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镜像中的历史诗学》  张伟栋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

胡适首部诗集奖授奖词中说，“张伟栋的诗歌秉含一种东北大地般的冷峻凛冽” ，而张伟栋本人却生活在火热的海南，作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选择栖身海南，只因为这个安静的岛屿更适于写诗谈诗。几年来，张伟栋出版了专著《李泽厚与现代文学史的“重写” 》 ，诗集《没有墓园的城市》 ，主编《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第二十九卷） 》 。今年年初，他的新著《修辞镜像中的历史诗学： 1990年以来当代诗的历史意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诗歌写作中的“历史意识”作为阐述角度，尝试重构当代诗歌历史书写的语言维度与历史逻辑。评论家敬文东认为，“张伟栋的新著是近些年少见的批评佳构，是诗歌研究的内行之作，体现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眼力和心智，也是他那一代批评家的代表”。

何何：写诗多年，请谈一谈你写诗的心得。

张伟栋：讲一些经验之谈吧。算起来写诗有十五六年的时间了，人生中最好的时间都花在诗歌上，也因此荒废了不少的事情，这算是写诗的代价之一吧。回过头来看，是要感谢诗歌，如果没有这些年的坚持，我可能随时会妥协而成为我所厌弃的那种人。十五六年的时间其实也不算长，但刚好能让我看清自己的写作以及诗歌的一些秘密。可以用我自己的两个信条来总结。我写作所坚持的一个信条是转益多师，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都喜欢，起先是读英美现代派的作品，偏经验主义的，国内比较流行这一类型的诗歌，接着开始读德法的现代诗歌，我比较偏爱德语诗，后来读浪漫派的作品，这两年才读得进去古典诗，以前也读但总是觉得和自己的写作接不上。另一个信条是，要不断突破自己，寻找新的形式、主题、声音、节奏、意象来释放自我的潜能，所以我不同时期的东西会有很明显的变化，我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追求变化，单纯的变化对我毫无意义，我寻求的是自我提升和超越。总之，写诗就是把自我不断地打碎，不断重塑新的自我的过程，就是自我折磨吧。

何何：你是怎样由写诗而进入批评领域的？

张伟栋：回过头来看，好像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批评略晚于诗歌一点，我具体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大概是2004年或2005年。我当时写了一篇哈尔滨诗人的评论，拿给诗人张曙光看，他估计是为了鼓励我，说我有批评的才能，我对这件事就有些在意了。之前，读诗的时候，有很多诗是看不懂的，比如《荒原》 《杜伊诺哀歌》等等，就会去找解读的文章来看。也读当代人的评论文章，为了了解当代诗，最早读的是西渡的《守望与倾听》 ，同期买到的还有王家新的《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 、西川的《让蒙面人说话》 、欧阳江河的《站在虚构这边》 、程老师的《程光炜诗歌时评》 ，这些书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在上一代诗人身上学会了不少东西，也包括诗歌批评。

何何：你的新著《修辞镜像中的历史诗学》为何选择以历史意识作为切入点？

张伟栋：事实上，我真正开始认真思考当代诗问题，是在2010年之后了。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在2014年已经完成并且准备出版，就在这个时候我生了一场病，拖了两年， 2016年着手出版，今年一月份才正式出来。我写这本书之前脑子里就有一个计划，从四个主题去梳理当代诗：语言、审美、历史与真理，所以这本书算是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完成的批评系列中的一本。之所以从历史意识这个问题开始，完全是因为和我当时诗歌写作的一些问题重合了，也算是对自我的一次清理。

何何：作为一个批评家，你能否客观评价自己的写作？

张伟栋：我不能。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带有强烈的价值立场与审美倾向，实际上批评也是需要很高才能的写作样式，一个真正的批评家要发明自己的语言和问题，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文学史研究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对我来说，批评和写诗是一体的，在这方面我一直受到波德莱尔的鼓舞，他说“一切伟大的诗人本来注定了就是批评家。我可怜那些只让惟一的本能支配的诗人，我认为他们是不完全的” 。我觉得很有道理，也就这样去做了。

何何：你如何看待诗人这一身份？

张伟栋：身份是自己很难完全左右的东西。我现在能坦然面对诗人的这种特殊身份，以前不能，因为这一身份承受太多的误解和曲解。我们的语境中有几种深入人心但充满误解的诗人形象，比如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总是让人联想到酒、女人、放荡的生活；另外是左翼诗人的形象，他们被看作是苦大仇深的，关怀现实苦难，忧国忧民；还有就是那种简化的古典诗人形象，他们写作格律诗，朗朗上口，流传广泛。有人曾和我说我的诗不押韵，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在今天，没有人要求科学家像古代科学家那样工作，但他们会这样要求诗人。

何何：什么样的诗人形象是你所认同的？

张伟栋：像奥登或米沃什那样的强力诗人，博学、智慧、强力、独创，在诗歌没落的时代，捍卫诗歌与诗人的尊严，能够在自己身上汇流以往的传统，并开出新的传统，就像奥登所说，他应成为别人眼中献身文学事业的榜样。

何何：有人说当代诗过于晦涩难懂，你怎样看待？

张伟栋：这个问题一言难尽。从某个方面看来是这样的，当代诗把追求有难度的写作当作自己的动力。我以前上当代文学史的课，如果讲授诗歌的时间过长，学生就会表现出不耐烦，他们并不觉得需要了解诗歌，也没有任何外在动力觉得需要掌握诗歌。还有一个例子，我以前开会的时候听到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发言说， “我不懂诗歌” ，很有姿态感，仿佛他不屑于去了解当代诗，我感触很深。事实上，正是这种对诗歌的轻视和漠视，才会让人觉得当代诗过于晦涩，读多了就不晦涩了。哲学同样边缘和晦涩，很少学者敢说自己读不懂，不懂还要装懂呢，否则会显得自己水平太差。

何何：在诗歌如此边缘化的时代，你觉得当代诗人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张伟栋：简单来说，和其他任何形式的写作都一样，为了实现自我，之所以选择诗歌，或者是因为在这方面有很高的才能，或者是因为没有其他的路可选。但实现自我有很多不同的名目，比如有人敢于赌自己死后的不朽，有人要求立马在当下兑现，挣一些快捷的名声，仅此而已，不朽和名声估计没有几人能逃得出去，但也有人把诗歌当作生意来做，或者把诗歌当作一种工具，那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不管怎样，单纯的热爱坚持不了那么久，总需要一些现实的激励。

何何：诗歌未来发展趋势如何，有可能从边缘走向繁荣吗？

张伟栋：你所说的繁荣如果是作为主流或中心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未来实际怎样则更加无法预料了，但趋势是会越来越边缘。诗歌的确比以往热闹很多，现在诗歌活动很多，诗歌会议、诗歌奖项、出版都比以前热闹，大多还是圈子内的自我循环，和主流社会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总之，作为一个诗人必须要承受这种黯淡的命运，然而黯淡之中应该有一些伟大的东西吧。

何何：你对当代的诗歌批评有怎样的预期？

张伟栋：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但在目前的框架之下，批评的确很难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我们自身有一个在自身之内不能解决的困境，需要等待新的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