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昌耀为“行者”不是我的发明，实乃他本人的自谓。1990年春夏之交我和他一起在杭州充任“西湖杯诗歌大奖赛”的评委，会议正开得热闹，他却不知怎么想起，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一边努力打开他那如同半僵棉桃般的微笑，一边讷讷地说：“这个……给你……自己做的。”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张薄薄的名片，在别人通常悬挂最得意的身份的地方淡淡地印着：百姓、行者、诗人。

说来惭愧，那时我虽知道“行者”一语出于佛门，与“居士”相对，却因小时多闻武松武行者，孙悟空孙行者，而私以为凡行者必是堂堂英雄，至少具有某种英雄色彩。王少堂的《武十回》中，武松于狮子楼斗杀蒋门神和西门庆后，又潜入张府杀了张都监全家，再割下一片衣襟，蘸着死者的鲜血在白壁上大书：“杀人者，行者武松也”，那是何等的气概！而眼下这其貌不扬、在所有的场合都形如缺席的昌耀居然也自称“行者”，岂不可怪？

回来即翻查《辞海》，其“行者”条释曰：行者，住在佛教寺院里服杂役而未剃发出家者的通称。一般也用它称呼行苦行的僧侣。《释事要览》卷上：“《善见律》云：‘有善男子，欲求出家，未得衣钵，欲依寺中住者，名畔头波罗沙。’今详，若此方行者也。经中多呼修行人为行者”。

如此说来，倒是我的私见有误，而昌耀自谓“行者”更近乎本义；我不禁汗颜且肃然了。

不用说，我对昌耀最初的印象，恰恰就是一个修行人，一个修苦行的人。

我与昌耀相识于1982年夏天在新疆石河子举行的“绿风诗会”。当时我初涉诗坛，与会者又多得要命，以致除了那些打眼的“泰山”、“泰斗”和风云人物外，一时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但昌耀是个例外，我几乎是一瞥之下就记住了——事实上我不可能不一下子就记牢他，因为他刺痛了我。我说的是从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的深处艰难浮现的笑容刺痛了我。这笑容似乎完全不牵动两颊的“笑肌”，似乎在浮现的过程中一再横遭狙击，结果不得不倒退回来，聚集在嘴的四周，迫使嘴唇向前努出。若不是两眼中盈盈着笑意，你不会认为他在笑，充其量介于哭笑之间，或干脆就是在哭。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苦的笑——不是苦笑，而是由笑见苦；其两眼之于表情，恰如清泉之于戈壁。那天整整一个晚上我都在琢磨给这种笑找一个比喻，最后我想到了“半僵棉桃”。有过植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指因遭了虫而发育不良，不能抽絮的一种棉桃。

又过了6年，又是夏天，我取道青藏线，去拉萨参加西藏文联举办的“太阳城诗会”；昌耀也在受邀之列，于是友人建议与他同行。其时他的诗我所读不多，但《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和《慈航》已足以让我对他充满敬意，还有某种克制不住的好奇心。

如约去拜访他的那晚和朋友们一起喝了点酒，虽不致熏熏然，却也有点“飘”。西宁街灯的幽昧不明使天显得奇怪的黑。昌耀脸上依然挂着“半僵棉桃”式的笑容。他把我们让进屋，招呼我们分别在椅子和双层单人床（记忆中这是屋里最象样的家俱）上坐下，自己却站在当中，不停地搓着手。显然他非常兴奋，却又因待客经验不足而有点不知所措。稍延片刻，大概是受我们带进来的酒气的启发，突然说：“我们喝酒吧”，言罢并不等我们表态，转身就出了门。

不一会儿回来，右手攥着一瓶葡萄酒，左手拿着一包牛肉花生米什么的，语气中充满了真正外行的歉意：“中国红……我不懂，也不知道好不好……”然后为客人们一一斟上，自己也留了一杯底。然后搬来一张小杌凳贴墙坐下。

看得出他放松多了，似乎卸下了一桩心事。除了不断劝酒外，他很少主动提起话头；接客人的话茬也相当节制，也许是过分节制了。不知是灯泡的功率太小还是电压太低，屋里的光照明显不足，以致在间或冷场的时候，会有一种空旷的感觉。奇怪的是这种空旷感并不令人尴尬，反倒有一种默契的意味。我想这主要是受了他目光感染的缘故。是这样一种目光：诚恳、沉静、温和，略略有点拘谨，同时满含着期待。

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而仍然葆有这样的目光，非注重内心修为，且修为深厚者不能！究竟有多深厚我说不好，可以肯定的是要远胜过他的苦。其后不久我读到了他的《斯人》一诗，极短，三行而已；然境界阔大，意绪旷远，足以见其襟怀：

静极——谁的叹嘘？

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援而走。

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

那次我们同行的计划差点受挫，事实上已经受挫了。我们一行四人乘火车抵格尔木、住进招待所后不久，昌耀不知怎么就拉起了肚子，且狂泻不已，势不可当；不出几个小时，人就脱了形；第二天早晨再见到时，竟已是一副摇摇欲坠的模样。事已至此，硬撑是没有意义的——汽车可是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呢。他只好一脸沮丧无奈地与同样一脸沮丧无奈的我们话别：“真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很遗憾……对不起……你们走吧”，说着拿出他事先准备好的小氧气袋：“这个，我用不着了，你们带着。我在这儿休息两天，等缓过劲来，就……就回去……唉，我的运气真不好。”

