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未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赫拉克利特 

　　在这篇文章第一部分，我想分析奥登在他早期诗中为自己所设定的总体位置，并呈现他后来的诗迥然不同的态度如何从其发展而来；在第二部分，我将描述早期诗的语言和近期诗的修辞，并试图显示为何一个自另一个发展而来，我已经从一本非常好的书——肯内特•伯克的《面对历史的态度》借用了几个术语——我乐意因此而承认。 

一 

　　日期是1930年，地点是英格兰，奥登（及其打成一片的朋友群体）不能或不愿接受他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权威以及总体的世界图景。他意识到深刻的异化，智力上的、道德上的、审美上的——甚至金融上的和性上面的。既然他拒绝已建立的秩序，对他而言，找到或创造他和他的容器能藉以拥有世界的一种新的秩序、一种神话是必然的了。奥登合成了（或多或少如同消化器官合成酶）自己的秩序，借助于多种资源：1、大体上的马克思-共产主义。2、弗洛伊德和格罗代克：大体上的，现代心理学冒险和非科学的、然而丰饶且富有想象力的一面。3、一系列相关资源：民间的东西，血统的东西，直觉，宗教和神秘主义，传奇故事，寓言，诸如此类——这里面包含着许多半法西斯因素。4、科学，特别是生物学：这些对他而言似乎是可利用的，因为它们只是部分地被资本主义文化同化，并且就像数学，实际上它们不能被它所腐化。5、所有男孩子的价值资源，飞行，极地探险，爬山，打仗，科学激动人心的一面，公共学校生活，运动，大尺度的恶作剧，“间谍生涯”，等等。6、同性恋：如果普通的性别价值观被视为消极而被拒斥的话，这作为一种积极的革命的价值观资源就能被接受。 

　　奥登能建立一个我们（他与之联为一体——伴以拒斥）对立于敌人的他们，我们和他们都不是人们在政治或经济分析中找到的相对清楚或简单的实体，而是由诸多元素构成的各种庞大丛集，这些元素来自几乎每一种资源：奥登有兴趣建立一种二分法，在此之中，一方理所当然地获得所有它最坏的东西，而他想要这所有最坏之物尽可能的完整，以覆盖从帝国主义到在信中给太多的词划线的所有事物，读者或许冷漠于他们一些或大部分的腐坏特征（bad points），但他们被给予这么多东西以至最坚定的鸵鸟也会在某一点上崩溃继而认同奥登的拒绝。奥登需要一场全面的战争，一种全面的胜利；他没有犯那种政治错误，即占据一个清晰有限的位置而把其余的一切留给了敌人。他倾向于把他喜欢的一切给予我们，把他所不喜欢的一切给予他们，有时这种资质从灵巧的掠过变成确定的天才——或不真诚的东西。我打算在最大范围内处理这种我们-他们的对立——对它的一种处理实际上是对奥登早先位置的处理；我将搀杂在某种我已列出的价值资源的讨论之中。 

　　奥登是这样开始的：旧秩序的死亡不可避免；它在经济上已腐烂、道德上已崩溃、智力上已破产，诸如此类。我们=未来，他们=过去。（因此任何读者倾向于跟随我们和那持续的胜利者，未来。）当然，奥登从马克思主义获得这些；但任何时候他都不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会意味着放弃太多东西给敌人。他保留着马克思主义者所拒绝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而他最珍惜的一些信条——正如读者会看到——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有直接的矛盾。在信仰最终的强制性层面，他的马克思主义大部分一点点地消失（而在过去几年，已经消失）；对奥登来说，他的精神分析的、含糊的医学信念是如此更加基本——“医生与护士之子，承载着一个梦”——以致他或许想使之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旨的诸多寓言一直证明是精神分析学的。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能量资源，作为一种积极而悲剧的洞察力的资源是不可估量的；极其需要它来抵制消极性，抵制对理解、爱和神的信任，后者在奥登看来是地方性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提供了他诗中的大部分恐惧；在最近的诗中，保留下来的所有东西是遗憾——一种病人的饮食，像牛奶吐司。 

　　很明显，他们代表商业，工业主义，开发——而比这更坏的是，一种衰败的商业，一种其机器已经在腐烂的工业主义，奥登已经看到发生在漫长衰落期的英国的事情，而他对这种情况做出浪漫式的、美丽的、有效果的延伸，不仅仅进入衰落，而且进入了整个制造业实际的崩溃，一个韦尔斯f式的国家，在那里，商业和运输业已支离破碎，在那里，船只“长，高而干燥”躺卧着，在那里，没人走得“比铁路终点或防波堤尽头更远？”在那里，专业旅行家“火炉边被询问……沉默无言，”这些诗最好的是《诗篇》中的第二十五首：大事件之前的历史，某人善感而奢侈的心告诉他。（偶尔，这种视野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这里奥登找到了一个象征，其变体对他来说难以释怀的，对于读者、另一种机器的孩子来说，是适度地强制性的：长着草的矿坑，废弃的矿层，淤塞的港口，抛弃的产品——这些，连同没带来什么的电线，没人踏足的铁轨，对于奥登，一个想要成为矿业工程师、“爱一个水泵式引擎，/认为它处处/美丽如你”的男孩而言，完全是感人肺腑的。那些思绪，萦绕着被抛弃并腐烂在潮湿乡间的“从未讲话的、但让小男孩/崇拜它们的机器，”——早期奥登甚至在乡村环境看到他的机器——可能（无意识地）就像一些政治或人道主义关怀一样影响深远。 

