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共同的辨认

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召唤，以及被召唤者对这样的声音的辨认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者说，你听到的一定不是对方的声音，而是你的心灵，是你身体深处固有而沉睡的部分，在这样的召唤中的苏醒。事实上，我第一次接触到米沃什是在１９９７年，他几乎与帕斯同时来到了我的书桌前。但帕斯向我敞开与分享他的洞见时，米沃什之于我依然是陌生的。直到七年之后，直到阿米亥、沃尔科特、曼德尔斯塔姆们纷纷与我分享语言的秘密与生命的启示之后，直到我渐渐理解了，１９９７年的第一次相见，并非一种拒绝，而是在酝酿，并积攒出一次真正的相遇，那如电闪雷鸣般的辨认。

２００４年对我是重要的，它是我迄今持续了十一年的诗歌笔记《诗之思》写作的起点。而它之于一个诗人的成长的意义还没有来得及显现。我是在完成了近两百个章节的书写之后，才意识到它之于我的重要性的。它们不再是一些语言秘密的梳理，而是一个生命在语言中不断得以澄清与完善的契机。

“文学不是一个竞技场，它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文学的终极意义不是为征服或超越一座大山，而是去化解大海中迎面而来的大浪。写作的意义正是为了一次次将我们自身从生活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在山的另一侧，当道贺的人群向我走来，我想，我不是翻越了一座大山，而是化解了一个固体的波浪。”（《诗之思》第５４节）。

几乎在我写下了这段文字的同时，米沃什向我敞开了他，或许同样作为二十世纪中最为深刻的洞见。１９４５年的米沃什，一个几乎与２００４年的我相同的年龄。“不能拯救国家和人民的／诗歌是什么？／一种对官方谎言的默许，／一支醉汉的歌，它的喉咙将在瞬间被割断，／二年级女生的读物。／我需要好诗却不了解它，／我最近发现了它有益的目的，／在这里，只有在这里，我找到了拯救。”（《献辞》米沃什）

诗是什么？诗是一次次自我争辩吗？诗一定是我们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在语言中的凝固。诗是对事物真实的勘探，是我们必须独自穿越每个时代那如此纷繁复杂的幻象后，与事物的本质，与那深处的真实的相认。在更多的时候，诗人被誉为“预言者”。但真正的预言并非作为一种发明，而是发现，是他对事物的洞察为他成功避开的“历史的傻话和种族的激情”的诱惑之后的澄澈。

或许，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纷繁复杂，也最为起伏激荡的一个世纪。二十世纪并不始于二十世纪，它始于“上帝之死”，始于信仰的坍塌，始于意义的被驱逐，始于恶之花，始于这可恶但我们必须与之生死与共的“现代性”。但二十世纪又是现代性的负面因素积聚到一个临界值后集中爆发的一个世纪，是恶之花结出了它的累累硕果的一个世纪。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仇恨，那么，这恨有着更为遥远的孕育。

诗人一定是一个时代中，那最敏锐的器官。所以，米沃什的吟唱才会这样动人心魄。“真希望最可怜的恶魔，地狱的侍者，／从报春花的叶子下面露出他的角，／真希望伐木的天堂的使者／拍打着小小的翅膀从云上飘落。／／请理解，当人类必须从独自在地球上／去发明新的天堂和地狱，是多么的艰难。”（《艾德里安•齐林斯基之歌》米沃什）是啊，当人类必须从地球上去发明新的天堂和地狱，是多么的艰难！

二十世纪已然过去，但现代性带给我们的困境依然在这里。

“这注定是一个绝望的时代吗？或者说，这个时代的写作是一种绝望的写作。

这甚至是这个时代形式主义盛行那根本的原因。艺术退缩为一种纯粹的技艺，它不再作为我们悟道的副产品，不再是我们对真理世界探索过程中那些沿途的风光。

但诗人必须成为这样一个艰难的时代重获信心与勇气的那根本性力量的一部分。当我们发现真理世界从来在那里，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盲目而发生一丝的晃动与坍塌。我们曾经的绝望，不过是在两片广阔的陆地之间的一截狭窄，但并不漫长的走廊。

那么，我们将不再为当下形式主义盛行的艺术潮流，不再为那些专注于技巧与语言的打磨的诗歌，那些用放大镜来观察肚脐眼的写作方式所困扰。是的，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要广阔得多。我们的诗歌也不仅仅能触及感官，更要触及我们的心灵。我们必须在语言中构筑起通往心灵的通道。”（《诗之思》第４５５章）

在米沃什去世之后的第四年，我写下这些，同样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次致敬，是在这薪火相传的致敬中，我们共同完成的辨认。

