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主持人）：

我在新疆有过许多难忘的欢聚。记得有一回，一个朋友对我说了一句让我难忘的话：“一翻过天山/你就成为你想是的那个人了。”我想把这句话稍微改动一下：“一来到天山/你也成为你想是的那个人了。”昨天晚上我就发现，一来到这儿，我们就回归本真了。我很希望今天大家在“新诗百年天山论剑”上，都能够以本真之我，亮出诗歌之剑。

吉狄马加：

诗歌本身需要人文和自然的力量。不论哪个国家，自然力量在诗歌精神中都占据重要部分。在博格达峰脚下，天池湖畔，依托圣山圣水举办百年新诗的纪念活动，寓意深刻。经过百年实践，中国诗歌无论在语言深层结构方式，还是诗歌精神延续上，和中国传统诗歌实际上联系在一起，灵魂和筋脉都没有断裂。新文化运动不仅影响了汉语诗歌写作，某种意义上，也影响了少数民族的诗歌写作。我们在做新诗百年回顾时，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也应该纳入这个范围。少数民族诗歌，是现当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民族的诗人，他们独特的审美观，思维方式，对语言特殊的把握，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汉语诗歌的贡献。

谢冕：

“五四”创造的自由诗体，表达了现代中国人的内心情感和内心世界。不仅仅旧诗有传统，新诗也有自己的传统。传统诗歌，用文言写作，“五四”运动，开始用白话写作，使得我们表达起来措手不及，以为中国诗歌改变方向了，断层了，其实不是。新诗和古典诗歌都是传统，是一条水下来的。新诗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它在唤醒民族自觉、表达和丰富人类深层次情感的作用上都延续了传统文化中的“诗教”传统。因此，走过一百年历程的新诗与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和元曲一脉相承，都是中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现在的诗人们所要做的就是怎样创作出和古典诗歌一样精美的，经得起时间淘洗和过滤的诗作。

徐敬亚：

整个新诗的开端，几乎都是胡适单枪匹马完成的，最早开始写，然后是发表、出版，然后他又命名，整个新诗的命名是他来完成的。胡适最早开始写的时候，几乎完全是在光源上、在空白处来写的。这一百年分三段：第一，肯定是最早的初创期大概到1949年就结束了；第二，1949年到1976年。然后是1976年到现在。随着三次大的政权更变，新诗带来了三次大的起伏。这三大断裂，精神世界像一个喇叭口一样，在不断扩展。

唐晓渡：

其实旧诗不是没法写，旧体诗从文体的角度，它的文体活力并没有消失，但今天对它有新的、更大的要求。律诗的背后是一个宇宙模型，律诗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的结晶，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模型。也许再指望建立一套严格的格律系统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平仄押韵是一些优秀的耳朵根据发音听出来的。新诗之所以新，是写新诗的这一帮人基本的立场是旧文化或传统文化已全面朽坏了，没有伸展的可能了，他们有这么一个基本判断。鲁迅当年提出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到1979年才落实的。但最初的一批优秀诗人，像冯至、卞之琳、穆旦，他们使得诗歌能够具有它的基本美质，使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有别于古典汉语的以字为单位的词群、语群，在担负美的功能上，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耿占春：

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崇尚量化和数据的时代正在到来。这使得诗歌、文学这样不能被量化的东西显得受到了忽略或被边缘化。这也是个多种互不相关的信息相互并置的时代，很像诗歌里多种隐喻的并置。这个时代也不缺乏感受力，而是感受力的极度扩张重塑了我们的内心，诗歌只是回应他们的一种方式。诗意并不一定非要由诗歌来呈现。不是诗歌需要诗人，而是诗人需要诗歌。穆齐尔的一个小说《没有个性的人》，那个主人公在翻阅报纸的时候，他说：还未出现天才的赛马手，天才的运动员，天才的音乐家和诗人，过一些年会有天才的拳击手，天才的运动员，不会再有天才的诗人。因为一个量的时代正在到来，一个冠军可能比一个亚军只多了0.01秒，但是他是冠军，这个世界崇拜的是数据，不可量化的东西将会被世界忽略。

王小妮：

《路边野餐》是1989年的一个电影，导演在里面穿插了许多小段的诗，主人公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印象深刻：“我不是一个诗人，我是一个写诗的人。”诗意是随时呈现的。现在是一个诗的时代，每一刻、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写诗。未来可能不会再有“诗人”这个职业，但却会有无数写诗的人。

臧棣：

我一直特别关注新诗百年的发展，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新诗写了一百年，当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的一个重要感受就是：新诗已经写得非常非常好了。我觉得新诗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目前知识界和大众对新诗有狐疑，这不是新诗对错、好坏的问题，而是文学实践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也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新诗的一个问题。

谢有顺：

近些年最热闹的是小说，但成就最大的是诗歌，这是去年在四川开会的时候，我提出的观点。我认为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已经超过了现代文学，这是个不难做出的判断，你能说当代小说没有超过现代小说吗？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你觉得写不过茅盾、巴金？你能说当代的诗歌还没超过徐志摩、戴望舒这些人？你能说写现代评论的还没超过李健吾这些人？这本来就是很容易做出的判断，但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罗振亚：

