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次现代诗运动的普化及意义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40年代和70年代末，现代主义文学思潮③——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曾先后3次在中国奔腾汹涌，给中国诗坛产生了深刻、广阔而持续的影响。

1、 二三十年代：第一次现代诗运动的艺术启蒙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起点始自象征主义诗歌，并以象征派作为主体。1923年初春，留法学生李金发在柏林完成《微雨》和《食客与凶年》两部诗稿，同年秋天又写了《为幸福而歌》。1925年11月，他在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了诗集《微雨》，于是成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开山祖。他在诗中模仿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风格，着意表现“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诗集一经问世，便以所谓“怪诞”、新奇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另外两部诗集也分别于1926年、1927年出版）。李金发也因此被称为“诗怪”。

象征派代表诗人主要是李金发和创造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此外，（姚）蓬子、胡也频、石民、侯汝华、戴望舒和于赓虞、邵洵美等，也受过李金发或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属广义的象征主义诗群。但这一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十分松散，他们没有共同的社团、刊物和流派宣言，只是由于共同的艺术倾向而形成了一个诗歌潮流。

他们发表诗歌的刊物主要有《无轨列车》半月刊（1928年9月10日创刊）、《新文艺》月刊（1929年9月15日创刊）和《现代》月刊（1932年5月15日创刊）。这3个文学刊物的问世，为以象征派为主体的现代主义诗歌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彼时汇聚在《现代》月刊的“现代”诗群，他们一方面克服了象征诗派过分“欧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注重对本民族古典格律诗传统的艺术继承。因而突破了象征主义诗风单一的局限，并在象征派含蓄意蕴的基础上，糅入了新月派的典雅节制和浪漫主义的热烈奔放，使现代主义诗潮从初创的稚拙逐渐臻于成熟，在1936～1937年间形成了“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一个不再的黄金时代”（纪弦语)。

可惜这一诗潮生不逢时，当它历经20年代中期的催生和30年代的渐趋成熟，眼看就要步入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而随着1937年7月抗日战争的爆发，第一次现代主义诗潮便在全国救亡的时代洪流中归于沉寂。但是，这一次现代主义诗潮在中国的首次萌发、洗礼和艺术启蒙，已经为后来中国诗歌的繁荣富丽、异彩纷呈播下了生命的种子，并隐隐透露出其勃勃生机。

2、 40年代：第二次现代诗运动的独特贡献

到了40年代，一批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诗人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之中。他们以胡风主编的《七月》和《希望》杂志为主要诗歌阵地，将救亡与启蒙的主题顺理成章地融为一体，绽放出那个时代娇艳的艺术奇葩。代表诗人有艾青、胡风、田间、彭燕郊、牛汉、鲁藜、绿原、阿垅、曾卓、杜谷、邹荻帆。史称七月派。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因缘（当然与诗人自身的才华也是密不可分的），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艾青、彭燕郊、牛汉为高。尤其是牛汉和彭燕郊，他俩后来早就超越了七月派的范畴，并在当代新诗潮中闪烁出新的艺术光辉。

与此同时，西南联大④由于历史的机缘而汇集了一大批中国当时著名的学者和诗人。如在联大执教的沈从文、冯至、闻一多、朱自清、陈梦家、卞之琳、李广田、杨振声、王力、唐兰、罗庸等。而在该校就读的学生，也就有了更多便利向众多诗人教授直接学习诗歌创作。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中断和停滞了几年的现代主义诗潮得以复苏。西南联大在战乱中培育出一批优秀的校园诗人，他们不但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而且促使中国诗歌迅速融入到世界诗歌的潮流之中。