所有的诗人都是犹太人 

犹太裔作家、诗人对我的吸引迄今依然是一个谜。我曾在一位诗人同行的要求下，罗列我最为心仪的诗人名单时，竟然发现，这个名单超过一半是犹太裔，这个名单包括：阿米亥、卡瓦菲斯、曼德尔斯塔姆、保罗•策兰、布罗茨基……这不能不使我对一个地理上或许是如此遥远的族群产生一种强烈的好奇。

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一个曾经孕育过耶稣，却又世世代代无家可归的种族？苦难，还是辉煌的？被祝福过，还是被诅咒过的？或许，是同时被祝福与诅咒过的。

这尘世中已不再有他们的故土。他们的家不在这里，他们的家是一本薄薄的书，是最初的光，是主说的，“要有光，然后就有了光……”是那将一个如此破碎的世界凝聚成一个整体的，是那些最初的字与词，那些最初的力。或许，还有一个文字深处比任何的族群，比任何单独的人都更为久远的传统：每个礼拜中的一天，在太阳落山到另一次太阳落山之间，不论是国王、还是农夫，所有的人都放下手中的工作，用来独处、冥想与反省。是这样的传统，是这样的一个个瞬间，使得上帝的面容得以在尘世显现与辨识。同时，这样的传统，又作为上帝的一次新的祝福，并源源不断地塑造这个民族。

是的，只有对这样的一种传统的辨认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犹太诗人们几乎天然，也轻而易举地避开词语的繁复与技巧的花样翻新带给现代诗人的一种致命吸引。是的，在他们说出第一个词语之前，他们就已然知悉，词语永远不会作为一种目的地的存在，它们作为真理、道或者神从窗口递给我们的一把梯子，又不得不成为这尘世万物那共同的局限性的见证。

从另一个意义上而言，这一群人从一开始，从他们自身的源头就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或者说是一种在“上帝之死”后，不得不向语言内部塌陷的现实，一种几乎必然的形式主义者。而一群人依然珍视自己的天命，在这个日益碎片化的时代中，他们愿意赤裸着，他们愿意放下语言与技巧，以与真理相遇，他们愿意穷尽所有的力量，并积攒出那重回一个整体的力。

如果说在波德莱尔之前，诗歌更容易获得一种抒情性的话，那么，在波德莱尔之后，诗歌的思辩力量得到了显著的加强。这种思辨性同样不是一种发明，而是历史的螺旋式线性在这一侧的一次凸显。

这种变化的深处，同样对应的是一个信仰的时代在褪去，以及一个哲学的时代的重临。相对于信仰时代的一种信的激情，怀疑已然成为一个时代夜空中那些新的弥漫开来的黑暗。是的，这新的，哲学的时代，这致命的怀疑，这可怕的，这在一个完整的世界坍塌，破碎之后的，那么漫长的茫然与绝望，这注定需要一种更为深刻而伟大的怀疑才能得以重新揭示与显现的信仰的出口，这漫长的长夜之后，终将迎来的，又一个电闪雷鸣的时辰。

而这之间的断裂同样隐藏着古典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悬崖：“或许，相对于古典时代的我们的同行，这新的一次辨认与见证会更加艰难。因为对李白、杜甫与苏轼们来说，真理是不言自明的，道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诗人只需要通过他的所见所闻，通过他眼中的一草一木，通过命运带给他的起伏与皱褶来确认，来说出生命深处的感动。而作为一个现代诗人，我们必须更加地凝神，我们必须通过一次次地，与自我，与他人，与时代的争辩，来为真理赢得它的必然与合法性。”

或许，在这个个体尘埃般孤悬的时代中，我们终将不再孤单，当我们从另一个族群的诗人同行，从曼杰尔斯塔姆、保罗•策兰、布罗茨基们那里源源不断地获得滋养、激励与启示。

叶芝的幸运

男女之情的排他性，就像诗人对独特性的孜孜以求。它们既是人世激情的一种隐秘源头，又作为我们自身局限性的见证。

爱情历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古往今来的沉吟者中那些最为卓著的人群里，以爱情诗传世的例子或许又并不多见。就像在古典汉语这一侧，从屈原到嵇康、阮籍、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苏轼，爱情题材在他们的写作中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一重大主题的一种有意忽视。或许，如何在一种如此狭窄的激情中，获得一个向更开阔处敞开的契机从来是不易的，如果不说是一道千古难题的话。