　　奥登用一种意想不到但十分正统的方式，把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列宁在某处说，在最一般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进化的理论。奥登相当有意识地做出这种联系；进化，作为一种识见和图像的资源，一直就在他最早的诗背后。[这些，和他的乡土性一起——奥登通过写作类似哈代或托马斯的诗开始——解释了他鸟兽（早期诗几乎无所不有的象征）无尽的行列。]《诗篇》（Poems）的第四首仅是一种进化的描述——由它背后某个新哈代式的“我”所作——和它的一种相当马克思主义的、进入人类历史和日常生活的延伸。那些数量转变为质量的节点，黑格尔的辩证法，伯克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的限度的东西——所有这些在诗中是清晰的。有马克思主义和生物学相结合的许多实例；最漂亮的可能是第九首，一首带着副歌的诗，“我在这里，你在这里：/但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想要干什么？”（“Here am I, here areyou:/But what does it mean? What are we going to do?”）这首诗的我被假定是匿名和典型的，一个晚期资本主义的平面人物；他甚至没有保留修辞的自尊，而以一种对流行歌古怪茫然的戏仿言说。最终他抵达了盲目小径的尽头：他有一个妻子，一辆车，一种恋母情结，一次旅程，而对任何事物都无用无求，他能让自己要求的一切是一些新茶，一些地毯——这让你想起奥登特别喜爱的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一个人人患病的社会。甚至他的本能已然崩溃：他不想和情人上床，在他的脊柱中所有通往底座的电线被切断。这首诗以这种方式推行到倒数第二个诗节，直到最后的诗节，“在我的矿脉有个意愿，/和一个关于鱼的记忆：/在我躺在地板哭时，/它说，‘以前你经常这样。’”（“In my veins there is awish,/And a memory of fish:/When I lie crying on the floor,/It says, “You’ve often done this before.”）“意愿”在血统中是进化意志，物种为了适应宇宙的盲目冲动。他记起了鱼，鱼在一种相似的绝境中，在一个相似的节点上，完全转化为土地，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在第一百万个年代（种族记忆告诉流泪的个体）这里是矛盾必须解决之地，这里古老的答案已没用，必须被超越，这里所有的量变已结束，这里质的跳跃必定发生。个体记得所有这些节点，因为他是它们的产物。而在最后的诗节中，个体被给予一种完全的宿命（“我已走了漫长的路，为了证明/没有土地，没有水，没有爱”（“I've come a very long way to prove/No land, no water, and no love.”）。但他的崩溃和清偿，被认为对物种而言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必然的进步模式：在新旧形式之间的破坏性中断是难以逃脱的，古老如同生命。奥登对马克思主义和进化的连结，他的词语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不断变换的战略意义，正是这个：读者们会倾向于把令人渴望的政治和经济转变（和这些东西的形式）视为它们本身必然的某种东西，抗拒它如同抗拒进化一样可笑或可怜。 

　　和民间的我们相比，他们是复杂的，微妙的，在一种荒芜的亚历山大里亚人-百科全书方式上。他们是学者的内省的观察者，我们有天真者的、基督的孩子们的、傻瓜的、传说故事中第三子的识见和自然确定性。他们是荒芜商业的，金融的，分配的，我们代表真正的生产，土壤。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令人尊敬的或堕落的；我们是民间-纯朴的，或有意识地摧毁他们的制度和士气的吉卜赛人——也有一种关于挥霍的儿子由罪而重生的暗示。他们代表贫瘠的城市，我们是丰饶的乡村；我想要强调这一点，在奥登最早期的大部分诗歌中令人惊讶的乡村特征，因为据我所知，所有人都在强调相反的方向。他们是白领工人，决策者，游手好闲的人——那些既没“制造”又没“做事”的人；我们是科学家，探索者，农场主，手工劳动者，飞行员，战士，谋反者——真正的制造者和做事的人。奥登通过持续地运用科学（为了洞察力和图像），通过对它丰饶冒险的一面的赞美和全神贯注，让科学完全在我们这边；他留给他们只有金斯（Jeans）的或“精神分析”经济学的堕落的复杂性。 

　　既然奥登不得不拒绝了传统，他建立了由旧事物中诸多可用的元素（可用，因为被拒绝、忽视或误释）所构成的一种新传统。有数以百计的例子（特别在说到挪用以前作家作为我们的先辈之时）说明这个过程；这过程是必要的，部分是为了让自己安心，部分是为了让其读者安心，否则他们将只好拒绝我们的立场，因为接受它即要拒绝其他更多的东西。人们甚至可以在奥登早期诗的形式上看到这种运作：在所有盎格鲁-萨克逊的仿作上；在斯克尔顿短韵诗体上；在霍普金斯重音诗式、头韵、半谐韵、和韵上；在欧文的韵律上；在传说故事、寓言、民谣、流行歌（他们拒绝或在孩童中收集的民间传统）的运用上。就这样，奥登从那些不讨人喜欢或被轻视的东西中，选择了自己的先辈，创造了自己的传统。 

　　在《演说家》（The Orators）中，奥登通过有序的孟德尔遗传图，显示人真正的祖先或许既不是一位父亲，也不是一位母亲，而是一位叔叔（uncle）。（其真正的祖先不是传统，而是那些与自己相似的特定元素。）这种概念在（1）家庭（2）宗教和（3）政治关系中对奥登相当有用。（1）通过这个途径，他获得一种不同而积极的家庭关系类型，以对抗普通资产阶级女性化了的家庭的惯性。（2）上帝作为叔叔而不是父亲被致辞，被想起；上帝作为叔叔会帮助革命的我们，这就像上帝作为父亲会帮助他合法的儿子们——敌人一样自然和恰当。这位叔叔，在世间有一位基督般的、富于牺牲精神的英雄代表，这英雄周围围绕着许多早期基督徒，和秘密服侍的物品。这位英雄被混淆于或被等同于（3）那个政治领袖，一个极其非政治类型的想象的希特勒，只因为他生活在一个非宗教时代，他好像与其崇拜者误入了政治。与G.A.亨提相比，早期奥登几乎没有更多的政治，人们获得的东西大部分是宗教、英雄崇拜、历险、混合着古怪的劳伦斯-纳粹因素的民间神秘主义，它们充当一条假造的前线，为了其背后真正的政治——奥登没有处理它。 

　　当奥登偶尔向这位叔叔祈祷时，他用直率确定的语言请求确定的事物：这是一件个人的、具体的事。在后来的诗中，奥登一直在祈祷或者劝诫，但只对着抽象的折衷的某事物或其他（Something or Other），它被含糊的提升的语言请求，为了含糊的提升的抽象。以前奥登想要革命行动消灭邪恶，并且警告（这比你认为的要晚）。今天——当他是所有结束，束手无策，长远地看到一切事物时——他劝诫（我们所有人知道多么晚了，但有了爱和理解，我们不太晚去……）或祈祷（您，全知者——哦，拯救我们吧！）这大部分属于伯克称为世俗祈祷者的糟糕的一半：试图在任何制度里面，祈祷、劝诫、立法消除对该制度而言不是偶然而是基本的恶。奥登经常讽刺整个“心灵转变”的观点；“别谈及一种心灵转变了”，他警告说。他让一个受骗的合唱团茫然歌唱：“革命工人/我获得（反动知识分子在里面直接的剧变）。”[revolutionaryworker/I get what you （the reactionary intellectual'simmediate revulsion within）]他开始嘲弄，他持续祈祷：为了一种普遍的道德提升，一种精神再生，爱。记得他后来的诗中一些不可思议的结论——生命必须活着，奥登举起肯定的火的希望——读者或许抗辩说这种东西是感伤的理想主义，但感伤的理想主义对某人来说是必需品：这个人，在把一个制度视为罪恶而拒绝后，最终接受了它——甚至带着所有道德的保留和可能的劝诫。感伤性和理想主义，这些祈祷和劝诫含糊的抽象，是一种必要条件：我们可以自我欺骗从而祈祷某种含糊的（将自动产生所有特定转变的）一般的心灵转变，而那些特定转变，甚至我们从来也不可能愚蠢到为之祈祷。当奥登最终为特定事物祈祷时；当他为反对世界的组织化（这组织化使他为之祈祷的道德和精神转变不可能）而祈祷时，把祈祷作为某种不止于保持良知和保留面子的升华的东西，作为一种完美地缓和行动及模糊其性质的手段，将是可能的。 

