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道义观

人要有道义，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必有道义的原则，必有道义的支持。而文学却就具有培养人之道义的得天独厚的功能——当初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形式，之所以被人类选择，就是因为人们发现它能有利于人性的改造和净化。人类完全有理由尊敬那样一部文学史，完全有理由尊敬那些文学家。因为文学从开始到现在，对人性的改造和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在现今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有许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自于文学。在今天的人的美妙品性之中，我们只要稍加分辨，就能看到文学留下的深刻痕迹。没有文学，人类依旧还在浑茫与灰暗之中，还在愚昧的纷扰之中。没有文学，就没有今日之世界，就没有今日之人类。人类当然应该像仰望星辰一样，仰望那些曾为我们创造了伟大作品的文学家。

毫无疑问，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以道义为宗的。

道义于社会，不可有须臾缺失。

世风日下，文学的力量也许不如从前了，然而，它的意义却越发重大。也许，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文学——文学能够与其他精神形式一起拯救我们，至少文学能够让我们保持一份对道义的神圣回忆。

其他精神形式当然也具有帮助人类亲近道义、委身道义的功能，从表面上看，文学在这方面甚至不是最有力、最擅长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他们的直接目的就是对人类进行道德规范与道义教化。但事实上，文学在这方面的功能却一点也不比哲学、政治学、伦理学逊色，它也许更具有感召力、浸润力和持久不衰的生命力。因为它是通过形象，通过情节，不着痕迹地、细无声息地将那庄严的道义输入人的心灵的。

营造审美境界

一个人完整的精神世界，是由许多纬度组成的。这其中，审美怎么说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纬度。而文学对这一纬度的生成，几乎是最有效的。文学的根本性的功能之一，就是审美。如果说，远古的文学可能更在意的还是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话，那么后来的文学则越来越在意它的审美价值。而人们亲近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正在于它们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并能够培养人们的审美经验、提升人们的审美境界。

审美，使人类渐渐变成了有情调的人类，使人生变成了有情调的人生。今日之人类与昔日之人类相比，其一大区别就在于，今日之人类有了一种叫做“情调”的元素。而在情调的养成中，文学立下头等功劳。

人类有情调，使人类超越了一般动物，而成为高贵的物种。情调使人类摆脱了猫狗一样的纯粹的生物生存状态，而进入一种境界。在这一境界之中，人类不再仅仅享受种种官能得以满足的原始快乐，而有了精神上的享受。人类一有情调，这个物质的、生物的世界从此似乎变了，变得有说不尽或不可言传的妙处。人类领略到了种种令身心愉悦的快意。天长日久，人类终于找到了若干表达这一切感受的单词：静谧、恬淡、散淡、优雅、忧郁、肃穆、飞扬、升腾、圣洁、素朴、高贵、典雅、舒坦、柔和……

文学似乎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力量帮助人类养成情调。“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文学能用最简练的文字，在一刹那间，把情调的因素输入人的血液与灵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泰戈尔、海明威、屠格涅夫、鲁迅、沈从文、川端康成……一代一代优秀的文学家，用他们格调高贵的文字，将我们的人生变成了情调人生，从而使苍白的生活、平庸的物象一跃成为可供我们审美的东西。

情调改变了人性，使人性获得了质的提高。

情调当属美学范畴。

培育悲悯情怀

古典形态的文学，始终将自己交给了一个核心单词：感动。古典形态的文学做了若干世纪的文章，做的就是感动的文章。

古典形态的文学之所以让我们感动，正是在于它的悲悯精神与悲悯情怀。慈爱的主教借宿给冉•阿让，而冉•阿让却偷走了他的银烛台被警察抓住，主教却说这是他送给冉•阿让的，这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简•爱得知一切，重回双目失明、一无所有的罗切斯特身边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祥林嫂于寒风中拄着拐棍沿街乞讨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沈从文的《边城》中爷爷去世，只有翠翠一个小人儿守着一片孤独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我们在一切古典形态的作品中，都体会到了这种悲悯。

在沉闷萧森、枯竭衰退的世纪里，文学曾是情感焦渴的人类的庇荫和走出情感荒漠的北斗。

我曾断言：文学在于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提供和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性基础。而这一“基础”中理所当然地应包含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悲悯情怀。

