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社作为承办单位之一参与录制的“奋进新时代 礼赞奋斗者”音乐诗歌咏唱会，在央视一套首播之后，又在全国二十多家卫视轮流播出。这样的传播力度与覆盖规模，在我们的印象中，于诗歌领域是并不多见的。事实上，类似的尝试，《诗刊》社并非首度试水。此前系列举办的“为人民读诗”诗歌朗诵活动、疫情期间的“青春诗会·春天里的中国”融媒体直播活动等，都格外着力于诗歌的多形态转化、多领域互动、跨媒介传播：活动在实体空间与数字平台同步开展，参与者既有诗人诗评家、也有著名朗诵家、甚至一线“流量明星”，观看者的数量规模很大、群落分布很广、参与互动很热烈。这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我们对诗歌公共影响力的想象；借助融媒体传播平台，诗歌的声音成功地抵达了为数巨大的公共受众终端、并在那里激起了纷繁的回声。

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模式面临着新的革命，对此，文学界当然不会毫无反应。近段时间，关于“出圈”的讨论在文学界多次出现，文学的传播问题和公共影响力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诗刊》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操作”，可以说是在文学“出圈”、扩大公共辐射的话题域中，放置了一个颇可分析的案例样本：在“文本生产”“传播途径”“效应接收”三个层次上，这一样本都颇值得一谈。

首先，最引人注目之处便是，《诗刊》社在“传播途径”的层面上，作出了一次与时俱进的“融媒体化”尝试。这样的尝试背后，无疑映射出融媒体时代诗歌（文学）发展的许多新语境、新可能。麦克卢汉说过“媒介即信息”，这个曾经惊世骇俗的观点，在当下语境中却并不难理解。融媒体思维已经在文学领域显示出强大的“塑形”力量。媒介的进化不仅仅意味着技术层面的改变，其自身蕴含有诸多美学上的（甚至话语政治上的）变革因子，随之而来的还有其不确定但不可忽视的“生产性”。文艺作品传播模式的深刻变革，时常会参与塑造新的作品形态和美学标准。在文学史上，类似的情形其实并不少见——例如，伊恩·瓦特和本雅明等人，都深入论述过印刷技术的进步（及其所带来的纸质报刊的兴盛）对现代小说兴起和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

融媒体传播语境对文学潜在的（或可能的）影响，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话题，在短短一篇文章之内显然难以展开。但在这里，我可以仅从期待视野的角度，借用经典的“时间/空间”框架，作一点最基本的分析。就“时间”而言，融媒体传播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对碎片时间的利用，因此需要文本快速产生效应、在短时间内实现对受众的情感唤起，并随即迅速完成情感的爆发乃至升华过程。而就“空间”而言，文本板块的可拆分性显得非常重要（最好能够被切分为可单独构成完整意义的小文本单元，以便随时看、选择性看）；与此同时，主客体之间的情感距离（心理空间间隔）也需要被尽可能地拉近，也就是说，受众主体对文本语境的代入感、参与感、浸没感，将成为重要的考量因子。

总体而言，这样的媒介、方式和途径，要求文学文本在有限的时间空间之内，完成自身的起承转合、意义架设。就此而言，诗歌似乎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十几行甚至几行的空间之内，好的诗歌能够完成一次对情感、事件或生活场景的发现和诠释；在速度和力量上，好的诗歌语言具有一种“闪电”般的品质，既“快”又“狠”。就此而言，诗歌在融媒体文学传播方面走在前列，具有内在的必然性、或也寄寓着某些预示性。《诗刊》的这几次“跨界传播”尝试，在这些方面做得颇为成功。

其次，在“传播途径”之外，这一样本还彰显了诗歌在“效应接收”层面的某些新特质。这一次的“奋进新时代 礼赞奋斗者”音乐诗歌咏唱会，采用了谱曲演唱、情景剧、配乐朗诵等多种方式，来丰富、乃至转换诗歌文本的最终呈现形态。

——在本质上，这其实是对传统“书写文本”的一次“视听转化”。也就是说，原本用来阅读的诗歌，被转换成用来听的诗歌、用来观看的诗歌；原本将作用于大脑的文本，改为直接作用于耳朵和眼睛。

