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充满争议的诗人

对于喜欢当代中国诗歌的读者而言，王家新是一位不可绕过的诗人。王家新并不是一位高产的诗人，但其诗歌中精湛的诗歌技艺和卓越的精神品质，他所采取的独立的诗歌姿态，使他成为了19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诗歌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家新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当他以一位诗人的诗情与语言敏感来翻译诗作时，诗歌就不再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而成为两种语言的交锋与相互映照。王家新对于叶芝和犹太籍德国诗人策兰的翻译，对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米沃什等诗人的解读与“重新发现”……这些使他在当代诗歌的写作与读者阅读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王家新又是一位充满着争议的诗人。当我们试图回溯上世纪末那场影响深远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论争，就会轻易发现处于漩涡中心的王家新及其诗歌，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激烈的争论乃至诋毁。当代中国诗坛，诗歌的个人话语空间不断扩大，集体话语已经失去其合法性，很少有人敢于像王家新一样勇敢地剖白：“无论我们多么渴望个人在历史中的自由，我们的写作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代政治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无论我们已走到多么远，我们最终仍要回到这种我们注定要承受的‘汉语的现实’中来。”诗人的自我剖白是准确而有效的，相信阅读王家新诗歌的读者都会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强烈的时代意识以及几乎令人灼痛的“承受”感。然而，这一切在如今这个时代又是多么得“不合时宜”。批评者将王家新诗歌中的西方资源和历史意识作为靶子，以此攻击，但是，王家新的写作并不是为了某个宏大的主题或是集体。就如诗人自己所说：“我想我本来就是尊重大众的，只不过诗歌却无法对‘大众’讲话。”如果我们能抛开那些因非此即彼的论争而产生的偏见，就会发现在王家新的诗歌中，蕴含着丰富的个人性、当代性与历史性。

二、为汉语诗歌注入灵魂的重量

正如诗人、卓越的诗评家臧棣所说的，“1989年后，王家新的写作像一束探照灯的光，径直凸射到中国诗歌写作的最前沿”，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因为在1990年代的大的诗歌背景上，在一个注重诗歌本身、重视个人意识、诗歌超越时代或疏离时代的风气中，王家新的写作“为当代中国诗歌注入了一种严峻的时代意识。”而谈到这种“严峻的时代意识”，我们自然会想起王家新最富盛名的代表作之一——《帕斯捷尔纳克》。这首诗写作于1990年底，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那种深重的“时代意识”。这是什么样的“意识”呢？我们从诗作本身的语词、意象和境界可以分辨。“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这格言一样的诗句，在坦言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然泥泞的/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那些放逐、牺牲、见证……”，在北京的雪与俄罗斯的雪的对比中，在北京的轰响的泥泞中的“我”与在俄罗斯被放逐的那些有着“高贵的名字”的诗人之间，有一种处境、有一种命运是共同的，但“我们”，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当“苦难”要求“我们”“把灵魂朝向这一切”，来勇敢地“承担”之时；当那些高贵的灵魂在这块土地上寻求“一个对称”、寻求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回声”之时，诗人感觉到的是“耻辱”！“我们，又怎配走到你的墓前？/这是耻辱！这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在雪、北京、泥泞、放逐、牺牲、见证、死亡、俄罗斯、苦难、冬天……这些词语与意象中，我们看到一个在“承受”中写作、将“苦难”视为宿命、在那些高贵的灵魂的质问中焦虑的诗人形象。诗作的境界又充满了灵魂的震颤、痛苦与沉默，读来叫人十分沉重，但又发人深省。