　　斯威夫特相信——引用燕卜逊——“任何具有精神和价值的事物，有一种粗俗和反叛的滑稽模仿，与之相似，跟它同名，”同样地，任何具有精神和价值的事物，有一种感伤的理想主义的滑稽模仿；而——通过一种格雷欣法则z可怕的变体——这种戏仿和愚蠢的人们一起替代了它，和更聪明的人们一起败坏了它的名誉。（反动知识分子对甚至有“进步”和“人道主义”气息的任何事物直接的剧变，是这条法则运行的一例。）奥登渴望摒弃这么多现代主义诗歌典型的消极主义本身，已成功地让他最近的抒情诗ヒ最坏的部分只是善意地涌出。这些感伤的戏仿，比任何粗俗的戏仿可能产生的东西危险得多。如果我们有邪恶的事物要说，糟糕地言说它们，甚至女童军也不受其害；但如果我们糟糕地言说“具有精神和价值的”东西，那我们不仅损害了它，而且有助于替代或怀疑我们希望保存的已表达过的善。让我引用奥登的诗来反对他自己吧：“生存之道，/是高度，强度/言语和长度，/所有光荣所有故事/庄重而不那么美好”（“And what was livelihood/Istallness, strongness/Words and longness, /All glory and all story/Solemn andnot so good.”）。 

　　只是奥登是如何成功地从近乎共产主义者到相当的自由主义者转变的呢？他没有在环境的压力下转化；早在任何环境改变之前，他就通过一条古老而怪异的道路——神秘主义——做出他的进步。在奥登的中期，人们发现一种越来越集中的全神贯注，伴随着一系列相近的观念：所有力量崩溃，绝对力量绝对的崩溃。政府，一种必然的恶，摧毁了统治者。所有行动是恶的；意志是恶的；生命本身是恶的。唯一的逃脱在于避免行动，放弃意志。我不是说，奥登完全或实际上接受了所有这些东西——谁这样做了？但他或多或少为这样的理念（完全地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十分投缘于精神分析学的一种松散延伸）所迷惑并运用它们：如果所有政府是恶的，为什么我们还信任一种恶的选择，为它而死呢？如果所有行动是恶的，我们怎能信任做任何事情？如果意志本身是恶的，为什么选择、计划、行事？生命是恶的；对于理想终点的沉思，当然好过特定的意志和行事，好过如此频繁邪恶的手段。 

　　读者或许反对说我提出的转变方式过于粗率，但让我引用这转变者的话来反对他：“最会吹牛的好战垃圾/重要人物高喊/并不粗率如我们的意愿……”（“the windiest militant trash/important persons shout/is not so crudeas our wish……”）许多态度转变的机制是什么？——探求任何会证实那些我们相信的东西（那些东西对我们而言已变得必要相信）的理由。我们多少人能够免于与博林布鲁克一起合唱，神知道，我的儿子，由何种路径及直接的弯路，我来到这——位置？对于基本教义的奥登来说，马克思主义过于狭窄、粗暴和唯物主义了，与其伴随德谟克利特的欢笑，奥登似乎更愿意和赫拉克利特的幽暗相处，就奥登的性情本身而言（衣修伍德说，如果奥登以前有他的道路，他们的戏剧只会是天使的合唱）；他从未是一个持续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事实；整个社会反对在它里面任何异端邪说的持续压力；奥登强烈的“医学”倾向，他关于患病的社会和患病的意志本身的基本图像（一个根据格罗代克理论有待同情、治疗、交谈的案例）；他在形而上学和宗教上不断增长的兴趣；暂时的失败主义，长远的乐观主义，在1930年代中无休无止的失败期间不断增长——这些，或更多，让奥登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发生。 

　　但让我回到我们和他们，回到早期的奥登吧。我们是爱；他们是恨，和爱的所有可怕的性欲倒错。对于同性恋有一种奇怪的、矛盾的态度：在我们这里，它是一种相当自然的、渐变为同志的关系（像那澳米•密契森小说中的希腊式同性恋），在他们那里，它只是另一种颓废的反常。读者可以在《皮下之狗》清楚地看到这种表达：休憩角，在那里，吉米“穿着厚厚的白色短袜令他们疯狂”属于他们；在阿兰和弗朗西斯之间我们有含糊的、美德的关系，读者对之评价很高，既然他不得不以阿兰与伊利斯•克鲁女士和卢•维庞女士的关系与之比较。这种文化上的同性恋是一种异化，或多或少强加在奥登的社会的一定群体之上，通过他们的教育方式和他们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性质。在那里一个阶级或性别的成员，在一种持续的自恋的孤立中，被教导去英雄崇拜他们自己——阶级和性别；在那里——对于一个不同的阶级——失业是正常的，在那里人的工资不足以或不可能对付多于一人的生活；在那里孩子们是昂贵的责任，而不是资源；在那里女人们是商业的竞争者；在那里，大多数社会关系已像劳动市场的关系一样抽象、个人主义、变化不定，而同性恋是国家的一种受欢迎的资产，代价最低的、危险最少的革命形式中的一种。人们在奥登早期诗中得不到这样的分析，不过一种关于我们状况的真正不安在寓言性的《给伤口的信》中是清晰的，在飞行员的偷窃癖中是暗含的。一种对女人的轻蔑有时以稍微半升华的形式爆发；“关于女领航员的想法有某种特别可怕的东西”，这飞行员写道，他对的爱没有成功地给他任何有利她的性别的成见。有时这种轻蔑是公开表达的。“所有女人和多数男人/将用手工作，而不再思考”是早期奥登对未来的理想国度的抒情的预感。在这里我拙于用言辞表达；这不是策略，不是感觉，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请比较一下恩格斯对杜林关于理想国将会有专业看门人的纯朴信仰的轻蔑吧。所有这一切和一种劳伦斯-希特勒-《金枝》民间神秘主义相关——元首、民间、血统、直觉和“橡树下的石刻”一应俱全——它持续地收割；它部分是文学的，部分是真实的。它错误的东西过于明了而不便直说；它正确的东西——对一个真正社会的坚持，对离奇的孤立和个人主义的嫌恶，无助的拒绝，施加在我们的社会这么多的成员之上——应该被提及。奥登已忘记了好坏之别，现在认为个人的孤立——某种对于任何其他社会似乎不可忍受的东西，某种我们悲剧性反常的东西——是必然的，一种只能被接受的绝对。 

