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兰波（1854 —1891)。他给他母亲和整个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他离家出走，到处游荡，酗酒、嫖娼，几乎饿死；他写作诗体宣言，反抗社会、宗教、道德以及文学。他19岁就决定了结一切。从那以后，那曾经试图帮助他的巴黎文学界失去了他的音讯。他一开始在欧洲各国流浪，干过各种各样的活计；后来，他又去了非洲。在阿比西尼亚，他贩卖过军火、黄金和象牙，曾经带着他的大篷车队深入到黑色大陆上那些无法到达的角落。他挣了很多钱，在哈拉雷他建起一座宫殿，并参与了当地的政治阴谋。所以，他在非洲过的是一个白人冒险家的生活，约瑟夫康拉德在小说《黑暗的心》中，曾将他描述为比利时贸易公司的买办库尔茨。

他刚刚30出头，就死于腿部坏疽。死时他还不知道，他的名声已经由于《地狱一季》和其他留在巴黎的诗稿而大振；他被认定是一个天才。他变成了20世纪最著名的文学神话。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有三个人物受到欧洲文艺界的特别关注。他们是：惠特曼，一个高大的老头，尽管在一些译本里已能读到他的诗，但他还不太有名；第二位是奥斯卡·王尔德，"戴天鹅绒贝蕾帽的安提努厄斯"，唯美主义和同性恋的典范；最后一位就是兰波，他是狂野、邋遢、反叛乃至禽兽不如的象征性代表。当时新生的波兰已经知道兰波。米利亚姆·普热斯米茨基他自己办的杂志《幻想》上刊出了《醉舟》一诗，那是由他自己翻译的。优雅的人们会在咖啡馆里讨论这位法国诗人的古怪言行；据说是他发现了元音的颜色，每一个元音都有一种颜色。儒泽夫·维森霍夫是一个极为精致的作家（《泼德菲利普斯基》的作者），曾戏仿现代派(modeme)。我想，是在他写于1911年的一首诗中，他描写过一个岛屿，岛上的一只大猩猩发现自己能够 “看到声音中的颜色，闻到词语中的气味”。我根据记忆转录其中两句：

听着兰波的话，他感到自己的两腿在发抖。

不过，真正开始喜欢兰波的，是与《斯卡曼德》杂志有关的那些诗人。1916年，在基辅，亚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和梅切斯瓦夫·瑞塔尔德翻译了兰波的《灵光集》。在《卡西达斯》（Kassidas)—书中，伊瓦什凯维奇接受了散文诗这种新的文体形式。他的《向兰波祈祷》一诗完全是一次精神的会合、灵魂的召唤。很快，于连·图维姆和安东尼·斯翁尼姆斯基也加入到了翻译兰波的行列之中。我们可以说，年轻的图维姆一开始具有惠特曼的特征，后来转而具有兰波的特征。充沛的词汇、奢侈的语言、丰富的色彩，这些都是波兰语在经历现代派（modeme)语言阳痿之后的革命性标志。而波兰语诗歌，正如许多其他语言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兰波。在这一方面，惠特曼的影响比不上兰波的长久，王尔德的更在其次。

不过，支持兰波神话的并不是他的艺术创新，而首先是他对既定行为规范、对他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反叛，不仅如此，他还反叛整个社会。就好像通过他一生的经历，他预见并确立了某种范式，这种范式会在他死后几十年内重复出现。1960年代美国青年的反叛难道不使我们想到：个人反叛已经扩散到了由波德莱尔们和兰波们组成的群体，包括这一代人进一步的种种冒险行为？兰波自己认为，他的那些青春期的焦虑和绝望，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是有好处的。后来，他转向了所谓严肃的事情——挣钱、介入政治。"雅皮士"那一代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

兰波首先得到了一小群法国作家的赏识。他们开始说他，写他。起初，是各国的流浪艺术家知道他的名字，后来，他的声名扩大到了更加广泛的公众领域。这类似于波浪的运动。塞尚和凡高跟兰波几乎是同时代人，他们的名声也是以类似的方式，传播到更多的一些圈子里。虽然现在人人都知道他们，而不知道兰波。但是，兰波在诗歌上的重要性正如他们之于绘画。他们之所以家喻户晓，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在国际市场上卖出了天价。

一个神话要围绕着某个特定的名字形成，必须符合几个条件。无论什么事，只要发生在法国，都会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至少欧洲人阅读法语书刊。在拉丁语一统天下的时代结束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语是人们必须懂得的语言。当然，在其他各个国家，也有粗野的富于反抗的诗人出现，但他们制造的只是一些区域性的故事。同样必要的一个条件是：恰逢其时。在兰波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和革命美梦搅和在了一起。没有人知道，兰波是否真的在巴黎公社的街垒中战斗过；但神话自有它的意义。也许人类社会需要一些名字：作为缩写的名字、形成某种速记符号的名字以及作为代用语的名字。在波兰，这些名字都由浪漫主义诗人提供。比如，密茨凯维支的名字、爱智者的实验、先人的夜祭——所有这些都融合于整个神话。在寄生文化（波普艺术、后现代主义）中，任何形象都转瞬即逝。我们无法对这样一个问题避而不答，即，既然寄生文化剥削所有的人类成就，那么这些速记符号到底会怎样？作为符号，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可能会得到加强，而现实将从它们之中渗漏出来。诗人兰波想只通过"放纵他的所有感官"，就达到那无法表达的境界。后来，他陷入沉默，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商业冒险家。他的生平在长时间内将成为电视剧制作者们喜爱的题材。  米沃什论肯尼斯·雷克斯洛斯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加利福尼亚诗坛的领军人物是罗宾森·杰弗斯。后来，到了1929年，雷克斯洛斯由芝加哥移居到旧金山。他成了青年诗人们的监护人兼导师。他欢迎任何创新，同时反对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杰弗斯。他曾在文章中无情地抨击过杰弗斯。

—个欧洲诗人不可能像雷克斯洛斯，包容许多相互矛盾的因素。他是一个革命活动家、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神秘主义者、英国国教的虔诚信徒，临死时又成了罗马天主教徒，实际上，他是个佛教徒。

他是个诗歌英雄，他能以诗歌为职业（在美国、也许在任何地方，这都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他甚至连高中都没毕业，所以他打动不了教授们的心，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愿意招收他。只是到了晚年，在他成名之后，才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当上了教授，有了一点钱，享受到了安宁。

我认识他，接受过他的许多好意；那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姓氏的缘故——尽管很久以前，在1955年，雷克斯洛斯就出版过一卷他自己翻译的奥斯卡·米沃什的诗歌。善待其他诗人似乎是他的天性。我会给他的传记作者们留点余地，好让他们写出一个准确的他，不必为他唱出过多的高调。他们可以列举他的矛盾之处：他夸口，撒谎，欺骗，祈祷，犯过重婚罪，背叛过四位夫人中的每一位，而他又相信婚姻的圣洁；他像一个偏执狂，对朋友们疑神疑鬼。

我给他看过我诗歌的第一个英译本的稿子，那主要是我自己翻译的。他赞赏有加。由于当时我的英语水平不太高，我问他为什么喜欢我的翻译；他回答说：“一个能够倾听某一种语言的人就能倾听所有的语言。”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正确。我的英文版《诗选》出版于1973年，序言是他写的。在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几天之后，他就从圣巴巴拉分校打来电话，表示祝贺。我告诉他我对他早年给予我的支持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