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谈一下参加这次会的感受。这次会议确实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它可能名副其实会写在我们当代诗词的研究史与新旧诗的和解史上。

我做现当代诗词研究比较早。倒回去十来年，作为学院派的老师确实很难设想有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多个学科的专家们能够坐在一起郑重其事地研讨现当代诗词，甚至还不乏争论。从这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它对今后的影响也是可以预期的。施议对先生老早之前就开始做饶宗颐先生词的形上学研究，发掘它的哲学意蕴。那个时候做当代诗词研究的人屈指可数，到了现在已经渐入佳境，甚至可以说呈现欣欣荣景。同样，倒回去十年，你要叫现当代文学或古典文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来选当代诗词的学位论文选题，首先就要被导师砍掉。这个进步非常可喜。因此要特别感谢莫真宝博士、宋湘绮博士大力筹划、推动这次会议，也要感谢桂平市对会议给予的大力支持。想起过去毛泽东同志说的一句话，“我们正在创造历史”，我们可能确实在创造历史，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个感受是许多著名学者的支持，增强了我们做好现代诗词研究的信心。马大勇先生在他的综述里，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早期的一些旧体诗词研究论著。但是在我自己做《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时候，学院派的声音确实非常薄弱。有感于此，我在2000年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也许当时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了，因为它确实是现当代文学里面的一个大问题，你怎么看旧体诗词？它的身份、地位、价值、前途，都需要研究。在很多新文学研究者看来它是死定了，是僵尸，你还留着它做什么？遑论研究？但客观上它是一种重要文学现象。在我报项目之前，中山大学黄修己先生、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纳先生等一批顶尖的现代文学专家也在呼吁重视现当代诗词研究，所以我报了。第一年没有获准。黄修己先生当时是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审专家，他通过人转告我说学科组认可这个选题，只是因为立项数有限，所以没有立项，你接着报。感谢黄先生给了这么一句鼓励，后来我才接着报，并获准立项，这是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最早的现代诗词研究项目之一，不然照我们一般的想法，头年过不了第二年肯定也不过，也就不会再报了。另外今天有陆建德先生、施议对先生、胡大雷先生、黄仁生先生这些著名学者出席会议，是对我们这个研究领域进行的加持，我们更有信心把这个工作做好。

我这个项目的意图是要对20世纪诗词有一个整体描述，然后有一个大体评价。这个评价就体现在我发在《中国社会科学》那篇论文里头了，就是《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这篇文章可能在座的好多同志都接触过，了解它的大致内容。我主要说说我考虑的比较新的几个点，一个是引入了合法性和现代性概念来认识现代诗词。我说的“现代诗词”跟古代相对，它包括当代。现当代说起来比较费事，所以我用现代诗词，就是新文学背景下的古典诗词的意思。所谓合法性是要解决它的身份问题，它有没有存在的根据？有没有存在的空间？刚才仲凡博士说：“因为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它的合法性不证自明。”这句话我个人认为还是需要推敲的，因为毛泽东同志，包括其他老革命家，还有郭沫若、茅盾这些当时的文化领袖，他们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有自由发表空间。绝大多数作者、一般的学者，包括陈寅恪先生、钱锺书先生这样的学者不可能自由发表他们的旧体诗词，这个就是合法性问题。

      第二就是现代性。大家觉得旧诗不行，你腐朽，你僵化，你老套，你没有创新。我做那篇论文之前还有人在《文学报》发表文章，说“写旧体诗的人是精神手淫”，说得非常苛刻。反正就是僵化的概念，老套的意象，陈腐的字词。以这些东西来评价现代诗词，否定它理所应当。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如此？所以我引入现代性概念，要找到它和现代社会兼容、助推现代化的地方。我发现，好多研究这个话题的学者们用“现代性”概念，是受到我这篇文章的启发，但是在理解的时候可能有点偏差。我理解的现代性是国际上通行的那个现代性，简单说，是价值观层面的，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科学、法治这些东西。还有杜维明先生把现代性归纳为三个东西：政治民主、市场经济、个人主义。我主要是从价值观层面来定义，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关键词。这些问题现代诗词有没有写？写到什么程度？如果有，那就表明它是有现代性的，跟我们现代社会是兼容的，对现代社会发展就是有助推作用的。因为现代文学学者在定义新文学的时候特别侧重于它的形式，于是把旧体诗词排除在外。我在文章里头也说了，形式可以作为考量的根据，但是不能作为判断它有没有现代性的根本标准。现代性主要是价值观，侧重于内容。所以我说过去的现代文学史存在逻辑漏洞，一种是革命史观，把新文学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旧体诗里有没有反帝反封建？反日本侵略的多了去，反封建专制的多了去。从内容上讲它跟你那个不矛盾啊？后来现代文学观转型了，转型成现代化史观，以“冲击—回应”模式解释近现代史，西方的冲击导致中国的回应，中国被拉入现代化进程。这在新文学里头有反映，旧诗里有没有反映？民主自由是不是对冲击的回应？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定义现代性。形式呢刚才好多先生们都说过了，语言上、意象上、结构上，不管怎么理解现代性，都有追求空间，但不能以形式是不是自由解放来决定诗是不是有现代性。我看了仲凡提供的文章里说要跳出现代性框框，因为现代性在现代诗词研究这一块根本没有形成框框，也不存在跳出的问题。当然，这样一种交流有助于加深双方思维的周密，对我自己也是有教育的。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现代诗词，要挖掘旧诗的现代性。所以陈寅恪先生的诗大家的评价蛮高，可能也有否定的意见，但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诗里头确实体现得比较充分。还有聂绀弩的诗，包括李锐、启功先生他们的诗。过去的诗词，我们要去挖掘、彰显它；未来的，我们要去引导它，引导才不至于出现陈词滥调，甚至很肉麻的歌功颂德，这是大家对旧诗特别反感的。这是引入现代性概念要达到的目的。

