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5日，贺敬之出生于山东峄县贺窑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积贫积弱的祖国、满目疮痍的家乡、一贫如洗的小家，是贺敬之童年与少年的环境。13岁时，他因为日本侵华战争而离开家到后方求学。目睹国家社会的灾难、心怀追寻真理的理想，贺敬之于1940年来到延安，成为当时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潮流中的一员。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此时贺敬之是鲁艺文学系第三期年龄最小的学员。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讲话》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关于“文学”的根本观念，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文学。在此之后的数十年间，为劳动人民写作，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以劳动人民的审美趣味、语言习惯为文学的审美标准、语言风格，成为数代作家坚持的文学观念。此时刚刚18岁的贺敬之，也许仅仅基于自己作为贫苦农民儿子的朴素情感，去理解和接受“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劳动者是最干净的”“要做群众的先生，要先做群众的学生”这样一些对中国文学发生了深远影响的论断，在朴素的理解和接受中改变自己习惯的知识分子文艺腔，怀着少年人单纯的热情走到劳动者中间，去学习他们的生活、劳动和语言，用自己还稚嫩的笔，写下自己最初的诗篇。

从这里开始，此后数十年的星移斗转沧海桑田，贺敬之作为中共党员、诗人、剧作家、新中国文化部门的高级领导，经历了许多风雨沉浮、人世变迁。然而，从少年时代开始接受的文学理想，却如他生命中的北斗星一样始终高悬闪耀。为劳动人民放声歌唱，是贯穿贺敬之数十年、始终不变的创作主题。

1945年，民族歌剧《白毛女》上演。这是贺敬之与丁毅执笔，融合了上自中央领导、下至广大农民群众的心血和意见共同创作的。这部歌剧创造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崭新主题，书写劳动者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的崭新故事，成为延安文艺的经典代表。

在此之前，古典文艺鲜以劳动人民为主要表现对象。劳动人民即使出现在舞台上，也是陪衬帝王将相的千秋功业，或是装点才子佳人的千古风流。延安文艺之前的启蒙文艺，关注农民与小市民，但将他们作为启蒙的对象，着力批判其民族劣根性，往往将其塑造为麻木愚昧的形象。“哀其不幸”的同时“怒其不争”。《白毛女》却把劳动人民放置在舞台的中心，将他们塑造为美好、光明的形象。在年三十的风雪夜期盼父亲归家的喜儿、负债累累一贫如洗却也要给女儿买一根红头绳的杨白劳、面对不公与凌虐不妥协的大春……这些鲜活的形象，绝非古典文学中面目模糊的边缘人，亦非启蒙文艺中麻木愚昧的愚弱国民。歌剧用他们辛劳一生却一无所有、勤劳淳朴却受尽欺凌的悲惨命运，改造了启蒙叙事将底层劳动者的不幸归因于其自身的精神缺陷的叙事模式，有力控诉了造成他们不幸的不合理的旧制度。由这一逻辑出发，推翻旧社会、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劳动人民就能获得解放。“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新的时代主题，就在《白毛女》动人的旋律、鲜活的形象、饱满的情感中获得了成功的艺术表达。

更重要的是，《白毛女》还开创了劳动者自己团结起来解放自己的叙事。在此之前，古典文艺中的劳动者想要获得有限的公道和正义，须等待圣君贤臣、清官侠客的恩泽；启蒙文艺中的劳动者则需要完成自我否定和克服，将自己改造成启蒙知识分子才有新生的希望。可是在《白毛女》中，喜儿面对横加己身的凌虐，勇敢地唱出“恨是高山仇似海，路断星灭我等待。冤魂不散我人不死，雷暴雨翻天我又来”这样不屈不挠、坚决抗争的歌词。而最终将喜儿带出深山重见光明的人，不是从天而降的救世主，是与喜儿同一出身、同一命运的大春，带着穷人组成的队伍来解救自己的姐妹。《白毛女》以感人至深的艺术形式，表现了劳动人民所具有的反抗精神与勇气，展现了他们为了自己的解放团结起来英勇战斗的决心与力量。这样的艺术叙事，使劳动人民可以摆脱被动、无力的命运，不仅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也能够担当起国家求独立、民族求解放的历史使命，从愚昧麻木的“大众”成长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人民”。

