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中有种现象叫“热胀冷缩”，一胀一缩之间，诸多连锁反应都会随之产生。文学也是这样。某种文体、某种思潮现象，当它远离公众视野、关注热度低的时候，可以自安自洽于微末角落，即使有问题也不容易凸显。一旦被放置在探照灯下、体量随关注热度同步膨胀，固有的裂痕便也相应被放大，成为不得不加以讨论的话题。诗歌便是典型。近年来“诗歌回暖”已是不争的事实，诗歌在公共文化生活中所占的话语体量明显膨胀，许多裂隙也随之被放大得更加明显。最重要的裂隙之一，与诗歌的“大众”“小众”问题有关：媒体上流传甚广、得到众多读者喜爱的诗句，常被专业诗人认为“不是好诗”甚至“不是诗”；至于业界所推崇的“好诗”，读者又常常抱怨“读不懂”“看不出哪儿好”。这厢为“诗和远方的田野”激动万分，那厢却摇摇头，说哪来的什么远方田野，真正的好诗不过是重新发现身边的日常。进而写诗者众（据不完全统计，网络新媒体上的诗歌发表量每年近亿首），为全社会所共同认可的名家名作数量却相对少得多。一来二去，各说各话，裂隙两边看似共享着同一片繁荣，对繁荣的理解与指认却始终存在着某种分裂。

诗歌应当是“小众”的还是“大众”的？“艺术价值卓越”同“普通读者喜爱”之间能否做到兼容互洽？这个命题翻译过来，探讨的其实是诗歌在艺术探索与公共接受之间的平衡问题，或者说，关乎诗歌写作的“公共性焦虑”。

一

现象是新现象，问题却是老问题。事实上，追索百年汉语新诗的发轫，其源头便与文学的“公共性焦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100年前，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写道，“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所谓“今日之文学”，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呈现为语言形式与材质形态的改换，于是“以白话作文作诗”成为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础性诉求：“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胡适《逼上梁山》）；“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新文学运动先驱的文学实践，毫不遮掩地显露出公共性意图：新的文学，需要一种充分世俗性、能够介入日常流通、足以催生出强大传播效果的文字媒介。文学，连同承载、构成文学的文字，不应当是一种把玩欣赏的器物，更应当是一只凿子、一把铁锹，能够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层面上浚泥引水、腾波舞浪。胡适、陈独秀等人对白话文学的力挺，因此显示出极强的现实关怀和公共性面向，简言之就是“文学也要有人懂”。这是新文学运动的百年初心，是白话（现代汉语）登堂入室建构文学正统的动力起源。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布罗茨基语），自然居于这场历史风暴的中心位置，集中体现了文学革命的动机和吁求。由此而言，有关公共性的诸种考量及面向，确乎构成了百年新诗的初心、内驱动力、甚至原生合法性之一。

必须说明的是，这种公共性考量，并不是单向的迁就和适应，而暗含着一个双向塑造的过程：一方面，文学创作应当充分使用活的、具有当下公共流通性的语言材料，以保证其公共传播效果（“国语的文学”）；另一方面，也希望文学本身能够深刻地参与到一种新的公共语言（及其背后新的公共生活）的建构之中，以新的表达建构新的想象、新的认同（“文学的国语”）。这类似于人类肠胃消化系统与身体肌肉系统的关系：肌肉的运作给胃部输送食物材料，胃部经过消化运动，再将食物分解成营养物质和能量，反哺肌肉系统。诗歌作为一种集中性的、巅峰状态的文学语言形式，在此既是反射器，也是效应器；既强调摄入，也追求输出；既是语言的镜子，也是语言的种子。二者相互渗透、增殖共生、甚至互为因果。

二

毫无疑问，这是诗歌的一种理想状态。然而，历史的事实却多少与开拓者们的构想有所差别。胡适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确乎在使用大众语言、追求“能读懂”的方面，做出了显然是极其辛苦（甚至很不舒适）的尝试；但其文学品质本身却并不可观，也未见曾显示出诗歌对文学疆域之外语言的立标、引领作用，更遑论像文言文和古诗曾做到过的那样，提供有影响力的语言价值尺度、或制造出广泛介入公共流通的“语言硬通货”。有关于此，唐德刚的论断我甚为认同：“他（胡适）立志要写‘明白清楚的诗’，这走入了诗的魔道，可能和那些写极端不能懂的诗之作者同样妨碍了好诗的发展……优秀诗人必能使这浅近明白的语言变成‘诗的语言’，含有无限别的意义，才能得好诗。”这其实暴露了新诗在肇始之初便留下的一道难题：诗歌艺术自身的成立、生长，与公共性的影响力或语言理想之间，有时并不能完美榫合。倘若说“浅近明白的语言”同“诗的语言”之间还可以经由天才之手相互转换，那么“无限别的意义”与“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间的互恰，则几乎成为了百年难题——毕竟公共语言的实用需求，决定了其对语言表述的稳定性及清晰意指，拥有天然的、近乎排他的热爱；而诗歌语言总是本能地追求词语碰撞时陌生含义的自由增殖、甚至追求对常规表达方式的强力扭曲。

二者间的矛盾，造成了巨大的写作焦虑，同时也为诗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后世诸如新民歌运动、政治抒情诗、朦胧诗潮、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诗潮，乃至近年来兴起的底层诗歌、素人写作等诸多诗歌运动或潮流，在根子上都隐隐透露出这种与“公共性焦虑”相关的前后反拨、来回摇摆、甚至左右为难。或者说，它们或多或少都是这样一个辩证循环运动过程的产物：诗歌自身在形式与内容、能指与所指、独特性与通约性、表达系统与意义系统之间不断锚定、滑动、错位、修复，这一系列的对子总是彼此角力，又始终难以分离。

