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她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同时也是诗人。她们以柔软细腻的诗心，勾勒着生活点滴、倾诉着爱恨情仇。她们用人生来膜拜诗歌，也用诗歌温暖人生。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中国诗歌网最新推出“女诗人系列”访谈，带你近距离欣赏那一道道亮丽风景。欲知“女诗人养成记”，请随我们一起，探访她们的生活现场，感受她们文字中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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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女诗人”系列访谈】合辑

“走近女诗人”系列访谈 【第8期】

安琪,2016年，章丘，东篱摄

安琪（诗人主页），本名黄江嫔，1969年2月出生，福建漳州人。参加第16届青春诗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合作主编有《第三说》《中间代诗全集》。出版有诗集《奔跑的栅栏》《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极地之境》及随笔集《女性主义者笔记》等。绘画作品多次刊登于各大刊物。现居北京。

写诗至今，安琪留下了相当富足的诗歌轨迹。发散的意识流、庞杂的跨体集结、招之即来的语言资质，伴随着饱涨的、临“危”裂变的心理能量，时时抖落出惊人的爆发力。正是有这样多变、善变的能耐，安琪一直持续着瞬间茂盛的创造力，也由此我们有理由期待，纸蝶于涡旋的翻飞中，飞出个金凤凰。

                                        ——陈仲义

她的诗歌保持了感觉的尖锐性。她不像一般的写作者早已将自己磨平，因为生活的创伤迫使我们去适应它的一切，将自己磨平，既会让自己感到舒服，还会与生活达成必要的妥协，达成一种默契和合谋。而安琪却永远保持着原始的尖锐的触角。我不好说她的神经系统有一个“芒刺”系统，但我感觉到，她在生活中每时每刻，从每个细节都能生发出一种彻骨的痛感，尖锐的痛感。同时，我感觉安琪诗歌的“速度”也是极快的，这可能缘于她的个人气质，她是一位个人生命能量足够强大的人，她的写作与在北京这样一个动荡而又多元的一个文化环境，以及她这些年来比较不确定不稳定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感觉她的诗歌一直是飞速旋转的，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意识转换非常之迅速，你感觉得到她在生活中每时每刻都能够迅速抓住灵感，而且不加回味地以闪电式的语言呈现出来。这种极快的速度也成为她标志性的特点。

                                          ——张清华

安琪的诗从《任性》开始，越来越变得耐心，有多种品种混合而成，现在已经凝结成金刚一样执拗、倔强的品质。我记得当年安琪做《中间代诗全集》，老天给她设置了多少障碍，我每次都觉得她已经摔倒了，她哭着抹着眼泪又爬起来，还要做，结果还是做成了，这个全集是21世纪头十年最重要的一个诗歌选本，把六十年代人的写作整合到一个大的空间里，这是她身上非常顽强的一面，可以笼统地说是自信、开阔的心态。

                                         ——树才

1、花语：您是中间代著名女诗人，著述颇丰。您有一本新出的随笔集《女性主义者笔记》，您还写过一篇文章《女性主义者的命》，请问您如何界定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命是什么命？您自己是否信奉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者笔记，随笔集，2015年

安琪：近几年我一直很苦恼，越活越发现自己才华不够，读书太少，各方面欠缺太多。年轻时以为自己就是世界，年岁越长，才知道自己只是世界里面的一个小圆，别人虽然也不是世界，但至少是世界里面的一个大圆。这个“知道”让我很沮丧，也很焦虑。我们中间代这一拨里，全能型人才大有人在，诗、小说、评论、翻译，无所不能。尤其伊沙、周瑟瑟、邱华栋、洪烛这四条好汉，繁忙的社会工作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的创作力，他们基本已是著作超身了。有时我也会纳闷，莫非时间对他们特别宽待，给他们一天48小时不成？只能说他们确实才气超常也精力过人。上天造人没有公平可言，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人一天睡个四五小时就够了，他们像鲁迅把别人喝咖啡时间省下来一样省下了睡眠时间。我一直觉得，睡眠是人这一生最大的浪费。但没办法，像我这样的凡人睡眠不足就要闹病，本就才华不济，又要腾很多时间给睡神，这著述怎能颇丰？！相比于同代人，我很羞愧，整个创作范围都在诗歌领域打转，遇到其它文体就有瑕疵了。所以花姑娘你的赞誉我不敢接。