　　我们是健康，他们是疾病，奥登从弗洛伊德和格罗代克获得的所有东西，被用来把他们放进病人的类别中，放进无意识地驱动自己的疾病的患病受难者的类别中。这让我们的反抗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善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我们的暴力是医生的暴力，他们的对立是疯子面对精神分析家的对立。我们是生命，他们是死亡。死亡冲动对于他们的行动是基本的动机，奥登已说过或暗示过；如果他们否定它，他就反驳说，“当然你们不会意识到它。” 

　　最早的这些诗浸泡在死亡中：作为革命行动的真正暴力，作为一种相当广泛的象征。死亡是他们必然和渴望的结果；诗歌经常从他们越来越深的绝望的视点写起。死亡属于作为圣徒、间谍、探索者、悲剧英雄的我们——带着一种替罪羊或罪犯的暗示——为人民而死的人。它属于我们，因为我们，他们的反面，已被他们所破坏，而我们自身必定被超越。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再生的象征：只有通过死亡，我们才能离开永远旧事物，最终再生。我惊奇地看到了大多数重要的仪式因素（净化，再生，认同，诸如此类。）在早期诗歌中是被多么持续地发现的；它们的运用经常看起来是无意识的。最普通的净化仪式（除了那种以火净化的仪式）是清楚的。有经过衰败的净化：身体的和精神的，机器的腐烂和人类疾病的倒错。有不断的冰川、冰、北方的探险——足以令克林斯•布鲁克斯认为早期诗歌基本的语义意象是一种冰川时代的图像。有用水净化的，在《在这岛上》的第二首诗中，一个维持着的洪水隐喻转化为父亲-孩子意象。有某种通过罪的净化的暗示。有爬山：从这些寒冷的高峰人能另具慧眼，摒弃旧有的视野；人回来，像摩西，带着新的洞察力。这类似于传说故事的探索、英雄危险的努力或历程的持续可用的寓言。而在所有之中，再生的理念是最朴素的，甚至延伸到个体发展（ontogenetic）或种系发展（phylogenetic）的普通图像；到胎儿、新生婴儿、或孩子的图像；到生长的非持续性的图像。这位叔叔是如此重要，因为他是个新的前辈，我们认同于他（奥登建议真正的前辈——叔叔的“祖先崇拜”）；通过这种认同，我们摧毁我们真正的父母，我们的敌人家系，最终消除他们遗留在我们当中的所有痕迹。如果人们有机会，这些理念及其延伸值得仔细地追溯。这里有个引用，在其中通过死亡的再生相当清晰；季节性的再生和新秩序的子宫也包含在其中。奥登写到爱： 

需要死亡，谷粒的死亡，我们的死亡， 

老家伙们的死亡；将他们离弃 

在没有亲友的愠怒山谷，   

春天时被遗忘的老家伙们， 

无情的贱妇和骑马的大师， 

直僵僵在地下；而在明澈的深湖，   

新郎慵懒卧躺，无比俊美，就在那里。 

Needsdeath, death of the grain, our death, 

Deathof the old gang; would leave them 

Insullen valley where is made no friend, 

Theold gang to be forgotten in the spring, 

Thehard bitch and the riding-master, 

Stiffunderground; deep in clear lake, 

Thelolling bridegroom, beautiful, there. 

　　我想要我对奥登早期诗位置的处理富于暗示性，而不过于详尽，因此我不会携着它走得更远；尽管我不喜欢止步于奥登给予敌人的所有滑稽特性，止步于平淡如说“我的意思是”或让一个房间叫陋室的可怜特点。读者自己可以通过对奥登早期诗有点不寻常的、吸引人的阅读来延伸或填充。我自己对奥登状态的转变的评价，在我的讨论中已相当清楚。在奥登早期态度中有美好的东西，以及一些奇异之物；如果读者称之为一种杂乱我会默认，并说后来的状态可认为是一种更稀薄的杂乱。但诗人们颇为专长于杂乱——而对于奥登的诗我可以断定哪一种杂乱更好：一种是丰饶而有用的，另一种则一定不是。奥登有时似乎是伴随着亨利•克莱在说，“我在意善，胜于诗”；但我不确定他也如此。  

二  

　　在考虑奥登最早的诗时，人们很少找到什么来谈论特定类型的修辞，却有许多东西来言及一种特定的语言。（后来的诗恰恰相反。）人们看到，早期诗中最好的是多么有效果，多么具体，令人吃惊，完全实现它们的肌理；但经过分析后，人们发现它们令人吃惊地非修辞化，吸引人的、韧性的魔力效果不是由任何精细的修辞所完成，而是由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的，它们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语言——普通英语的一种具体的、简洁的、古怪的变体。（它或许来自在霍普金斯、乔伊斯和盎格鲁-萨克逊语言倾向的某些延伸。）甚至当奥登没有运用这种个人语言时，他规律性的言辞因为它而更坚韧、更紧张了。关于它更重要的特征，我列出一个名单：（1）冠词和说明性形容词的频繁省略。（2）主语，特别是“我”（“I”），“你”（“you”），“他”（“he”），诸如此类的频繁省略。（3）“在那里”（“there”）和类似的介绍性词语的频繁省略。（4）并列连词、从属连词、连词性副词、诸如此类的频繁省略，甚至介词有时被省略。（5）关系代词的频繁省略。（6）助动词的频繁省略。（7）持续的倒置，正常的语序有意识又有效的改变。（8）不寻常的标点符号：一种决定性的隐性标点符号（underpunctuation）  是常见的。（9）为了指示习惯性行为，经常偏爱动词胜于名词。（10）减少副词、形容词或任何或许可被省掉的词，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动词、动词词组和名词。结果是一种强有力的言辞。（11）频繁的并置，通常是非语法性的。在这些诗中，奥登想要延伸或打破语法或句法规则。（12）运用虚悬分词和其他虚悬的修饰词。（13）一种混成词的生造——对于伊丽莎白时代人是普通的——在它之中一种限定词组关涉它前后的东西。（14）词的重复或词的部分重复；这与拟音词或同样生造的词有关联。（15）应用独立结构。（16）头韵、半谐韵、和韵的频繁运用，诸如此类。（17）非协调元素作为协调元素来运用。（18）运用不寻常的同位语或古怪得不寻常的同位语的。（19）古词或古文结构偶然运用。（20）频繁的歧义——通常有效，有时仅仅令人迷惑。（21）词序的省略，有时是大量的，有时在逻辑上频繁地跳跃，在那里人们要在没获得什么句法帮助下获得一个意义。（22）非常长的并列结构，通常是省略的；句子成份甚至可能被句点分开。（23）修饰语远离其所饰之物（有时相当远）。（24）一个同质的或有点专业化的词汇表的运用。（25）一种词性作为另一种词性的运用：形容词作为副词，副词作为形容词，动词或介词作为名词，诸如此类。（26）将与句子的任何部分没有惯常句法联系的成分插入到一个句子中。 