就如同这首诗，王家新许多诗歌的精神强度就在于诗人自身精神写照的“自白”的特色，但正如臧棣所言的，此诗“不追求对个人的痛苦的神话化，虽然诗中也提到痛苦，但这首诗主要讨论的是在诗歌的写作中发现并维护一种个人的精神力量和可能性”。程光炜在评价90年代诗歌的艺术特质时，认为在此之前存在着两种写作态度：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崇尚市井口语而疏离了知识分子精神的写作态度。而90年代诗人们所做的正是对于这两种写作姿态的纠偏，王家新等知识分子的写作预示了一个崭新的写作风向，它实际上要求诗人具有相当的独立精神，才能在虚幻的政治话语和“亲切”的市井日常之间的窄路上，艰难而稳固地前行。对此，程光炜的评价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认为：“它（指90年代诗歌写作，引者注）的思想活动虽然不排斥历史生活的存在，……却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内含。它坚持的是一种个人的而非集体的认知态度。它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

许多知识分子写作的批评者将这句话简化为“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然而依照程光炜的原意，他在讨论写作者的知识分子分子身份时，首先强调的是写作者必须要坚持“一种个人的而非集体的认知态度”，诗歌写作的个人性在这里从来就是被着重突出的。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诗歌已经失去了时代代言人的崇高而危险的地位，现在已经没有诗人胆敢狂妄地宣称要成为整个时代的撰写者，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否认一个诗人以灵魂突进时代的勇敢。的确，王家新所坚持的承担者姿态和学院派立场与目前的流行诗学格格不入，可是，诗歌拥有了平民化写作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性，也应当有人执拗地“承担”宿命，感受丰富的时代。在个人意识被日益推崇的诗坛潮流中，却容不下一个诗人对于时代的独立思考，这难道不是来自于历史的伟大反讽吗？

重点不在于诗歌中所体现的崇高和沉郁。毕竟，这本质上只关乎文学的写作风格，而无涉真实与虚伪。更进一步，如果我们拒绝崇高和沉郁的风格，那么就会有太多的文学珍品被我们拒绝。问题的关键在于，写作者是否以真诚、独立的姿态来表现这种崇高和沉郁，它是否出自写作者无法纾解的心灵的震颤，它的表现方式是否具有足够的诗意。

而王家新的写作给汉语诗歌注入了时代意识、现实关怀和灵魂的重量，但这种注入不是意识形态对诗歌的辖制与重压，而是一种“高贵的”灵魂“在汉语的肌质中植入一种富有生气的语言机制”。也就是说，王家新诗歌写作的“灵魂”话语又是诗歌的具体性中完成的。不管是《帕斯捷尔纳克》时期的诗作还是后来不拘形式的“诗片断”、“长短句”式的写作，王家新的诗都延续着王家新才有的感觉、经验和想像，他的诗有一种独特的文体、句式和语汇。王家新的诗歌侧重于增强词语的力度，而并不太关注形式的技巧，他的诗歌注重深度意象的挖掘，诗歌呈现出一种深沉凝重的风格。

三、“诗片段”的实验

自1991年创作了《反向》开始，王家新在数年间陆续创作了《词语》、《临海孤独的房子》、《另一种风景》、,《流动悬崖》、《蒙霜十二月》、《冬天的诗》、《变暗的镜子》等一系列他称之为“诗片段”的作品。这些诗歌非常具有形式上的独创性，通常由数个简短的、不分行的片段组成，这些片段有的有标题，有的没有；有的相互之间有所关联，有的却似乎只是“横向的独立”的碎片，而所有这些片段又在一个富有隐喻性的标题总括之下连缀成诗。试举几例：

在通向未来的途中我遇上了我的过去，我的无助的早年：我并未能把它完全杀死。

——《另一种风景·无题》

当我爱这冬日，从雾沉沉的日子里就透出了某种明亮，而这是我生命本身的明亮。

——《词语》

王家新的诗歌中向来具有明显的“自我独白”的倾向，而这些诗歌发展了这一倾向，诗歌中的情绪和语言成为无法分割的片段，给人强烈的绵延感，如同大块大块的语言的石头迎面而来，它加重了诗歌中的精神强度和语言力度。王家新通过这样的“诗片段”，实际上是想实现一种更加自由开阔的表达方式，“它迫使诗人从刻意于形式的经营转向对词语本身的关注”。这些精致的诗片段很多都可以发展成一首完整的诗，但是正是“片段”的写作使得诗歌摆脱了形式的束缚而深入到诗歌意识的底层，保持了语言的张力。在这些带有实验色彩的“诗片段”写作中，我们能最大限度地感受到，王家新作为一个当代诗人在语言艺术上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力度，他对于诗歌意识的不断开掘。