至于“女性主义者”这顶帽子，我倒是很愿意戴。在我的概念里，“女性主义者”是和“小女人写作”相对立的。1990年代初，曾有一批女性散文家被归之为“小女人写作”，她们的写作旨趣大抵就是后来所谓的心灵鸡汤一类。那时候我就决定自己决不走小女人写作的路。我的写作起步于西方思潮汹涌而进的1980年代末，作为那一时期的大学生，洗刷我身心更多的是叛逆、先锋、独立、反传统、反道德、反权威的西方现代派思维。一切温文尔雅，一切循规蹈矩，一切墨守成规，都暗暗地被我们看不起。此处用我们，自然是当时我所在的漳州诗群的一帮同道。我很早就买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虽然到现在才读一页，也很早就买了波伏娃《第二性》，到现在读了三遍，也很早就知道他们二人各自独立却又终生相依的奇特关系，如此离经叛道不与常人等同的伴侣多么有个性，我喜欢波伏娃这样的女性主义者，我也想当她这样的女性主义者。后来我又知道杜拉斯， 这家伙更牛，活得如此不拘、洒脱，且魅力如此之大。现在我明白了，无论波伏娃，无论杜拉斯，我喜爱的都是她们的表象，这不对，她们真正应该被记取的是她们创造性的思想和对社会的介入能力，当波伏娃说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时，我们就要反思我们是否参与了女人的形成，是的，确实从小我们给男孩玩具枪玩具车，给女孩的是布娃娃。一切就这样决定了。当杜拉斯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广岛之恋》等作品反映印度支那贫困的现实和二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时，杜拉斯就参与了人类生存的探讨和精神的重建。这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者。

到北京后，我慢慢认识到自己的浅薄，知道自己离心目中的女性主义者还很远，如果要我给中国女性主义者开一个名单，我列几个已逝的巾帼：秋瑾、张志新、林昭。当女性主义者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是生命，有时是自由。从这个角度，我当不了女性主义者，但我永远尊敬女性主义者！

2、花语：“一个女性主义者必定是先锋精神的追求者”，这话出自您口，那么，何为先锋精神？别人都不穿喇叭裤的年代，敢穿视为先锋，精神从何体现？您认为女性主义与先锋精神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吗？

2013年,西安.鲁19胡松夏摄

安琪：百度“什么叫先锋”，得答案二：1）行军或作战时的先遣将领或先头部队；2）比喻在事业中起先头引导作用的人或集体。先遣部队干吗的，去探敌情，去率先遭遇敌人。曾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为了决战胜利，统帅会有意安排先遣部队去送死，目的就是消灭一部分敌军同时拖延敌军时间，以便后续大兵团跟上。所以我说，先锋是要具备牺牲精神的。女性主义者也是，如前所述的三个中国女性主义者，哪个不是死得很壮烈，她们的共同点是，都知道这样做必死但还是做了，为理想为正义为自由为公道为真理……总归不是为自己苟活。这就是先锋精神。秋瑾、张志新、林昭三人成为她们所处年代的“精神幸存者”永远活在后人心中（感谢你的提问让我冒出“精神幸存者”这五个字），作为肉体，她们比同时代人被消灭得早，但今天，当同时代人都扛不过自然规律的必死时，她们活了下来。先锋精神就是这样体现的。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都去当秋瑾、张志新和林昭，我反对一切形式的道德绑架，诸如抗震救灾你捐款了就仿佛有了道德优势，就有权力督促别人指责别人一样，这是不对的。除了先锋精神，我还提倡一种现代精神，那种对个人权力的尊重。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力。守住底线，不害人，就行。有时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退而求其次，谋求另一种类型的女性主义者，他/她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只要他/她独立、有思想、有行动力，关注女性命运并为改变女性生存现状鼓与呼，就行。女性主义者不单纯指女性，那些同样关注女性命运并为改变女性生存现状鼓与呼的男性，同样是女性主义者。最典型的就是曹雪芹。