其他文类——比如哲学、伦理学方面的文章，一样是讲悲悯情怀的。但这些文章仅仅是让我们明白悲悯情怀的必要性。我们只是接受并懂得了一个关于悲悯情怀的观念。但文学作品——比如《呼兰河传》《边城》《卖火柴的小女孩》，我们会在阅读这些文字时被感动，悲悯情怀会油然而生，我们会在对文学作品的无休止的阅读中，成为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

输入历史意识

文学可以帮助我们记忆历史，而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人才可能是一个有质量的人。

事情就是这样奇怪，专门的历史记载（比如各种各样的史书、传记），在记录历史方面未必就比文学（甚至是虚构性的作品）更真实更准确。而在文学的各种门类中，小说又尤其擅长这一点。

下这样一个结论大概没有多大的疑问：小说是最能满足人们将生活与艺术紧密结合之愿望的文学形式。

个人经验在未有小说这一文学形式之前，大多都被岁月的风尘淹没了。以传记形式出现的对一个人形状的记载，实际上只能记载一些没有血肉的个人经历。这种类似于简历的传记，使我们根本无从了解传主丰富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复杂的心路历程。可以说，传记录取的恰恰是个人经验中并不重要的东西，而省略掉的恰恰又是个人经验中最重要的东西。安•莫洛亚在谈到传记与小说时，用他一个小说家的方式谈到了传记的无用：“一个幽灵从我们面前逃之夭夭，这个幽灵偏偏正是有关人物的真实状况，害得我们一起追了五个小时。我们不免寻思，传记作者究竟能不能追上这个幽灵呢?据我们看来，传记作者恐怕追不上。每当我们以为手已经放到幽灵透明的肩上时，这幽灵就化为两个幻影，从小路上落荒而逃，各奔东西了。”传记之所以无法抓住这个幽灵，是因为它有许多局限性。其明显的一点就是它无法进入内心生活。它只能写人物的外在动作，而无权写人的内心动作——一写，就跌入虚假，而不写这个人物的内心动作又必定难以真实——这是传记面临的两难困境。“正由于不可能对内心生活与表面生活进行综合，传记作者与小说家比较起来就失去了优势。”据安•莫洛亚分析，传记与小说相比，在视点上也有局限。传记作者只能有一个视点，即他本人能够目击的视点或他人所目击的视点。一句话，他必须写他看到的和别人也确实看到的。他不能超出目击者的身份。而小说作者的视点却可以有两个。安•莫洛亚又打了一个比方：“在一场进攻中，有个士兵躲在弹坑里，这时他原可以前进，但稍稍延迟了片刻，等炮火封锁解除后才赶上战友们……如果这个行为日后被他的传记作者知道了，他就会作为缺乏勇气的人进入历史……但对我们这个士兵本人来说，他实际上可能满怀勇敢的希望。他并不是胆小鬼，他本想前进，但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前进，几乎迫使他留在原地。这种情况，小说家就可能了解……他可以把两个方面都表现出来。”只有小说家才能听到这个士兵的内心语言，因而，也只有小说家才能公正地写出这个士兵。历代的传记，又往往受一种统一的道德标准的要求，加之相当大一部分的撰写是在官方的组织下进行的，因此这些传记所记无非是一些功名功德上的事。当然也有一些今天看来非常个人化的传记。但这种传记毕竟凤毛麟角。

大量传记，并未用文字的形式向我们记载下一个活生生的个人。

我们面对着一个悖论性的事实：书写个人经验的文学，却把最生动也最完整的历史的集体经验活生生地保留了下来。

有一套美国语文教材，它的全部文本都是美国的著名小说。这些著名小说按时序排列，一路读下来时正好就是一部美国的历史。

激发想象潜能

这个世界既是物质意义上的，又是精神意义上的。最初，造物主把第一世界交到人类手上时，这个世界是单调的和枯燥的。造物主给人类的只是一块未经加工的物质毛坯，是人类前赴后继、调动伟大的想像力和付出巨大的劳动以后，才使它呈现出今天如此斑澜多彩的形象。如果有一天造物主从苍茫的宇宙中邀游归来，会对人类说：这不是我给你们的那个世界。至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则与造物主毫无关系，完完全全是人类在没有任何外力帮助下自行创造的。造物主给予时，有《荷马史诗》吗？有《哈姆雷特》吗?有《蒙娜丽莎》吗?有《英雄交响曲》吗？有一种叫做立体派的绘画吗?有哲学吗?有—种叫做“行动决定本质”的道理吗?没有。造物主只给了我们阳光、空气和土地这样一个纯物质的世界。造物主在精神上是赤贫的，拿不出一点东西可以施舍给人类。人类自己建造了一座硕大无朋的精神宫殿。如今，在人类浩瀚无涯的思维空间里，已飘满了概念、音符和画面。

