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伦获奖了，莎士比亚又被牵连进来。据说有大文化人称鲍勃·迪伦是类似莎士比亚的天才，我还没有细细考证，不过应该很有可能，正如也有很多人说说唱乐创作者Eminem有着莎士比亚的语言天分。这都是比较随意的不精确类比，不过若论文化影响和地位，这个类比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莎士比亚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一群新类型人物和一批新语汇，这是布鲁姆的意见，足以解释莎士比亚的伟大。文学曾经肩负着创世的功能，莎士比亚自然有异乎常人之处，但也有幸生于一个戏剧舞台拥有无可比拟文化地位的时期（正是因为其影响力巨大，才时时面临被新教徒关闭的可能）。创造新人的任务后来被分散到非想象类写作，又最终归于社会运动和非阅读媒体。萨特说后殖民理论和革命是在创造新人，现在我们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是在创造新人。

我们今天创造新人的手段异常丰富，文学想象似乎不再有独特的力量，它必须和一切造人塑人的方式进行无比激烈的竞争，但是它比不上通俗音乐，比不上电视剧，比不上大型虚拟现实游戏，也比不上再造现实的游乐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今天的莎士比亚就是迪伦这样的艺术家。

阅读勃兴于印刷文化崛起之时，在西欧是18世纪，在中国或许是晚明，这是一场人类认知和情感的革命，使人们开始学会与书本中的想象世界建立亲密自由的关系。可是到了今天，伏案阅读似乎已经沦为一种保守和懦弱。知识跟随电波磁波无线信号从天上地下海里滚滚涌来，没有好的装备和异常柔韧的头脑，是接收不到的。有头脑都不够，要改装成科技脑才行。

所以，迪伦的获奖是一个信号，一直处于危机中的文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危机，以阅读为传播方式的文学受到了文学人自己的唾弃和嫌恶，而以视听媒体为依托的文字拔得了头筹。

我不太想谈论迪伦歌词的“文学”价值，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太多展开的空间。民谣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的一部分，不过所谓经典文学大都经过文人的改造，必然以与普通语言不一样作为自己的存在依据。经典文学一直就是借鉴了通俗艺术形式的天才创造，但这并不等同于天才的通俗艺术，两者之间有着微妙但明显的差别。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只是将这种断裂推向极致而已，虽然这些文学流派与二十世纪文化自身所带的荒诞一脉相承的，在表达方式上却有意识地自绝于大众。

所以迪伦得奖的最大意义或许不是在于对其歌词“文学性”的赏析，而在于加深我们对于文学所面临危机的思索。在过去的几波危机中，文学采取的是转战他方的手法：照相出来了，文学便不再简单写实；大众文化强势登场，文学便不再以娱乐为己任。今天我们或许也不得不倡导的同样的策略，当然在表述上可以更强悍一点：正是因为视听文化泛滥，文学便更要坚守其通过阅读来开拓想象的阵地。

想象力是人之为人的乐趣，自由的想象力很容易在虚拟现实中丧失。所有试图想象过奥菲利亚的长相、艾尔辛诺城堡的样貌，和哈姆莱特推开奥菲利亚那一刻心理的读者都知道是什么意思，都可以理解想象力的艰难和快乐（即使你看的是舞台表演，戏剧和电视剧还是不一样的，表演的象征性强，程式化程度高，意义的模糊性要大大增加）。把这一切都作为精确的影像呈现给你看，你不一定会快乐，很可能减少了快乐，开始想念原著。而最快乐的一定是想象力触碰到自己极限的那一刻，读《洛丽塔》的时候，你一定对主人公H.H感到不解，因为他裹挟在梦幻语言中向你袭来的恶与善意而万分迷惑。而这种不解正是极乐，正是毛骨悚然的美。

如果有《西部世界》中描绘的成年游乐园，我相信很多人是不会去的，因为与按照你设想定制的人在一起亲热有意思吗？就像你自己挠自己的痒有意思吗, 会笑吗？突如其来的神奇遭遇是一切幸福的源泉。没有了崇高、未知和迷惑的世界一定很令人绝望，没有了蕴含迷惑的想象，文化一定是灰暗的，而文学始终为你开着一道想象的门，留下了不确定和不解的可能，留下了无穷的期待。热爱文学的人一定相信奇迹，一定在灰暗的时候相信灵魂不灭，在书本里寻找与知己灵魂的相遇，直到这种想象的相遇与现实的偶发诡异性交织在一起。那真是妙不可言的人生。

所以迪伦获奖，是一个重大的危机信号，但文学不会死，因为人们追求妙不可言人生的愿望不会死。

这里还没有谈六十年代的那档子事，这个说来话更长，我先避一避吧。

另外，我其实喜欢迪伦的歌词和音乐，就像我喜欢很多其它最优秀的歌词和音乐一样。就以他的一句歌词结尾吧：“我不盼着你和我有相似的感受/ 看见相似的东西，或是成为相似的人/ 所有我真正想做的/ 只是，宝贝，和你成为朋友。”我的想象力不会被用来限定和禁锢你，我希望能成为你的朋友。我也会继续热爱文学。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美国西北大学博士，本文原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复旦外语，由作者授权澎湃新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