3、花语：您与人合编过《第三说》《中间代诗全集》，中间代，应该是您自创的概念，是出于什么想法编辑《中间代诗全集》的？

《中间代诗全集》，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6月。

安琪：这是两本要回忆往事的书。但回忆也是辛苦事，就像当年做《中间代诗全集》每一步都遇到挫折，这部全集的命太硬了。中间代是2001年10月经由《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而提出的一个诗歌代际概念。《诗歌与人》是诗人黄礼孩创办于1999年的诗歌民刊，前两期做的是“70后”诗人专刊，正是这两期决定了70后诗人群体的命运：一代人有了自己的身份证。这时候一个问题就出来了，我们这些出生于1960年代没有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人们怎么办？都知道第三代诗歌运动肇始于1986-1988两报大展，是有组织有策划的一次诗歌起义，反的是朦胧诗那拨人。第三代的成员构成有两部分，一部分生于1950年代中后期，一部分生于1960年代前期。1986年我高中刚毕业，同年9月才进入大学读书，根本没有可能参加两报大展，我是1990年代才开始现代诗写作的。可以说，整个1990年代的诗歌主力都是我们这些生于1960年代中后期的诗人。第三代诗人下海的下海，出国的出国，坚守的不多。但因为我们这代人过于沉潜，并且呈现各自为阵的状态，一直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命名。现在，70后诗人独立成军了，我确实有一种身份的焦虑，我就和黄礼孩商量，能不能用《诗歌与人》的品牌为我们这一代人做一个选本？2001年5月，黄礼孩来电要我着手编选工作，《诗歌与人》的经费他来筹措，同年10月，《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出来了。“中间代”这个称谓来自于该书的序言《中间代，是时候了！》，由我撰写，后记由黄礼孩完成，题为《一场迟来的诗歌命名》。在网络论坛刚刚兴起的新世纪，中间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引发诸多争议，许多纸刊也为中间代做了专辑。你要是翻翻2002-2004年的诗歌刊物，就会发现我所言不虚。

“中间代”概念的提出直接促成了我北漂的行动。大凡一个概念提出后，无非就是邀请评论，在网络或刊物发表，扩大影响，迄今这样一种模式继续沿用在其他概念上。判断一个概念的提出是否对头，就看它有无引发争议，没有争议的概念一般都自然死亡。

中间代对生于1960年代没有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这批诗人的事后确认这没有问题。中间代提出之前，诗歌选本选1960年代诗人总把目光锁定在第三代诗人身上，中间代提出后，就基本是第三代和中间代平分了，潘洗尘、树才联合主编的《生于六十年代》（上中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就是一个明证，这是目前唯一一本明确定位于1960年代出生诗人的选本。我本人因为中间代编选和邀请评论，也认识了很多诗人、批评家，不免有种膨胀心理，以为自己朋友遍天下，就想到北京闯闯。同时我认为，中间代概念的最终定音鼓必须是一套精装本的《中间代诗全集》，这个设想自然参照的是万夏、潇潇主编的《后朦胧诗全集》，那本可以说是第三代的定音鼓。这样一本书需要的资金我在漳州很难达成，于是2002年12月13日，我来到北京，开始了我另外一种人生。这中间又经历了诸多艰难，当另文撰写，此处不赘述。

2004年5月，在中间代诗人远村的仗义相助下，我和他和黄礼孩共同主编的《中间代诗全集》由海峡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2006-2008我在《诗歌月刊》下半月当编辑时，在主编老巢的支持下，又做了两期中间代专刊，至此，我的中间代情结彻底放下。中间代是我这一生做的最为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我被这场烈火烧成了灰烬，再也没有力气做其他诗事。

一个人一生中是该为诗歌做做事，这对他/她心态的锻炼很有帮助，他/她会平静地看待别人做事，会超然对待自己的得失，不会怨天尤人，也不会愤愤不平。有一个感想也是在做中间代过程中得出的，在诗歌界，什么都不做的人反而得到好口碑，辛苦做事的人反而挨骂最多，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尊重那些为诗歌做事的人。尤其是以己之才力而非国家之拨款为诗歌做事，更是功德无量值得敬佩。

《第三说》是我在漳州时和诗人康城联合创办于2000年的诗歌民刊，属于同仁刊物。在漳期间办了三期，我北漂后迫于生存压力，无暇顾及，康城联手荆溪、冰儿、朱佳发时断时续又办了几期，2015年我状况好转，重新介入该刊并移师北京编辑，拟恢复一年一期。一个人最终是要归属故乡的，《第三说》是我可以归属的精神故乡。　

