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了时间的雨声》于2022年11月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继《七剑诗选》《新性灵主义诗选》之后，“新性灵诗学三部曲”的第三部，收录了作者龚刚的两百多首新诗。诗集由7个部分组成，分别为序曲“五首历史狂想曲”、终曲“荒原之后”以及“时间与记忆”“怀念与反讽”“轻与重”“空间与想象”“诗意与非诗意”等辑。这些诗歌气韵灵动，诗意悠远深厚，彰显了作者鲜明的个性，体现了其会通中西的诗学观，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现代审美新范式。龚刚的新诗高举“新性灵主义”旗帜，追求“诗意地栖居”，兼具情感与哲思，想象瑰奇又关注现实，有着独特的语言节奏，饱含对生命的体验与思考，用理性召唤人文精神重回诗歌。

龚刚是一位学术研究者，供职于澳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从事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与比较诗学研究，这样的身份使其能够更好地将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结合，以学问济性情，以人巧济天籁，提出“新性灵主义”。“新性灵”以明清的性灵派为理论基石，认为性灵是性情与智性的结合，强调后天学养的修炼，推崇闪电式的顿悟与哲性思考是其创作倾向，不做无病呻吟之作、追求更为高远的立意是其内容导向。“新性灵主义”是龚刚会通中西诗学的生动呈现，不仅是对中国性灵派的修正，还融会了西方新浪漫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精粹，如新浪漫主义中的“感情疏离”，在“新性灵”诗歌中会通为“冷抒情”的创作观念；超现实主义对超真实世界与神秘诗学的关注，以及在诗歌语言方面的创新，则对“新性灵”诗歌的内容与手法产生了影响。

龚诗时间跨度长，不仅包含了个体对过往时光的追忆，还有对宏观时代历史变迁的观察思考。《八十年代》一诗虽以主观视角追忆似水年华，但更是将整个80年代的记忆浓缩于一首诗中，虚实交织，以简洁精炼的语言表达时代之思。序曲中的五首历史狂想曲，描写的皆是经典对象，如铜奔马、楼兰、玉门关、敦煌、颐和园等，饱含历史的厚重与沧桑。特别是《铜奔马》透过“从千年前的凉州一跃而出”的铜奔马，“啸聚古今”，从毕加索、达利到“菩提树下的王子”“马厩里的圣人”，最后又将诗思落回到“那位凉州匠人的想象”，浑然一体，力透纸背，敏锐地擒住一刹的感兴，实乃触到了“一跃而起，轻轻落下”的诗之达道。《我无意击中历史的要害》有异曲同工之妙，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散发“茉莉花香”的江南是诗人的故乡，“抹了牛油的烤玉米”的香气是印第安人的归途，诗人的思绪由中国游走到美国再到俄罗斯，将个人情感与历史地理融合，于蓬勃的性情抒发中融入哲性的反思，“以手指打着节拍，无意击中历史的要害”，最后将万般情思放置于勒杜鹃花瓣在海平线上的轻轻飘落，怅然若失，似是传达出对历史的反嘲。通过以上诗歌，可以察觉到诗人的理性与理智、对情绪的自觉节制，但又能时刻感知到诗人的在场及个人风度的展现，重在有“我”，重在着“我”，以心为眼，观察感悟世间万物，而这些都与新浪漫主义不谋而合。新浪漫主义扬弃了浪漫主义过于泛滥粗浅的弊病，否定诗歌是放纵个人感情的载体，转而追求更有意义的情感，寻找生命的本真本义。龚诗能在表达个人感情与追求更为高远的立意之间达成平衡，便是将性灵与新浪漫主义会通的结果。

诗歌空间跨度广、意象多元，诗人凭借非凡的想象力与高超的语言掌控力，游刃有余地在不同意象中驰骋，是龚诗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龚诗中有三个主要的空间，分别为江南、北京、澳门，都是诗人生活过或正在居住的地域，具有特殊的意义。江南是故乡，是精神的休歇处，诗人把对故乡的感情化为童年时的那碗馄饨，“一点鲜肉，一张薄皮/裹出童年的模样”（《一碗江南》），“江南把自己裹到肉馅里/泅过忘川/在晚餐时分登陆”（《我听到了时间的雨声（二）》），味蕾传递思念，将难以名状的情感具象化，变无形为有形。诗语气韵灵动，有自如的流动性，突破传统的线性思维，打破固定的逻辑，随心而出，随性而作。从汤里“细碎的紫菜”联想到西湖柔波里“隐隐可见的水草”，从江南的柳树转到岭南的榕树，诗人于不经意间便可跨越多重空间意象，留白精妙，读之可悟得诗外之象、诗外之味。

从这类跳跃性的思维语言中，不难看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子。超现实主义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理论基础，模糊梦与现实的界线，注重语言的创新，提出“自动性书写”，以期用非理性与无意识达到一种更高的现实即“超现实”。所以超现实主义的真正内涵，是要寻找更加深刻和真实的现实，一如龚刚的“新性灵”也从不是蹈空玄想，而是关切现实社会、把握时代脉搏，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

澳门也是龚诗中常出现的空间。这座城市在中西文化的交流润泽中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底蕴，异质文化多元共生是其最显著的特点。诗集的第3-5辑收录了《黑沙村》《把巴黎移植到澳门》《黑沙滩》《澳门速写》等澳门城市文化诗歌，这类诗将不同的意象并置在一起，却形成了异常和谐统一的效果。诗人“以气驭剑”，以性灵为向，融合出一个完整的意境。如《黑沙村》一诗，将“经冬未凋的花朵”“青石板的小巷”“凉棚下的一堆洋酒瓶”等一些貌似冲突的意象捏合，继而将思绪延展到黑沙海滩村民“用清晨摘菜的双手/将一串串油亮的鸡翅/送到营养过剩的游客手中”，从“喧嚣的城市”到“最后的乡村”，用不同的意象联结起对人与社会、历史的哲性思考。《赢家》以澳门赌场为中心，用一枚枚筹码串联起世界各地的标志性建筑物如埃菲尔铁塔、威尼斯水城、古罗马神像，并以所罗门王的宝藏暗示“所有的奢望/都是自我催眠”，只有“从繁华中穿过的人/才是人生的赢家”，诗语节奏自然，诗意任意流淌，在带来审美美感的同时，智性思考也蕴含其中。

性灵派袁枚曾在诗论中提出：“笔性灵，则写忠厚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儿女亦少风情。”龚刚的“新性灵诗歌”则真正做到了以性灵之笔写现实诗歌。他关注“三农”、农民工、市井百态，与人间哀乐同情同感。《农民工与图书馆》一诗关注疫情下农民工的生存环境，以真诚之心关怀这个常被人忽视的群体——“他们是活命的水，看不见的空气”，并体恤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对知识的热爱像萤火的光芒/照亮自己的命运和尊严。”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结尾处诗人用人文关怀照亮众生：“因为热爱，所以众生平等/因为热爱，所以在苦难中/站立。”这也正是“新性灵”的真正内涵。明清性灵派倡导“天籁不来，人力亦无何”，所以其诗因粗浅纤佻之弊而常被人诟病，龚刚开创的“新性灵诗”则更重工夫学力，“人工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你和李白有一场约会》《你要在市侩的额头写诗》《佩索阿与欧菲莉亚》《死于对大海的向往》等诗中出现的哲学典故与对古今中外名人的关注即是显例。

如果说笛卡尔借上帝之手打造了自然世界，那么龚刚则用性灵之手创造了自己的诗歌世界。他以澳门为诗歌阵地，会通中西诗学，学殖深厚而通性灵，为汉语新诗坛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