问题的关键在于，此种矛盾本身具有二重性。就其静态一面言之，诗歌存在的意义，本身便在于对公共话语方式的冒犯和破坏。它有力地更新和重置那些被现实经验过度使用、在审美惯性中严重磨损、陷入通货膨胀因而意义贬值的表达，以新的、冒险探索的语言，去替代旧的、安全熟悉的语言。诗与普通读者间的隔阂，似乎不可避免。然而，就其动态一面言之，作为“语言先行者”的诗歌，其所开辟的新天新地，最终又依然会向公共话语空间敞开；先锋的表达也终将成为未来的语言习惯，或者说，先锋的尝试本身便是为了给公共话语注入新鲜的想象和价值。朦胧诗便是很好的例子，它一度因溢出了旧日语言逻辑而被认为是“令人气闷”，于今人而言此种表达方式却早已司空见惯，甚至已无形间渗透了我们的日常表达，其经典性的意象谱系在今日也早已被一般大众所接纳和喜爱。仅看前者（静态一面），诗歌当然是“小众”的，诗歌语言从来都是作为公共语言的叛逆者甚至破坏者出现；而参看后者（动态一面），“破”的背后又隐含着“立”，诗歌的“小众”终究还是指向“大众”，真正优秀的诗歌所开辟出的新的表达、新的想象、新的话语方式及思维方式，终会在更普遍的维度上重塑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想象力。

诗歌语言与公共语言的关系，绝非“背道而驰”，而是“先行一步”；倘若二者之间难免存在某种错位，这种错位的本质并不是绝对性的场域隔离，而仅仅是相对性的历史时差。那种“延迟的接受”和“晚到的喜爱”将会证明，对好的诗歌而言，“小众”“大众”的二重视域终能够聚合为一。

三

话题其来有自，语境与日俱新。具体到今日诗歌现场，我认为，真正要害的问题或许并不在“小众”本身，而在于“小众”的方式和性质：我们所看到的，究竟是“先知先觉的小众”，还是“自说自话的小众”？或者说，我们今日的许多诗歌之所以没有获得更广大读者的喜爱，究竟是由于这些诗歌在体验和表达上超前于时代，还是仅仅由于这些诗句所表达的只是一己私语、小我悲欢，因而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激起共鸣的可能？

“和寡”未必意味着“曲高”，先行者的孤独不等于自恋者的孤僻。同样是“小众”的表象，实质有可能是历史时间意义上的超前抵达，也有可能是精神空间层面的自我封闭。前者还可称之为“曲调高”从而充盈有创生的可能，后者若不客气地说，则更近于“格局低”因而很容易深陷于价值的空虚。在今天，这种“自说自话的小众”，无疑应当引起我们警醒。对这类写作而言，诗人自身所经历的一切，就是现实，就是生活，就是整个世界，除此之外再无他物，除此之外皆无价值。个体无疑是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个体的感受、价值和尊严，甚至是现代美学乃至现代文明伦理的基石。但如果写作者自身的格局太过矮小，甚至就仅仅停留在自怜自恋的境界，那么这类“自说自话”的诗歌私语就很容易显得太琐碎、太庸常，导致诗歌在“本我”的层面上沦为廉价的“苦闷的象征”，甚至把诗歌矮化成把玩词语的“技能秀”。这是一种披裹着“精英”外衣的“伪精英写作”，它的表达看上去或许不失独特，然而精神是平庸的、灵魂是无力的、意义是空洞的，只剩下技术在原地空转。这类作品往往“很像诗”，但实质上并不能算是好诗，甚至不适合称为诗（更适合称为修辞）。“专业性”“不易懂”之类的技术性辩解在此只是盾牌，用以遮蔽盾牌下那“假小空”的苍白本体。当然，我绝不是要否定“难度”“技术”在诗歌写作中的重要意义，我的意思是，只有当灵魂在场、精神及物的情况下，难度和技术才真正体现出价值。

格局“大”了，受众才不会再“小”。毫无疑问，我们身处在一个总体想象破碎、经验碎片化、个体意识高度觉醒的时代。但这并不必然地构成诗人自我关闭、自我耽溺的理由，不论在何种背景下，诗歌都不应该被粗暴简化为私人情感的宣泄甚至排泄行为，也不应该被降格成循环生产、自我确证的技巧游戏。当代诗歌发展到今日，我们或许已不缺少“会写诗的人”，缺少的是真正有品格有担当的“诗人”，缺少的是那种能够将独特体验超前表达，同时代现实、同更广大人民的内心世界结合在一起并制造出共鸣的能力。我们最迫切呼唤的，或许已不再是某种具体的理论或技术，而是一种面向更广阔现实、面向除自己之外其他生命的情怀。这种情怀，使一个诗人能够把个体化的悲伤融汇成普世性的悲悯，能够从一时一刻具体的场景或感受之中，提炼出超越时间、闪烁着永恒光辉的情感琥珀。它并不拒斥个体经验，而是使个体经验不再仅仅与那最初的个体有关，它令诗歌飞升向写作主体的头顶，去拥有自己更高也更自由的生命。经“小众”而通向“大众”的古老愿景，也正是在这种飞升之中，才最终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