      然后是引入了一个精神资源的概念。我把文学定义为精神资源。新诗是精神资源，旧诗也是精神资源，它们都能滋养我们的心灵，提高我们的审美境界和生存境界，促进我们的社会进步，所谓精神资源是从这个角度上讲的。有那么多诗人写的那么多作品，如果我们不注意它，这一部分资源就被浪费、遮蔽。所以我们要把它挖掘出来，参与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参与当代人精神世界的建构。

      然后就是利用当前比较时兴的，也是确实很重要的文化多元主义观点来评价新旧诗两者的关系。按照文化多元主义观点，新旧诗各有各的价值。而且在全球化席卷世界每个角落的背景下，我们怎么体现中国文化自觉？诗体上的自觉同样是抗拒文化全球化导致的文化独占、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必要努力。这是我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现代诗歌，新诗是主流，是正统，不可动摇。同时，新旧诗二水分流、双线并行也是特别明显的。新诗一派有自己的知识谱系，包括代表诗人、代表作品。旧诗同样有自己的知识谱系，只是旧诗我们注意不多，重视不够，总之就是被遮蔽、被弃置的状态。我们要改变这个状况，打破新旧诗二元对立的态势，让两种诗体分镳竞骋，大家各走各的道。这样一种新的局面对中国诗歌发展还有重要意义，因为新旧诗的关系总是在困扰我们，经过一百多年的检验，新诗旧诗一样有生命力，我们不必再困惑是新诗好还是旧诗好，你喜欢什么写什么，爱读什么读什么，这就叫做分镳竞骋。刚才陆建德先生说“对传统和解”，在新旧诗里头也要和解，这是一个比较平允的看法。

      我归纳了现代旧体诗词的特点，就是民间性、潜在性、自娱性。从这些特性出发又可以发现很多新的问题。这个是我的基本思路，因为时间的缘故就不展开说了。补充一点，最近我看到华东师大胡晓明教授（他没有来，但是提交了论文）在《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论文《略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就讲文体解放。他的意思是说，五四新文学是一个文体解放（胡适先生就是这么说的），新文学的文体权威性确立起来了。结果发现到了21世纪，那种所谓的“纯文学”的地位大大降低，实用文体强劲上升。所以他提出了文体的再解放问题，就是要跳出西方的文学观，西方的四分法，即小说、戏剧、诗歌、散文这四种以所谓情感性、形象性、虚构性为特征的文学体裁，涵盖不了当下文学发展态势，可能要回到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和文体观，就是大文学、杂文学。这是“文体的再解放”。他说：“‘文体的再解放’意义重大。这标志着文学重新回落历史真相，中国文学的主流得以复苏。长远而观，其意义不亚于五四文学革命时代的文体解放。”我想我们做诗词研究的，在诗体上可能也有重新解放的问题，要从独尊新诗中解放出来，不能认为新诗是绝对正统，新诗才是诗，旧诗不行，倒过来也一样。再解放就是大家互相包容，共同发展。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对大家可能有启发。当代的文学史研究、写作，只关注职业作家，就是作家协会那些人。传统文学没有所谓的职业作家，外国也没有，都是分布在各个行业里，他又写出了这么好的诗。所以我的观察对象不限于作家协会那班人，我观察的对象有政治家，如共产党的领袖们，还有国民党的、民主党派的，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艺术家。自然科学家里的的苏步青先生、顾毓琇先生写得又多又好。艺术家里的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启功等先生，多得很。还有官员里的一批人。我突破职业作家角度来描述、覆盖这些。也是从所谓诗是精神资源出发，你把视角打开，一个无比广阔的诗词世界展现在面前。就盯着作家协会那几个人，还是会遮蔽，损失的资源太多。

