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与阿多尼斯接触，是在2012年10月24日。此前，我已买好去云南的机票，想去洱海边小住月余，读书、写作，闭门思过或虚度光阴。临行时，突接诗人、首都师范大学的孙晓娅博士打来电话，说是有一个诗歌活动，邀请我参加。没等她话说完，我就婉拒了——好在她是耐心的，她说，阿多尼斯来了，我们要举办一场题为“诗歌的变革——阿多尼斯座谈会”。哦，是阿多尼斯要来，我决定立刻改变行程，改南下为北上，飞往北京，向阿多尼斯这位“用诗歌迎娶天空”的伟大诗人致敬！

记得是在北京紫玉宾馆，我和在北京工作的女儿最先到达。在宾馆的小花园散步时，无意间的一瞥，透过门窗玻璃，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诗人、翻译家树才先生。我知道他会来，这位做过外交官的诗歌兄弟，只要有外国诗人来访，他大都会到场，并且是亲切、友好的义务译者，分文不取。不一会，我见到了更多的诗人朋友：周庆荣、宋琳、蓝蓝、潇潇、莫非。在我们互致问候，握手聊天时，阿多尼斯来了，他气宇轩昂，一头卷发浓密、灰白，脖子上系着红围巾，目光中透着光明与悲悯。陪同她的有孙晓娅、阿多尼斯诗歌的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庆国先生和一些媒体记者。

午餐当然离不开烤鸭、白酒和红酒。作为旅居法国的叙利亚人，我以为阿多尼斯会选择红酒，想不到的是，他却对中国白酒感兴趣。我向他敬酒时，只是象征性喝一点，他却一口一个满杯；与其他诗人举杯，也是如此。我和晓娅彼此交换目光，想控制一下他的酒量——他毕竟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前不久刚动过一场大手术，又是不远万里从法国飞来。但老人似乎不领情，我们不和他喝，他自己喝；不给他斟酒，他自己斟满，一副自斟自饮状态。其间，我们或单独，或集体与他合影，他举酒杯、摆姿势，笑容慈祥而顽皮；惟一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仓促，没能提前买来阿多尼斯的诗集让他签名。坐在一旁的树才似乎看岀了我的心思，他让工作人员搬来一大摞书，定神一看，竟是阿多尼斯的中译本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午饭在自由、快乐、无拘无束的氛围中进行，一直持续到下午座谈会开始的时间。走进会议室，已经坐满了首都师大诗歌中心的诗歌爱好者、研究者和来自湖北、上海、辽宁等地的诗人。研讨没有统一路径，自由发言，有问有答，亲切友好。我知道，此时此刻，阿多尼斯的岀生地，他的祖国叙利亚正在遭遇战乱，每天众多平民生灵涂炭。于是，我问他，现在的阿萨德政府和反对派，谁能给饱受战乱之苦的民族和人民带来和平与希望？老人沉吟片刻，他把目光转向我，语调深沉地说，很不幸，作为一个诗人，我只能在两座坟墓之间行走——他的眼睛里饱含着仁爱和悲悯，这让我想到他那句曾经感动过无数读者的诗句：“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阿多尼斯出生于叙利亚一个海滨村庄，后移居黎巴嫩。他是著名诗人，同时也是享誉世界的思想家、理论家，曾获布鲁塞尔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等多项大奖，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

2013年8月，在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邀请名单中，我与阿多尼斯再次相遇了，相遇的还有美国、英国、法国、瑞典、波兰、俄罗斯、日本等近50个国家的200多位诗人。而在此之前，我已知道，阿多尼斯和美国土著民族诗人西蒙·欧尼斯已经荣获第三届“金藏羚羊诗歌奖”。在经西安去西宁的飞机上，我舍不得眨眼，仔细阅读着由我的乡党、曾任驻叙利亚外交官的薛庆国教授翻译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在一首首诗中，我看见了天空、大地、博爱、自由、死亡和由此生发的人性与人道。晚上抵达西宁后，我在餐桌上见到了久别重逢的阿多尼斯，我们热情拥抱，互致问候。他看上去与一年前并没什么变化，他的拥抱有力而结实。我把封面印有他头像和内文刊有他北京之行的《诗歌月刊》赠予他，他再次张开双臂拥抱了我，他说，我喜欢中国诗人，喜欢《诗歌月刊》！

8月的青海湖无雨，少云，天高，日晒；湖岸上万亩油菜花绵延不断，金黄，灿烂，美不胜收。蓝天之下，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聚会在诗人墙前，纷纷签下自己的名字：不同的文字，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肌肤，相同的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诗歌。一曲勃拉姆斯的钢琴曲之后，著名诗人、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主席吉狄马加把铸有藏羚羊头像的沉甸甸的奖杯递到了阿多尼斯手中。吉狄马加在授奖词中说，阿多尼斯的诗和论著，都清晰传递着他力透纸背的意志：叛逆、拒绝、变革、超越等等。阿多尼斯一边亲吻奖杯，一边动情地说，以人和意义为优先，追求身份的自由，在人与人的交流中激发天赋，是我固守的三个原则，也是照亮我征程的灯塔。那天颁奖活动结束后，由于高原反应，耳鸣加重，我没有随大部队去位于海北洲的达玉部落参加诗歌朗诵活动，而是乘车返回西宁宾馆休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阿多尼斯也在车上，同行的还有一位青海当地的翻译志愿者。我向阿多尼斯表示祝贺，阿多尼斯却笑呵呵地说，知道你会来，一直在这等你呢，看来，我们真的很有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