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成于隋唐，盛于两宋。宋人论词，先贬后入，如同今人对待臭豆腐，一边掩鼻不屑，一边细嚼慢咽，吃完之后还总是意犹未尽的样子。而后人论词，或褒或贬，全凭兴致。现今，人们的审美兴趣已大大异于以往，对词的评价和欣赏也在日新月异，甚至不排除用现代情趣解释古人语意的情况，谬误与曲解在所难免。因此，若能通过有限尝试，转换观察角度，尽可能还原古时境况，重新审视创作原貌，对认识宋词真谛还是很有帮助的 。

一．一个中心
词之于宋朝，本是流行歌曲的底本，因官宦文人的共同参与而成为颇受争议的文化时尚。词在宋朝得以兴盛既受益于前朝文化之余荫，更受益于本朝城市文化的进步以及文化市场的繁荣。苏杭为江南中枢，富甲天下，经济昌盛，人文荟萃。隋唐以降便成为词的传播中心，许多诗人学子都以此为起点，开始了词的创作，并引领词风潮流百年。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官居苏杭，卸任后作《忆江南》三首，脍炙人口，至今流传。

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出生于吴中（今苏州），二十七岁才离开，他的许多词作都以江南生活为内容，是“花间派”主要代表。

柳永历来被誉为宋朝词坛领袖，因词扬名，因词落第，一生荣辱都与作词相关。柳永生于福建崇安，尚在年少，便遍游苏杭，直至扬州。在杭其间，创作《望海潮•东南形胜》。本以此词做投赠之用，不想一炮而红，从此与作词结缘。

宋朝著名诗人秦观早年诗作颇丰，备受苏轼嘉奖。待后来游历苏杭后，开始填词，词作影响日深，到后来人们只认其词，不知其他。殊不知，秦观诗文俱佳，尤以策论见长，可见其词多么受欢迎了。

宋代大诗人苏轼本不作词。然而，当他出任杭州通判后，一改初衷，开始填词，那时，苏轼已到不惑之年；

“豪放派”代表辛稼轩的第一篇词作《汉宫春﹒春已归来》作于绍兴三十二年立春日，也就是其南归后的第一年立春。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随父母回到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时年仅十三四岁，他的词作《钗头凤》作于二十岁左右，随后作品不断。他二十九岁中第入仕，其后很少填词，而是创作了大量的诗作，成为中国古代作品最为丰富的诗人。

类似例证还有很多，不胜枚举。这些例证足以说明：苏杭地区的地域特色是这些诗人进行填词创作的源泉，苏杭地区的文化传统也培养了诗人们创作技巧，而历久不衰文化市场则是诗人们演示自己成果的舞台。
好歌好词还需要好的歌手，而苏杭地区自古盛产声优舞女，更有培训声优舞女机构。宋代学者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引于竞《大唐传》称：“湖州德清县南前溪村，则南朝习乐之处，今尚有数百家习音乐，江南声妓，多自此出，所谓舞出前溪者也。”
唐朝时期，朝廷设教坊司，伶工乐女或服务于宫廷，或服务于藩镇军阀，也有部分伶工乐女充职于秦楼楚馆。唐朝瓦解后，地方割据政权分立，特别是吴越和晚唐政权的建立，使苏杭地区变成地方割据政权的政治文化中心，文化传统有了发展空间。
到了宋朝，天下一统，万象更新。由于未受战争滋扰，苏杭地区经济一直稳定发展，较中原地区更早进入城市化发展阶段，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功能日趋复杂，市民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多彩。各种演艺活动活跃在市民生活之中。
宋朝延续前朝传统，在宫廷内设教坊司，负责宫廷内演艺活动。同时，朝廷还设官妓和军妓等，负责地方政府机构和军队的演艺活动，朝廷还允许官员豢养私妓，用于各种私人应酬。除官员所养私妓外，其他伶工乐女都隶属于官设机构之中，由朝廷供养。
为了规范民间演艺活动，朝廷还开设瓦舍勾栏，让民间艺人自谋生路。
与东京汴梁不同，苏杭地区的伶工乐女没有来自宫廷的传召，除了部分官场应酬外，众多伶工乐女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生员、士子和普通市民。她们或是跻身秦楼楚馆，或是游走于瓦舍勾栏，哪里有需求，他们就出现在哪里，以至于街道里巷处处笙歌不断，闻者众多。
五代至宋朝早期，歌曲演唱主要存在于官场的官宴和官员私人宴席之上，这时的词以小令居多，短小精悍，非常适于宴席中主宾应答的需要。而城市市民文化的发展繁荣改变了这一切。“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慢词长调逐步成为主导，赋体新声不断涌现。
演艺市场的空前繁荣，加大了对新乐曲和新歌词的需求。这种需求产生的动力吸引了的众多官宦、生员和士子们前来，同时又激发了它们参与创作的浓厚兴趣，并创作出各式各样的优秀作品。柳永就是在这股潮流中涌现的杰出代表。
柳永深谙音律，又长于诗赋，精于创新。柳永的新词善于铺陈，叙事跌宕，写景关情，感人至深；结构上大开大合，收放自如。更难得的是，柳永的词语意清新，通俗易懂，再加上关注社情，体恤孤弱，敢爱敢恨，真情意切，这些都是柳词广受世人欢迎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城市文化的成熟，催生了城市文化市场，而繁荣的文化市场吸引了众多官宦文人参与创作，而创作的兴盛成就了宋词的辉煌，而宋词的辉煌又为苏杭等江南都市增色不少。到了南宋时期，朝廷建都临安，苏杭成为京畿要地，其文化中心地位愈发稳固，也坐实了曲词传播中心这一结论。