可是你猜怎么着？等到会议正式开幕那天，即我们抵拉萨的次日，我刚进会场，就见屋角沙发上坐着一个人，满脸半僵棉桃式的笑容，却不是昌耀又是谁！细看时红光满面，神闲气定，半丝病容也没有；而我们一个个的高原反应尚未过去，还需时不时地偷一口气呢。我为这戏剧化的一幕惊讶不已，他却反而腼腆起来：“那也没什么。你们走后我自觉好了些，想想一直要来西藏，走到了格尔木还要回去，心里不是滋味，一咬牙也就跟来了。”

这件事如电光石火，让我一下子窥见了在他瘦弱的身躯内部，生命深藏不露的坚韧和强悍。假如不是这样，他早已窒息于那长达20年的苦难漂泊中且不说，他的诗也决不可能如已故骆一禾所形容的，具有那种“阳光垂直打向地面”的力量！

不过，仅仅是坚韧和强悍，尚不足以成全这种“阳光垂直打向地面”的力量。对昌耀和他的诗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对生死的彻悟，是从经验中提炼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和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的信念。对生死的彻悟同时提供了锻炼语言所必须的锤和砧，使之更加敏感、锐利和坚实；对爱的信念则不断开掘、催化和澄清那来自生命底蕴的巨大激情，并将其导入形式的河床。此外还必须考虑他对不同诗歌风格的非凡的汲取和融汇能力。如果有机会集中讨论他个人的诗歌谱系，我想可以举出杜甫式的沉郁顿挫、惠特曼式的长风浩荡、李贺式的云诡波谲和埃利蒂斯式的跳脱透明，包括青海民歌的质朴纯真对他的影响。这些性质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风格要素的奇异溶合，拥护着他诗歌语言的高能量。

和语言的高能量相反，昌耀在诗歌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宽厚而尊严的低姿态。他从不跋扈，从不自认真理在握而扮演“先知”或“代言人”的角色。他的视角总是自下而上或平展的，尽管总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当然他也有像屈原那样自美的时候。比如在长诗《慈航》中你就能读到这样或许是过于清丽的句子：“我不时展示状如兰花的五指/朝向空阔弹去”；但假如你注意到紧接着的“触痛的是回声”，就会明白“我”并没有以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自居，相反突出的是他孤独的困厄；由于诗中真正引领慈航的，是世俗而神性的爱的伟力，你甚至还可以读出诗人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反讽意味。

另一方面，正是这首自传色彩很强的长诗（也可以认作一首小小的感情史诗，或他自己说的“行动的情书”）揭示出，“低姿态”同样是昌耀诗歌能量的源泉。在忆及“昨日的影子”时，诗人一无例外选择了动物以至非生物的意象：旱獭、大雁、古猿、红狐、黄鼬、鸱鸺、旷野猫、鹿麂、磷光等等；在谈到“前生”时，干脆设想自己“曾属于一只/卧在史前排卵的昆虫”，“一滴/熔在古鼎祭神的/浮脂”。要说“低姿态”，至此恐怕无法再低了；然而，那些喜欢在诗中俯临万物的人不会想到，姿态越低的，越接近大地，越接近事物之根；最大的空间和纵深，恰恰属于那些姿态最低的人。当昌耀一一认同那些似乎渺小不足道的事物时，他也使它们一一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成为支持他写作的隐秘而庞大的根系和气场。

关于昌耀的低姿态有许多话可讲。比如苦难的长期压抑，比如诗人擅长的原始思维；但我更想说的是，能始终在诗中保持低姿态的人，必是定力卓越的人，必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活着，与万物同在的人，是如T.S.艾略特所说，成熟到可以对世界说“是”的人——只不过这里的“是”不是Yes，而是It is，是to be。

然而世界对诗和诗人却似乎更货倾向于持not to be的态度。1994年下半年我曾接到昌耀的一封信，语气激愤，备陈他出版诗集《命运之书》的种种艰难曲折；另附致诗界朋友和读者的一封公开信，吁请他们的援手，条件是：凡资助10元者，诗集出版后寄赠一本为报。他希望我帮助在《诗刊》发布此信，以“玉成”他“自救”的愿望。

我当然立即照办，同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悲哀——为他，为诗，也为这个世界。我知道以昌耀之沉静自尊，不到万不得已，断不会出此下策；而依他信中所述，这“下策”已是“上策”、“上上策”了。我想到距我上班处不远的一家酒店，那里每晚光顾的豪强大款们的汽车首尾相接，有时竟能排出一、二百米；而耳闻中他们一顿酒席的耗费，按当时的价格计算，用来印制一本诗集已绰绰有余。

但我同时也感到骄傲——为昌耀，为所有仍钟情于诗、信守诗的世界的诗人和读者，也为我尚能跻身他们的行列。我想到一位美国诗人的话，他说现时代的诗人，就是那些身在商品社会，而又仍然“苦苦坚持赠送礼品的人”。

我当然也想到了昌耀“行者”的自谓，想到他那半僵棉桃式的笑容。显然，他，以及一切像他那样的诗人的修行生涯还远远没有完。

我甚至想到，我自小对“行者”一语的误解是有道理的：被抛入商品社会，知其不可而又“苦苦坚持赠送礼品”，这样的人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又是什么？

1998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