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苇是浙江湖州人，每当人们提到他，在脑海中闪现的却总是西域的大漠与绿洲，这可能和他的创作题材有关。与那些在已经有一定创作基础后又四处游历的作家们不同，沈苇的创作生涯几乎就是从西部开始的。30年来，这里几乎承载着他全部的人生经验和文学情怀。在评论者眼里，“西部”和“新疆”也几乎成为沈苇的标签。人们津津乐道他的“柔巴依体”和那些书写欧亚腹地壮美风景的诗句，几乎忘记了这位蓄着胡须的汉子原是来自江南水乡。

所以，当2018年沈苇做出从西北回到江南的决定时，人们多少有点猝不及防。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人过四十不改行”，而此时的沈苇已经53岁，离开生活了30年的地方，回到一个已经近乎于“异乡”的故乡，这一行动非有大定力者不能为之。如果从事件的角度来看，沈苇的定力自然是源自对家乡亲人的责任和思念，他也坦然承认返乡前一年父母遭遇的车祸是其决定回来的关键因素，但是支撑沈苇返回江南的内在原因则是他对诗歌的理解。有关返乡，沈苇有一段颇有意味的自叙，称“30年前，一个水乡人要去新疆沙漠蒸发掉一些水分；30年后，这个水乡人感到蒸发得差不多了，再蒸发下去就有变成木乃伊的可能，于是百感交集地回来了。”(《沈苇：新疆已化作我灵魂的一部分》)其实，这正是沈苇基于“去地域化”的诗歌观念对自己人生抉择的生动表达。当人们执著地往沈苇身上贴标签时，沈苇却对自己的位置与创作姿态有着清醒的认知。地理空间并不构成对沈苇的限制，是去干旱的新疆还是去温润的江南，这完全取决于沈苇自己的生存状态。一苇能渡江，亦能渡“疆”。

于是，便有了《诗江南》这部诗集，这并不是对“新疆沈苇”的总结，也不是“江南沈苇”的开端。沈苇还是沈苇，他所坚持的诗学观念一如既往。新疆抑或是江南都只是沈苇“综合抒情”“混血写作”和“去地域化”等诗学观念的试验场。在《诗江南》中，沈苇发掘着江南的意义，但他的雄心绝不仅仅是发掘“江南”这个地理概念的意义，他是在挖掘人生存的价值，挖掘那些可以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终极答案。

《诗江南》中，沈苇在实践一种对水的解剖学。江南是多水的，水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江南的代表，而水又无处不在，它足以承载任何地方、任何时代人类的命运。于是，通过解剖水，沈苇尝试去整理自己的行迹，去寻找那些自己关于世界的表述方式。沈苇甚至在一首题为《关于水的十四种表达》的诗中以多种方式去研究水，他从地理空间、形态结构、历史典故等角度多次进入“水”这个词语内部，并从中汲取更为丰富、复杂的内容。而这一切最终回到了人本身，水成为人自我表达的方式，成为人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重要途径。沈苇发现水是可以携带的，而随水一同可以携带的还有一地的风物：由东南往西北，可以“银瓶储水，带一壶金沙泉同去长安” (《芭提雅山庄》)，而由西北向东南，亦可以携着一场大雪归来。当然，较之那些被携带的水，更重要的是携带水的人，于是，有人告诉沈苇，当他回到江南，“一个胡人，/又被摁上了三点水”(《大雪过后》)。沈苇在诗中写水，并执著地在水中找寻世界的本真，正如其诗中所言：“人间事，不过是菜圃里一滴露”(《把一株青菜种到星辰中间》)。如果将《诗江南》中的字做一个统计，那么三点水恐怕便是出现最多的部首。沈苇写水，写的是对人世间万事万物的思索。

经由对水的解剖，沈苇实践着他的“去地域化”的诗学观念，他毫不回避自己在书写江南时所必须要面对的地域性，但也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地域性，才有了“去地域”“化”的可能。对沈苇而言，新疆与江南在风土人情上的强烈对比成就了他的两个故乡，这一观念的形成由来已久，他在新疆居住时期的一些诗作中就曾经有这样的表述：“当我出生时，故乡是一座坟墓/阳光和田野合伙要把我埋葬”“现在我老了，头白了/我回来了——又回到故乡——/——流水中突然静止的摇篮” (《两个故乡》)，新疆和江南是对位的，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并不能单独对沈苇产生意义，而当二者产生和声，其意义便显现了出来。这便是沈苇所说的“混血”，它并不是将新疆与江南并列放置，甚至是刻意突出两者之间的不同，而是将二者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所重视的是“混”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是一切行动的主体，其价值也随之呈现。于是，沈苇呼唤着改造荒凉，“将一条河，像蛇一样/提溜进沙漠”，而水与沙“两种贫瘠的合作”却最终将以“强盛”为名(《关于水的十四种表达》)。其实，地域本身只是一个名词，它无知无觉，而其种种特质最终不过是人的情感呈现，通过“去地域化”的写作，沈苇呼唤着人去积极改变生存处境，而人经过劳作所改变的绝非仅仅是外在世界，更是自己的内心。在《诗江南》中，沈苇向读者们完整地呈现出了他“去地域化”的逻辑理路，他往往是由一个或一系列极具地域性的名词起笔，例如《骆驼桥》开篇便是一句“向东，湖州城外/钱山漾的地下幽冥世界/碳化的丝，桑园，孤独的高干桑/王大妈的面，淤泥里不腐的檀香木……”，任谁也会在这短短的诗句中读出江南历史的沧桑来，但随即，沈苇便将自己的笔触宕了出去，由江南一直向西挥去，一直挥到了西域的漫漫黄沙，这其中的内在动力便是沈苇本人的人生经验和际遇。江南已非江南，而西域亦非西域，无数地域与时间在沈苇处激荡，于是万里长路、万古长愁便化作了一些最简单却又切中本质的对宇宙与存在的思索：“此岸，彼岸；彼岸，此岸/揭谛，揭谛，波罗揭谛……”于是，这些带有形而上意味的诗句便超越了地域所限，抵达了沈苇所追求的“诗的普适性”。