4、花语：歌手张楚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据我所知，您现在拥有很幸福的家庭生活，现在的您，还能体会真正的孤独吗？女性主义者，真的是孤独的吗？

2013年，天津，吴子林摄

安琪：唐代韩愈提出的“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对我而言实在是至理名言，对别人好像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很多过得舒心的大学教授、作协领导、报刊总编也没吃过什么苦，依旧也写得一手好诗。更不用提那些歌星诸如汪峰一类的，每首歌貌似很不得志，实际他的生活好着呢。所以我想，是不是我比较笨，想写出好诗就必得付出生命苦难的成本？这生命苦难的成本就包含你所说的孤独，还有不安。

我在福建时期有稳妥清闲的文化馆工作，却也是日日愁肠百结，好像这世界就你深刻，看谁都庸俗，在嘈杂的尘世你觉得自己孤独极了，福建时期的好诗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出来的。那种心境我后来给它一个总结就是，不安分。不安分于既有的一切。前段时间微信上有一篇点击率极高的《丁玲——一个不靠谱的文艺女青年瞎折腾的一生》，我读了直笑，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靠谱的文艺女青年，我承认我也是不靠谱的这款。33岁丢掉家庭和工作北漂，不仅不靠谱，还不要命。只身一人到北京，从衣食无忧直接落地空荡荡的北京，一针一线都得自己挣，北京之空，是一种什么都不属于你的空，怎不孤独？那种换了几次工作，搬了几次住处对北漂来说都是必修课，期间的心理折磨自己去挺吧。幸运的是，越是困苦无助那诗意越是葱茏，拦都拦不住喷涌而出。我的好多诗作都是临屏顺手打出来的，许多诗还是来自于朋友们现场命题，多么古怪的命题我都能把它扯到自己的现实经历，这些作品都收在诗集《极地之境》（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你只要把这本从头读完，我的北京十年的欢乐悲喜就长画卷一样展现在你面前。

孤独，确实是催生诗歌的酵母——那时我的诗经常出现四个字“无人可诉”。2012年托诗神的福，我有了今日的家，过上你所说的“幸福的生活”，孤独感自然随着消退无法再依凭“穷苦”来言，而“欢愉之辞”确实也难工，我的写作进入艰难的转型期。2014年夏天在第一届北京青年诗会上我提出了这样一个困惑，即那些活得欢天喜地的人却成天在诗里表达哀愁这种哀和愁可信度有多少？记得秦晓宇是这么回答的，中国传统诗词就有为民间代言的功能，诸如士大夫的“悯农”主题就是例证。想想也是，诗歌不能仅是一己之悲欢。所以现在我要做的是，如何看到孤独者的孤独，如何看到悲苦者的悲苦，并把它们表现出来。诗歌写作是一条越走越远越走越长的路，穷尽一生也走不完。在这条路上有时孤独有时不孤独，当是常态。　

5、花语：《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说的是你喜欢的杜拉斯，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人物？”，杜拉斯这个角色与您之间，是否有某种重叠或精神上的共通？

长诗选《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安琪著，2012年5月，自印。

安琪：杜拉斯并不是我最崇拜的女作家，连对她的研读都不一定比你多。说起来我的生命跟杜拉斯发生关系完全拜张小波所赐，没有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的编辑生涯，就不会有《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这首诗的问世。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话说2002年12月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后先供职于一家杂志社，工作4个月来一直没领到工资而我因羞于谈钱又不敢开口，只好黯然离开该杂志社前往大兴远村和祁国的文化公司专心去编《中间代诗全集》，之后非典爆发。6月，非典解除时我已有六个月没有一分收入而带到北京仅有的一点积蓄也基本花光，这时候诗人中岛介绍我到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应聘。共和联动是北京著名的民营图书公司，董事长张小波既是第三代代表诗人，又是一个颇有能力的企业经营者。我在该公司学会了图书编辑之道，并担任第一编辑室主任，既要自己做书，又要培训新员工，虽然劳累，却因为学会了一技之长而感到喜悦。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对文字编辑的要求很全面，无论是给命题还是给文本，都要求编辑最终把它变成一本书，这里面包括内文、书眉、封面文字、前后勒口的文字、封底文字，等等；也包括字体字号大小，版式构成和封面封底设计的构想，等等。