　　有许多更为重要的特征。这是一份明显没有给读者关于这种语言的效果或价值的观念的名单；我希望读者自己会找到实例和较次要的特征——我没为它们留出篇幅，也没给予这语言及其效果任何完整的评价。对我而言，它看上去大体是成功的；在其最好之处，是杰出的。将它作为一种古怪的语言局限谴责是容易的；我打算将它界定为一种创造性的拓展。我想，人们可以显示，早期诗的力量和美好（通常原创到似乎有相当魔力）存在，是因为这种语言，或它在奥登有规律的语言上产生的效果，否则，便不可能被获得。这语言适合他要说之物（或产生新的合适的要说之物）。它是原创的，不仅仅是古怪的；它是“建构的”，不仅仅是为了打破而打破的转换。让我为它召来伊丽莎白时代人的防护盾吧。（如果有读者不熟悉早期诗的语言，我请求他不要仅凭我的特征名单就对这些意见做出任何评判。） 

　　在奥登后来的诗中，语言变得较为虚弱。它相对地被动和抽象；充满副词、形容词、不及物动词，等等。和他辉煌的“动词年份”的言辞比较，它似乎苍白而无效。但这种修辞变得更强大了，在后来的诗中有一个修辞手段如此精细的系统，奥登或许把它列在资产之下，正如一个公司列出它的专利。我会分析这里面的许多手段；有时会给出许多与之相关的实例，既然我要显示它们是典型的，既然我想要读者欣赏这满满的分量和它们应用的范围。 

　　诗歌的肌理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诗人对词的不同层次和变动范围、对并置（有时令人震撼，有时几乎难以觉察，其词语来自不同领域或谈话的中转站）的最大敏感，几乎不能被夸大；不过要是能够，阅读奥登是这样做的一种方式，每个人会认出伊丽莎白时代人的“粗俗而充满面包”（gross and full of bread）公式和演说家的喜好——一个具体的词插入一个抽象语境；但许多表现更好的方案不被称赞不被分析，即使被感觉到。奥登探索得最为全面的修辞准则（修辞家们应该用他的名字辨认它）之一，是一种演说家的喜好的倒置：一个令人惊叹的抽象词，被放入一个具体的诗意的语境——一般来说，未被预料的抽象的、批评性的、“非诗意”的词语来自相对抽象的技术的、谈论的、“非诗意”的语域，替代被期待的、具体的姐妹们。这种技艺的持续使用，是让奥登的诗被攻击为放松或抽象的诸多事物中的一种。这种技艺，像它的对立面，是多种多样的不协调效果（Effect by Incongruity）。这里有一些——来自许多实例的若干例子，它们中大多数会相当明显，既然那些不太明显的，过于依赖一个大点的语境或确定的语调而不便引用： 

　　美那固定的世界性的微笑（The beauty's set cosmopolitan smile）；爱迷人而偏颇的手（Love's fascinating biased hand）；巴罗克边境，超现实主义警察（The baroque frontiers, the surrealist police）；闪亮而中立的夏天（the shining neutral summer）；树的秘密潮汐（Tree'sclandestine tide）；一个新的轻率年份（a new imprudent year）；诸多不挑剔的小岛（the small uncritical islands；而本地人物骑马/沿着马道到湖边（and the indigenous figure on horseback/on the bridle-path down bythe lake）；文雅的龙（the genteel dragon）；罕见的暧昧的怪物（the rare ambiguous monster）；悲痛朝旁斜甜美的开花（theluscious lateral blossoming of woe）；无可依傍的天使们啜泣（weep thenon-attached angels）；它们涡旋状的迟钝耳朵（their whorled unsubtleears）；最初奢逸的直肠的罪孽（the first voluptuous rectal sins）；乐队/做出它惊人的声明（the band/ Makes its tremendousstatements）；炙热而漠然的太阳（the hot incurious sun）中；等等。在一个诗节出现码头感情溢出的迎候、陡峭岩谷丰饶的生命和不偏不倚的大海，（the effusive welcome of the piers，theluxuriant life of the steep stone valleys，和theundiscriminating sea.）这最后三个不很显著；我选择它们是为了显示这个办法如何能够退化为抽象的。读者将会注意到，这种技巧经常是一种伴随着“and”的省略的、“粗俗而充满面包”公式的倒置。 

　　这类事物并非奥登的发明，比重音诗行更多东西的是霍普金斯的诗；但它的官僚化，它作为一个重要修辞原则的系统运用，我想是新颖的。它是诗歌措辞的对立面，在那里抽象作为必要和正确的诗歌语言被想到；这里，效果依赖于对立的观念，依赖于诗的语境（基于与表达的形象的联系）仍然具体这个事实。 

　　奥登常用的另一个公式，是迥然相异的同等物的并置：这包括伊丽莎白体的形容词公式和它朝着三四个不规则的同等术语的扩展。人们会发现这第一种（或它通常莎士比亚式的双名词的应用）的许多例子：那遥远的戴头巾的（the remote and hooded），赤裸而虚构的时代（nude andfabulous epochs）；你唯一而忧郁的车站（your unique and mopingstation）；夏天的噪音和警察（the noise and policies of summers）；沉默而似紫罗兰的（dumb and violet）；耳聋于中国鼓的预言（deaf to prophecyof China’s drums）；快乐游戏者的笛子和笑声（theflutes and laughter of the happily diverted）；凝冻平原的火炉和屈从（the stoves and resignations of the frozen plains）；这里有第二种的例子：（谈到海）荒僻之海，侵蚀之海，悲痛之海（the citiless, the corroding,the sorrow）；朋友，疹子，敌人/散文家，能者（the friend, the rash, the enemy/Theessayist, the able）；寒冷，不可能，在前方（cold, impossible, ahead）；柔情之友，导水管，花朵（the melting friend, the aqueduct, the flower）；疾病，胡须，床上的阿拉伯人，/失败的保姆，金钱（an illness, a beard, Arabian foundin a bed, /Nanny defeated, money）；是否他们或他/是内科医生，新郎和纵火者？（were they or he /the physician, bridegroom, and incendiary?）看看这技巧的一种变体如何漂亮地描述我们所知的文明： 

当然我们的城市——随着可怜的牛栏 

　直至 

河边，是教堂，引擎，狗儿们； 

这里有世界性的烹调术 

轻合金和玻璃 

Certainlyour city—withthe byres of 

  poverty down to 

Theriver’sedge, the cathedral, the engines, 

  the dogs; 

Hereis the cosmopolitan cooking 

Andthe light alloys and the glass. 