在西南联大宣布解散（1946年7月31日）的翌年（1947）7月，杭约赫、林宏等在上海成立诗创造社，出版《诗创造》丛刊。1948年6月，又成立了中国新诗社，出版《中国新诗》月刊。这两个诗刊汇聚了彼时人才济济的现代主义诗歌群体，而被称为“中国新诗派”。主要成员有：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杭约赫、方敬、莫洛、金克木、王佐良、徐迟、李白凤、马逢华、李瑛、方宇晨、杨禾、吕亮耕、曹辛之等。他们大多是西南联大或其前身的毕业生，为当时文化精英阶层的代表。他们在英国布洛心理距离说和德国布莱希特表现派戏剧“间离效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宇宙意识”和“心理时间”说，在诗歌的结构意识上追求“自由联想”，在诗歌的语言层面倡导“积极修辞”。其中，穆旦始终是个一直站在新诗潮前端的诗人。他的诗歌知性和感性深层融合，诗风沉雄博大，深刻豪放，把人带入历史的沉思和生命的体验中，达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峰。

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在1941年创作了一组十四行诗，并于翌年（1942）5月以《十四行集》为题在桂林明日社出版，共收入27首十四行诗。此为冯至的第3本诗集，它是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到第三个十年的重要成果，同时标志着冯至及中国新诗的成熟。冯至的可贵之处就是在众声喧哗中始终保持特立独行的个性及诗性，思考关乎人类生命和生存的根本性问题，既接续了中国古典诗歌“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思想，又为新诗学习西方格律提供了成功范例。但也有诗家认为，冯至真实地保留了一个“未完成的自我”的诗人本来面貌。

七月派和“中国新诗派”的诗人们在进入新中国后，历经“胡风案”、反右和“文革”等多次运动的灾难，其幸存者在“文革”结束后以“归来者”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中国诗坛。1981年7月，中国新诗派的幸存者辛笛、杭约赫、陈敬容、郑敏、穆旦、杜运燮、唐湜、唐祈、袁可嘉等9人，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诗合集《九叶集》。后史家将这个诗派称为“九叶派”。

纵观40年代整个现代主义诗歌浪潮（主要是七月派和“九叶派”），其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比起前辈诗人，“他们对中国传统和当代西方诗歌的认识更为清晰。在冲破了三十年代复古主义的氛围之后，对西方的现代诗歌实现了局部性的超越”（汪剑钊语）。从他们诗歌的欧化句式里可以读出我们的汉民族精神。在一种严肃而神圣的探索中，“陌生化的阅读期待与我们‘前接受’的基础得到有机的统一，从而获取全新的艺术享受。新诗前三十年融古化欧的向往在穆旦等人的努力下基本得到实现”⑤。这正是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独特贡献。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台湾的现代诗运动比大陆40年代的第二波现代诗潮稍为晚几年。从1953到1954年间，台湾的《现代诗》、《蓝星》、《创世纪》等现代派诗刊相继问世，并逐渐形成了以纪弦为首的《现代诗》诗群、以覃子豪为首的《蓝星》诗群、以洛夫为首的《创世纪》诗群等3个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派。《现代诗》诗群的代表诗人有：纪弦、郑愁予、羊令野、彭邦桢、方思、辛郁、杨唤、白萩、林泠等；《蓝星》诗群的代表诗人有：覃子豪、钟鼎文、周梦蝶、余光中、夏菁、罗门、邓禹平、蓉子（与罗门为夫妇）、阮囊、向明等。《创世纪》诗群由于倡导并致力于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写作，曾一度成为台湾诗坛最前卫的现代主义诗派。其代表诗人有：洛夫、痖弦、叶维廉、杨牧、管管、张默、戴天、商禽、邱平等。1964年4月《笠》的创刊，则为台湾的现代诗“拓展了另一路向”。后来，以上几个诗派的部分诗人先后赴美。

60年代初期至中期，现代派诗歌占据了香港诗坛的主导地位。当时，几乎所有报刊都成了现代派诗歌的阵地。并涌现了一批年轻的现代派诗人卢因、戴天、西西、也斯、何福仁、古苍梧等。

3、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第三次现代诗运动出现空前高潮

在“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曾一度出现了以艾青为代表的“归来派”对恢复“五·四”新诗和三、四十年代诗歌传统的短时狂欢。但很快就被1979年掀起的以“朦胧诗”为龙头的来势凶猛、波澜壮阔的现代诗浪潮所淹没。这也许是他们这一代人共同的文化宿命。