这就是何以贺敬之们创作的《白毛女》能激起如此强烈的时代共鸣的最深刻原因，也是《白毛女》对新中国的最重大意义。1945年4月间，《白毛女》在延安前后共演出三十多场，群众对它连看数遍而不生厌，甚至远远从安塞、甘泉专程赶来看。而对人民群众来说，这不再仅仅是看别人演的戏，而是看到了他们自己过去的经历：“一满是实情啊，咱们是从旧社会上经过来的。看了那女子的凄惶光景，谁不是眼泪珠子不拉拉价”；更是看到了他们未来的道路和命运，他们不仅在演出现场爆发出“打倒恶霸地主黄世仁”“给喜儿报仇”的呼声，甚至有战士拿起枪就要枪毙舞台上的黄世仁，导致军区首长不得不决定部队观看《白毛女》演出时子弹一律不得上膛，经过检查才能入场。更有甚者，很多战士把“为杨白劳报仇”“为喜儿报仇”的口号刻在自己的枪托上。正如将领杨成武给文工团写信所说：“怀来战役敌人兵力多于我军数倍，但我们的战士打得非常英勇顽强，因为他们刺刀尖上带着文化——带着《白毛女》所启发起来的仇恨和力量。”

《白毛女》正是作为这种可以刻在战士们刺刀尖上的文化，凝聚起了一个时代的信仰、追求，激荡起一个时代最强烈的爱和最强烈的恨，也动员起一个时代最广泛的力量，去打碎属于黄世仁的旧世界，创造属于喜儿和大春的新中国。在《白毛女》之后的数十年间，从延安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主流，都普遍关注劳动人民的命运与悲欢、再现他们的反抗与斗争、欢呼他们的解放与胜利。

年轻的贺敬之身处这样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要将被由武力强权和文化特权颠倒的世界再度颠倒过来的革命中，他才能够创造出《白毛女》；而《白毛女》也是呼应着这个伟大的时代，创造了贺敬之以及贺敬之同时代的一大批为劳动人民的解放放声歌唱的艺术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贺敬之创作了大量的气势豪迈、色彩明亮的政治抒情诗。诗人热情歌颂从黑暗旧世界中孕育出的光明新中国：“我们祖国的/万花盛开的/大地”；歌颂坚强的共产党：“党/带领我们/这样地/创造了奇迹”；歌颂在历史和现实中焕发新生的人民：曾经被出卖的童养媳在新中国“神采飞扬地/驾驶着/她的拖拉机”。贺敬之用鲜花、美酒、舒展的云霞、饱满的麦穗等一系列丰富、明亮的形象，用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充满力量的楼梯体诗歌形式，刻画着青春的共和国万象更新、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英雄辈出的历史画卷。在这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中，贺敬之刻画了诸多平凡而伟大的建设者。他为那些家喻户晓的英雄而歌：《雷锋之歌》，刻画了“一个平凡的，但却伟大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雷锋，再现“白天的每一个梦境，夜晚的每一个思念，都是人民……人民……人民……”的雷锋；《回答今日的世界——读王杰日记》，则将英雄的牺牲与新世界的开创紧密结合起来，使英雄的个体生命因为融入一个民族创造未来的事业中而超越生死：“用我们/整个的生命，/用我们/全部的热血。/生——/这样写，/死——/这样写。”他也为无名的建设者所创造的改天换地的奇迹而歌：《三门峡歌》召唤神女和李白，却让这些古代巨人在当代无名而朴素的劳动者面前发出由衷的赞叹。那些在历史上面目模糊的“黄河儿女”，因为投身到改天换地的历史创造中，和他们创造的三门峡大坝一起，成为不朽的奇迹。《西去列车的窗口》中白发老人和年轻建设者的年龄、代际差别泯灭在创造新世界的历史中，他们因为共同置身于一段属于希望、属于未来的历史中，和这段历史一起拥有了永恒的青春。