如果我们更加细致地去辨认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所有圆满的两性之情都大抵是无疾而终的。圆满往往是一道魔咒，在这个注定不得圆满的尘世中，正是圆满将我限定在了事物自身那逼厄的空间中。这也是几乎所有真正的诗篇都来自于一种挫败的体验的原因。或许，离我们最近的诗人中，叶芝可以引为一个最为显著的例证。他的幸运恰恰来自两性情感中的不幸，在对毛•特岗的一种绝望的坚持中，最终使他笔下的文字，从两性的一种狭小而逼厄的空间中挣脱出来，并孕育出了对生命更开阔及更深远处的领悟。“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任何建筑于青春与肉体之上的欢娱都是短暂的，它们都是死亡的盟友，而诗注定是对这种短暂与易逝性的克服，是我们对比我们自身，比任何有限的存在活得更长久的渴望与努力。所以诗人是唯一的，所以他才会去“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当在漫长的坚持与等待后，传来了毛•特岗的婚讯。那心底的冰凌，不，那几乎是一个冻结了的湖泊从他心底喷涌而出：“突然间我看见寒冷的、为白嘴鸦愉悦的天穹/那似乎是冰在焚化，而又显现更多的冰，/因而想象力和心脏被驱赶得发了疯/以至这种或那种偶然的思绪都/突然不见了，只留下记忆，那理应过时的/伴以青春的热血，和很久以前被勾销的爱/而我从所有感觉和理智中承担起全部责备，/直到我哭喊着、哆嗦着，来回地摇动 /被光穿透。呵！当鬼魂开始复活 /死床的混乱结束，它是否被赤裸裸地 /遣送到道路上，如书上所说，被上苍的 /不公正所打击，作为惩罚？”

即使是在这样悲怅与绝望中，诗人依然保持着一种尊严与理智，并试着去尝试与理解，一种来自上苍的惩罚背后的公正性。

把叶芝定义为“20世纪最后的浪漫主义诗人”是颇具洞见的，虽然这洞见是建立在他将他的这个时代称为是“最后的浪漫主义时期”这一个人预言或判断之上的。但另一方面，这一洞见或许又是仅限于英语世界的。或许，几乎与叶芝同一时代的德语中的里尔克，以及稍晚于叶芝的俄语中的曼杰尔斯塔姆与茨维塔耶娃可以互引为知音。他们在数量上终究是如此之少的。而他们终究以如此之少，构筑出了与以叙事，以雄辩，与历史洪流的拥抱，与一个时代现场的无数的事件裹挟在一起的，一种如此强大的语言体系相称的另一极。

正是在这里，滔滔的江河获得了无言，在这里，寂静不再遥远如古代的东方，不再停驻在一种瓷器般的虚幻中。

为什么是他们 

“百年之后的人们会发现他们是多么地爱我！”

茨维塔耶娃说出的是一种预言吗？就像她更多的诗行，或者说所有伟大的诗歌，都意味着一种预言的能力以及它所蕴含的穿透力。

要理解俄罗斯白银时代这个群星璀璨的时代是艰难的。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而一种制度的变迁所造成的后果，不再局限于一个诸侯国，它的时间尺度是以百年，也许是更为漫长的时间。或许，对于诗而言，从来就没有过一种好的制度，它们之间只有坏与更坏的不同。因为从根本上而言，制度意味着一种束缚，而诗对应于自由。或许，也从来没有一个好的或坏的时代，有的只是一个时代中的人，在面对历史洪流带来的种种个人际遇时，他每时每刻的判断与选择，以及这样的一个个诗的瞬间在为一个时代赋形。或许，在几百、几千年之后，我们看见的今天，就像我们今天看见的老子与孔子，佛陀与耶稣，荷马与屈原曾经生活过时代，那由无数卑微生命凝固成的历史岩层。

任何一种政体或制度也都是短暂的。所有的尔虞我诈与蝇营狗苟，都无一例外地化作历史的鸡零狗碎，化作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那个共同的暗夜，化作诗在这庸常尘世得以再一次显现的一个个崭新的契机。

那么，诗是什么？一种忠于内心的信念？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一种与本质相见的决心与赤诚？诗还是我们必须穿越时代与历史的迷雾后对千古不易处的辨认，是我们在历经沧桑后，成功保全的赤子之心，是我们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全部的艰难与勇毅，是我们在一种技艺的修炼中与道，与真理的秘密契合，是我们心灵深处的颤栗与感恩。

但为什么是这一群人，而不是另一群人，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茨维塔耶娃说“地球上人的唯一责任—便是整个存在的真理。”是的，依然是这确信，依然是在一个个信仰的通道坍塌之后，对真理，对道，对空无，对无用之用的确信，才是白银时代最终成为了白银时代的秘密。

反观我们自身，现代汉语在今天依然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在打破了一种几千年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与通道之后，我们的诗人们依然，没能从这片共同的废墟上为我们开掘与揭示出真理、道得以显现自身的缝隙。而这样的开掘与揭示是重要的，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中希望得以生长的种子，是一种新的信仰得以孕育与确立的一个契机，是传统在现代汉语中重新被激活的可能。