2003年6月下旬张小波布置给我一个任务，把《天不亮就分手》做成一本书。张小波说，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书是《天亮以后说分手》，我们就做跟风书，要快，过了这阵风就白做了，安琪你一个月内把书给我做出来。当时的情况是，我刚到公司一周，而张小波所谓的“书”就只是一个书名，我必须把书名变成一本书。我既焦急又镇定，用一天时间翻阅《天亮以后说分手》，这是一本口述实录情爱书，既然跟风，就要跟它一样，但一本书至少得16篇每篇至少12000字才能构成，稿源呢？我于是向我的诗人朋友约稿，因为时间紧，向外才约到6篇。剩下10篇我自己写3篇（其中就有《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其余7篇我开始发动全公司员工来写。公司的员工大都大学刚毕业，全无写作经验，且这次的选题又是情爱，大家都只是笑而不答应。我从两个角度鼓动他们：1、多方锻炼自己不是坏事；2、稿费也是一笔额外收入啊。在我的游说下，几乎每个员工都写了一篇，不合格的我尽量改到合格。一周后，稿件到齐，我重新做了修订，题目改得吸引人些，内文字句理顺些，然后和美编一起排版设计，在篇与篇之间我找了15幅漂亮的美女图做过渡页以加强视觉效果。这期间，校对、联系出版社的书号、封面设计（公司封面设计是拿到外面公司做的）等等，着实忙碌。

2003年8月1日，一本紫色的封面印有两行我撰写的广告语的《天不亮就分手》的书分发到了每个员工的案头，那一刻我安静而激动，知道我在北京的生存有了依据。下班后人去楼空，我翻阅挺拔芬香的新书，看着上面我修改过的每个标题，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我迅速写下了《天不亮就分手》等8首诗，全部用书上的标题，其中就有后来为大家熟悉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诗中那种加速度的思维和分秒必争的行动感，那种高频率快节奏的语速语调几乎是北京许多公司呆过的人的共同感受，念读该诗你将有几近崩溃的体验而这正是北漂中人生存状态的写照：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

《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一首狂放的同时也是绝望的诗。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可能吗，我曾经在一首诗中这么写过：杜拉斯，女人的梦游者和可能。其实我想说的是，杜拉斯更像女人的梦游者，她代替众多优秀的被躯体捆绑着的女性完成梦游般的任性理想。我幸运地拥有她的一道掌纹——直贯拇指，我知道杜拉斯就是用这道掌纹来写诗的。杜拉斯写诗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一生解释了什么叫诗。她用真性情的活着来完成一部名为《杜拉斯》的书，每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她的一生都是一部书，阅读名人传记我们将发现，但凡创造出不朽之作的很少有活得风调雨顺现世安稳的。

但我累了，我不能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在诗中我如此写到。

但我曾经在生命的某个时段无限地接近杜拉斯它最终经由这样一首诗留下接近的痕迹，仅仅只是如此我就将感谢共和联动那教给我生存能力的半年。

杜拉斯只有一个，她无法复制！

6、花语：绘画是上帝为您打开的另一扇窗！您的钢笔画，画风诡异、异军突起、无人可以模仿，就连您自己都无法临摹一模一样的。因为这些原因，您的画最近很火，很多杂志在争相刊用，值得祝贺！是怎么想到开始画钢笔画的？是受了什么启示，一下窜到了现在这个高度？

安琪：人的一生好像是在不断映证一些成语、俗语乃至歇后语的合理性，譬如我的绘画的突然开窍映证的就是“心想事成”。“想”是一种意念，意念是有能量的，想多了，能量多了，事就成了。

我对绘画的喜爱从小就有，初中时我的美术作品还参加了在漳州市博物馆举办的全市中小学生美术展。高中后学业紧，脑子完全没有美术课的记忆，估计没有这门课了吧。这美术幻想一停就30年。近几年随着微信的兴起，诗人们热衷跨界并且经常在微信晒画，每个诗人都说自己没学过但画起来却也有模有样，我也手痒难熬，涂鸦了几张，确实没学过，画得非常拙劣。收入《女性主义者笔记》的插画就是2014年的水平。那时我有一个观点，绘画是一定要拜师学艺学基本功的，对那些以抽象之名胡乱涂抹的画我是不认账的，认为它们在蒙人。我还为此写过一篇讽刺小文题为《后现代来同一画，聊博看官哂笑之》。