贺敬之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高唱颂歌，更把自己融入劳动者中，在共同的事业中同呼吸共命运。在贺敬之这里，艺术早已不是表达一己情感、流连个人心灵之物，其艺术创作目的也不是为了愉悦自己或在同道案头流转鉴赏。诗人自觉地将诗歌当作他所投身的事业的一部分，用自己的歌唱影响和鼓励人民去战胜困难，用诗歌思考历史道路和前进方向，这既是他的艺术使命感，也是他的政治责任感。

1959到1961年，中国经历三年困难。在这一时期，贺敬之写下《桂林山水歌》，歌颂“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这首韵律悠扬、格调明亮的诗歌，曾经被诟病为无视灾荒现实的“假大空”。而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则会看到，这既是国内民生艰难的时期，也是国际形势特别严峻的时期。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方面受到西方势力的敌视，一方面要摆脱苏联控制求得自己独立发展的空间。多年后，贺敬之在访谈中重申了当年在内外交困中创作这首诗的心态：“凡是爱护我们事业的人，在那个时候都要发出一点亮色。”面对事业中的挫折和困难，贺敬之此时的思考高度是“我们的部队干部，我们的人民群众，在这个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可以说，在这首诗歌中，诗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爱护、对自己民族未来的信心，激发出在愁云压顶中“发出亮色”、在困难中给人鼓舞的创作目的。

纵观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选择怎样的道路、追求怎样的人生，这一思考几乎贯穿始终。而这里的“道路”和“人生”又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诗人始终严峻思考的，是整个民族的道路，是在创造未来的大历史中，每一个历史参与者、创造者的人生。因此，诗人一方面执着地表达自己对民族在历史中选择了正确道路的确定和自豪：“啊！/公民们！/同志们！/我们的生命/就是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双脚/就是踏在/这样的道路上！”另一方面，贺敬之也一直在思考，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条道路怎样走下去。在《放声歌唱》之前，贺敬之用陕北信天游体创作的《回延安》，就沉浸着这样的追问和思考。中国共产党从延安进入北京，意味着从革命政党转向执政党，中国历史从革命进入建设。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处，贺敬之重新唱响在延安学会的信天游，再提“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的历程，这种回望中本身包含着从历史中寻找未来道路方向的深沉思索。因此，“团支书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的画面，传达出诗人对革命道路怎样延续的回答。而最后“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的诗句，也就与诗人对民族、人民和历史道路的严肃思考统一为一个整体。

1976年，中国历史又一次走到了一个重要拐点。这一年，贺敬之和自己的国家共同结束了一段艰难的岁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此后，中国一步步走上改革开放的新征途，而贺敬之也经历了在文化部、中宣部担任重要领导的人生岁月。归来的贺敬之已经年过半百，不再是写《白毛女》时的天才少年，亦不再是面对新中国放声歌唱时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加上被繁重的行政工作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一时期贺敬之鲜有此前那样气势磅礴、体量浩繁的诗歌问世。然而，新时期的贺敬之找到了与自己这一时期的思考与情感更贴合的诗歌形式。从1976年开始，他以新古体诗为载体，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较之早年的激情澎湃、汪洋恣肆，这些新古体诗凝练、厚重，其思想和艺术经历岁月的洗磨，沉淀着时间的味道；亦不失明朗、率真，留存着诗人一生为劳动人民而歌的赤子之心。1976年，贺敬之解除监督劳动归来，得饮家乡兰陵美酒，写下《饮兰陵酒》，这是他新时期写的第一首新古体诗。诗歌用“崎岖忆蜀道，风涛说夜郎”表达了诗人对自己与国家民族共同经历的坎坷波折的感慨；却更用“时殊酒味似，慷慨赋新章”作结，在这个国家正在发生重要转折的历史关头，诗人对未来怀抱着坚定的信心，这是诗人自少年时代就已树立的信念，岁月与苦难都不能消磨。

