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在《笑谈大先生》一文中曾提到文革后一代文人模样的坍塌。他说： “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陈丹青在此触及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经历中最凄惨的一面：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一个集体的全面倒掉。这是一个令人惊心的事实。

俄罗斯知识分子更早经历了与中国知识分子类似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苦难，然而在他们的经历面前，我们并不会感到凄惨，相反，我们感到崇高的敬意。因为在他们的苦难中，人的精神并没有被毁灭，而是更强大地被激发出来。他们的苦难迫使我们在它的面前低下头来。而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之所以凄惨，是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值得赞许的行动、意志、智慧从这一苦难的经历中成长起来，它是一种没有回报、没有酬答的苦难。这种酬报甚至在事后也没有到来。一代文人的毁灭，只换来了《随想录》、《牛棚杂忆》这样肤浅苍白的东西，付出与酬报实在不成比例。奥斯维辛和古拉格群岛没有做到的，“文革”和五七干校却差不多成功做到了。这就是彻底地毁掉人的精神。在奥斯维辛和古拉格，仍然有不可动摇的信仰、果毅的行动、反抗的意志，思想也仍然在那里运行。当荷兰纳粹警察逮捕埃迪特·斯坦因时，这位皈依天主教徒的犹太思想家从容地对妹妹说：“走吧，为了我们的人民，去吧。” 事实上，她早就下定决心要像圣人一样去赴死。一周后，在奥斯维辛，姐妹俩和766名犹太人一起被送进了毒气室。厄斯特赖歇就此评论说：“埃迪特·斯坦因的生命没有迷失在奥斯维辛，而是得到了完全的实现”。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经历了将近十年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后说：“监狱是思考的好地方，劳改营也不错。”在《古拉格群岛》第四部第一章，索尔仁尼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俄罗斯知识分子面对死亡的坚毅肖像。一九四六年的萨马尔卡劳改营，一群俄罗斯知识分子濒临死亡的边缘，饥饿、寒冷、繁重的苦役已经把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留给他们的时间不是以周计，而是以天计。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组织起了“讲习会”，抓紧最后的时间交流知识，讨论宗教教义、科学上的新近发现和经济学理论。讲习会的成员每天都在减少，缺席者已经进了停尸房……然而思想没有停止，人的精神没有被灭绝。这样的情景在中国大概永远也不会发生。

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垮掉发生在比文革更早的时候。在他们的模样坍塌之前，他们的精神早就已经从内部坍塌了。接触当代文学史，我们总是惊讶于为什么那么多作家和诗人在1949年以后就没有作品了？为什么那些曾经出色的诗人，冯至也好，何其芳也好，卞之琳也好，居然可以容忍自己写得那么坏？他们的美学趣味何以退化到如此地步？而一些人甚至可以容忍自己成为一个迫害同事、同行、朋友的人，或者甘心做一个卑劣的告密者？他们的良知又何以冷漠到如此地步？

一些批评者将1949年以后中国作家美学趣味的堕落归结为中国作家和诗人对青春写作的过分依赖。从现象上看，这听起来似乎也蛮有道理。但这样的观点却经不起深究，因为接下来的问题一定是，为什么中国现代作家会特别依赖青春写作，既然其他地方的作家并不如此，甚至中国以往的经典作家也并不如此？问题必然把我们引向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和人格中相当阴暗的一面。在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现象中，我们首先注意到一种阿伦特所命名的“无思”状态的蔓延，它最终导致了思想的全面荒芜和思考力的全面衰退。在一个被供上神坛的权威面前，思考停止了。八亿中国人交给一个脑袋去思想，其他人只管接收“最高指示”就行了。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且不去说知识分子所轻视的大众，因为在中国从来就没有人教过大众思考。但是，知识分子自身呢？他们的专职不就在思考吗？为什么也会迷失在一场如此荒诞的闹剧中？从这事实我们不难看出，即使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思考力也是一个多么匮乏的品质。从历史来看，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威的热衷，远甚于对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兴趣。依附性的人格，软弱的个性，导致了盲从和从众。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无思导致盲从，盲从又加剧了无思。我们的思想史，只是一部贫乏的解经史，或者毋宁说是一部思想的禁锢史，而且这种禁锢是在知识阶层自觉自愿的配合下进行的。近代知识分子受到西学的熏陶，才有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主张，才有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倡导。然而，1949年以后的事实告诉我们，“个人”在中国依然那么脆弱，自由、独立的精神还是那么渺茫。说到底，中国知识分子内心其实一直对权威怀着莫名的渴望——软弱的膝盖渴望下跪，懒惰的头脑情愿放弃思想。这是那种集体的“无思”状态的根源。