但我并不因此而悲观。刚刚过去的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界开端的十年并非是沉寂的二十年，而是现代汉语在语言与技术层面上迅速成熟的二十年，这也是一种语言在完成自身的道路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十年，甚至是二十年，是一代诗人与另一代诗人那共同的命运在语言深处的隐秘的相连。一代诗人并没有老去，而另一代诗人已在这最新的滋养与祝福中迅速地成长起来。我愿意把这两代诗人比作一个终将完成他自身的百岁老人在二十九岁与三十岁之间的不同。我们只有在一个人成长中的相邻的年份之间的竞争中才能真正理解两代诗人使命之间的不同。

孔子说，三十而立。三十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标识性的年龄。我们那共同二十九岁已然过去了，但我们的三十岁并不会随之而来。或许，三十岁是漫长的，它可能跨越几代的诗人。而三十岁注定成为这样的一个瞬间，那是一代代诗人持续的努力中，那是现代汉语之烛，穿越世世代代的幻象，将道，将真理，将那千古不易的幽暗与寂静再一次照亮的一瞬。

 “百年之后的人们会发现他们是多么地爱我！”

或许，这不仅仅是一种预言，它同样是一种渴望。

一种如此强烈的渴望。它最终从那古老的激情中，借得了洞穿一切的力量。

第五个名字

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不过三五知己。

譬如里尔克、叶芝，

譬如曼德尔斯塔姆、米沃什。

如果没有他们，

或许我就能更好地理解时间是线性的，

它一去，便永不再回头。《时间》

如果需要指出那个或许是被我有意忽略的第五个名字，那么，他是谁？是曾在不同的写作阶段给我以影响的博尔赫斯、帕斯、阿米亥或沃尔科特吗？还是在今天依然给我以诸多启发，或许又太美国化的，那个英语中的布罗茨基？

而我知道，这第五个名字是确定，也是唯一的。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终于从一种正在进行中的冗长里挣脱出来。历史学家或许会以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两个巨大联盟的对峙，以及其中一方在瞬间的坍塌与瓦解，来描述与勾勒这个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世纪。这个刚刚过去的世纪依然是符合逻辑的，虽然其中不乏黑色幽默与戏剧性。是的，灾难从来是无处无时不在的，变化的只是灾难自身深谙的易容术。但灾难又显而易见地特别垂青于这个时代，并向这样一个时代中的，那群最敏锐的心灵袒露了，一种最核心的秘密。

奥斯维辛是这样一种灾难的顶点吗？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阿多诺说出的并非一种禁令，而是强调诗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难度。一种来自语言，也是心灵的难度。一种见证的难度，一种诗人在直面他的时代，同时直面那历经了无数时代后的此刻的心的难度。这同样是光芒从那将它吞噬下的黑洞中逃逸而出的艰难，是保罗策兰说出的，“要透过，而不是越过一个时代”时的艰难，是策兰决心委身于那为黑洞吞咽下的光芒，而成为在我们头顶的夜空中还没有来得及消溶的光斑的艰难。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灾难不过是波德莱尔看见的恶之花，终于结出了他未曾预言的果实，那么，诗人无疑是这果实的最合适，也是最彻底的见证者；那么，与其说，策兰是这个时代果实的品尝者，毋宁说，他所有的诗歌，包括他全部的生命都在于成为这样的一枚果实。

他最终吞咽下了自己，就像他在清晨、在中午、在黑夜中，喝下的一杯又一杯黑牛奶，就像他不得不完成的从米拉波桥上向巴黎塞纳河纵身一跃，就像他终于从一个时代的深处借得的悲剧的强度，以为这样一个时代的艰难作证。

或许，除了作为一个犹太人，德语可能是策兰的另一种醒目标识。德语是他的“母语”，一种他称之为“刽子手的语言”。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要告诉您，一个犹太人用德语写诗是多么的沉重。我的诗发表后，也会传到德国——允许我跟您讲这样一个可怕的事情——那只打开我的书的手，也许曾经与杀害我母亲的刽子手握过手……但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用德语写诗。”这是一个时代的悖谬，也是存在自身的悖谬。

策兰在德语中出现绝非偶然。这是一种曾经孕育过歌德、里尔克，也是曾孕育过荷尔德林、卡夫卡的语言，相对于法语作为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语言，德语是一种沉思者的语言，一种孤绝者的语言。策兰注定是以波德莱尔为发端的现代性的一个最醒目的标识。在多年之后，或许，几千、几万年的人们会通过他的诗歌来试着发明与理解，人类生命中一个微不足道，同时又以悲剧的强度而得以标识的时代，就像我们试图通过一块块恐龙化石，去勘探与发明的另一些遥远的，已然消逝的微光。

原载《世界文学》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