二、两种语境
在宋朝，诗与词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不是专指体裁格式，而是两者适用的“语境”的不同。
宋诗秉承“诗三百”以来之传统，以教化为本，以天下为先，以真善美为宗旨，要求作品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宜。为诗者，无论君王、官宦还是文人、学子，都要尊礼重道，崇尚美德。《毛诗序》有言：“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之语境，止于礼，合乎情。上能尊君王，敬父母，下能教学生，训子女，中可与同仁共勉，归根结底落在一个“公”字。诗的语境就是公共的语境。
词在宋朝是充满争议的。贬词者称词为“小词”，如同今日定义“小曲儿”一般，俚俗淫艳，不堪入耳；而褒词者则称词为“诗余”或是“长短句诗”，拼命把词往诗上靠，好让人们觉得词只是诗的变体，也是可以语归雅正，“思无邪”的。
宋词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过慎重斟酌写就的成熟作品，既可供阅读吟诵，也可供乐女歌唱。这类作品遣语谨慎，构思缜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另一类则是应制急就章，临场起兴，提笔草就，即时演唱。这类词作实质上就是为歌艺表演准备的底本，由于是应制而作，考虑仓促，病语错词在所难免，为后人所诟病。
从词作的功用上讲，主要是“娱宾遣兴”（陈世修语，见《阳春集•序》）和“聊佐清欢”（欧阳修语，见《欧阳修词校注•前言》）也就是说，词作与歌女演唱或是追风引蝶，游乐调笑的下酒“小菜”；或是自怜自哀，铺叙愁怨的的酒引。
从作品的内容上看，宋词的整体语境都是纯粹的私人语境。宋朝初年，表现闺愁妇怨题材的词就占词作总数的一半以上。而特别有意思的是，作为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诗之慷慨与词之缠绵；诗之公议与词之私语竟能同出一体，这也是宋朝当时独有的文化现象。下面试举几例，对比一下诗与词的不同的气韵。

李清照是宋朝著名的女诗人，也是著名的金石学家，诗与词流传不多，但都是特点分明，过目难忘的。她的诗《乌江》最为脍炙人口：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59页）
该诗语境壮阔，豪迈深沉，加之南宋偏安江南的背景，越发显示出不屈奋进之情怀，和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与此相对应的是，她的词作则完全是闺中怨妇的生活写照，真实而又充满无限寂寥。《声声慢•寻寻觅觅》就是其中的代表：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68页）

柳永不愧为宋朝词坛领袖，其《乐章集》歌名远播，尽人皆知，影响力贯穿了宋朝始末。相比之下，柳永的诗作流传下来的甚少，更显得弥足珍贵，他的《煮海歌》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社会公平的追求，真可与白乐天的《卖炭翁》系列相映衬。《煮海歌》：
“鬻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鬻就汝输征。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曝咸味加，始灌潮波塯成卤。卤浓盐淡未得闲，采樵深入无穷山。豹踪虎迹不敢避，朝阳山去夕阳还。船载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热。晨烧暮灼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雪。自从潴卤至飞霜，无非假贷充糇粮。秤入官中得微直，一缗往往十缗偿。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鬻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贫。本朝一物不失所，愿广皇仁到海滨。甲兵净洗征输辍，君有馀财罢盐铁。太平相业尔惟盐，化作夏商周时节”（《宋诗纪事》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48页）
反观柳永的词，羁绊香闺，满目风尘，风花雪月，儿女情长。他的《定风波》还为乐女代言，给他惹下麻烦不少。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乐章集校笺》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259页）

