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总是倾向于不信任“文如其人”的说法，以为那不过是批评家为掩饰自己的无能而寻找到的托辞和借口，目的是为了文学批评实战中的方便与快捷。在一个有着漫长诗教传统、宁愿高标准严要求地将诗文和德行相混淆的民族，“文如其人”确实具有过于超强的战斗力，几乎可以顷刻间将批评对象玩弄于鼓掌之间：只要将某个作者从德行、人格上打倒，他的诗文也便无足观——虽然诗文水准的低下，并不必然从逻辑上反过来影响对一个人的德行的评价。正是这个口号中蕴藏着的逻辑上的漏洞，让我长期以来一听到“文如其人”就头大。但时间啊，时间总是有足够多的耐心等待我们的觉悟，等待我们从年少轻狂中抽身而出。慢慢开始抛开逻辑漏洞转而信任“文如其人”的说教，当在我见过了太多文人的做派和他们的诗文之后。足够繁多的文学实例最终逼迫我相信：德行的高低和诗文的境界有必然的联系；即使偶尔有例外，那也正好是“文如其人”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上佳证据——有例外才有一般，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生活的交通规则。

奥登说，一个诗人或写作者首要的天赋是对语言的超级敏感，而不是他的学识与思想。大体说来，奥登的观点也许是有道理的。年轻时，我们也总是倾向于将才华和写作的成败、作品的优劣联系在一起。我们鄙弃一个人的写作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将之打入到无才者之列，任他自生自灭、暗自哀泣。我相信，这种不无残忍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拯救了我们的写作，让我们在对自己的盲目自信中歪歪斜斜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现在，回首往事，我真诚地相信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通常的写作也许跟才华直接接壤，通常的写作者甚至在写出优秀的作品时，也仅仅直接同才华沆瀣一气、相互帮衬，但高境界的写作必须要得到智慧的首肯和关照，而智慧显然是另一件事情，同才华并无必然关系，尽管高境界的写作必须要有才华参与其中。事实上，才华仅仅是进入写作的条件之一，就跟一个人只有身体强壮才能当石匠一样。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掌握某种知识既是必须的，也是不那么困难的。实际上，知识的特征之一，就是所有智力正常的人都能掌握它。——智慧同知识也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见惯了太多有知识而无智慧的人，包括那些著作等身、声名赫赫的写作者，包括那些四处兜售成功学的大师们。

一个写作者有才华是幸运的事情，一个写作者有智慧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但这种近乎绝对和独裁的口吻，无意将写作者自身的修炼排除在外：智慧是一件可以通过刻苦修炼来获得的东西。时光总是在静静等候有慧心的人收获智慧，就像它愿意让农民在秋天收获粮食与喜悦。如果再加上不坏的运气，被修炼而来的智慧将成为写作者的有力支撑，有望让他成为高境界的甚至境界最高的写作者。在这种境地里，人、文合一，不会再出现任何逻辑上的漏洞，也不会有能够让“文如其人”立于不败之地的那些作为证据的意外。而获取智慧的起点，是真心承认自己的渺小并自愿臣服于这种渺小，宛如我们必须爱上自己必败的命运。作为一个张扬自我的口号，雪莱所谓“同人生相比，宇宙星辰又算得了什么”，仅仅是一个少年对挥霍不尽的青春年华的自我骄傲，因为他“只觉得人生前途正象火车走不完的路途，无限地向自己展开”（钱钟书语）。——虽然那个口号中也内含了一点点难以察觉的惆怅和感伤。很显然，作为天生自恋的种类，人的渺小感只能是修炼的产物，是生命燃烧后留下的灰烬，但更是掩盖在灰烬中的舍利子。它让宇宙星辰同人生之间的修正比回复到了恰切的位置，不再是雪莱那里的颠倒状态，它因此成为智慧最恰切的起点。

如果歌德写完才气充沛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罢笔甚或死去，八十高龄才完成的《浮士德》第二卷就不会诞生，也就不会有矗立在人类文明星空中的伟大的歌德。不能小看八十高龄之于伟大歌德的价值，在它们之间，有一种非常隐蔽的因果关系和修正比。很显然，一个人才华越高，面临的任务也就越多；而在所有任务中，如何让自己的过人才华通往智慧之路才是最关键的任务，因为才华越高的人，越难于驯服自己野马一样四处奔驰的天分，很多人就是在这个关口倒了下去，将横溢的才分化作了四散的流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要穴、练门和七寸。歌德很幸运，上天给了他足够漫长的时间，让他有机会体会自己的渺小，让他明白人的才华即使再高，在宇宙时空中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件礼物——同宇宙星辰相比，人不过是尘埃。“我已学习过生活，主啊，限我以时日吧。”我相信晚年歌德说出的这句话，足以表明渺小和智慧以及智慧之路之间的密切关系。《浮士德》第二卷中对凡俗人生的真诚赞美，既是才高八斗的歌德在艺术上的精湛体现，也是对才高八斗本身的藐视，更是才高八斗同凡俗生活的自觉混融：再高的才华如果不同智慧接壤，就是没有用处的俗物，甚至是令人厌恶的恃才傲物。但丁的抒情主人公在他尊敬的诗人维吉尔的带领下游历了地狱和炼狱，在天堂的入口处对抒情主人公说：孩子，我已经带你看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火焰，那上面还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已故中国诗人骆一禾对此深有感慨，他说，这真是一个歌王的遗憾。实际上，但丁借维吉尔之口说出了他想说出的话：同永恒的天国相比，即使伟大如维吉尔者也是至为渺小的。

渺小感倡导最平凡的生活，它赞同谦逊，并抑制住了才华天然的傲慢倾向，只向凡俗事物中的伟大部分致敬。渺小感让写作者至为深刻地明白：每一件事物都有它的秘密心脏，就像暗火一样在它们的内部发光，它因此催促写作者尽量放低姿态，以便收拣那些散落在事物深处的精华部分。然而，渺小感最重大的功劳是：它必然会导向一个最重要的写作主题——失败中的人类。在一切写作主题中，失败中的人类才是最伟大的主题，才是智慧的高级形式，也是对命运的自动臣服。但对命运投诚服输，并不意味着毫无作为，智慧并不必然指向犬儒主义。事实上，犬儒主义的天敌就是投诚服输，因为服输带来的是内心的平静，是认命之后的安宁，而对命运的坦然接受拓宽了写作者的胸怀，就像泰戈尔说的：“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的手里。时代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待充满。”作为写作的主题，失败中的人类启示经修炼而成的写作者：唯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安慰，唯有写作中的悲悯才是重要的，只有悲悯和爱才会有限度地减少失败带来的绝望。这是人世间唯一可以获得的胜利，唯一的安慰。因为没有爱和悲悯的世界不仅不值得居住，就是那些制造恨和冷漠的人也会讨厌它。

当才华被智慧所吸纳，当渺小感作为智慧的底色，“文如其人”就是值得信任的批评戒条。“文如其人”不关心通常的写作；作为一个通常的写作者，坏人也能写出象模象样的作品，但写作的最高境界需要胸怀悲悯之心的人。鲁迅之所以还称不上真正的大师，是因为他只看到了黑暗和绝望。一个智慧而悲悯的诗人，必须从黑暗和绝望中看到曙光，哪怕这缕曙光仅仅处于黑暗的包围之中。事实上，这缕光仅仅是渺小感的获得者拼命抓住的东西，但那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

2010年4月17日，北京魏公村。

原刊于《当代诗·壹》（孙文波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