他人之作，合乎情理地认定自己之作。这样的基础义，才是诗歌应有之义。应当承认，每一种基于真诚表达的写作路数都有其合法性，都是言论自由的兑现。从题材上来看，一个作者无论是写社会事件、爱情、山水、花鸟，还是写玄妙莫测的事物——人类的触手尚没有完全打开和掌握的世界，完全是他个人的自由、他自己的需要。从大的表现形式上，是抒情、叙事，还是哲理思辨的方式呈现，也是如此，完全是作者的自由。从语言技艺上，是采用平实质朴的古典写法，还是运用花样繁多的现代、后现代诗歌写作技巧，或者是这几者的结合，也是作者内心所认定的。它们在当下都有被表现、被使用的权利，关键在于被运用到合宜的地步，使得写作有效。题材、表现方法，与一个人的心性对应，这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丰富的排列组合，写作因此变得因人而殊。因此，只要一个人写作，就有其风格。但还是应当强调，一个人对自己的写作应该诚恳，不管他是“风暴”式的写作——这种写作，由灵感发动，搅动生命中长期的关切和酝酿，乃至写作全程完全笼罩在被灵感激动的亢奋写作中，这决定了这种写作的诚实度是极高的，还是智性推进的写作，这种写作，由一个微小的灵感点，理性地“滚雪球”，完成通篇的写作，或者，作者有个想写作的主题或心结，通过谋篇布局，耐心地搭建，按部就班地建设出自己想要的建筑。不管是“风暴”式写作后的修订（如果需要），还是理性写作过程中以及之后的修订，应当有这样的态度，觉得有必要写才写，有必要这样写才这样写，这就避免了自我遮蔽的可能，避免了不值得书写的事物、花俏的语言使用造成自我被蒙蔽，避免了给人很无聊或没有气象的感觉，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表达自我。这刚好解决了诗的最基本的语言、技艺的问题。不管这个作者是怎样一个人，写什么、怎么写，他都需要忠恳地对待自己的内心、对待他所有使用的语言文字。

在诚实于心的基础上，一个作者应当对生存环境有深刻、敏锐的洞察（这里的生存环境有多个层次，比如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这种洞察是在长期的敞开求知过程中形成的，根据作者自身的状况而安排权重，因为“吾生有涯而知无涯”，要之，在于对生存环境产生一种广阔而深切的体认，而后产生一种批判意识，向好的改变正是源于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批判路径，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理想的建设性方案，也得源于这种批判意识。这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一个写作者需要拥有这种批判意识，这是“正义”需要被强调的另一个涵义，写作由此从主要满足于自我的个人言论表达提升到主要有益于他人的社会“工作”（即便像卡夫卡这样意图要烧掉自己的所有写作，貌似是一个“主要满足于自我的个人言论表达”，也走了艺术性和批判性相结合的写作路子，只是由于他难以克服悲观倾向的障碍，导致他的写作仿佛非常“私人性”，其实，他的批判意识极其强烈），这种有益于世道人心、社会健全的写作，才是面向未来的写作。“正义”感，赋予诗歌一种可贵的品质，诗歌成为一种正确的、有机的精神粮食，赋予了诗人一顶桂冠，诗人是社会的良心，成为“不被承认的立法者”。上述提到的，一个作者做到“正义”基础义，已经达到了有益于自己和他人了。但是，那只是一种近乎在“真空”中的分析。而一个作者总是处于一个社会环境之中。他必然要凝视他的处身环境——现实、历史，这种现实、历史团团地围剿着他，逼迫他不得不凝视。只要他是个个人主义者，尊重自己的心灵，就或早或晚形成对社会的认知，产生一种“批判意识”，形成对国族，乃至人类的历史感，和让它变得更好的愿望。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除因为生活被迫地处在感受者、观察者的位置，还得主动出击，通过知识的汲取，获得更深入切实的历史感。作为一个“文明之子”的自觉写作，才是立得住的成熟写作。因此，“正义”客观性的基本义需要我们明晰，以让我们知晓诗歌写作的可能性（这对应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帮助我们找到各种方法，或许其中就有灵妙的钥匙），而“正义”的批判性一义，会让我们的写作更有针对性，更有问题意识（问题太多了，还是有必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抓大放小，这也是心智成熟的表现），让我们的写作的能量更为聚焦，成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有力思考。诗歌或诗人并不自外于社会，诗歌也并不只有语言担当——并不是说“诗到语言为止”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或者说“通过改变语言来改变世界”的写作，或者说，语言领域的批判性写作（批判继承写作）就不重要，而是说，诗歌内含的功能并不局限于此，它仍有更多的可能性。诗歌的存在，是个人心灵追求、探索的结果。一个写作者的世界有多大，世界被他关切的部分是怎样的，诗歌也就相应地呈现为何种面貌。但是，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在哪里，问题各自有怎样的病理，是应该探究、讨论，并进而需要形成共识的。它们应该纳入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诗人的思考。对它们的攻克，诗人和诗歌可以贡献出一份解答。而且作答的过程可能还并不只是写出而已（我想到了北岛那一拨人，他们除了写好诗歌之外，还做了更多）。这种批判意识，应该跟诗歌的艺术性进行结合，至少成为写作者心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总是不同程度地流露于文本中）。

眼观周遭，很多诗人的写作，就像处在“真空”中。但是，他们的写作既不符合“诗歌正义”的最基本义，没有做到诚实于心、诚实于汉语，也没有做到对当下处境的深度认知，没有形成批判意识，甚至还自我屏蔽，自我闭塞，所以他们写作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我相信，除了自我屏蔽，没有所谓的“真空”存在，所以，只要不自我屏蔽，只要虔诚于写作，就不会写得太差，更不能排除其中出现天才的可能性。但是，我赞赏和服膺的是，坚持“诗歌正义”全面义的写作，就是在问题意识引领下的写作。这种写作，拥有更大的气魄，它从“诗歌正义”基本义不懈地挖掘，又能与当下处境接壤，是一种自觉、成熟的写作，是我需要抵及的写作类型。海子的一段话让我颇有感触，他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名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我觉得，海子所尝试的写作路径，就是在问题意识引领之下的一种写作，可惜他没有走通，一个才高八斗的“文明之子”夭折了，这是汉语的不幸，更是国族的不幸。

为第三届北京青年诗会而作

2016.11.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