长期的极“左”高压和思想禁锢，必然导致广大人民——尤其是诗人们有如“火山喷发”式的人性复苏及文化/艺术反弹。首先是“朦胧诗”群（因一老诗人的误读而被冠以“朦胧诗”派）的迅猛崛起。1978年12月23日，由北岛主编的民间油印文学刊物《今天》在北京创刊。该刊聚集和团结了一批富有远见及创造力的青年诗人，他们以别开生面、充满哲思而富有时代感的语言、题旨及复合意象，作为对建国后第一代老诗人“颂歌+政治概念”式遗风的反拨，全方位地震撼了整个中国诗坛。诗界一般以北岛、杨炼、江河、顾城、舒婷等5人为“朦胧诗”派的领袖（也有诗家称之为“今天”派），并以北岛的诗句“我不相信”作为这一带有反思倾向和人性复苏的新诗潮的总概括。该派代表诗人还有：食指、多多、黑大春、王小妮、孙武军、田晓青、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岛子、林莽、海子、骆一禾、徐敬亚、吕贵品、贝岭等。其中，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在90年代后更成了京城学者群诗派的杰出代表。

“朦胧诗”所倡导文本革命的美学立场主要体现在三个“打破”：1、打破语言中先验的人文秩序，恢复语词的原生符号性质，把创造力让给语词本身；2、打破人与时空、数理、想象和未知之间的界限，重构一个多元的、自主的、信息的、反差的世界；3、打破意象在语符中的原有密度，追求心象上的二度或多度翻滚⑥。彼时学界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朦胧诗”的艺术精神最为精辟，即：“整体朦胧，局部清晰。”一方面，“朦胧诗”是对陶渊明、杜甫、李白等所开创的民族意象诗传统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另一方面，它适度地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某些艺术元素。

在以“朦胧诗”为龙头的新诗潮运动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的同时，有一个与之同步而互生互补、艺术观念比较接近的诗歌群体——泛“朦胧”诗派。代表诗人有：吉狄马加、叶延滨、韩作荣、李小雨、梁小斌、王小龙、廖亦武、李钢、叶文福、石光华、杨远宏、宋渠、宋炜、傅天琳、骆耕野等。该派诗人群体主要出生于50年代，少数出生于40年代。他们的文化功底较为扎实，观念开放而诗风活泼，诗歌语言平易质朴，容易为老诗人和广大读者所接受。

同属这一新诗潮族群的诗派还有新边塞诗派和中锋诗派。新边塞诗派代表诗人有：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马丽华、林染、李老乡、魏志远、沈苇等。中锋诗派是相对于先锋诗而言，“不偏之谓中”，系“中间诗群”的意思，代表诗人有：何来、张新泉、刘家魁、王鸣久、毛翰、李琦、王久辛、程维等。

80年代中期，在“朦胧诗”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各高校兴起了一股颇具声势的校园诗潮（甘肃的《飞天》月刊曾辟“大学生诗苑”专栏予以扶持）。大学生诗派是一个庞杂笼统的诗歌族群称谓，而并非一个独立诗派。虽然在捣毁“朦胧诗”的目的上不谋而合，但他们的诗歌观念及才情则各有参差。后来，大学生诗派的相当一部分青年诗人，则成长为“第三代人”诗群中的重要角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非非主义诗派。

此外，还有“他们”诗派、“海上”诗派和“女性诗”派（后者是唯一没有打出旗号而实际上已具有流派性质的诗歌群体，详见拙文《“女性诗”界说》⑦）等。这几个诗派学界多有论述，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新诗潮运动在全国范围发展之广、影响之大，实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堪称奇迹的文学现象。谢冕不无欣喜地指出：以“朦胧诗”为龙头的新诗潮，“倡导了一场旨在变革诗歌艺术的潮流。这一潮流导致了一个诗歌时代的结束和一个诗歌时代的开始。就结束的那个诗歌时代而言，‘朦胧诗’运动无疑挽救了中国诗歌艺术陷于僵局的停滞和危机”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