一切都在那个瞬间改变了，2015年8月，我应邀到西安参加首届青年诗歌艺术节，当地诗人王可田先行带我参观了半坡博物馆，半坡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自然是“人面鱼纹盆”，其中“人面鱼”图像被做成各种ＬＯＧＯ随处可见。我长久而专注地凝视着这些放大在天花板和展馆墙上的“人面鱼”，心念顿起，绘画其实不需要老师，那开辟鸿蒙第一个画画的人一定没有老师，他／她能师从的只能是造化和自己的想象力。破除了教师迷信后回到家重新拿起钢笔便如有神助，完全跟2014年的判若两人，我自己认为是半坡那个人面鱼画师附体。我是一个艺术唯心论者，也时常体验到艺术的神秘力量，绘画即如是。相比于水墨、油画等其他门类，钢笔画只需一张打印纸一枝签字笔即可，几无成本，又简单，我自然选择钢笔画。每画完一张我就迫不及待发到微信，引来朋友们的一番赞叹，斗志更高，从2015年8月到2016年２月，半年时间画了一百多幅，真是画疯了。更大的鼓励来自于各期刊编辑师友，迄今已有《诗刊》等10几家刊物刊登了百余幅画作，还有许多朋友的诗集选用了我的画作作封面或插图，同时也有友人收购我的画作。

虽然如此，我却不想把太多时间和精力放在画画上，曾听过台湾诗人、画家陈育虹老师的讲座，她说，人的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她选择了写作，放弃了画画。当时不很理解，现在自己身处选择中，也选择了写作。我的钢笔画属于细线条很耗时的那种，一张下来基本这一天就什么都别想干了，元气用完了。相比而言，还是诗歌更有成就感。你只要拿起笔你就能画，但你拿起笔却不一定写得出诗，这就是它们的区别。现在我每天时间安排得满满的，读书，写作，实在舍不得再腾时间给画画。以后画不画，再说了。

7、花语：您得过不少奖，写过不少好诗。您所认同的好诗的标准是什么？您认为，诗歌是否应该承担某种责任和义务？

安琪：我是属于貌似得过很多奖其实并没有的那种。一个巴掌就能算清我得的奖，第四届柔刚诗歌奖，第五届美丽岛中国桂冠诗歌奖，还有一个沙溪镇镇政府颁发的阮章竞诗歌奖，最高的政府奖就是中国诗歌网颁发的“暖家”征文一等奖。这几个属于有奖金的奖。我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兴许能破除诗歌界对我的误会。奖这东西，来了，不拒绝，没有，不悲伤，顺其自然。我特别看不起那些跑奖的，我认为跑奖得到的奖金相当于贪污公款，这种钱拿了会心安吗我很怀疑。我相信诗神把一切看在眼里，该惩该赏自有安排。说到好诗，我不谦虚地认为确实在不同时期我写过不同好诗，才华天赐，谦虚了就是对不起老天。我的诗风多变，从起步阶段的超现实主义，到北漂时期的诗日记，到现在对口语诗的突然发现，每个阶段我的好诗标准都不一样，一言难尽。诗歌是否应该承担某种责任和义务要看个人的写作能力，有能力的就去承担，没能力的想承担也承担不起。我倾向于承担，但有时有能力有时没能力。近阶段我比较明确的是，诗歌应该反映我们所处时代的生活现实，要为传统提供新鲜的血液而不是只顾着吸传统之血。从诗经时代流到现在，传统之血应该也变味了吧。　

8、花语：您的家乡漳州，让我们艳羡！故乡在您的诗歌里，多次被提及，对您来说，故乡，是否是一种情结？

安琪：故乡和父母和祖国一样，都是一种命定，都是一种被选择。北漂以前我对故乡谈不上什么感情，我并不是有浓厚故乡情结的人，我从小就想离开家乡，我曾写过“一个没有离开家乡的人你能说他/她有故乡吗？我以为没有。”在长诗《失语》中，我自我鼓劲般地说道“漳州，漳州，我很可能就要背井离乡”，时在1999年，距离真正背井离乡还有4年。

