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就这样把我怀念

艰难的《札记》

很早以前有了一本灰绿色封皮的、小32开窄版的《阿赫玛托娃诗选》。之后，她陪了我许多年。但是，许多年里，我并不知道那些诗是怎么诞生的，就像不知道她眼睛里圣者般的目光是怎样发出的一样。

直至有一天，遇到莉季娅·丘科芙斯卡娅三卷本的《阿赫玛托娃札记》（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版），我知道了太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之前，我读了《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否则，我将无法面对和接受《札记》里面的AA，也无法真正走进她的《安魂曲》和目光的深处。

《札记》并不好读，尽管作者记录了几十年、整理了几十年、加了许多的脚注、尾注、释文、索引、附录等等，但它仍然是零碎的、磕磕绊绊和残缺不全的。打开它，仿佛面对无数的碎纸片或者碎镜片，你无法像打开吉皮乌斯的《往事如昨》鲍里斯的《人与事》那样流畅地阅读。那种无法拼贴与连缀的破碎感远比《古拉格》为甚。你只能慢之又慢地沿着那些碎片的边缘去体验，用心、用生命、用灵魂去体验那些来自遥远年代与国度、来自一个个体人的记忆深处的字的真实与锋利。

很难将《札记》定义为回忆录。它实际上是莉季娅从1938年11月10日见到阿赫玛托娃那天起，一直到1966年阿赫玛托娃去世之间的日记，但是，此后直至出版之前，她为了用母语翻译和解释自己同样用母语写下的 “日记”——那些东躲西藏的、顾左右而言它的、差不多符号跟文字一样多的真实记录，所付出的艰辛，比写一部真正的回忆录更多。即便如此，她仍然要不断地告诉读者，哪些符号在当时代表的是谁或什么她实在想不起来了，以及哪段文字表面讲的是什么实际讲的是什么或大约讲的是什么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作者本人在情感、情绪、认识、观念等等方面的局限与偏激。

在如此庞杂的碎片中间，去辨认阿赫玛托娃真实的容颜，是难的。

但是，在那些阿赫玛托娃本人被迫“失语”的年代，还有比它更真实的记忆吗？

漫长的冰封雪冻的日子

莉季娅说：“我写于大恐怖时代的这些札记，……里面记述的统统都是梦境。……在那样的情况下，难道有可能记真正的日记吗？”

“那样的情况”，《日瓦戈医生》讲过，《古拉各群岛》讲过，《我们》和《一九八四》也讲过。那是一种任何带有一丁点个体和独立痕迹的东西（活着的以及死去的生命、醒着的以及梦中的思想、发出的以及未发出的声音等等）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觉或被迫地变成所有“号码”中的一个，要么悄然消失得像从未有过一样的“情况”。

在那样的“情况”里，逃亡的莉季娅遇到了从13岁就能背诵她全部诗歌的安娜·安德列耶芙娜。

那时的AA，丈夫在坟墓里（当然是非正常死亡）。唯一的儿子在监狱里。她独自一人居无定所地住在一间临时而破败的屋子里，生命里能够坚持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等待一次和下一次在监狱门前排着长队看儿子的时间（而嘴里从来都不能讲出“监狱”这个词，悄声耳语都不能。监狱近在咫尺，却又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另一个是诗。那是没有任何希望发表，不能写在纸上保留下来，甚至不敢在自己的屋子里大声念出来的，只能“整夜整夜”地从心里生长出来、在时间里丢失的诗。

那时，她渴望死超过渴望生。在莉季娅见到她第一天的日记里，原样录下她的谈话中有一句说：“有一点挺好：我已病入膏肓，死，或许也为期不远了。”

第二年2月的一篇里，记下她正在谈论诗歌时，突然用手指着额头上的一个暗疮说：“是癌，好得很，我就要玩完了。”

在活着就是忍耐和苦难的无边无际的岁月里，她那么渴望死，渴望肉体的疼痛感，以缓解日夜醒着的灵魂的不得安宁。但是她没有死。茨维塔耶娃死了，自己杀死自己。但她没有。她也没有走。吉皮乌斯走了，许多阿克梅或非阿克梅的同伴都走了。但她没有。

在漫长的冰峰雪冻的岁月里；在以写作为生命的人不许遵照自己心灵的指引而写作的年代里；在被称为大师的人们都开始胡说八道讲疯话的年代里；在内心有所守护而不愿意留下来做活死人的作家、艺术家们宁愿“背叛祖国”流亡国外的年代里……有两个人，他们坚持留在俄罗斯——年轻的前苏联，古老的俄罗斯；坚持朝向生命的终点活着，清醒地活着，像岩石一样坚硬地活着，而岩石里面包裹着的是他们对所有苦难的人们和土地最温暖的悲悯与祈祷之心；并且，坚持遵照这样的内心指引而真实而忠实地写作，从未停息。

这两个人是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日瓦格医生》，阿赫玛托娃和她的《安魂曲》。

一个不懂得帕斯捷尔纳克的人，很难真正理解阿赫玛托娃

莉季娅说：“而我不相信，一个不懂得帕斯捷尔纳克的人，能真正理解阿赫玛托娃。”