1938年，何其芳、卞之琳、沙汀从成都到了延安，***接见了他们。何其芳根据自己在延安的感受写成了《我歌唱延安》一文。这个以前的画梦人从此摇身一变，成了一心一意的“歌德派”。而且很快地，何其芳就不满意于这篇轰动的名文了，因为它“变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并不合领袖的意。在这以后，何其芳便以领袖的思想为思想，虔诚地“改造自己，改造艺术”。何其芳晚年颇后悔于初到延安时误会了领袖的客气，对领袖请示不够殷勤——这说明当时的何其芳还试图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1976年的何其芳悔恨地说：“我当时虽然是一个刚入伍的新兵，也应该像一个战士那样，立正着，举手致敬，等待我们伟大的领袖发出命令，交代我们去完成什么具体任务，然后奋不顾身地去坚决完成。”把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的关系，比作士兵和统帅的关系，也就是彻底地否弃了思考的意义，人的意义。何其芳的心理历程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从他身上，我们看到权威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知识分子的，而是知识分子一种内在的心理需要。放弃思想，膜拜权威，对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有着摆脱不掉的诱惑。

当然即使在文革那样的时候，也不能说中国就全无清醒的人。据说，仍然有一些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一直坚持了自由主义的立场。但这是一种沉默的自由主义。它是一种缺少勇气而且完全丧失行动力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它对权威仍然是一种半推半就的合作。因此，与其说它是自由主义，不如说它是古代隐逸主义的复现。隐逸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不但在于它是沉默的，而且在于它始终是权威的合作者。它并不真正关心人的状态，而只关心自身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它就是过分关注自身利益的产物。所以，在整个摧毁人的精神的过程中，所谓自由主义并没有发出什么异议，倒是几个天真不谙事的青年呐喊了几声，其结果当然是很快被扼杀。万马齐喑的氛围就这样造就了。在这当中，也许只有陈寅恪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实现了他自己的期许：“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陈氏一人终不能挽整个知识界的颓势。从这个事实，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中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无信。

中国文化传统中，本来缺少信仰的维度，虔诚作为一种高贵的品质也从来不为中国知识分子放在心上。宗教在我们这里只是一种话头，从未和我们的生命发生切实的联系。“我们因何而信？因我们的整个身体！因我们的所有骨头”！（《圣经·诗篇35》），这样的体验对我们不但陌生，甚至不可理喻。中国知识分子这种无信的趋势在历史上愈演而愈烈。中国士子也因此“创造性”地把佛教变成了一种思维和语言的游戏，把道家思想变成了白日飞升的迷梦和养生术。事实上，即使对圣人的话，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我们假装相信，只是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利益。在骆一禾的长诗《大海》中，万王之战最终的胜利者是“谎言之王”。我认为，这是骆一禾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观察。吴思在其《潜规则》中发布了中国历史“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吴氏定律。但是这个吴氏定律其实也还值得推究，因为中国历史并非总是暴力最强者得到最后胜利，而通常总是最善于说谎的笑到最后，或者说最后的胜利者总是那些把暴力和谎言结合得最好的阴谋家——暴力最强者不过为其前驱而已。在历史演化中，中国建立了一整套精美而完备的谎言的制度和制度的谎言。这些制度彻底地从中国知识人内心摧毁了一切虔诚因素，而把他们变成完全的实利主义者。中国知识分子对利益的热衷令人骇然。任何事实和真理，在利益面前都是无足轻重的。鲁迅所谓“人人心中，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不获则劳，即获便睡”，“且其为利，又至陋劣不足道”。不管置身什么世道，也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精神和人格代价，士人们也只想着在现实的阶梯上不断往上爬。思想和信仰都是梯子，士人们关心的只是摘取权力和欲望之树上的果子。