下面还有个议题是关于经典化。现代诗词的入史问题、价值问题、地位问题经过大家长期讨论，共识逐渐形成。昨天湘绮博士说，她们统计过，已经有17种现当代文学史把旧诗写进去，这就是一个进步，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我觉得下面现代诗词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经典化问题。

文学经典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学史写作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曾展开讨论并取得重要理论成果。中国社会转型引起文学价值和地位的变动，也让我国学界关注经典问题，本世纪以来就这一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一些著名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如童庆炳、王宁、洪子诚、黄曼君、温汝敏、陈思和等都发表过意见。关于“经典”的定义，学界尽管众说纷纭，但其基本面还是有一定共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陈定家在总结国内外各学术名家的定义后，给出一个总结性定义：“文学经典应该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价值观和美学观之时代局限的优秀作品，是那些在历史维度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富有教益且常读常新的权威性的典范之作。”“经典是一个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价值，是心灵的滋养，是精神的升华，是文化的深厚积淀。”[1]

讨论现代诗词的经典性，我们要注意“隐于经典构成之背后的权力关系”[2]“20世纪的旧体诗词不具有经典性意义”不是因为它的某些“实在本体”不具有经典的品质，而是现当代“文学制度”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学术霸权长期歧视、压迫、剥夺的结果。

此外，还要看到，经典具有权威性、稳定性，也有开放性，[3]经典及其秩序是会变动的，“可以表现为某一过去不在经典序列的作品的进入，或原来享有很高地位的被从这一序列中剔出。”[4]例如，改革开放之初，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引入国内，他以最大的篇幅、最高的评价来写钱锺书《围城》、沈从文《边城》以及张爱玲作品，这些作家作品在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界被目为异类，根本不在“经典”之列，文学史自然是轻描淡写或者索性加以摒斥，所以夏志清的做法引得大陆许多文学中人愤愤不平。现在，这些文本的经典性大概没有多少人怀疑了。大陆文学史的经典序列经过多次的“重写”，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优秀的旧体诗词作品即使过去不在“现代文学经典”序列，在新的时代也是可以增补或“加入”的。

在现代诗词中，应该说，毛泽东诗词的经典化程度是最高的，这是“自律”和“他律”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毛诗词的高度经典化与毛诗词本身所具有的诗性品质有关，即它符合文本本身的“自律”要求。其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本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建构，尤其是“隐于经典构成之背后的权力关系”发挥的作用。毛诗词臻于20世纪旧诗的最高成就之列，他的诗词写出了一个历史巨人凌跨百代的情怀和泰山昆仑般的伟岸形象，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史诗。在艺术上大气包举，出神入化，上追苏辛，下启来哲，为旧体诗词别开出一片雄壮美丽的新境界，为旧体诗词发展树立起一座巍峨的现代丰碑。只要不带偏见，我们都会同意上述判断。这就是文本的“自律”。但是，毛诗词之广为人知，又是国家权力意志推行的结果。毛泽东生前及去世后一个时期，他的诗词的发表，往往作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来调动新闻媒体和文学期刊、学术期刊进行宣传，组织评论文章，组织座谈，并被大量选入各级各类学校的教材，文革时期，各大学中文系都开设了“毛主席诗词研究”课程，发表或出版了很多研究和宣传的论著，毛诗词作为特例也被写入当代文学史。文革结束后，虽然对毛诗词的政治化解读逐渐淡化，但在体制层面，毛诗词依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这就使毛泽东诗词深入人心，妇孺皆能成诵，影响巨大。当代文学经典形成机制或“经典化”过程在毛诗词上体现得最为充分。

关于经典问题，当代学者们研究的结果是，经典不只是文本自身的内容、品质能够决定的，还有一个建构过程，建构手段多种多样，文学研究就是重要的手段。旧体诗词因为长期被忽视和边缘化，经典化过程基本没有启动，经典性自然不高。我们要通过专业的研究、评论，把现代诗词中那些优秀的作品甄选与凸显出来，并通过不断的解读、言说、传播，深化和丰富其内涵，扩大其影响，更好发挥其心灵滋养、精神升华和文化积淀的作用。所以现代诗词研究界今后要做的，经典化应该是一个致力的方向。

（陈友康，云南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

按：这是2014年7月13日在《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广西桂平市联合召开的“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上的即席发言，由中南大学教授宋湘绮博士请学生记录整理，我审改定稿，发表于《诗潮》2015年第8期。

[1] 陈定家：《文学的经典化与去经典化》，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2—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此据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book/zhuanti/kxxsqy/2008-01/17/content_9549355.htm

[2] 王宁：《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铸》，《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

[3] 黄怀军：《经典/典律》，《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王晓路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7页。

[4] 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