王家新的诗歌意境开阔或空疏，但不经意之间我们就会被一种尖锐的思想或深切的情境所击中，被迫停下来久久思忖。随便举其中一些诗句，譬如《词语》结尾部分的一段：

我猜马格瑞特的本意是想画三个传教士默坐在那里，但现在他在暗蓝色的海边留下的，仅为三柱烛火，在风和更伟大的涛声中颤栗……

这里写的已经完全不是对一个西方画家的印象了。诗人对画家作品的重新理解表现诗人卓越的想象力。在诗人的想象中，画家是将“三个传教士”的境象置换成了暗蓝色海边在风和涛声中颤栗的“三柱烛火”，这是多么有意思的置换或曰想象！用的是西方的“知识”，但是其中表达的现代人灵魂深处的某种图景大家都能体会。在海边的风中摇曳的“三柱烛火”置换了默坐的“三个传教士”，境界更“空疏”了，烛火在海边的风中摇曳的情景也许更能反映我们灵魂里的空旷场景以及我们对终极拯救的渴望。很显然，“西方知识”到了王家新这里，已经不是原来的“西方知识”，结合其个人化的生存体验，被转化成了一种反映多数人的痛苦与想象的普遍的东西。

再如《冬天的诗》里的诗句：

多年之后他又打开《清明上河图》：不再是为了那高超的史诗的笔触，而仿佛是为了还俗，为了混迹于车马牲畜之中，为了屈从于生活本身的力量，为了把灵魂抵押给大柳树那边的那座青楼……

这首诗中再次出现了王家新写作中招致多方诟病的“知识”，它似乎并不来源于“生活”。但我们看到：这里难得没有一种深刻而具体的“生活”感受吗？借助于历史上一幅著名的繁华都市的图画，诗人表达的是对这个时代的感慨：必须忘掉那“高超的史诗”情怀，象图画上的芸芸众生一样“混迹于车马牲畜之中”，“为了屈从于生活本身的力量”，我们有时不得不“把灵魂抵押给……青楼”，图画上的“青楼”仅仅是青色的楼还是确实是一座妓院，并不清楚，但这样的诗句，让人想起我们在这个将欲望放纵当作自由解放的时代的挣扎。我们一边“屈从”，但“屈从”并没有让我们获得什么，也没有预料中的轻松，相反，肢体里两个“律”的争战（即“神[上帝]的律”和“罪的律”）越来越严重。这些沉重的体验仅仅是对《清明上河图》的“知识性”描述，缺乏足够的“日常生活”的具体经验吗？

四、“西方资源”问题

在这里也不得不谈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王家新作品中大量的“向大师致敬”诗作的评价。很多人可能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才向王家新这些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发难的——由于他们诗歌中的“西方资源”太明显，写诗简直就像是“与西方接轨”，动不动就是“献给西方某某大师”或“向某某西方著名的诗人、文学家、艺术家致敬”。真实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了行文方便，下文直接使用“‘致敬诗’问题”代称。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难免会想到批评家谢有顺，他曾提及程光炜先生编选的《岁月的遗照》那篇序言中用来描述“知识分子写作”的一段话，他很担心：“……事实真是如此的话，那是太可怕了。”——

