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诗的标志性诗人，穆旦在中国新诗发展历史上的作用不容忽视。诗人、北大教授臧棣日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朝内166人文公益讲座”上，从穆旦与法国诗人兰波的相似之处出发，对他的诗歌进行了新的解读。

臧棣认为，穆旦和兰波两个人的诗歌气质、诗歌姿态，有很多相近之处，都有一种“温柔的疯狂”。对于批评穆旦“对传统无知”的看法，他觉得，“穆旦对传统诗歌的那种疏远、疏离，我觉得实际上是开拓了汉语的表达，开拓了对汉语的使用，在今天看来还是很有启示作用的。”腾讯文化摘录讲座部分内容如下。

穆旦和兰波都有“温柔的疯狂”

我这个讲座的题目叫：“穆旦，从兰波的角度看。”我先念两首穆旦的诗，一个是穆旦的《春》，还有一首《我歌颂肉体》。大家听完这两首诗以后，可能从诗歌的声音学上可以感觉到，穆旦的诗和他之前的两代诗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的基调特别昂扬高亢，而且非常积极，他有一种积极的语言态度，因此他的音色非常饱满。这里面他还用了很多他前两代诗人绝不会使用的词语组合。比如他之前的诗人，如新月派诗人写到欲望的时候，可能把欲望作为一个比较负面的或者比较丑恶的。但是他的《春》这首诗里面，完全把欲望当作正面很积极的词，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的一种洞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包括还有一些词，我们觉得是非常书面、非常专业的词，比如像“组合”，好像是化学课本里才看见到的词，但是穆旦把这些词和他所捕捉到的诗意非常融洽的编织在一起。

在这两首诗里面，反映出那个时代诗人在诗歌想象力上的一个转变，他们在诗歌姿态上、诗歌的立场已经出现根本的转变。以前的诗人都很小心翼翼，而穆旦处理这些诗歌题材的时候，显示了一种积极，或者说一种语言的无畏，以及更开放的眼界。

再看兰波，他的语言里一点格言，同时很有力量，他的想象力也非常丰富。最重要一点，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以前的诗歌的语言，特别是中国的传统诗歌中的语言，诗歌的结构、诗歌的情境都是封闭的形态。我们传统的诗歌美学也强调那种静穆和冲和。但是在穆旦和兰波的诗里面，我们可以感到现代诗歌语言的书写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它的开放性、边界不断往前推进。所以我觉得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新的诗歌书写的变化，增强了语言的行动性。

当然，如果从比较死板的、比较专业的文学研究角度来说的话，把兰波和穆旦放在一起很危险。如果从纯粹的诗歌阅读感受来讲，把穆旦和兰波放在一起也没什么不可以。首先两个人的诗歌气质，他们的诗歌姿态，都有很多相近之处。兰波的诗里面用了一个词“温柔的疯狂”，穆旦最典型的诗人气质也是温柔的疯狂。当然兰波的温柔的疯狂不一样，他是一种极端的疯狂。

两个人的文学潜意识里面也都显示了比较相近的立场，这个跟古典诗歌中的书写也有很大的不同。在现代的诗歌立场里，在穆旦的诗歌立场和兰波的诗歌立场里面，他们都强调诗人的新的形象。诗人是作为一个行动者出现的，诗跟语言的关系、诗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诗跟自己生命的关系，不是坐在古典的园林里或者庙宇里面静静修为、禅修所抵达的冥想境界，它都要求诗人面向充满险峻的，不断向未来延伸的，非常广阔、不确定的世界里面进行积极行动的角色。它是把诗歌作为心灵的冒险。

最核心的诗歌动机，这两个人都已经很明确，即必须来自生命的直觉。另外，这两个诗人都很纯粹，都很有决断力。在新诗史上，在穆旦之前的几代诗人，如果从诗人类型上讲的话，他们都基本上都属于忧郁型的诗人，但是穆旦不一样，穆旦对诗歌的态度包含着生命里的那种决断力。