　　当奥登开始应用大写字母的个人抽象时，他绝对意识到他在做什么，他想要让读者意识到：这种应用是迥然不同的、令人激动的，一位艺术大师的技艺意味着让读者惊呼：“啊，他居然成功了。”人们发现这样的东西，如痴狂的谎言（ga-ga Falsehood）；丑闻祈祷，她狡猾的膝盖向上（Scandalpraying with her sharp knees up）；色欲……对地道中他的引信低语，“我能在此相遇爱人吗，/我会紧抱他至死。”（Lust…mutteringto his fuses in a tunnel,“Could I meet here withLove,/I would hug him to death.”）但奥登像某个人，在他变成酒鬼之前显示如何好地控制酒量。他首先做出了所有独出心裁的变化：他让大写字母的个人抽象处于动词、副词、代词、或整个词组之外。但最终他的独出心裁甚至消失了；他像一个喝了劣等烈性酒、外用酒精或其他任何东西的人。有一个十三行的动物园，在那里我将要，我明白，我没有，我被爱上从他们的栏杆后白痴地凝视着；在附近，大口吞咽着花生，挤满被当作兄弟者，不孤独，正义，乐天派、污秽，数以百计的我们、他们、他们的、我们的、我，可怕的恶魔、迷失的人们，伟大，老大师们和始料不及之物；他们感受着爱、恨、色欲和事物；在他们之上翱翔着各种各样的守护神：现在，过去，未来，正义之城，美好的地方，命运，骄傲，博爱，成功，知识，智慧，暴力，生命和艺术和拯救和物质和梦魇，形式，国家，民主，权力，两重性，商业，集体人，普遍化的生活，认识的意义，时代之花，真实的财产。阅读《另一个时代》就像加入大写字母的麋鹿会议；我所有例子来自于它，我甚至没有开始耗尽我的储藏。（在他以前书的诗中不够十分之一。）读者必须为他自己经营一份非大写字母的个人抽象的名单；经验已教导我所有这些是一桩容易让人心烦意乱的生意，一次穿过某个永无止境的素食自助餐厅的朝圣。 

　　关于这些修辞技巧，以及很大程度上构成风格的那些机制和持有专利权的识见的可怕的东西，是它们习以为常的，风格在数量的不断增加上的所需之物。我们学会了我们以前会认为不可能或不存在的微妙变化或延伸；但我们在让我们一度充满恐惧的质与量上，不断地容许我们自己过度。那是许多风格——不仅仅是风格——退化的方式。风格的纯正，像其他东西，是某种必须始终努力的东西，一种斗争——像睡眠、吃饭或生活——仅容许暂时胜利；没有什么比我们克服恶习的知识更易让我们受恶习的感染了（人们过去对之辩解，似乎以某种方式给予他们忽视它的权利。）。 

　　在奥登的中期和最近的诗中，所有人必定已注意到所有以“the”指示的东西（the's）：这，那，其他（the this，the that，the other）——存在被抛于其中的所有数以千种的类别。（请比较一下这些和早期诗，在早期诗中以“the”指示的东西尽可能被省略）。分类的基础完全是非系统化的，不管什么落在需要的手中。这种策略是一种便利的速记，捷径，在其中类型或特征被用作分析的单元：这是一个实用的途径，用以处理今天每个人到处看到的无穷无尽的质与量的差异——特别是奥登，他毫不犹豫地把世界看作他的省份。（这种手段的持续应用，有助于解释奥登在其戏剧中获得供以观察的有效类型但没有人物的原因。）在奥登的诗中有许多新闻手法——事实作为至善；他这以“the”指示的方法有一种只指向事实（一种本身有效的现实）的幻觉效果，但奥登远远多于一个优秀新闻记者所拥有的典型的或即时辨别细节的感觉；在最佳状态下，他对特征的这种辨别似乎是令人信服的。让我用可怜的老生常谈总结吧：他已为值得的一切开拓了这种方法。在他后来的诗中，人们发现最呆板或夸张的例子：诗仅是抽象物的假面舞会，不是家族的聚会，而是种类的聚集。 

　　奥登大量地依赖于那些迂回的语句：那洁净之人/到他们的东方，他命令哥尔克电气化（The neat man/to their eastwho ordered Gorki to be electrified）；穿诺福克外套的调皮的生命强力者（Thenaughty life-forcer in the Norfolk jacket）；那廋削顽强的先驱（thatlean hard-bitten pioneer） （跟着十四行：但丁）；德国人/在煤气灯下的伦敦晦暗模糊，带来了（German/Obscure in gas-lit London, brought）（跟着关于马克思的五十行）；等等。上述例子中体现出的修辞表达——一个优雅的或出人意料的暗指替换了专有名词——很容易成为一种恶习；然而，在教谕性或阐释性诗句中则不一定，在那里一种稍微均衡的修饰安慰了打哈欠的旅行者。 

　　奥登相当早就开始把可爱的（lovely）、非凡的（marvelous）、精彩的（wonderful）、幸运的（lucky）、邪恶的（wicked）ン这样的词（这些词是所有的分量，没有“呈现”；都是主体的态度，没有客体的描述；作为一种限度接近语义学家所言的无意义的感情的噪音）用在特别复杂的感觉中。对它们的应用是极其自觉的，十分确定地暗含一种态度，这种态度难以确定地详述，但我将改写为：我多么了解这些词语，它们甚至被学童看作是可笑和幼稚的，完全不能胜任。然而你我都了解，所有被巧妙选择的修辞格，所有的“客观的”措辞，所有的“陈述”，最终是不能胜任的——真正的指示，特别是这些词语所指称的状态的指示，是不可能的。你明白我能做得多好；但很好当然不会是足够好；这次我甚至不会尝试，“可爱”（Lovely）是某种我们能心照不宣地同意的东西，一种放纵而共有的秘密。而且，这样的词有其魅力所在，它保留了经验真实的鲜活；也有一种真正振动与之相关，它要么缺乏修辞要么缺乏效力的特性，在二者均不缺乏的上下文之间创造了一种无可置疑的修辞效力。 

　　奥登身上大量的“早期浪漫主义”因素模糊地根植于某种类似于此的态度。我希望我阐述的语调，看起来没有否定它真实的不确定的效果；这是衰弱的、但不是因此魅力更少的危险技巧之一。这种词汇的运用后来退化成显而易见的感伤；同样的结局等待着奥登最初是小玩笑的爱鸽韵律（love-dove rhymes），这种玩笑在诗最后的语境有一种深思熟虑的可怜的决定性。 