但，那是一种怎样的写作与坚持？

《日瓦格医生》的“译后记”，这样讲述鲍里斯生命的最后几年：1956年，《日瓦格医生》在国外出版。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同时在国内遭到猛烈的围攻与抨击。同年11月4日，塔斯社受权声明“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到瑞典领奖后不再回国，苏联政府绝不追究。”12月29日，帕斯捷尔纳克致电瑞典文学院拒绝受奖，并写公开信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和党报，恳求不要对他采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他说：“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在俄罗斯工作，我同它是分不开的，离开它到别的地方去对我是不可能的。”

之后，《日瓦格医生》在俄罗斯以外的遥远的国度和土地上，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传播与生长，帕斯捷尔纳克却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村庄里，极其孤独与艰难地又活了两年，直至1960年5月30日在那里悄无声息地病逝。

当时我在想，最后的那两年他是怎么过的？后来，反复回忆那部书的时候，我知道，无论那些日子是怎么度过的，他的内心都一样是宁静而安祥的。当他决定留下来，与俄罗斯同在，甚或更早，当他动笔写那部书，当他将那部书命名为《……医生》，当他在书中为他所处的社会与时代作出如下诊断：

“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我想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这不能不影响健康。大肆赞美你所不喜欢的东西，为只会带来不幸的东西而感到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是空话，并非杜撰。它是人体的神经纤维所构成的。我们的灵魂在空间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们的身上，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对它不能无休无止地奸污而不受到惩罚。因诺肯季，我听你讲到流放的时候你如何成长，如何受到再教育时感到非常难受。这就像马说它如何在驯马场上自己训练自己。”

这是书中的主人公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日瓦格在跟他一生最亲密的两个朋友及儿时玩伴米沙和因诺肯季作最后告别时说的话。但是他们已经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语言。

他说：“我要走了，别怪我，米沙，屋子里闷气，街上热。我有点透不过气来。”

朋友说：“你瞧，地板上的通风窗敞开着。”

他说：“我走啦，……亲爱的伙伴们。这可不是我故意扫你们的兴。这是一种病，心血管硬化症。心肌壁磨损得太厉害，磨薄了，总有一天会破裂。可我还不到四十岁呢。我不是酒鬼，也不是放荡的人。”

朋友说：“你作临终祈祷还早着呢。别说傻话了，你还有的活。”

他说：“……我太想活了，而活着就意味着挣扎向前，追求完美，并达到它。”“可说真的，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走了，不然非整死不可。再见。”

这是尤里在告别，何尝不是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在告别？他当然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更加知道这些话一旦通过他的笔讲出来并且行之于世，对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人意味着什么。所以，当尤里从拥挤的透不过气的公交车上趔趄着下来，倒在马路沿上停止呼吸。从那一刻起，帕斯捷尔纳克此后所有活着的生命里，便只有悲悯与祈祷，为古老的俄罗斯和那片土地上所有苦难的灵魂，包括许许多多像他的朋友一样在古拉格洗礼中丢失了灵魂的人们，再没有任何一种个人的苦难与艰辛能将他打倒。

所以，那最后的两年无论怎样大约都不会比他预料的更加难以忍受，也所以，他没有借着领奖而被暧昧地“驱逐出境”的机会，像那些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偷渡）流亡国外的同时代作家、艺术家们一样，逃离苦难深重而危机四伏的祖国，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留下来，与俄罗斯同在。这种选择，其实从尤里告别时，最深的悲哀与难过不是为自己发出的，而是为从古拉格洗礼中回来的朋友发出的那时就决定了的事情。

古拉格，是在所有城市里面看得见的挤得满满的监狱之外更大更辽阔的监狱，流放的犯人被驱赶或投放到这里，就等于进入了死亡之地。他们在这里能够见到的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有茫茫雪域中间立着的一根写着“古拉格XXX号”的木桩子。然后，他们自己劈木头给自己盖监狱，并且自己改造自己。这就是尤里说的让马自己驯化自己。能够从古拉格回来的人大约是少数里面的极少数，那一定是一匹完全驯化了的“好马”。

就是在那时，她开始写她的《安魂曲》

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处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中，而她对“那种病”的感受更加强烈。

她面对的是不能言说的城里的死亡、监狱与流放。除了她所目睹的“痛苦使人发疯的时刻，/被判刑的犯人成队从街上走过”之外，还有她的亲人。她的第一位丈夫，和她一样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与作家，他胸口的弹洞鲜血汩汩，像许多人一样，却不知道死在怎样的罪名之下。她唯一的儿子，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像更多的人一样关在拥挤不堪、犯满为患的监狱里面。在最初的一两年，她为了与儿子一小时的会面，每次都需要在监狱门外排几天几夜的长队。所以，她大多数的时间是忍饥挨饿、疲惫不堪地日夜站在漫长的犯属队列里，啃干得掉渣的黑面包圈，喝凉水。