建制于唐垂拱二年（686年）的漳州文明开发时间委实较晚，没法像中原、西北那样满目皆是古典书中走下的地名人名。2010年我曾应邀到山西屯留县采风，就是这样一个此前不知其名的县城一路上就让我看到很多特别惊讶的地名，我一一把它们记录下来：张店镇、麟绛镇、上村镇、李高乡、西贾乡、河神乡、路村乡、渔泽镇、丰宜镇、吾元镇、余吾镇，这些扑面而来的长者模样的地名一次次考验着我的历史想象力。对比我的故乡漳州市所辖各县市地名：芗城区、龙文区、龙海市、南靖县、平和县、漳浦县、云霄县、东山县、诏安县、华安县、长泰县，真的太过“新时代”气息，太缺乏远古感和经典味。倘若有来生，我希望能换个地方体验不同的地理。但今生，我唯一拥有并只能拥有的是，漳州。当我在北京疲惫、无助，所能回望的也只能是这一个，漳州。

2007年2月16日，农历大年29，我在不属于我的小屋里，在海尔手提电脑前，敲打键盘写下这第一句“看一个人回故乡，喜气洋洋，他说他的故乡在鲁国”，当这首15行诗作完成时，我泪流满面，这就是后来被大家所经常记起的诗作：《父母国》。

父母国，2015年

如果没有北漂，我一定不会为故乡写下这么多首诗，2015年我把与故乡有关的诗作整理成一本诗集《父母国》，先在台湾出版，后又列入黄礼孩《诗歌与人》丛书第41辑，算是对故乡做了一次倾诉。你和故乡的关系从你一落地开始便已注定，无论你愿不愿意。你可以抛弃故乡，但故乡不会因为你的抛弃而有所损缺，故乡永远不会缺少一代代人的出生与成长，人到中年，我方明白，是你需要故乡而不是故乡需要你。

但我确确实实已失去了故乡。所有离乡背井的人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在《秋天回乡》一诗中我如此写道“她迷失在故乡拆了又建的楼层间恍然已成故乡的/陌生人”于是我抱紧阿多诺的名言来宽慰自己——

“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9、花语：您早期的诗歌，语言先锋，极富穿透力和才情。写到一定程度，有没有感到有瓶颈？要超越自己，是不是感觉很难？

2012年春节,福建连城.吴子林摄

安琪：我的写作风格多变，每一次变都是在非常痛苦的瓶颈期之后的不得不。把我的全部诗放在一起，根本不像一个人写的。伊沙经常批评我，十八般武器都想使，结果就是哪一种都使不精。但我实在是没办法，如果不变，我就只能止步。真写不下去了。

据我的阅读，诗风变化较大的外国有庞德，中国有西川、柏桦、翟永明，是那种前后期截然不同的变，改朝换代的变。此外，大部分人基本都恪守一种写作风格稳步行走，我也羡慕那些一成不变者，至少他们的诗人形象是比较清晰的。像我这样诗风多变的，简直像蝙蝠，非鸟非兽，两头不认。其他人为什么变我不清楚，我分析自己，可能与性格有关。我本身就不是意志坚定者，容易受影响，再加上自己天性包容，总能在不同诗风中看到长处，心向往之，不知不觉就想取长补短。如果仅凭自己的力量我没有把握超越自己，内心认为福建时期的长诗诸如《任性》《轮回碑》《纸空气》《九寨沟》等是我“极富穿透力和才情”的巅峰之作，余生若无神助，很难超越。

写得多不一定是好事如果你不能写得多又写得好的话，你看陆忆敏，67首就足以让后人永难忘怀。但我是真想写诗，一段时间不写诗，内心空虚，活得像没活一样，很难受。当然要写了。

