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新诗百年：从草创、实验到建设——《泛叙实派诗人论》代序

中国新诗自“五四”前夕的1914年1月胡适开始创作第一首白话诗《大雪放歌和叔永》以来，至今已有100个年头。在这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新诗从“五四”白话诗的草创、上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现代诗先后三次的普及，到90年代个人化写作，以及两个世纪之交以来新叙事主义时期的形成，已经完成了由“草创—实验—建设”的三次历史转型。现在，她正以崭新的面貌及创作实绩崛起于世界诗歌之林。

关于中国第一首白话新诗到底始于何人何时，一直来学界众说纷纭。艾青说是刘半农写于1917年10月的《相隔一层纸》；王光明称应为胡适写于1917年7月22日的《答梅觐庄——白话诗》；叶延滨指胡适的《朋友》更早，写于1916年8月23日，后刊于1917年2月号《新青年》时改题《蝴蝶》。其实，胡适写作白话诗的时间肇始于留美期间的1914年。早在他的《尝试集》出版前，他的第一首白话诗《大雪放歌》就已刊于1914年3月《留美学生季刊》，发表时题为《大雪》（他在1914年1月23日留学日记中则题为《大雪放歌和叔永》）。

此外，也有人称李叔同约写于1911年的学堂乐歌《送别》是最早的新诗。其实李叔同这首歌词是受到日本词作家犬童球溪《旅愁》一歌的影响而作。而犬童球溪的《旅愁》则是采用美国通俗歌曲作者奥德威《梦见家和母亲》的原曲重新填词的。李叔同也采用这一曲调填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从语言质地上说，李叔同此词则明显带有宋词《苏幕遮·怀旧》（范仲淹）和元曲《天净沙·秋思》（马致远）深深的投影。所以，这首歌词的语言文本形式还不是真正意义的新诗。

虽说中国新诗的草创是始自“五四”前夕的1916年，但关于“诗界革命”说这一对新诗草创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则是由梁启超、黄遵宪先后提出的。黄遵宪还身体力行地在诗歌创作中提出“我手写我口”的主张（见其写于1868年《杂感》诗）。

一、 现代汉语的雏形及“五四”白话诗的草创

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①对“白话文”的催生，民国政府教育部先后于1920年1月和4月通令全国，从该年起小学“国文科”一律改为“国语科”，教学白话文、“国音”和“注音字母”。事实上，清末的文体改革（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在语言变革上可视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奏。

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以一种狂飙疾进的决绝态度将使用了2000多年的文言文扫地出门（在文化发展史上，文言文无疑为中华文化谱写了伟大传奇和辉煌），但白话文这一稚嫩的语文形式从诞生之日起就凸现其先天不足。首先，草创的现代汉语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一个现成、系统而成熟的语法规范体系；其次，由于方言自身的差异性，白话文在全国各地差别较大，在交流上呈现出地域差异的特性；再次，落实到现代小说、散文和新诗的创作上（尤其是新诗），更没有一个可以作为参照、借鉴的经典语言摹本。

1920年3月，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于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收入14首白话诗和两首英译诗及原文）。初版时包括两序两编和一附录，其中第一编是作者1916年7月至1917年9月创作的诗，第二编是1917年9月到出版前的诗。这一具有中国新诗里程碑意义的诗集先后共出了14版，直到抗战爆发而中止。事实上，《尝试集》是一部充满矛盾的诗集，它充分显示出诗人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和如何探索、试验新的诗歌形态的艰难过程。

1921年8月，郭沫若由154首诗歌组成的诗集《女神》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它以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浪漫主义风格，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开创了“一代诗风”，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但不庸讳言，《女神》在语言文本和意象创造上的粗鄙及缺乏凝练是有目共睹的。如《凤凰涅槃·凤凰更生歌》，诗人在一次次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和“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之后，竟这样写道：“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欢唱在欢唱！/欢唱在欢唱！/只有欢唱！/只有欢唱！/欢唱！/欢唱！/欢唱！”这在讲求“文质彬彬”、“字字珠玑”的具有3000多年悠久诗史传统的泱泱诗国是不可想象的。有诗家指出，郭沫若在建国后所写的不少口语诗、打油诗甚至口号诗，无疑与其早期重说理、轻文本的初衷一脉相承。这在诗歌美学及语言建设上是不可取的。

从语言学的角度说，世界上多少个民族的语言文本至少得经过数百年（有的上千年）的淘洗、锤打和积淀才成熟为一种规范语文——光是牵涉到整个汉民族的新语法体系、修辞体系、语音体系、字词/语素构造体系、基本句型体系、标点符号体系等一系列关乎语言生成及积累的学理性问题，还有译文中的欧化书面语与现代口语普通话的相互磨合等，就使现代汉语需要一个相对缓慢和长足的进化过程。换言之，这一时期的所谓“现代汉语”只是一种相当幼稚的语言雏形。于是，建立在这一语言雏形的“五·四”新诗表现在文本形式上的文白夹杂、词象不谐等现象便在所难免。

正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段，冰心写于1918年的自由体无题小诗陆续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后分别于1923年1月和5月结集出版了《繁星》(商务印书馆，收入小诗164首)及《春水》(北京新潮社，收入小诗182首)，适逢其时地成了那个时代人们（主要是广大青年）学习现代汉语书面语和新诗语言的摹仿对象。诗的内容原是冰心平时随手记下的“感想和回忆”。因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启发，她觉得那些三言两语的小杂感里有着诗的因子，于是整理成这两本小诗集。这些小诗以“母爱”、“童真”和“自然”为主题，语言清新淡雅，晶莹明丽而情韵悠长，被茅盾誉为“繁星格”与“春水体”。她始料未及的是，在其影响下促使“五四”新诗进入了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

传统格律诗是建立在以单音节结构为主体的古代语素、词汇形式、音韵格局和修辞习惯的文言文语法体系之上的独特诗体。而新诗则是建立在以现代口语为基础的“现代汉语刍型”的文本之上。所以，新诗命定是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的。姜耕玉说，它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胡适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 “有甚么话，说甚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②。

陈东东直言不讳地指出，“最早的白话诗只不过是几句白话”，而不是诗。李丽中认为，“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尚未完全摆脱洋味和古味”。黄子平等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一书中写道：“从总体上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是深刻的、真诚的，有时候又带着某种被扭曲，以至病态的成分，也使文学产生了放不开手脚的毛病。”王家新也深有感触地说：“五·四”新诗有一种“内在的贫乏”。

尽管如此，从“五四”至20年代初，中国曾先后涌现了40多个文学社团（其中诗歌社团及流派10多个）。仅1921—1923年间就出版了文艺刊物50多种；到1925年，文学社团及其主办的刊物便猛增到100多个。无疑，这对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尤其是对品格独特而迥异于古诗格律传统、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全新的中国新诗更具有初创及其建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