……他（张曙光）的作品里有叶芝、里尔克、米沃什、洛厄尔以及庞德等人的交叉影响……欧阳江河“同波德莱尔一样，把一种毁灭性的体验作为语言的内蕴……”（欧阳江河）想使阅读始终处在现实与幻觉的频频置换中，并产生出雅各布森说说的“障碍之感”……王家新对中国诗歌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是在他自英伦三岛返国之后。……米沃什、叶芝、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流亡或准流亡的诗歌命运是王家新写作的主要源泉之一，……正像本雅明有“用引文写一部不朽之作”的伟大愿望，他显然试图通过与众多亡灵的对话，编选一部罕见的诗歌写作史。……它让我想到，中国诗人是否都应该像不断变换写作形式的庞德那样，才被证明为才华横溢？……西川的诗歌资源来自于拉美的聂鲁达、博尔赫斯，另一个是善用隐喻、行为怪诞的庞德。……西川身上，……有某种介于现代诗人和博尔赫斯式国家图书馆馆长之间的气质……南方文人传统和超现实主义，成为他（陈东东）写作的两个重要的出发点——有如法兰西学院和巴黎街头之于福柯。……阿波利奈尔、布勒东是怎样融进陈东东的诗句中，这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

对于一个没有什么外国文学学养的读者，在这些让人眼花的外国人名面前肯定会倒吸一口凉气；倘若他据此认为著名的中国诗人是这样诞生的，他一定很绝望。说实话，如果这就是诗人们写作的“真实状况”，绝大部分人都会同意谢有顺的忧虑——“一个汉语诗人，整个活在西方的知识体系、技术神话和玄学迷津中，完全远离自己当下的生存现场，成为‘复杂的诗艺’（程光炜语）的推演和 ‘匠心和经验’（西渡语），这样的写作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朦胧诗之后，中国诗人为建设中国诗歌的个人性和艺术性，在叛逆的精神、独到的语言和形式方面，广泛地吸收西方特别是现代派以来的诗人精神、诗艺。出现大量的“致敬”的诗篇很自然。向西方“大师”致敬本身并没有错，错应该是错在怎样的“致敬”法，是仅到“致敬”为止，标明自己的诗学的高妙或是谁谁的嫡传？还是在“致敬”之中，能将西方诗人的诗艺、人格精神转化到中国的本土语境、诗人的当下状况，构成一种诗歌内在的多方面的对话关系，展现出现代汉语诗歌在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自由诗的形式的三者之间的互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向某某大师或前辈致敬的诗，诗人向谁谁致敬，大致含义有四：一、对对象人格或作品的敬重，在我的缺陷的方面你却是这方面艺术的顶峰或你的我的榜样；二，你是我的诗学观念与技巧的渊源；三、你的死亡或悲剧使我顿生巨大的感触，我借助你表达对生存的领悟；四，以上境况兼而有之。朦胧诗之后的中国诗人写过致敬诗的很多，西川、欧阳江河、于坚、王家新、藏棣等都写过著名的致敬诗。西川就有首长诗就叫《致敬》，西川本人也写了一定数量的致敬诗，不过他的致敬诗是五花八门的，显示了西川写作题材的的多样性。他致敬的对象古今中外皆有，上至李白、杜甫，下至海子、骆一禾，对于西方的女人，西川也颇为敬佩，正规的有俄罗斯的阿赫玛托娃，不那么正规的有美利坚的玛丽莲·梦露。于坚的致敬诗简直是反其道而性之，他谈不上对对象无比尊敬，而是放置对象与日常生活情景中还原其俗世面目，有点类似与小说中的“新写实”，他写大哲学家康德、马克思什么的，也是鸡毛蒜皮的日常情境，在他笔下，马克思、康德与一只需要重新命名的“啤酒瓶盖”、“乌鸦”什么的没多大分别。可以说，于坚的“致敬”诗是另类，不如说“揭老底”。

可能写这样的诗作最多的诗人要数王家新了。这也是他后来广遭持“民间立场”的诗人责难的缘由之一。有人就认为王家新的诗有一个“模式”，“最好懂，脉络清晰，一个中心人物加上与之相关的生活背景，居住地呀，墓地呀，一本书呀，再加上一些调料，就完成了‘王氏制造’”，并认为王家新的诗是“凭借知识来写诗”的。