这样的转换背后，无疑深藏着更大的话题和逻辑。例如，狭义的“语言”在现代社会中自身的困境问题。乔治·斯坦纳的观点经常被人引用：“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意义的世界，设法在语言的支配下管理现实。文学、哲学、神学、法律、历史艺术，都是努力将人类的所有经验、人类有记录的过去、人类的现状和对未来的期许，统统包含在理性话语的疆界之内……它们神圣见证了这个信念：一切真理和真相，除了顶端那奇怪的一小点，都能够安置在语言的四壁之内。”这样的情况，在现代社会出现了变化，语言的伊甸园不可避免地失落了，“在17世纪之前，语言的王国几乎包括了全部的经验和现实；而在今天，它只包含非常狭小的一块领地。它不再表达一切重要的行动、思维和感觉模式，也不再与这些模式有关。现在，意义和实践的大量空间属于非语词语言，如数学、符号逻辑、化学或电子关系的方程式。其他领域则属于非客观艺术和具象音乐的子语言或反语言。语词的世界已经萎缩。”

这样的观点关涉着宽阔宏大的总体文化背景，我们在此同样无法细细分析。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论断（以及无数当下现实）所指向的真实现状，那就是在当下时代，一种试图展开公共传播的文本，如果仅仅只具有语言文字形态、仅仅只作用于抽象思维，已显得越来越不够了（尽管斯坦纳的分析本身着眼于文学内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传播的话题领域展开更多的外部联想）。对诗歌乃至文学而言，在公共话语场域中尝试对接更加多元、更加综合的受众效应结构，使自己拥有更多“跨感官”的形式身份，或许会成为某种趋势。

更何况，诗歌的“唱（咏）”与“听”，原本也是一个经典的诗歌内部话题。围绕诗歌的“声音”问题、以及诗歌的“音乐性”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展开过大量的讨论。《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文字是中国最早的“诗论”之一，它所强调的，正是诗歌与音乐间相依相属的关系。五四时期的诗人们在打破旧诗押韵枷锁的同时，也一直在寻求建立新诗自己的音乐效果、声音图式，这一任务几乎贯穿着五四至今百年来的汉语诗歌探索：“旧诗的音乐是通过一定的程式获得的，是用语言去模拟音乐的效果，因而是外在的、人为的，也是公共的。新诗的音乐则是通过自然的音节来表现诗人内在的生命节律，它不依恃外在的韵脚和平仄的安排，而依靠口语自然灵活的节奏来形成一种充分个性化的声音图式”（西渡:《新诗到底是什么——废名新诗理论探赜》）。在西方，柯勒律治认为，“灵魂中没有乐感的人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天才的诗人。”结构主义者则试图从诗歌特殊的声音形式格局出发，去分析诗歌的“程式/归化”问题（也即诗的理解问题）：“我们看到抒情诗的一种程式在起作用：诗或者音韵结构的运用，使我们从经验的环境中获得超脱，诗或音韵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境界，这正是我们称为‘崇高’的境界”（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而《诗刊》社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将诗歌与音乐重新融合的尝试，无疑也能为这类经典性的诗歌理论话题，提供新的案例和思考角度。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相关诗歌作品的生产模式。此次音乐诗歌咏唱会中出现的大批诗歌作品，都是为进一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最美奋斗者”评选表彰所做的指示精神，生动反映“最美奋斗者”的光辉事迹，大力宣传“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造就伟大”的价值观，而专门组织创作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听到的，是一批直接反映“最美奋斗者”事迹、形象和精神的诗歌作品。这些诗作，直接面对重大现实题材和榜样形象，属于目标清晰、导向明确的系统性创作。

这不仅显示了中国特色文艺作品生产模式的能动性力量，并且切实地显示了诗歌对公共关切的回应、对公共话题的介入，凸显了文艺在“社会效益”层面的强大生产创造能力。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我们再次见证了诗歌与时代潮流的互动、诗歌对时代精神的诠释，见证了文艺对“培根铸魂”职能的有力担当。它也再一次提醒我们：鼓舞精神力量、凝聚价值认同，是诗歌在任何时代都不应遗忘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