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着车，径直冲进燕南园。静静的，下午的阳光很烫。面对一幢幢汉字般矗立的旧宅，有些许敬畏的情绪。想找的那所房子，转了一圈，仍不可寻。问了路，才在燕南园郁郁的深处，找到了林庚先生的家。

两年前曾造访过的这所宅邸，竹林依旧青青翠翠地包围着小楼，小楼旁，是一个大园子。凌霄花们沿着陈旧的建筑盘旋而上，并且非常精致、非常灿烂地火红着。后来林先生证明，他的这个园子是燕南园中最大的一处园子。除了中间有一小块地，看出有莳弄的痕迹，其余处，则随心所欲地长满了生机勃勃的野草。间或有一两株向日葵，卓尔不群地立着。主人种的，有月季，玉簪，还有连他自己也叫不上名的花。

按响门铃，便看到纱门后林先生稳稳地走来，仍是旧样，精神却仿佛好得许多。上一次，记得是在冬天拜访的他。

他的房间，出乎意料地整洁。或许在访问过诸多文化老人的家几近一致的零乱和丰富后，便更加惊异于这里的一丝不苟和简洁。有玻璃门的书架上，书籍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按套排列着。没有玻璃门的书架，则用大透明纸罩了起来。地板上，一尘不染。墙上，挂着林夫人的遗像，很年轻的样子，安静平和，眼睛极中国地望你。林先生说自己一个人独立生活，有一个上大学的外孙与他暂时同住着。另一间屋子里，果然传来活泼的谈笑，音响中的音乐和几声断断续续的笛声。林先生坐在旧圈椅中，谈诗。

年轻时，林庚先生是名震一时的诗人，写自由诗，属现代派。正春风得意时，他却突然宣布要放弃写自由诗。而要开始探索写新格律诗。为此，他的好友戴望舒很是不解，先是劝说，后来还吵了一架。林先生当时认为，新诗的出现，是一场革命。革命过后，应考虑建设。而自由诗，始终面对白话散文的压迫，以致无法自拔。所以新诗须有一种形式，才能区别于散文。自此，他开始了艰苦地独自探索。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林先生考入清华，先物理，后中文。1933年毕业，留校任朱自清先生助教。后因酷爱写作，翌年春，他跑到上海，想当职业作家，当然，这仅仅是诗人的一厢情愿，不久，美梦即醒。他打道回京，在诸高等学府辗转任教，抗战爆发后，后任教于厦门大学，著《中国文学史》，被朱自清评价为国内三部最有影响的文学史之一。另两部，为郑振铎与刘大杰所著。

1954年，林先生在旧著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文学简史》上册。然而，下册却因以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不得进行。现在，这成了他最大的愿望之一。但他，也终于老了。虽然思路尚敏捷，但手发颤，写字困难。所以，要完成几十万字的巨著，当须有极大的毅力。林先生已有了初稿，他希望能在年末改毕。

林庚先生的诗歌主张，如今已鲜有人知。但他却坚信，新诗的格律化是诗歌获得新生的一条必由之路，终有一天会得以实现。他甚至从中国诗歌波澜起伏的发展史上，找到了佐证。他为此孤军奋战了许多年，实在是有种高山流水，知音难觅的寂寞的。没有辉煌的战绩，这应该是十分遗憾的事。但他却不悔，就像他所著的《问路集》一书那样，他表示要不断地探索下去。生命不止，问路不止！

在林先生八十三年的岁月中，诗充盈着他的灵魂和生命。他最初涉足旧体诗词，然后，写自由诗，写新格律诗，即便是做学问，也与诗密切相关联。今天，在《楚辞》和唐诗研究方面，他有着一言九鼎的发言权……

自1947年始，林先生北归应聘于燕京大学，遂迁居燕南园。他是这里的“元老”居民。他爱燕南园。

林先生生于北京，他最爱北京的早春和秋天。他爱打篮球，从年青，一直打到不惑之年。以后，改打乒乓球，至花甲之岁。再往后，他便用唱歌来替代体育锻炼。据说，他用的美声唱法。听得出，他的嗓子不错，望着满目青葱的废园，林先生告诉我一条出燕南园的新路。

穿过他的园子，穿过那凌霄花装饰的门楼，竹叶装饰的窗；穿过那孤独的向日葵和冰心玉魄的玉簪花……燕南园外，正好是一家银行储蓄所。无端地，竟想起林先生早年的诗句：

因为把寂寞交给了感情

我已支付了最后的储蓄

很多年前曾有幸见过林庚数面，无一例外是在他燕南园中的家中。上篇的文字写于1993年8月18日，距今已然25年了，林先生过世也竟12年了，光阴忽忽，墓木已拱，往事历历，人何以堪……

1983年毕业分去北京，在那里生活了多年，喜欢首都的种种，其中之一就有北京的气候。后来奉父母之命南归，最惧怕的，也是上海的气候：冬天湿冷，没有暖气，夏天则溽热非常，彼时，空调尚是稀罕之物。