细细数来，王家新老师“致敬”过的诗人、文艺家大致有：梵高、加里·斯奈德、海子、帕斯捷尔纳克、庞德、卡夫卡、叶芝……如果这个名单再接续另外一些诗人的名单，那么还有博尔赫斯、阿赫玛托娃、遇罗克、维茨塔耶娃、海明威……这个中国人很少的人物清单还可以无限的延长，但不能再延长了，因为这太危险了，因为这已经成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有力口实。于坚就对这样的致敬诗很不满，他警醒道：“我们时代最可怕的知识就是‘知识分子写作’鼓吹的汉语诗人应该在西方获得语言资源，应该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 于坚和谢有顺激烈的批评令众多的知识分子尴尬无比，因为“知识分子”实在不明白传播西方文化怎么就成了“贩卖知识，迷信文化”，这样说的话，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呢？

批评者们的心情是急迫的，有其合理之处，那就是当下中国特殊意识形态形势，极大地遮蔽存在的具体情境，诗歌没有起到揭开存在的蒙蔽之功，反而在优雅、深情的西方式的修辞中越来越进入“隐喻”之域，而真实的生活却成了“没有语言的生活”。西方资源、西方诗歌的抒情、语词模式有没有这方面的危险，那是肯定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人类学者乔治·E·马尔库塞有段话可以用来提醒中国的文学家：“人类学者过于沉迷在其自身的泛文化浪漫主义之中，他们以异文化的优越性来批评现代社会，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异文化转换到不同社会场景中以补其不足的可行性问题，不仅如此，这样一种策略也没有公正地面对异文化在其指使社会环境内的消极面。”

五、“知识分子诗人”？

但是王家新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理直气壮。他们并非脱离了具体的生活经验而让诗歌成为“外来的”“知识”、成为“空洞的”“玄学”什么的。既然诗歌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写作，那么“我”的写作还是“献给那能理解我的无限的少数人”吧，任何一个杰出的作家的写作恐怕都只能博得少数人的暗中爱戴。那么批评者们的言语就可以暂时视为误读，——“我”相信“我”“致敬”的诗篇并不造成什么“中国经验”的缺失，这是或反讽式的或刻骨的真实的个人经验，只不过这种经验经过了西化的语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个人转换，完全不是直接的“贩卖知识”、移植、试图“与西方接轨”什么的。致敬诗也不是所谓的借助西方大师资源的模式化写作，“而在实质上是一种向我们自身的现实和命运‘致敬’的文本”。

诗歌里的“知识”到底有什么错？王家新在这里的阐述是很有针对性的：

至于我是不是凭借“知识”写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即使有时我在写作中借用了“知识”，那也是和内心的经历和生命的血肉结合在一起的。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成了“禁忌”。我只知道中国的诗从屈原起这就不是个禁忌，西方的诗自但丁起甚至更早这也不是个禁忌。没有对这类禁忌的打破，就不会有一种特殊的创造力的诞生。把一些诗人打成“知识分子诗人”，然后把它等同于“知识写作”，甚至把它等同于“贩卖知识”、“故弄玄虚”，“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现场’”、“毫无原创力”，这种五十年以来的文化愚民伎俩居然在今天又见效了，真是难以置信。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国家和时代，一个诗人怎么可能不被“简化”、“标签化”、甚至“漫画化”呢？！如果说来自社会上的因为无知或政治需要而对诗人和诗歌造成的简化和标签化已不足为奇，悲哀的是现在的诗人们对自己的同行也干起了这样的事！这种对诗歌和诗人的“开涮”，居然在诗歌圈里成为一种风气！这大概是在中国才会出现的一大奇观吧。希望？绝望？