到了新世纪，别说能堪称民族骄傲的、让人引以为豪的，像马雅可夫斯基，像洛尔迦，像艾略特这样民族性的诗人没有显影，就是那样一种诗魂高迈、能够和现实发生密切、深刻联系的诗人也很少见，所以我说这个时代诗人们都有很好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创作一直站在理论的后面，所以也很难让人满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新世纪诗坛让人诟病的一个原因。

世宾：

诗歌表达了经验世界，我们现有的文化诉求，这个维度上面，新诗做得非常好。无论是语言、时代的精神强度、诗歌理想，我觉得我们的诗歌做得非常好。但是，我认为我们这一百年的诗歌空间不够，这一百年诗歌还都处在经验世界的维度上。

周庆荣：

土地不可能只选择一种植物，一种庄稼在生长，比如说，我们看到一片麦田，一块高粱，我们叫这片土地叫高粱地、玉米地、麦田。那么也就是说，任何事物，我们应该怎样从自身的努力生长开始，很难说玉米就比水稻对人类更加重要，高粱天生就超过麦子，它就有权力高高在上，不是，所以要成为一个懂得选择的人。要克服各种病虫害，克服人类的懒惰，克服各种恶劣的气候，才能努力地长成丰收。最后，整个土地就是我们人类的粮仓，从此告别饥饿。写作也是这个道理。

亚楠：

散文诗引进中国的时间很长了，应该说在引进之初发展不错，当时重要的诗人，包括小说家，包括鲁迅都写过散文诗——那时候散文诗已形成了一个高度，后来慢慢对散文诗不太重视了。建国以后，散文诗相当于变成了“小语种”，不被重视，很多报刊都把它作为一种小花小草来点缀，使得散文诗慢慢游离于文坛之外，我觉得，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其他文体的发展，特别是小说，也包括诗歌的发展有关，但散文诗自身的发展也存在问题。

从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断地回到童年，我的诗歌创作也是不断地回到童年，包括我前年写的一首长诗《如梦令》，也是回到童年。我这一生没有故乡，我的童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我的女儿的童年，包括我自己的童年，叠加起来就是我的故乡。

王兆军：

就乡村而言，农民没有文化，又没有空闲时间来关心诗歌，诗歌、绘画、戏剧必须得有空闲才行，完全没有空闲，天天忙得要死，哪有时间关心诗啊，所以从乡间情况来看，诗歌能不能得到读者的共鸣，也不完全是诗的问题，也不完全是读者的问题。诗歌是一种综合艺术，在乡村层面和经验中，它的处境也是变幻而复杂的。

余笑忠：

耿占春对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进行比较，他说，意义形成的参照物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对古典诗歌而言，自然是一种以意义为参照，包括自然宇宙，或者半神话的自然观念，现代写诗的困难在于诗歌所在的总体语境已经失去了产生共识的意义框架，一首诗就需要在自身呈现一种意义参照，通过偶然的情境形成这样一种意义模式。这种对当代诗歌写作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我非常认同这种体验。

沉河：

现在是一个诗的时代，大家都写诗了，谁好谁坏，所以图书的责任重大。把好的诗歌选出来给大家传播，把坏的诗歌让它自然消失掉，这是诗歌出版物的价值，也是诗歌出版者的责任。

张光昕：

曼德尔施塔姆自己身上就是一个悖论，他坚定地想要用非常古老的俄语来写作，来表达当代的经验，这是一种渴望，正因为这样一种矛盾，才让曼德尔施塔姆在历史上一个极端年代之后，经过淘洗之后，我们才会发现他，像发现珍珠一样，发现他的光泽。

彭恬静：

写诗，用我最适合的语言，来表达我最想表达的东西，其实就够了。当然了，去评价一首好的诗歌，或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的话，应该还有他更好的诗歌思想。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诗歌创作，各种各样的形式，五花八门，诗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它可以跟艺术，跟厨房，跟各种各样的东西杂糅在一起，但是非常自由，能够出现很多优秀的作品，我觉得这样的诗歌是能够被现代的年青人所接受的。

沈苇（总结发言）：

华山论剑是高手比武，天山论剑是高手论诗。我一直在认真倾听，“论剑”很精彩，充满了真知灼见。我坐在下面，感到自己有一点偷偷学武功的意味。一百年对个体生命来说是漫长的，对历史来说只是短暂一瞬。一百年既是一个过去时，也是一个现在时。“新诗百年”这个契机，对整个新诗发展和个人写作都是一个提醒，如何推动中国新诗更好、更健康地向前走，如何将历史的诗学和现实的诗学、以及地理的诗学融合成我们个人的诗学，这也是《西部》策划“新诗百年天山论剑”的初衷。天山天池的地理和人文高度也与新诗的百年成就相匹配，为中国诗歌打造一个思想交流、观点交锋的高端平台，是我们对百年新诗的致敬与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