宋朝最伟大的诗人莫过于爱国诗人陆游了，他的《示儿》诗成为不甘屈辱，而又壮志难酬的悲国之士的生动写照，也是后人在家国罹难，艰难困苦时常常吟诵的诗作。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放翁诗词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304）
相比诗之语境的豪迈悲壮与浩然之气，陆游的词则显得消极、散漫了许多，甚至表现出一些颓废的心态。他的《豆叶黄》是这样的：
“一春常是雨和风，风雨停时春已空。谁惜泥沙万点红。恨难穷，恰似衰翁一世中”。（《放翁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2页）
另一首《南乡子》更为超脱：
“早岁入皇州，樽酒相逢尽胜流。三十年来真一梦，堪愁，客路萧萧两鬓秋。篷峤偶重游，不待人嘲我自羞。看镜倚楼俱已矣，扁舟，月笛烟蓑万事休”。（《放翁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6页）
他的《沁园春.孤鹤归飞》则把消极情绪发展到了极致：
“孤鹤归飞，再过辽天，换尽旧人。念累累枯冢，茫茫梦境，王侯蝼蚁，毕竟成尘。载酒园林，寻花巷陌，当日何曾轻负春。流年改，叹围腰带剩，点鬓霜新。
交亲散落如云。又岂料如今馀此身。幸眼明身健，茶甘饭软，非惟我老，更有人贫。躲尽危机，消残壮志，短艇湖中闲采莼。吾何恨，有渔翁共醉，溪友为邻。” （《放翁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09页）

诗的语境为公共语境，与天下人说天下事，不怕豪放夸张；
词的语境为私人语境，与自己人说自己事，不嫌矫揉造作。

三、三类词人
宋词的创作者一共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学养深厚，兴致颇高的官宦文人；第二类是才艺上佳，聪明伶俐的伶工乐女；第三类是通晓音律，才华横溢的士子生员。前两类词作者都食朝廷俸禄，物质生活有充分保障，可统统称之为“自生者”；而第三类词作者既不做官，也无谋生技艺，在物质生活上往往依附于他人，这种词人也可称为“寄生者”。
宋朝的官员的确是有闲阶层，可以有大把的时间用于官场应酬，而官场应酬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是乐女邀词弹唱了。宋朝设官妓，主要功用在于官员政务中的应酬，为各种官场活动打圆场；另外，达官贵人也蓄养家妓，为官员私人应酬活跃气氛。这些乐女在演唱过程中经常向宾客邀词，也就是用客官填制的词演唱，因此，官员们的应制之词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词在宋朝颇受非议，是因为有的词语境尘下、艳俗淫靡。其实，这只是借口而已，真正的原因是词作者与演唱者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而这种差别显示了两者间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异，以至于何时何地都无法回避。
自唐朝设教坊司以来，乐女的官称是“妓女”，其身份为“乐户”，也就是贱奴，社会地位极其低贱。唐朝法律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见《唐律疏议﹒名例六》）。到了宋朝，这种状况没有任何变化。据宋张舜民《画墁录》所载：柳三变（柳永）既以词忤仁宗，吏部不敢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柳遂退。
许多人以为晏殊斥退柳永是因为柳词用语不堪，可又觉得该阕词的用语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殊不知，该阕词是为乐女代言。在当时，以官员身份为乐女代言显然不合礼制，况且宋代尊崇儒学，礼为官场规则，不可逾越。乐女本是贱奴，官员为贵人，贵贱不分，又何以为官呢？
然而，乐女虽然身份低贱，但毕竟是活生生的人，而那些官员士子们在游乐调笑中常常忘乎所以，兴致一来，或是酒一喝高就忘掉了彼此的身份，填词唱曲，好不快乐。但是，随着地位和年龄的增长，许多词作者开始懊悔当年之轻狂。
宋朝著名学者、诗人欧阳修晚年自编诗文著作五十卷，他彻底舍弃了自己的全部词作。这位骂包拯，贬狄青的一品大员，自视甚高，生怕曾经写就的词作误了自己的清名，欲除掉与贱奴所有的关联，以维护自己一品大员的尊严。可这苦了后来为他编辑词集的后学，有许多名篇佳作都被编入了他人的集子中，其中就包括那首“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
后悔作词的达官贵人不在少数，陆游就表现比较突出。表现最为极端的是五代时期的宰相和凝，早年和凝不但爱好写词，还经常为友人传印词作。待官居相位后，竞托专人搜集焚毁，仿佛要与曾经的自己彻底决裂一般。
别有一脉词人不为词律所限，引清驱浊，以诗的语境铺陈词阕，以词言诗之所能言者，这一脉词人也被称为“豪放派”，苏轼就是其中的代表。
苏轼自填词起，常常以柳永为标尺，比较个人词作与柳词之不同。南宋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显然，这种比较让苏轼略感难堪，但苏轼不以为意，以后的作品依然延续这样的风格，只是手法更为娴熟，用语更加精妙了。
另一位大词人辛弃疾也是如此，辛弃疾南归后，朝廷执意偏安，辛弃疾就以词为诗，用俗语喻时，用古语刺政，激扬慷慨，酣畅淋漓。在加上国家危难的大背景，使其作品更显悲壮和不朽。