从几何时，在一些70年代出生的诗人嘴里，“知识分子”成了贬义词，这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当我们嘲讽什么事情时，大约因为我们的精神已经“胜过”了它，我们在灵魂上已经“胜过”了“知识分子”这一词语所标志的内涵了吗？“知识分子”怎么啦？王家新的回答很令人警醒：在这个时代，我们离我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远。我们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迷途知返？

六、“另一个自己”

诗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序列之中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不了解文学发展历史的诗人如何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艾略特曾这样论述诗人个人和传统之间的关系：“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 你如要得到它，你必须用很大的劳力。……它含有历史的意识，我们可以说这对于任何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作诗人的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诗人不仅要拥有历史意识，还要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历史传统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使传统焕发出当代意义，从而找到自己在历史中一个位置。

T.S.艾略特的描述简洁有力，从相当的高度把握了历史的本质，而王家新以一个非常美妙的意象，讲述了他眼中个人与历史的相遇：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在同名的诗歌随笔中，王家新从博尔赫斯的诗歌《夜莺》谈起，博尔赫斯在这首诗中表现出了一种整体性的文学思想，这启发了王家新，他从这一篇《夜莺》开始，联想到济慈的名篇《夜莺颂》，再而与叔本华的哲学难题相联系，甚至想到了庄子的蝴蝶。在这贯通古今中外的串联中，王家新意识到，那只夜莺是在不同的时代反复出现的，它带着过去时代的印痕，而又能产生独属于当今时代的前所未有的意味。“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是一只夜莺，到了博尔赫斯哪里它似乎被转化为一种在现实中并不出现，而只是在文学中才被创造出来并将引领文学不断周而复始的存在。”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景象！通过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与转化，我们能够与历史上的伟大灵魂再次相遇，在对那些伟大文本的致敬中，创造出自己时代的意义。千百年的时光呼啸而过，而文学就如同一根隐秘而稳固的丝线，它能够串联起不同时空的每一个生命个体，我们的隐秘难解的情感体验都能够在历史的延续中得到抚慰，焕发新生。在历史的墟罅中有太多的意义值得去追寻，那么为什么要对“致敬诗”百般批评呢？王家新是一个诗人、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个优秀勤勉的学者，可以说，他的日常工作生活就是对古往今来众多诗人们的研究、解读；他还曾有长期的海外“流亡”生活，现在也在世界各地之间不停往来，那么，他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前辈诗人和“西方资源”又有什么难理解的呢？我们总不能限制诗人书写自己的生活吧？王家新诗歌中的“致敬”并不是单纯的“贩卖知识”，而是在与伟大人生、经典文本的互动之中，返照现实和自我。他笔下的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等诗人们不仅仅是历史上凝固的形象，同时也是王家新自己，是他这一时代、他自己的夜莺。

王家新是一位非常谨慎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我们能感受能诗人对于历史、对于现实、对于诗歌艺术的深深敬畏。应当说，一个成熟的诗人，或者说一个想要有所成就的诗人，必须心怀敬畏。他必须对他所写作的诗歌、操持的语言心怀敬畏，也必须对历史和现实保有必要的尊重。对历史的发展和自身的定位都模糊不清，怎么可能对诗歌建设有所贡献呢？时常有诗评家或是诗人说，现在是一个“非诗”的时代。再加上来自于中西诗歌传统的“影响的焦虑”，在这样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一个想要以诗歌为终身事业的诗人，更应该以严肃的态度来写作诗歌。王家新的诗歌时常呈现出一种严肃凝重的沉思者姿态，他在诗歌中返视历史，发现现在，为汉语诗歌注入了时代意识和灵魂的重量。王家新的沉思不仅仅是针对外部世界而言的，它同样也意味着诗人对于自我的打量与剖析。在许多以自我为表现对象的诗作中，王家新常常采取第二人称“你”：

你一下子就老了/衰竭，面目全非/在落叶的打旋中步履艰难/仅仅在一个狂风之夜。

——《转变》

——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东伦敦，/你三十五岁。/同楼合住的人们都回家过圣诞了，/留下你独自与幽灵相会。