　　近期的诗富于意识的技巧之一，是一种率直的、简洁的、散文化到足以让人吃惊的明喻的运用：豪斯曼收起眼泪如抽屉里脏污的明信片，对兰波而言，修辞家的谎言/暴裂如水管，有老白嘴鸦/如活泼的婴儿；可怕的存在，像农民持有意图和认识。欲望警犬般松开；一个短语裹满意味，像一辆有蓬货车。似乎是为了显示这技巧多大程度上在控制之中，奥登一度在五行中运用了它三次，诗人们身披才能的盔甲，像一套制服……像暴风雨会令我们惊讶侧目，像轻骑兵般向前猛冲。这种技巧和令人惊讶的、压缩的隐喻结合在一起，在那里没有配备解释，但要求读者给予一种解释：天命这野兽（the beast of vocation），爱的棍棒（the bars of love），疯狂之凳（the stool of madness），等等。而奥登经常在提升elevated或抽象的语境插入俚语俗话：他用一首十四行诗理想化地说到了作曲家，唯有你的音符是纯粹奇妙的新玩意（Only your notes are pure contraption）；人们发现一张镶金边的请柬（an invite with gilded edges）；那同样的镇民的时髦感（theidentical and townee smartness）；痴狂的谎言（ga-ga Falsehood）；夏日性感的空气（the sexy airs of summer）；幸而有爱这娘儿气的新铁路（Luckyto love the new pansy railway）；诸如此类。所有这一切，仅是一种把具象词插入抽象语境的特别情况，这本身是一种不协调效果的特别情况。刚刚提到的这些在任何诗人中都过于普通而无须在此引用。 

　　我现在来到某种可怕的机制，而我打算用更为可怕的称谓——不协调透视的官僚化——来压制它。奥登，有一只迅捷的眼和一个巨大的（兴趣、信息和洞察力的）视域，从一开始就沉入这世界的血，不协调物中；而他发现，甚至那样的一滴血，像法夫纳的，也足以让我们看到（这个词在此模棱两可，代表理解和识见）我们没有它就不可能看见的东西。他开始让他的诗依赖于不协调的透视，远远超过其他现代诗歌所做的；他让它们不怎么依赖于暴力、力量的强度、感情的高度，诸如此类的东西。但——如果我可以官僚化我自己的隐喻——一个如此机智、有意识的头脑，完全不满足于令人鄙视的老龙（世界）一两滴血的随机应用。为何不合理化这整个过程？为何不以一种鲜血银行的方式把不协调的东西聚拢在一起，像钱一样备用，在紧急之时可以无限运用？为何不合成不协调物？然后（独立于自然资源，你的仓库呻吟着，随着廉价的血越来越多地涌出，由于那专有-创造的秘密）为何不溢出世界的市场，在对——不协调的无限开发的无限利润上撤退？ 

　　我这么挥霍无度地、呆板又不协调地行文，因为奥登已如此；他完全到处官僚化他的手段——因而充满灾难——如任何效率专家可能希望的那样。它是一种可以运用在任何材料上的方法：一种有专利权的、在数量上可保证产生见识的过程。不幸的是，质量不能被保证。收益递减律非常快地到来；诗人的受众（其成员之一就是诗人），这么容易厌倦不协调，如同厌倦一种气味，诗人必须供应越来越大的数量，但那已越来越没有效果。读者在我早先的引用中，已看到奥登对这种手段的应用的许多实例；存在足够的例子给几代批评家；我将只描述一个，一种奥登用来表达人的空间隐喻。 

　　弗洛伊德是一种气候，天气（climate, weather）。叶芝身体的省份（provinces）背叛了；他心中的广场空了，/寂静侵入郊区，/他感觉的激流停滞（the squares of his mind wereempty, / Silence invaded the suburbs, / The current of his feeling failed.）。马修•阿诺德是一座黑暗无序的城市（a dark disordered city），完全装备着广场、大马路、贫民窟、监狱、讲坛，随意的后巷、母亲农舍和父亲那喜欢惩罚的天空（boulevard, slum, prison, forum, haphazard alley's, mother-farms, anda father's fond-chastising sky）——所有这些包裹在十二行中。让我举出一首诗，《爱德华•李尔》，用斜体标出诗人和我想要被注意的、难以预料的或不协调的效果。在某个故事中一个孩子会不断重复，“我要看车轮翻滚”；我希望没有孩子在此会需要做出这样的评论。 

被朋友弃下，独自吃早餐，在意大利   

白色的海滩，他那个可怕魔鬼 

在他肩上浮现；深夜独自饮泣， 

一个脏兮兮的风景画家憎恨鼻子。 

残忍的好奇的他们军团 

人数众多且壮硕如狗；德国人和小艇         

扰得他心烦意乱；关爱有数里之远；             

但经由泪水的指引，他成功抵达了悔恨。 

欢迎仪式多么奇异。花朵们接过他的帽子 

赢得了他，引介给火钳般的人群；         

魔鬼的假鼻逗得一桌人大笑；一只猫           

即刻带他疯狂跳起华尔兹，让他握紧她的手； 

众声喧哗推使他到钢琴边唱滑稽歌曲；             

孩子们移民般蜂拥向他，他变成了一块陆地。 

Leftby his friend to breakfast alone on the white 

Itlalianshore, his Terrible Demon arose 

Overhis shoulder; he wept to himself in the night, 

Adirty landscape-painter who hated his nose. 

Thelegions of cruel inquisitive They 

Wereso many and big like dogs; he was upset 

ByGermans and boats; affection was miles away; 

Butguided by tears he successfully reached his 

  Regret. 

Howprodigious the welcome was. Flowers took 

  his bat 

Andbore him off to introduce him to the tongs; 

Thedemon's false nose made the table laugh; a cat 

Soonhad him waltzing madly, let him squeeze 

  her hand; 

Wordspushed him to the piano to sing comic songs; 

Andchildren swarmed to him like settlers. He 

  became a land. 

　　我不会带着意见请教读者——不过我愿意提及我不能以斜体标出的虚悬分词。所有人会看到，这么一种修辞过程有多么机械，多么自觉地拥有某种意志；在以斜体标出这些词时我已没有对人不公——它们已被这位诗人用斜体标出来。现在随着奥登把人类看作英国乡村的两页的一个奇喻，我引用的名单抵达一个壮观的高峰。但——是两页啊！我不得不无力地终止于对《新年书信》一种最直白的提及。 

　　到此为止，这种名单的采集对读者已必定暗示了一种归纳：即奥登在后来的诗中极大程度依赖于技巧。我现在可以把种种技巧的名目加到我的名单中；但我将发现的乐趣留给读者：奥登不仅仅模仿乔伊斯、惠特曼及其他人，而且甚至滑稽模仿一系列乔叟的技巧。另一种延伸的技巧，不完全是修辞的，决定性地影响了一首诗修辞的肌理。它或许是被称为固定风格的东西：一首诗老老实实地限制在某个相应的传统中。这或许甚至抵达它的限度，戏仿诗；无论如何，在原型和“副本”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且自觉地产生效应的——如果读者不能意识到诗依赖于一个标准与其偏离之间的关系，诗将被严重地误解。诗存在于两个层面上，像对位法——也就是，像一种对应，其中一个层面须由听者补充。奥登，对一首诗的特别功能和惯有样式有着一种敏锐的感觉，没有迹象显示他幻想一首诗能作为诗人本人的诗或诗歌的范型，而他经常为了这些有限的成功而努力。当他写下一首大众诗歌，看到批评家发现他“受流行歌曲影响”总是一件乐事；这就像发现艾略特的法语诗“受法语影响”，或发现柴可夫斯基的《莫扎特风》（Mozartiana）“受莫扎特影响”一样。今天我们不擅长于惯有样式，我们更乐于要求讲道来自石头，书本来自溪流——从每一首诗中，获得“比它所给的更多东西”（那正是它的惯有样式妨碍它给出的东西）；如果我们是诗人，我们甚至也许试图去提供那“更多东西”。奥登有八种或十种类型；读者会记得它们中的大多数，因此不需要另一个名单。（《新年书信》中许多偶然的效果，甚至来自于这种资源。）另一种喜欢用的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技巧，是长长的、机械地采空了的奇喻。 

