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读者和诗人之间有隔离

现在诗坛有很多让我们感到困惑的地方。这些困惑，是由于诗歌的发展形成的。

第一，写诗的门槛很低。写小说，要有很多积累；弹钢琴，要经过训练；写诗呢，有人说在电脑上敲回车键就可以了。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二，标准比较混乱。好诗的标准，在不同读者身上，不同写作者身上，不同批评家那里，是不一样的。门槛低，标准还复杂，甚至互相冲突，让希望得到答案的人觉得茫然。

第三，由于读者审美的多样化，和创作的多样化，产生了读者和创作者之间的不对位。有的诗人，会觉得那些写比较流行的诗歌的人，写的不是诗。那些喜欢读比较流行诗的，觉得某些现代诗，读不懂。它会造成一种隔离。

因此，我觉得，诗坛目前的病症，是门槛过低、标准混乱和复杂所造成的读者和诗人之间的一种隔离。这是需要我们大家做工作的，要思考在多元时代怎样传播诗歌。

唐晓渡：诗歌史，首先是文本史，是阅读史，而不是事件史

如果说到诗坛病兆，我觉得最突出的，就是“浮华”。以前，中国诗歌很容易被一些外部的力量所支配所控制，譬如意识形态的需要，一些所谓“大时代”的，或者“人民”、“革命”这样的大词发出来的要求。这在当代诗歌里面，基本上已经被抛弃了。现在，这样一个传媒时代，一个大众媒体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诗歌面临一种危险，或者说跟它对应的一个病症，就是好像人们更关心事件。比如说，顾城自杀、“梨花体”或者丑闻。即便是最近常被提到的余秀华，大家更关心的是一个脑残诗人怎么写出了挺好的诗，而这个诗究竟好在什么地方，没有太多人去关注。诗歌史，首先是文本史，是阅读史，而不是事件史。它不是由很多有关诗歌的大事件来构成的。在这样一种比较虚浮的心态下来阅读诗歌，其结果我们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一直渴望一个比较正常的诗歌生态。在这种生态当中，诗歌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内心的需要。它要求的，是安静。诗歌是一种让我们安静的艺术，是让我们向内去反思自己，去认知内心认知心灵的艺术。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一颗独立的心灵，一个独立的灵魂和诗歌之间进行交流的，而不是那种大家像赶集一样的，或者是参加一场盛宴一样的氛围中，来完成阅读。比如说，海子。如果我们把每年海子的纪念，都变成一个节日，那么还不如好好读海子的诗——对海子最好的纪念方式是去读它的作品，而不是一到这个日子就通过媒体搞各种活动，然后提出一些在我看来没什么意义的问题——这不会给海子的诗歌，不会给中国当代诗歌增添任何意义或者更多的可能性。这可能需要好几代人努力，而且是和整个社会生态、文化生态联系在一起的全社会共同的努力，才可能消除这种病症。我们要回到诗歌本身，回到我们的内心，这样才能够获得一种常态，而不是说一种外在的——不管他是来自这个官方、来自媒体、还是来自一些未必和诗歌有紧密精神联系的群体的声音。我们首先听的，是诗歌的声音。

杨克：个人表达和公共空间，应有相切的点

我客观地说，当代诗坛没有太大的病兆。这三十年来，诗歌比小说比批评更少体制化，有更多自由的可能。有主流的体制的，有民间的，也有很多个人化的写作。一种更丰富的状态。说到诗歌不足。我个人认为，诗歌是表达一个人对内心、对世界的感受，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三十年来的写作，诗人是不是忽略了一点——诗歌，也是关于世界的诗歌？诗人的表达，虽然是个人表达，但个人表达跟公共空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相切的点？我觉得，这些年的写作，在很多相切的点上，可能是有所缺失的。

臧棣：总体正常，没什么大毛病

当代中国诗歌，总体上看，还是比较正常的。我的心态比较宽容啊。处在某个历史时段的诗歌的总体现象，肯定有好有坏，或者有局部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最终还是要看整体上，这个诗歌生态是否健康。我觉得，新世纪以来的当代诗歌的总体状况，作为一个诗歌生态，局部有问题，但总的状态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新诗发展已近百年，当代诗总体成就，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经常有人说新诗失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认真去看在当代这样一个环境里诗人的具体创作，那么，很多优秀诗人提供的诗歌作品，足以表明，我们用现代汉语写出了汉诗的尊严。

邹正：有人“只求为而不多读”

清代散文家姚鼐说：“学文之法无他，多读多为”。

当代有的人只重多读而不为，有的人只求为而不多读。多读而不为者，是死读，没有了解诗人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或社会背景下写的这首诗，诗人表达的是什么思想感情；没有掌握诗人的持殊规律，结构特点。因此，难以体察入微，真意难明。求为而不多读者，与世风日下有关，个人功利主义盛行，好高鹜远，心态浮躁，喜爱标新立异，是写不出好诗的。

无论是诗歌，还是书画、音乐艺术，都有它的一定规律：“定体则无，大体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