——《伦敦之忆》

诗人是以一种静默的态度来凝视着自己的过去，感受自己诸多微妙复杂的情绪。他将自己从现实中短暂地抽离出来，以旁观者的角度来书写自我，诗歌的情感因而得到一种深度的沉淀。在《伦敦之忆》中，诗人回忆起多年前在海外独自漂泊的经历，这样激烈的感情处理起来常常会因为直接而缺少了回味。诗歌中采用的自我审视的视角，使得情绪的表达获得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当这种自我的审视进一步发展，就会产生“另一个人”，或者说“另一个自己”：

整个夜晚我辗转难眠/我知道有一个在这里睡着，就必定/  会有另一个在街上走着/过着一件旧雨衣/他走着，停着，来来回回地/沉重的脚步分开雨水……

——《练习曲》

敲门/仿佛有谁正等着我/也许，在屋子里的/是一个多年前的自己/会把黑暗打开

——《楼梯》

这样的诗句，带给人的是深深的震撼，以及朦朦胧胧、未展开的未知。王家新在诗歌中创造了另一个自我与现在对应，这样的写作带有明显的自我审视、自我对话的性质，表现出某种戏剧性的因素。诗人凝视着自己内心深处的另一个灵魂，进行深度历险。就像王家新在《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中的期望与自白：“我抬起头来，看他在院子里起身/走动，转身离去/心想：他不仅仅能度过冬天”。从更本质的层面而言，“另一个自己”实际上就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或者说是未曾实现的过去，它的存在使诗歌摆脱了个人的束缚，深入到了存在和宿命的核心处。诗歌既是属于一个人的抒情，也具有更普遍的时代意义。

七、“不需要任何人同行”

阅读王家新近年来的作品，会发现他的诗作变得更加醇厚平和。日常的交游、散步、看雪等等，都是诗歌的好材料。这些诗歌就如同一位历经世事的智者，用平淡舒缓的语气，安静地述说生活的琐屑，但是在这些平常的生活场景里，又蕴含着诗人深刻的思考。“我看着窗外临街的绿化带，那些/指爪般伸开的干枯树枝，那片/憔悴的土地，那几个小麻雀/都似和我在一起等待/我多想听到雪打在撑开的雨伞上时/那种好听的噗噗的声音/我梦着一座座雪封的屋顶下的/安详和静谧（而狗和孩子们/欢快地跑上雪地）”（《雪花祭》）。诗人在等待一场新雪的降临，在他的诗意的眼中，干枯的树枝、土地和小麻雀都是在和他一起等待落雪，还有梦想中的“安详和静谧”。

王家新的许多近作已经脱离了以往诗歌中紧张压抑的氛围，语言深入简出，返璞归真，不执著于形式和修辞，呈现出一种沉潜之后的诗意。当然，王家新依然保留着“承受者”的姿态，在那些简洁深刻的诗行中，时而有智慧和苦痛闪现：“干干净的黄颜色小狗/就在船只解缆的那一刻/纵身一跃/跳上了我们的甲板 它当然不知道/那纵身一跃/意味着什么。”（《船上的故事》）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哦，这依然是那个王家新！

阅读王家新，总会让我想起这样一幅画面：一个沉默坚韧的中年人，他的背后是延绵无尽的群山险峰。他在群山的阴影下，踽踽独行；但是这延绵的山峰，也是他的力量之源，他最坚实的倚靠。王家新的诗歌写作自觉承受着历史和现实的重量，但是却并不孤单，在他充满了灵魂的震颤的诗行里，有与无数伟大灵魂的同声应和，还有一个袒露的自我。他一直是当代中国诗人中独立而卓越的那一位。这个情形如同他自己的诗：

我在那里走着，静静地想着/我这一生的荒废，/我在那里走着，已不需要/任何人同行。（《翻出一张旧照片。》）

【本文选自《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一期。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