此后，中国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前人从未走过、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模仿的道路。贺敬之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党在文化部门的高级领导，与自己的国家、人民一起不断经历着困惑与考验。尤其新时期的思想文化工作，较之过去，问题更为尖锐，局面更为复杂。而在千头万绪、众声喧哗中，贺敬之用自己的新古体诗，既热烈地表达了对改革开放新征程的赞美，对改革开放所打开的劳动人民未来的美好憧憬；也不断抒发着自己从未改变的初心，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从不动摇的信仰。

1980年代，他的足迹踏遍了各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珠江与香港之间的桂山岛，他逸兴横飞，写下“情蘸南海如泼墨，写我百年两腾飞”；访问珠海市，他写下“访此更解春风意，心花宜地处处栽”，用诗句展现在改革中焕发生机的南国新貌。回到故乡山东，看到黄岛开发区在改革时代焕发出的生命力，贺敬之为之写下“开怀善纳五洋水，炯目长龙善澄污”，赞美开放的中国既敢于海纳百川又懂得理性辨析的胸怀与智慧。而在崂山，他为在抗洪中牺牲的新时代海军英雄写下“神州生气终可赖，思飞瀑洪热泪倾”的赞歌。站在家乡万象更新的土地上，他既写下“谁使‘齐鲁青未了’，江山代有新人来”的诗句，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必能一代代传承的乐观信心，也写下了“居庸岂庸居，老骥洗征尘”的豪迈诗句，表达自己并不以年长而懈怠、仍要努力奋进的雄心。

在表达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的同时，贺敬之也反复吟诵自己对信仰的坚定信念。在他看来，20世纪上半叶，党领导人民站起来，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今天，党领导人民富起来，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是中国在20世纪一段完整而伟大的历史征程。作为少年时代即投身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事业的革命者，作为为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富强放声歌唱了数十年的歌者，贺敬之从未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中迷失过自己的信仰。站在朱德同志墓前，他深情吟诵“血火风雨革命路，喜看新人身后来”，表达革命一定会代代延续的信念；在延边大学，他感慨“老人节忆少年日，恍见延安凤凰山”，他从未忘怀、魂牵梦萦的，不只是一段少年时光，更是在这少年时代就选择的信仰、坚持的道路。

1993年，贺敬之重回川北。这是他少年时离家求学所来过的地方。当年，他正是在这里出发奔赴延安，选择了自己一生未改的人生道路。再归来恰逢69岁生日，见到寺庙中的转轮藏，年近古稀的诗人感慨万千，写下这样一首诗：“三生石上笑挺身，又逢生日说转轮。百世千劫仍是我，赤心赤旗赤县民。”这是他一生未变、未悔的选择与坚持，也是他坚定相信国家和人民通向未来的方向。

2003年，距离少年贺敬之奔赴延安过去了63年；距离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过去了61年；距离贺敬之离开文化部代部长职务过去了11年。这一年，贺敬之接受了一次访谈。当被问及他对自己一生经历的荣辱升沉的感受，贺敬之回答：“从没想过会改变初衷，更不用说去向什么人‘忏悔’了。”这个回答呼应着他在1986年重游桂林七星岩写下的“千书无悔字，万里心可剖”，也呼应着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一个世纪中所经历的一切挫折与奋斗、光荣与梦想。

2024年，贺敬之老人已经年满百岁。一百年的时光，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不算很久。然而，却是一个国家从神州陆沉、危亡灾荒走向强大与繁荣的时间，也是一个诗人从婴儿变成虽须眉皆白却仍精神矍铄的老人的时间。无论时代怎样斗转星移，历史如何沧桑沉浮，那个，以及那些一生为劳动人民放声歌唱的歌者，他们和他们所歌唱的历史、时代，必将被人民永远铭记。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卢燕娟)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