穆旦对传统无知吗？

我们今天讲座的目的不是比较穆旦和兰波两个诗人的形象。我想是借助兰波来看穆旦诗歌的意义。

我们先回顾一下穆旦的友人，也是他的同窗、诗人兼翻译家王佐良先生在1947年对穆旦做的评价。他说：穆旦真正的谜，却是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最好的品质全然是非中国的。换一句话讲，穆旦诗里面最好的、最优秀的诗歌天赋，最好的诗歌能力，是跟中国诗歌的传统相隔绝的。后来很多当代的诗歌研究者也讲到，穆旦身上有一种去中国化的东西。我觉得也存在广泛的忽略，大家都引的是后半句，接着开始对这句话进行评述，说穆旦的这种现代主义的诗歌实践反映了中国现代诗歌跟西方诗歌的联系，开始偏向翻译体，偏向诗歌的翻译文化。跟中国传统诗歌深厚的传统根基，失去了血脉的关联，那样一种诗歌的联系蕴含被阻断了，从这个角度抒发种种的评价。

其实王佐良前面有一些话，他说：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穆旦真正的谜。穆旦身上显示出来最好的品质是非中国的，这不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的观测到的，或者说简单感受到的一个事实。他讲这是一个诗歌的谜，我称之为新诗之谜。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矛盾，穆旦的诗里面，他把最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折磨的、内心感到冲突的一种东西，通过非中国的最好的抒情的表达能力呈现出来。也就是说，最现实的、最深切的中国现代心灵的感受，居然可以不借助，或者有意识的疏远疏离中国诗歌的元素，以及中国的诗歌里面最典型的抒情方式来表达。所以王佐良讲这是一个谜。

我觉得到了穆旦这一代诗人里面，汉语本身所涉及的这样一个变革，真的是对现代诗人提出了一种挑战，语言作为一个对象，作为一种书写的领域，它不再是像古人那样寄情山水的场域。比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那个意境很优柔、很自在，我们现代诗人找不到这样一个片刻的安宁，语言真的变成一个战场，穆旦的诗里面有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在穆旦的诗歌里面，跟这样一种变化相联系的就是，现代汉语从书写本身来看的话，它真的变成一种行动。穆旦的诗里面，他的场景不断的移动，其实是语言本身不断的寻找跟生活发生关系、不断寻找跟现实跟历史发生更深刻、更直接关联的一种行为。所以如果我们再继续用古典框架去看的话，在现代诗歌的书写里面，语言本身的使用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场域。在古典诗歌书写里面，诗人和自然世界的关联不是这样，他可以是心灵的世界，也可以是一种文化的，相对来讲很静止的一个领域。

所以我觉得在穆旦的写作里面，可能体现了这样一种非常可贵的东西，穆旦的写作，他顺应了汉语从古典到现代的变化。在他之前很多诗人抗拒这个变化，或者对这个变化犹犹豫豫。比如说闻一多就很犹豫，他总想在这样一个变迁里面去尽量的弥合、缩小，甚至无视这样一个变化，把这样一个变迁看成表面的东西。穆旦的写作不是这样，穆旦写作体现了更深邃的汉语的直觉，换句话讲，展现了更浑厚的历史意识。穆旦的诗歌里面，他所有的诗歌场景的选择，对题材的处理，他所采用的那样一种抒情的立场与视角，某种意义上都有一种历史意识在里面。穆旦的诗歌主题里面，如果你去追寻诗歌和历史的关联，它的历史的纬度也是非常深厚的。换句话讲，王佐良所说的传统在穆旦身上的缺席，或者说穆旦有意采取的对汉诗传统的回避，可能并不真正表明穆旦对传统的无知。某种意义上，对传统的无知，可能恰恰是一种更深远的、眼界更开阔的历史意识的重建，是对传统意识的回应。

说到穆旦的对传统无知，很多人都说这是穆旦这一代诗人，特别是穆旦所代表的现代主义的诗歌方向对传统的背叛，一个疏远，所以郑敏认为这也是新诗失败的一个原因，或者新诗走入歧途、走入没落的一个原因。其实大家去想新诗史上现代诗歌和传统断裂的话题的时候，这个话题当然很严肃，但是在这个严肃的话题需要严肃对待的同时，可能大家也需要一点幽默感。比如看西方的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观念史、艺术史时，这个断裂经常在西方的世界里面发生，比如马基雅维利在政治哲学上对西方政治哲学的颠覆，到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对西方哲学的颠覆断裂，那比我们五四时期那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所做的反传统、所做的颠覆要深厚得多。如果大家去读的话，去看这些西方思想家做的工作，他们所做的颠覆、断裂、反叛，那才真是具有颠覆性、震撼性，才更彻底。我们现代诗歌史上，大家所熟知的，或者说被灌输耳熟能详的跟传统的断裂，其实跟这些西方文化史上所做的断裂相比，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或者说非常皮毛。但是你反过来再去看，至少在我们的大部分人眼里，西方这样一个文化的延续性，它还是一个整体性的，当然这个整体性也是打引号的，它还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整体感。