对利益和成功的热衷，蒙蔽了士人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苦难。他们的眼睛一个劲地往上看那成功的喜剧，而对脚下的骷髅场视而不见。这种对苦难的冷漠，对生命价值的无视，也遗传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上。从这幅肖像中我们不难认出自己和周围的人：当身边的人蒙受诬枉，遭遇不公，众人扭过脸假装没有看见；当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只因被划入不同阵营就被镇压、被流放，其余的人们只是暗中庆幸自己不在其列；当更多的人在饥饿中挣扎，死去，暂时还有一口饭吃的人总是无动于衷……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中的另一个缺陷于此暴露无遗：无爱。终于，这一切降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无爱的苦果。

中国文学中找不到苦难的地位。中国作家只关心悲欢，不关心苦难。悲欢是个别的，只关乎自身；苦难是普遍的，关乎人类的全体。悲欢使人自恋和自欺，苦难使我与人人相通。中国所以为一盘散沙也就为此了。陆游说“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就是这种自恋的悲欢了。蒋捷的词说得更明白：“悲欢离合总无情。”中国文学就是始于悲欢，终于无情。因为悲欢无法与别人相通，所以它的结果一定是无情，最后转向“如幻如泡影”，一切皆空、一切皆幻的虚无。苦难却是得救的道路，它的重点是通向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 索尔仁尼琴说到劳改营中的悲惨生活，“干枯的灵魂由于苦难而变得滋润……你正在学会爱你的亲人”。苦难由此内化于作家的生命，变成爱的力量。爱作为苦难的救赎，就从苦难中产生。我们却总是迫不及待地逃离苦难，因而也永远地错失了爱。爱，正是这片国土上一向陌生的事物。我们的圣人向来“以百姓为刍狗”；虽然圣人也说仁者爱人，但那前提是以人为刍狗。中国佛教讲不杀生，但那是功德，是以回报为条件的。在中国，就连父母对子女的爱也讲条件。除了这种交换的爱，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爱。绝对的、终极的爱，那是我们想象之外的。

同样因为无爱，我们的苦难也没有救赎。从法国大革命的苦难产生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从沙皇的苦役中产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从斯大林主义的赤色恐怖中产生了《日瓦格医生》、《古拉格群岛》……然而，从我们的苦难中又产生了什么呢？只有沉默和空白。针对中国现代的苦难及其文学表现，美学家潘知常先生曾尖锐地指出：“世纪的精神巨债，以及自己如何在成功的精神叙事中被赎回，进而如何在精神上拯救‘革命’、‘暴力’和社会主义，这一系列的问题他们（——指中国作家）还根本没有涉及”。如果《随想录》、《牛棚杂忆》也算苦难的酬报，那也许比没有酬报还要坏。除了希伯来人，还有哪个民族比中华民族受过更多、更漫长的苦难？然而这苦难却只产生空白。因为没有救赎，苦难的依然苦难，重复的一再重复。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第四部卷首引用了《哥林多前书》的话：“你们要注意一件奥秘的事：/你们并不都要死……/而是……都要改变。”但在我们这里，只有死亡没有改变。而苦难和死亡仍然在不断堆积……

无思，无信，无爱：这就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肖像。因为无思，所以无力担责；因为无信，所以不能担责；因为无爱，所以没有救赎。这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彻底坍塌的原因了。这也是1949年后诗人、作家的美学趣味完全堕落的原因了。首先是人的垮掉，然后是作品的垮掉。如果一个年轻的诗人不想重复这条道路——我无奈地看到许多当代诗人仍然在重复这条道路，这对我们真好像一堵无法跨越的鬼打墙——而渴望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渴望在诗歌事业上有所作为，而不是写写所谓的好诗、好看的诗，成为别人眼中的诗人，那么你必得学会思考，学会信仰，学会爱。我思，我信，我爱——我想，这就是做一个诗人的条件。那不是做人的条件吗？有人会问。对，是做一个人的条件，然而也是做一个诗人的条件。做一个诗人，难道不就是做一个人吗？诗歌不就是“在空无一人的世界上开始对人的创造”（奥古斯丁）吗？至于语言的才能，锐敏的感觉，渊雅的知识，这些东西当然也很重要。但这些东西对一个对诗歌有真正热爱的人，他多少具备，或者经过艰苦的自我训练，他终将具备。而思想，信仰和爱，这些东西不能从外面赋予，而只能从内部产生，所以更重要。

我思，我信，我爱，这就是诗人的条件。

我信如此。

                                                 2010，3，28

 （经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