　　在后期诗歌中，奥登对于抽象富于效果的修辞运用，有时退化成糟糕散文的平淡、含混、评论性的死寂。（然而，让我强调一下，相对的抽象——大多数人会拒绝或恐惧的东西——是奥登效果的主要资源之一。）我们崩溃的主因/是人类塑料中奢侈引起的扭曲，（The major cause of ourcollapse/was a distortion in the human plastic by luxury produced）糟透了，接着兰波疏远了抒情诗和虚弱（From lyre and weakness estranged）——我惊讶于奥登没有和红粉佳人（the fair sex）一起完成这份名单；最终有假若他成功，唉，整体生活/会变得不可能，国家的独石碑/将会分裂，复仇者的/协作也会被阻止。（ifhe succeeded, why, the Generalized Life/would become impossible，the monolith/Of State be broken, and prevented/The cooperation ofavengers.）。伴随着帝国主义的脸/和国际的错误 （Imperialism'face and the intenationalwrong）我们已离开诗歌走向社论；而希特勒怪物，犹如对丘吉尔的一种戏仿——如果我没在作一种可笑的陈述。 

　　但这种走向抽象的退化，对奥登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是他整个发展的反映。对一个熟知其作品的批评家来说，奥登的发展有如此多的因果统一性，如此逻辑地、适当地装配在一起，以致这位批评家难以忍受把这个整体打乱为分析的片断，而感觉就像叔本华所说的：所有这一切是一个单一的思想。对奥登而言，发展并依赖这整个修辞机制是必要的，因为他的诗歌，他的思想本身，已越来越抽象化、公共化和散文化了。这些修辞技法构成了一个准科学方法，借助它你能让任何素材获得修辞性效果，甚至已死的或半生不死的东西，也能被刺激成一个活体，（这种方式更适合于教诲性或阐释性的诗歌，而不是抒情诗：所以《新年书信》比起奥登最近的抒情诗更为成功——他在用宜人的主题和宜人的技巧工作。）最早的诗不需要、也不拥有这样一种修辞。 

　　奥登想要让他的诗更好地组织化，更有逻辑，更为正统，更可以接近，诸如此类；怀着这些可真诚称颂的意图，从他早期的作品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试图奔跑着穿过一系列巨大的改变，如此之快以至他的抒情诗近乎被毁灭。是否我可以用一种散漫的比喻性语言来谈论，这语言适合这种感觉：这后来的技术和素材似乎是挪用的，而不是挣得的——一种空洞无根的后逐，没有必然给予它意义的前物。早期的许多诗由于奥登的整个存在而产生，无意识的东西像有意识的东西一样多，必需的制作犹如它们应当如此，它们中最好的有形状（就像木筏或鹅卵石），似乎是产生它们的力量的直接表达。后来的大部分诗犹如直接指向产生它们的力量：脑袋，脑袋，脑袋顶；准确的、推理的、理想主义的、感伤的智性。尼采说过可怕的一句话：欧里庇德斯作为诗人，本质上是他自己意识的一个回声。对奥登最近的诗来说，不采用这种判断是困难的。 

　　诗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识和理性的掌控？诗可以这样掌控吗？答案恐怕不容乐观：我们所持有的半吊子知识大部分来自于个人经验——它不一致——且被我们的欲望可怕地腐化。（想想试图让温特斯的声明和狄兰·托马斯的主张和解会怎样吧。）但我认为，人们能放心地说，奥登后来的手段太过于受意识的掌控了；过于苏格拉底、过于亚历山大里亚人了——再次借用尼采的说法。理性智识引导又选择，它没有生产或强加；我们写作自己的诗，但我们让它成为我们力所能及的，而不是我们希望的东西。弗洛伊德已教导每个人，当我们把难以接受或难以忍耐的约束强加于我们身上时，我们会发生什么？诗歌——指示着无意识（或随你怎样称呼它）和意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思想；它有自己真正的资源，是第一手的而不是第二手的——恰恰同样容易倒置和致命地反转。诗歌——就像你，我不了解更多，除了它们微妙且无法解释，由于我们未明的原因开和合——其资源不仅仅被检视，而且由于过于严峻的监督被耗尽。 

　　奥登已成功地让他的诗更为人所理解；但这种成功完全太昂贵了。意识到1920年代最好的诗歌过于难以理解，我们可能想要我们的诗歌可以理解——但在我们完成之后多少诗可以得以留存呢？我们的政治关注或人道主义关注，或许让我们想要我们的诗面向多数群体；努力使这些群体更接近诗歌，把这些关注转化为政治行动或人道主义行动，这样更好。最好的动机毁灭得同最坏的动机一样快；而通往灵薄狱的道路恰恰铺满因为最好的动机已做了一切的作家们——我抱以同情，而不是讽刺。所有这一切是一个困扰现今多数诗人的问题；尽你所能写一首好的朴素的诗歌，并发现它在大多数读者心中，是足够使人喜泣的。1920年代典型的解决方案（诗歌是必要的晦涩；如果读者不能获得它，让他去读勃朗宁夫人）和1930年代政治诗典型的解决方案（诗歌必须写的为人民所理解，否则就是颓废的逃避主义；诗歌是公共演讲——借用麦克利什令人厌恶的说法，因而让人想到伪君子们的公共祷告）是不恰当的无知，荒诞的半真半假的陈述。一种古典主义的理性而又荒诞的解决方案，是温特斯及其学派的解决方案，其想要的、小心限制的居高临下的说话，结果成了一种道德儿语。奥登更为吸引人的解决方案已运行得更好；它过于有意识、过于单薄、过于单一的理性：我们不信任它，正如我们不信任任何成圣的理性途径。我不打算试图告诉读者，这个方案是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他在哪里找到它：在次一流诗人的作品中。对于奥登所写下的最好的诗，一篇如此的论文或许是一种不尊敬的回报；而我感到尴尬，在给出——即使在这样一篇有限的文章——这么多的分析和这么少的欣赏之时。但分析，甚至对缺陷不友好的分析，是一种显示欣赏的方式；而我希望在下一次尝试另一种方式。 

原载《上海文化》201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