第二类词人很多都是无名小辈，各类词集中无名氏作品就有他们的词作。从一些宋朝名人笔记中也可得知，无论作品是否署名，那些作品多是乐女伶工对个人命运的哀叹，闺愁妇怨，伤离恨别，词中满满是对未来境遇的期盼和担忧。《眼儿媚•萧萧江上荻花秋》就是其中一例：
“萧萧江上荻花秋，做弄许多愁。半竿落日，两行新雁，一叶扁舟。
惜分长怕君先去，直待醉时休。今宵眼底，明朝心上，后日眉头。”
有的词作带有明显的功利性，是真正的应制之作。乐女填制这类词或是取悦客人，或是为脱贱籍不得不如此。《花草粹编》就记载这样的故事。成都歌妓尹温仪乞求当地长官蔡相除去自己的贱籍，蔡相要求其作词一首，并规定以“九”为韵。尹温仪当即作《西江月》一阕：
“韩愈文章盖世，谢安才貌风流。良辰开宴在西楼，敢劝一杯芳酒。
记得南宫高过，弟兄争占鳌头，一门玉殿御香浮，名在甲科第九。”
蔡相非常高兴，歌妓遂如愿。
当然，乐女痴情也有落空的时候，悔恨之间嘴也是饶不得人的。《齐东野语》记载这样的故事：一位蜀妓与“翁客”相爱被弃，蜀妓以一阕《踏莎行》倾诉不满：
“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哪个先生教底？
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哪得功夫咒你？”

第三类词人是真正潜心制词之人，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专业作者。这类词人不但学养深厚，文采飞扬，还深谙音律，善制新声。由于专心制词，或是险失功名，或是终生不仕，或是仕途坎坷，或是困于生计。柳永、姜夔及吴文英莫不如此。
柳永因是官宦后人，求取功名是家规族约，不能违背。但是，年轻时的柳永恃才傲物，过于轻狂，以为科举考试不在话下。于是流连秦楼楚馆，荒废了功课。又由于词名远扬，为贱名所累，几乎误了功名。待到仁宗明道二年开恩科，柳永才获得同进士出身的身份。这时的柳永已年过半百。
在获得功名前的几十年中，柳永自号“奉旨填词”，专心制词，并开创出宋词发展的新气象。但是，没有功名就意味着不能维持生计，柳永也曾走过投靠贵人之路。其《乐章集》就有不少投赠之作，可以考证出的投赠对象都是达官名宦。从宋人笔记的记载来看，这些投赠对象都为柳永做过保荐，甚至将柳永的词作直接推荐给了皇帝，只是时机不对，才错过了进身机会。
柳永仕途坎坷，身世漂泊，再加上词名远播，而《宋史》又没有为其立传，这就为小说家提供的绝好的素材。只是小说家取材随意，道听途说，穿凿附会，难以置信。例如元明话本小说《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中，就把唐后主李煜著名的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算在了柳永的头上，可见小说家的想象力有多么发达了。
与柳永不同，姜夔和吴文英都是终生未仕，但都有贵人相助，生活还算稳定。
姜夔本是出色的诗人，也因为出色的诗文而受到福建老诗人萧德藻的器重，老诗人将侄女许配给姜夔，并将姜夔举荐给著名诗人杨万里。通过杨万里的的推荐，姜夔又结识了曾任副宰相的著名诗人范成大。由于范成大的赏识，姜夔的创作激情被激发，姜夔为范成大编制的两阕词《暗香》和《疏影》成为词坛精品。
综合而论，三类词人都为宋词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为后人创作并保留下题材丰富，风格多样的词作，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宝贵财富。另一方面，宋词的流传受制原因很多，最大的因素还是历代学者士子的取舍。在后世的传诵、刻印过程中，各朝学者和士子们都根据学训传统对词作进行选择、删改，以便符合流通条件，许多不符合道统的作品慢慢被过滤，革除掉了，保留下来的都是几经选择，适宜读者公开诵读的，也是语境近于诗文的作品。
现在宋词的诵读和欣赏多是从语句和字词的表面含义去解释，而与原来创作的初衷渐行渐远，如果知道了宋词创作的原委，或许有人会觉得现在的这种欣赏方式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