所以我们今天再去想五四那代诗人，或者大家想新诗和传统所做的断裂，或者说穆旦所选用的新诗语言，所做的这样一个实践，所表现出来的去中国化，或者非中国性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幽默感。这个断裂本身，当然一方面把某种很表面的文学联系性，或者文学传统的链条，他做了一个解套或者说松开的方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以前的传统在适应性方面，在接受新的事物方面，它的那种迟钝，或者它的那种惯性，它没有那种开放性，不善于开拓精神，可能也有问题。所以五四那代诗人在口头上做了很多很激烈的宣告宣誓，但是大部分诗人，就像穆旦做的这些工作，可能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他对传统诗歌的那种疏远疏离，我觉得实际上是开拓了汉语的表达，开拓了对汉语的使用，在今天看来还是很有启示作用的。

穆旦的诗歌，比卞之琳要开放

回过头来再去看兰波的视角，在兰波的诗歌观念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宣告，兰波曾经讲过，“我必须绝对现代”。如果我们去联想王佐良对穆旦的评价，他身上没有中国的元素，或者说非中国性，这也是一个必须绝对现代的例子。我觉得“必须”里面反映了一种省察，第一是生命内部的自我省察，二是对生命处境，比如世界不断变化，这样一个处境的观察或者说一种洞察。

另外，什么叫“绝对”？这个态度里面也有一种果决。什么叫“现代”？孔子现不现代？你看孔子的话，有些话很现代。你去想柏拉图的话，柏拉图的话也很现代。所以庞德曾经讲过，可能越古典越原始的，可能换个眼光看，它可能最现代。古代和现代的界限，也要把它想得幽默一点。

但是兰波讲的这个现代里面，他对现代的呼吁，这个现代的含义里面，不光是时间上的标记，或者说历史不同形态上、特征上的标记，它更多的可能涉及到内心一种生存感，或者说生命的一个直觉。这句话里面包含一个含义，就是冒险性。在现代世界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如何使用语言，语言使用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语言在替我们冒险。

这种冒险的本质是建立在诗歌信念之上的，就是兰波讲的“我是一个他者”。这个冒险的基础即必须绝对现代的一个出发点，我首先要相信心灵，心灵可以通过语言来塑造，我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我能够在生命体验里面达到对心灵的捕获或者对心灵的觉察。兰波的“我是一个他者”这句话有点像萨特讲的“存在先于本质。”

你可以看到从兰波到穆旦所展开的这样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的诗歌的书写，或者诗歌的现代书写里面，它展现这样一种对语言的信念，通过诗歌的积极的书写、积极的表达呈现。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不确定的、被建构的、被我们通过积极的使用语言来重述的他者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这样一个行为里面，我们能够领略到，或者能够体会到，或者能够在生命的瞬间，体会到最真实的那个“我”。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再去说，可能某些诗人说穆旦的语言好不好，或者不符合汉语的质地，我觉得这个有点狭隘，而且这个不重要，如果你有这个看法，一定有相反的更激烈的评价。

另外再讲一个话题，怎么看穆旦，怎么评价穆旦的成就，我自己也曾经很犹豫。比如说，在我自己对现代诗人的评价上，就诗意的纯熟来讲的话，卞之琳高出穆旦很多，如果你看卞之琳对语言细部的处理，卞之琳对汉语的诗意的把握，对汉语很微妙的质地的安排，从诗意的纯熟角度来讲，卞之琳要高出穆旦。但是如果讲到诗歌的伟大，卞之琳的诗歌里面没有可能性，他可能写出二三十首很不错的新诗，再写的话，都是某种意义上的重复，他不具有汉语书写的可能性，新诗的那种可能性。但是穆旦不一样，穆旦的新诗书写是开放的，他的写作带来的那种抒写，他的诗歌里有更多的呼应、对应，在不同层次上的对应，他所带来的那种活力、启示性，或者他预示的那种汉语表达的可能性，比卞之琳要开放，可能比卞之琳提供的机遇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