就是在那时，她开始一首一首地“写”她的“安魂曲”。那些祷告词一样的曲子，不是、也不可能写在纸上，而是像耳语接力一样，在那些犯属们中间口耳相传地在每个人的心里低声传诵。表面形式有点像现在许多电视娱乐节目里反复表演的互动节目“隔耳传话”。曾经，在我对自己无知地读了许多年《安魂曲》，却不知道它们最初在遥远年代的遥远国度里，是怎样从一个犯属诗人的心中视死如归地生长出来，又在无数犯属同样视死如归的口耳接力之间流传下来的时候，偶尔看到电视屏幕里，流光溢彩的演播台上，一句毫无意义的悄悄话从第一个人的口中传到最后一个人的口中，被大声讲出来，再被主持人宣布怎样的谬之千里时，也会捂着肚子笑翻在沙发上。但是后来，却难了。如果，某一个细节让我想起什么，那必然哄堂而起的笑声会让我受不了。想起那种也许根本就不曾发出的人的心底里的传唱时，会让我听到仿佛来自某一部反对蓄奴题材的黑人电影里面像是从地底下升起来的低沉而传至遥远的黑奴们的歌声。

在那样“写”就的《安魂曲》里面，她曾这样告诉未来：

假如他们堵住我的嘴——它早已疲惫不堪

——千千万万人民在用它来呼喊。

让他们就这样把我怀念

在我悼亡日的前夜。

而假如有一天在这个国家里

后人想起要为我把纪念碑树立，

对这一仪式我表示许可

我的条件只有这么一个——

不要把它立在我出生的海边，

我已同大海失去最后一点关联，

也不要把碑立在皇家园林我常去的地方，

那里有不得安宁的幽灵在找我于树根旁，

而是就在这儿，在我活了300个小时的地方，

在高门始终不曾为我打开的地方。

我想，她在这里讲的“300个小时”，应该是她在监狱外面某一次不间断地排队等着见儿子一面的“300个小时”，所以她说：

且看融化的雪犹如泪水一样

从凝立不动的青铜像眼睛里流淌

在那样的极度痛苦与磨难中，在不断而强烈地渴望着呼唤着死神到来的日子里，她的生命以及心脏和神经全都渐渐坚如磐石，她的内心越来越宽广安详，怀着巨大无边的悲悯，她开始不仅仅为自己，而是为她的俄罗斯和所有的灵魂，写她的《安魂曲》。

而实际上在她一生中，她所置身的除了以上让人无法忍受的“冰封雪冻”以外，还有更加寒冷与锋利的东西，那是来自同样执笔写作者的一把又一把刀子。在我看来最能置一个女人于死地的，莫过于“荡妇”和“这个女人忘了及时死去”之类的“批评”。

然而，她从没有因为其中任何一种理由而动过自己杀死自己的念头，她在这样的坚持与坚守中，一直活到77岁，让生命走完自己最顽强的历程。

《札记》成长的日子

安娜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在开始写《安魂曲》的时候见到莉季娅的。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忘年的同性朋友，几乎成为她天天等待和盼望的亲人，成为一种依靠和寄托。那些时候，她们在一起悄声地谈论自己熟悉和热爱与不爱的、死去的和活着的作家，大段大段地低声背诵或念出他们的作品；她们另一个讨论最多的话题是营救和探望狱中的亲人（莉季娅的丈夫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她后来才知道自己许多年来四处奔走竭力营救的丈夫其实早已不在任何一座监狱中和尘世上了）。而每一次最紧要和最重要的事情，是安娜将自己最新“写”下来的诗背给莉季娅听，或者写在纸上给莉季娅看，等后者默记在心里，并且背熟了，安娜就会很娴雅地划根火柴，一边大声说着“今年秋天来得早”之类给别的耳朵听的话，一边将写满字的纸片点着，在自己每天用来弹烟灰的烟缸里，对自己的诗（包括那些安魂曲）进行灰尸灭迹，仿佛自己从来就不曾写过，仿佛它们根本就不曾有过。

莉季娅写道：这都成了一种模式：手、火柴、烟灰缸，全都是一套美好而又可悲的程式。

每一次，她从安娜那里回来，或安娜从她那里回去，莉季娅第一件事就是将背下来的安娜的诗和所有记得的安娜讲过的话以及自己对她的印象，在笔记本里记录下来。这期间，她感谢造物主从小赋予她的好记性，她也烦恼于给这些越来越多的笔记找不到安全的藏身之地，经常让那些“烫手”的笔记本在自己家里和信得过的朋友家里的角角落落间颠沛流离。即便如此，她仍然小心翼翼，去掉了许多敏感的词语，使用了太多日后连她自己都无法辨认的符号和“黑话”。

那时，她许多次地犯难。她意识清醒地认为：自己不做这样的记录，是一种罪过；而作了这样的记录，随时都会给安娜和自己带来灭顶的灾难。

《札记》就是这样越积越多，并且保留下来。

如果这个世界要感谢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为人类写下了世代相传的诗篇，也应该感谢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为我们所作的这部有关阿赫马托娃的《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