10、花语：您是著名的北漂诗人。北漂应该是您生命途中不可磨灭的印记。请列举北漂初期那些帮助过您的恩人和一两个趣事！

北京十年短诗选《极地之境》

安琪：2002年12月到京，算起来也13年了。这13年里，我所呆过的公司都是诗人开的公司，所干的事大都与诗有关、与文字有关，虽然工资不高，但大家情同诗友，人在异乡，有一个舒心的工作环境比什么都重要。这里面，老巢的中视经典是我呆过时间最长的，2006-2012，六年。这六年正是我生命中最困顿最纠结的六年，老巢和同事刘不伟成了我痛苦心境的出口，人的一生应该有几个朋友让你不快乐时随时倾卸，这样方能不得抑郁症。所以我一直很感谢中视经典这六年。

在北京，一个一个诗人老板拼接成了我13年的人生路，每个环节不可或缺，感谢他们：李红（现名阿诺阿布，他选定北京大学为他公司的地址使我初到北京即能旁听许多北大课程）、祁国（在他和远村位于大兴的文化公司有过短暂逗留，期间经历非典，也初步编选完《中间代诗全集》）、张小波（在这里我从对出版一无所知到亲手完成多部图书）、叶匡政（爱读书的他每间房子每面墙都被书充满，它们同时也成为我的精神食粮）、衡晓阳（谢谢衡总让我这个电视外行有了半年的学习机会，电视不是没文化的艺术，相反，它需要更多文化）、老巢（他的优点和缺点都同样明显，但他只呈现给我他的优点，感谢你）、赵智（一个事必躬亲能力比所有员工都强的老板，佩服你）。老了以后写回忆录，我所呆过的每个公司会是很不错的线索。现在先点到为止。

11、花语：您是一个性情中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女性主义等等主义在您身上都有显现。现在，您信奉什么主义？您是否还有理想，您的座右铭是什么？

安琪：不性情，不诗人。诗人天生就是性情的注解。不性情的人一般写不好诗。这世界只有两种人，诗人和非诗人。四海之内皆诗兄弟也。当然如果要细分的话，也有性情多少的区别，此性情与彼性情不同的区别，所以诗人与诗人间在大的层面是一群（能从各种文体中独立出来），小的层面又是Ｎ多群。我属于比较平民化、比较民间、比较随意率性、比较不爱装的这种性情群体。一切以身心愉快为准。如果我在一个群体浑身不自在，我就躲。

你所说的这几个主义我都很想有，有的是曾经有，有的是依然有，有的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每个人的一生都在经历不同主义的教育，有的是被灌输，有的是自我启蒙。如果我说我现在信奉的是悲观主义你信吗？欧洲接二连三遇恐，西方文明能否持续下去？今年终于放开的二胎政策总算让中华民族的可持续繁衍成为可能，我更希望能全部放开。掌握全人类包括地球命运的各国领导人为什么要进行核军备竞赛，这些足以毁灭地球几次的核武器不亚于放置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定式炸弹……想想有一天人类不存在了，地球不存在了，能不悲观吗？好吧，你可以说这些都太大了，也不是近期内就会发生的，那就看看来自身边的各种意外、各种垃圾人垃圾食品，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哪天就遇上了。人到中年，越活越想活，也就越希望世界真美好，但我们把握不了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那就好好把握自己活着的每一天。

我的理想套用海子的话就是“读书，写作，周游中国”。“珍惜时间”好像一直是我潜在的座右铭吧，还不太习惯去拿一个座右铭来鼓励自己。

12、花语：误会，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在人生这个漫长的“通关游戏”中设置的障碍，当您被冤枉了，被误会了，您会怎么办？友情在您心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安琪：绞尽脑汁，好像还真没遇到被误会的事。心直口快的我，如果被人误会了，一定会找上门理论，把事儿说清，坏情绪不能堵，不然会得抑郁症。北京是一个最需要友情也最欠缺友情的地方，我在北京的每一份工作都拜诗友所赐，这是友情对我的恩泽。北京太大，人与人见面不容易，即使一些活动见面了，活动结束大家赶地铁，很快各奔东西，交流其实不多。在北京，能随时随地拿起电话拨通聊天的朋友越来越少，我也只能慢慢习惯，忍几次就习惯了。前面说过，我是一个珍惜时间的人，且身体素质也开始下降，对北京这种长途跋涉参加活动的劳累已有畏惧，除了外出北京，我会越来越多躲在通州。说起来小地方人更容易接洽感情，围成一桌再电话叫几个人过来是常事，这在北京，根本不可思议，等你赶过来，饭局早散了。在北京，最合适的友情还是家人，还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