回到上海的第一个夏天，果然如期而至让我难受至极。直到有一天，邮递员送来厚厚的一件纸包，打开一看，喜出望外，原来是林庚先生寄来的一本书——他最新出版的长达六十多万字的《中国文学简史》。那年夏天，工作之余的我，就在阅读林先生的大著中度过。读着他精辟而优美清新的文字，仿佛酷暑顿消。

最初知道林先生的大名，是在万航渡路1575号的大学校园里。那时，疯狂地爱着新诗。我知道在一九三零年代群星璀璨的新诗人中，林庚先生是其中耀眼的一个。那时，我当然不可能想到若干年以后，在一本诗选中，我竟有幸与林先生相会。那本诗集是花城出版社的《朦胧诗300首》，1989年6月出版，印数30000。编者肖野，责编林贤治。林庚先生选进的诗目是：《无题》、《春晚》、《春天的心》，我被选进的诗是：《明十三陵断章》《在远方》。选编者肖野是谁，至今不知，此书我是在当年8月在北京新街口书摊偶然得见的。当时，我正准备从服务多年的法大离开，去往一个新单位。写诗的事情，就是那时下决心准备揖别的。

在后来结识的北大诸位老教授中，林先生是我互动较多的一位。回到上海之后，我与林先生每年仍互通音讯，除了请安，我还简略地问学。比如，因为我也喜欢旧体诗，林先生在1996年11月11日的来信中，应我的请求抄录过4首早年所作的旧体诗词给我。其中，有词两首，一《菩萨蛮》、一《谒金门》；有诗两首，一五绝、一七绝。

我在马嘶先生2008年出版的《林庚评传》中找到了前三首，最后一首七言绝句则未收。查阅201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所出的《林庚诗集》，亦只收了前三首，最后一首未收。这部诗集，编者所云出自2005年九卷本《林庚诗文集》，编者称得到了林先生的“亲自指点”。如此，马嘶大著中所引诗词的出处，应该源自《林庚诗文集》。那一首林先生在给我的信中特意注明写于1932年“九一八”周年的七绝，如果确实没有收入各种出版物，那林先生所留下的吉光片羽就太可珍贵了。

与林先生保持着信函往来不同的是，在北京期间，我与林先生的当面晤谈并不很多，但每一次的交谈都很是欢畅。但回想起来也不是没有些许遗憾，一是那时因为觉得自己已经放下了诗歌创作，所以与林先生新诗创作上的交流太少。林庚先生的新诗创作历程，其实就是中国新诗的成长史。二是虽然我们的交谈似乎没有任何障碍，但我们都明白，要回避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个特殊的名词。放到现在，也早已不是问题，但在当时（至少在我自己心里），总认为那是一个林先生不愿意触碰的话题。即在“文革”末期，林先生曾短暂地做过“梁效”顾问。假如，仅仅是假如，当年的我如果能更诚恳一点，或许林先生愿意解开很多人心里的疑惑，甚至，有可能会因此卸下林先生的精神“重负”？

那时，我们会在新年互致问候，林先生给我是总是一张贺年明信片，称呼永远是“吴霖君”。林先生那时也还在写一点诗，有一次，他还曾特意把一首新作抄在一张硬卡纸上，放在信笺里寄给了我。

在为数不算少的信函中，我和林先生相互提及《中国文学简史》一书的频率很高，老人家一直视完成该书为人生夙愿。我在1995年7月收到此书，从此书后记中得知，林先生是在1994年5月4日（一个多么富有意义的日子）写完他的后记的。次年7月，此书面世。从版权页得知，书是7月出版的，而林先生在扉页给我的题词也为7月。我当时很感动，立刻写信给林先生，一是道谢，二是询问印数几何（因版权页未载印数）及其他一些出版方面的情况。不久，林先生的回信让我更加感动，他寄我的，竟然是他拿到手最早的十本样书中的一本！

1996年11月24日，我又在燕南园与林先生见过一次。为什么日子记得如此肯定、清晰？因为，那时我在摊上买到一本林先生早年的著作《诗人李白》。为1956年8月古典文学出版社初版，1957年9月第四次印刷的版本，印数51000。关于此书，后来林先生在信中曾告诉我，此书书稿和《中国文学简史》为文怀沙先生为“新文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所约，书名的书法也是文先生所写的。

关于此书，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细节，该书的原主人，将购书发票仔细贴在了书后，购书时间是1958年12月22日，书价：0.42元。在扉页，原主人留下了签名、购书地点和时间等信息——“李昭购于黑省肇源，1958.12.24”。这个热爱文学的李昭是谁呢？

林先生就在那一次见面时，在我带去的这本《诗人李白》的扉页签了名并留下了时间记号。为写这篇补记，我在书架上找到了此书，发现其中夹着两页北京大学的信笺纸张，是我的笔迹，这应该是我当天访谈的速记。那天，他告诉我，他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是《夜》，发表在《现代》杂志。他在上海的住处，是在愚园路上。而愚园路，离我现在的居处，咫尺之遥……

关于燕南园，据说北大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北大的名教授不一定住在燕南园，而燕南园中住的，一定是名教授！”在我记忆世界里，在那燕南园的深处，经过一个青砖门楼，是林庚先生的家……

呵，永远的燕南园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