在《诗江南》中，沈苇的“去地域化”诗歌理想不仅突破了空间的限制，也在尝试打破时间的藩篱。沈苇诗中的时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及物的实在，它往往是由“物”开始的。时间的发端可能是银杏树，“银杏树的壮丽一瞬/如初冬突然的歌剧院/歌剧院里的交响乐和男高音……”(《银杏树》)；可能是绿头鸭，“寂静的午后/几只绿头鸭在觅食/桑地里，矮杆桑死了一半/另一半长出新叶”(《一次拜访》)；也可能是一条沉船：“最早沉下去的，是疯子船/连同梆梆作响的竹杠声”(《沉船》)。在那些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事物中，时间在酝酿、在发生、在悄悄地改变着一切。也正是由于沈苇在诗歌中塑造了一种及物的时间，他可以轻易地将时间对折，以物作为媒介，让存在于当下时间中的事物与存在于历史时间中的事物产生关联。《银杏树》结尾处的一声“白果虾仁来喽——”把餐桌上的银杏折进了远古，让“孑遗品尝了孑遗”。由于沈苇有着新疆、江南两地的生活经验，他在将时间对折时往往会连同空间一起对折，在他的一些诗作里，新疆与江南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地理上的隔阂，他习惯于在诗中将这两重空间并列放置：“西域以西/一江春水向西流/运河之东/滔滔江河复归于海”(《关于水的十四种表达》)，而使得这种并列成为可能的依然是“物”本身，“三千茧子之丝/从江南到达西域/六千茧子之丝/从长安到达地中海”(《蚕茧》)。沈苇对“物”本身的关注是颇有意味的，他曾经谈及对未来的态度，称：“‘云时代’我们仍在大地上生活、写作，更需要一种云下的凝神、虚静和镇定。”(《沈苇：新疆已化作我灵魂的一部分》)及物给诗歌带来的实在性使诗中原本抽象的时间和观念变得具体可触，而“物”本身具有的文化价值属性也使得其中蕴含的内核能穿过漫长的时间洪流让今天的读者们所感知，正如李白的那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沈苇诗中的“物”也是亦然，他笔下的银杏、蚕茧、泉水等都是一个个带有神奇力量的装置，它们不仅让时间穿越，更让时间折叠，将千古事呈现在同一个时空之中，在现代人的情感世界里激起层层波澜。

借由对时空的思考，沈苇在《诗江南》中对祭祀有着特别的关注：“当阴间的血脉断了/香樟林看上去披头散发的”(《荒坟》)。“香樟”几乎是一个被固化了的意象符号，它是一个信物，联系了远行游子与不断发生变化的故乡。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乡土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河边，唐代的古桥已荡然无存，“拆！还未等到一只凤凰莅临/拆！他们拆走的好像不是石头/而是一堆塑料和泡沫”，这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了，而更令人怅惘的是“蚕匾里芦花公鸡的/祭祀，也省略了”(《凤凰桥》)。现代社会是不断祛魅的，一切都要为生产力让步，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是不能被生产力所简单概括的，譬如那些古老的仪式，譬如那些存在于人们灵魂深处的对世界的敬畏。在现实世界里，这些东西正在消散，而在诗歌的世界里，沈苇正在执著地将它们重新聚拢。沈苇将故乡的灵魂收集在与祭祀息息相关的香樟树上，将香樟树的根看作是自己的根，所以他说：“当我找到一截香樟树的根/就可以带上它，再度远行了”(《为植物亲戚而作》)。有着香樟树根的羁绊，沈苇具有了“招魂”的能力，在他的世界里，生者与逝者“聚集一堂，酒足饭饱，坟头也修葺一新”(《清明节》)。有了这截香樟树根，沈苇可以把任何时空与故乡的时空对折，使这些“异乡”在一瞬间成为自己的“故乡”。

即使在诗学上追求着“去地域化”，但沈苇对自己地处江南的“第一故乡”是毫不避讳的，然而，沈苇心中的江南并不是那个被思维定式所固化的、烟雨蒙蒙的江南，他要用自己的人生经验重造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江南。《是和不》中描述的便是沈苇重建江南故乡的心路历程，其中蕴含着一种辩证。沈苇在与固化的思维做着斗争，他在逼迫自己从舒适区中出走，重建一个足以令自己心安的真正意义上的江南。沈苇从良渚文化中打捞着江南，从西湖和断桥中发现着江南，从种种历史掌故中见证着江南，却恍然发现，重构江南需要有打破常规思维方式的更激越的态度。于是，读者们就会发现《诗江南》到了后半部分，一些原不会出现在“江南”这个概念范畴内的人名和物名便多了起来，有在井口看到了两个自己的“赛珍珠，珀尔·巴克”(《娃娃井》)，有名字里便带着半生半死隐喻的“补好丁”(《普哈丁园》)，有游历过中国而虽死无憾的鄂多立克(《鄂多立克在扬州》)，还有那些安葬着众多异乡人的清净寺(《异乡人的墓园》)……江南有百景，却极少有人将这些外来者看作是江南的一部分，而当沈苇发现这些外来者之于江南的意义时，江南便截然不同。当然，这些异域来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沈苇西来之后的自我隐喻，他明确知道，在其所建构的诗的江南世界中，自己也将留下姓名。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蓝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