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以文为诗的主张是否　百分百无理不宜断然下结论

　　在本报“重读新诗系列策划”首篇中，文学评论家谢冕认为中国新诗在草创期，划时代地改变了文言写作方式，却导致诗文不分，最终造成了新诗的内伤，这也是后来诸多乱象与争论的根源。诗人郑敏认为中国新诗在初创期就面临着语言问题，其中主要有口语和汉字两个问题。前辈们在政治改革热情的指使下，忽视了语言本身的特性与客观规律，无异于一次对母语的“狱母”行为。郑敏直言，从今天看，五四运动在推进民主政体方面功不可没，但在发展汉语文化方面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今天的诗人不应因新诗是白话体，就认为它与古汉语无关。诗人首先要珍惜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赋予它当代的阐释。

　　对此，诗人西川认为，一个时代会激发一个时代的现实感，至迟到清代中晚期，中国已经被拖上了寻求现代国家之路。这是中学历史课本里就已经交代过的。但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被迫的现代性，产生自对于种种危机的应对，有别于在其发源地的西方。

　　这一点需要特别点到，因为到今天我们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一点。

　　现在时过境迁了，当我们已远离1911年或1919年的社会、文化、政治现实时，当我们的生存道德已经有机会让位于文化道德时，当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是世界市场、世界消费的一部分时，不同的现实感、不同的文化、政治诉求呈现出来。仅在我所熟悉的诗歌界，几十年来，要求重建新诗与传统之关系的声音便一直不绝于耳。

　　当年，王独清、穆木天等人对于胡适“作诗须得如作文”的主张都表达过不满。王独清等人的纯诗冲动是否百分之百有理，而他们所反对的胡适以文为诗的主张是否百分之百无理，不宜断然下结论。胡适虽然不是诗人，但也不是无知之辈。

　　从历史上看，以文为诗的情况并不鲜见。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就认为诗和散文没有本质的区别，并未因此妨碍他在写作中对其前辈古典主义诗人取得重大突破。美国的惠特曼也有以文为诗的倾向，从而与英国诗歌拉开距离。在中国古代，陶渊明被认为是以文为诗的，韩愈以文为诗的例子也相当著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凡是注重叙事的人都是致力于处理问题和当下的，凡是以文为诗的人都是要给诗歌带来解放的。具体到韩愈：在李、杜造成的“影响的焦虑”之下，韩愈走上以文为诗的路子，而他的诗在唐诗中并非毫无声色。因此王独清并不一定全对，他所导引出的焦虑也不一定就能成就伟大的诗歌。

　　可以确定的是，胡适本人以文为诗一无所成。但客观一点说，他的观点依然是现代焦虑的产物。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现实足够黑暗，但当时文人的“末世情怀”恐怕主要还是来自西方被一遍遍重温的“末世论”。如果我们承认胡适也有他的焦虑，并且把他那种焦虑描述在诗的功能，即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上，称之为诗的道德焦虑，并且将这种道德焦虑撇在一边，那么，关于诗歌对其自身的焦虑我们至少还可能区分为两层，即诗的文本焦虑，表现为诗与自身建构的关系，涉及诗歌借助修辞、意象、节奏、结构、音乐等对感受的表达，以及诗的文化焦虑，表现为诗歌(此处指中国现代诗歌)写作与西方诗歌影响和中国传统压力的关系。

　　笼统地谈论传统

　　会忽略传统主流与传统支流

　　对写作的不同意义

　　本报“重读新诗系列策划”之一“新诗在草创期就埋下了隐患”、之五“缺少音乐性是新诗的软肋”和之七“语言断流导致诗人心灵没有江水源头的汩汩声”，谢冕、王久辛、李山、郑敏等提出了中国诗歌应该向古典学习的主张。谢冕强调向古典学习，不是要回归古典传统。郑敏说，中国新诗很像一条断流的大河，语言断流既然已经一个世纪，所以今天写诗时，我们的心灵里并没有江水源头的汩汩声。为此我们日常的写作时时感到失语。对于如何向古典学习，诗人西川有不同的看法。

　　西川说，自中国新诗发展至今，传统对于新诗写作的意义一直处于悬空状态。如果我们承认传统对新诗写作是一个坐标，那么，没能使之放射出它本可以放射出的光芒，其责任既在诗人，也在学者。

　　到目前已经有少数学者正在努力使中国传统思想获得现代阐释，但就中国古典诗歌而言，尚无人意识到使之获得现代阐释和现代复述的必要性，而这项工作在其他国家却始终进行着。例如，西玛斯·希内以当代英语重译了盎格鲁-撒克逊古诗《贝奥武甫》，而W.B.叶芝的写作深深得益于斯坦底什·奥格雷第重写古爱尔兰英雄传说的茁壮而浪漫的英语。

　　我国出版过一些古诗的现代汉语译本，但由于那些译者基本上只做达意的翻译，不考虑以单音节的字作为基本语义单位的古汉语，特别是古汉语诗歌语言，如何进入双音节的词作为基本语义单位的现代汉语，误以为简单的字-词转换就能达到目的，因此他们的翻译对于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可以说毫无用处。而像李金发、戴望舒那样将古典语汇、古人诗句直接引入他们的“象征主义”诗歌，以为那样就算衔接上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则完全是痴人说梦。

　　由于面对的生活不同，由于人们的心理结构已发生变化，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存在着节奏、结构、语气、言说重心等多方面的错位：例如，“城”，或许不应简单转换为“城市”，而应转换为“街道和广场”；“春”，或许不应简单转换为“春天”，而应转换为“三月”；“草木”，或许转换为“绿色海洋”更富诗意；而“深”，形容词，或许转换为动词“覆盖”更有力量。这样，“城春草木深”才能以“三月的绿色海洋覆盖了街道和广场”的面貌进入现代意识。

　　有关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如何衔接的话题还有许多，但即使把每一个话题都谈到，那依然不能展示我们对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全部焦虑：我们太习惯于笼统地谈论传统，而忽略了传统主流与传统支流对于写作的不同意义。当我们表达我们对于传统的歉疚时，根本不曾认真想过如何从作为教养资源、学术资源的传统中挽救珍贵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