创造，从而使人类不断进化。

这个世界无休止地、不可摆脱地被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制约。但是事情并不像他的理论所说明的那样简单。这个世界从无限的时空性来讲是进化的，但在某一个宇宙时间里，并不是什么都进化的，或者说，并不是什么都能让人看得出进化的迹象的。今天的一只耗子与两千年前的一只耗子，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它的部分性质改变了？它的生存方式改变了?它比以前更聪明或更愚蠢了？动物科学的研究没有找到任何根据说，今天的耗子的打洞技术有了革命性的突破。但在这个世界上，在一个宇宙的时间里，人类的进化却是分明的。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以及感觉能力、心理结构等，较之两千年以前的人类，有天壤之别。人类以连自己都感到吃惊的速度不断改变着自身，一次又一次地超越祖先，甚至超越本我。除了基本欲望仍然保持着必要的自然性质(即使这些基本欲望也有了新质)，人类的心理内容几乎完全是新的。人类一步一步地走出蛮荒，使自身的文明程度一步一步地提高。人类的聪明甚至达到了妨碍和破坏自己的程度。

那么，人类为什么进化了呢？

原因颇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人类有创造的能力。

这种能力既是天生的又是后天培养的，并且后天的培养才是最主要的。如果说这个能力是可以培养的，那么文学大概就是培养这种能力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了。因为，集中在文学这里的就是“想象”、“虚构”等要素。“无中生有”在文学这里，并非一个贬义词。

一个母亲带着她有数学天分的儿子去见爱因斯坦，对爱因斯坦的点拨不满意，追问说，希望能够得到真正的点拨。爱因斯坦说：那就让他看更多的文学故事。

时至今日，文学对于我们也许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事实：人类在想象力方面并没有什么长进，甚至有所衰退。

因为概念的缠绕，人的想象力被束缚乃至被窒息了。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已积累了大量无穷的知识。图书馆、学校等，都是知识堆积与输送的地方。知识带来了现代文明。但人们在通常情况下对“知识”这一概念的理解是有很大问题的。“知识”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个“笼统”抹煞了知识与知识的差异，麻痹了我们对知识应有的警惕性。其实，在“知识”这一笼统概念之下的知识，除了有大量无用知识而外，还有相当大数量的坏知识。人类从建立知识系统的那一天起，这个系统就不是完全纯洁有益的。这些坏知识产生的动力和源头，或是人性中的卑劣部分，或是由于错误的实践。它们与好知识一样，也一直处于增长的状态。知识史，实际上是好知识与坏知识对抗，甚至是恶斗的历史。坏知识指导了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实践(如希特勒发动的世界大战)——而我以为，坏知识最可诅咒的地方，是它破坏了人的想象力。它让无数的僵死的、违背人性的甚至是充满恶毒的概念，成为数不胜数的可怕的藤蔓，对人的想象力进行千缠万绕，直至想象力枯萎。

如此情景之下，文学的意义则不言而喻了——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保持住一份想象力。

强化说事能力

一个人应当有两大基本能力：说理的能力和说事的能力。

但在我们的理念里，说理的能力是很重要的，而说事的能力几乎就不被我们所意识到。一个孩子从出生，到进幼儿园，到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全部的教育，就是为了获得知识，就是为了培养一个人的说理能力。无论是苏格拉底与门徒们的雄辩，还是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话，都是为了操练说理的能力。如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会议，人们粉墨登场，都是在说理。人们就是为了说理，为了在说理上一决高低，而从五湖四海聚集到一起的。评价一个人的质量，从来就是以一个人的说理能力来衡量的。沙龙、讲坛、聚会、广场，实际上都是说理的场所。人们被理性而征服，而兴奋，而愉悦。

如此情状，使得许多人在经过良好的教育后，仅仅在说理能力方面得到了提升，而说事能力非但未能得到提升，反而越来越退化。我时常看到，某些雄辩滔滔的博士生，一旦说事则显得十分的局促，往往连一只狗如何不幸丧生汽车轮下都不能向人生动地描述。

摹物状态，能将世界的形状、颜色、动态等描绘出来，是一个本领。一个人拥有一堆事，是富有；一个人能说一堆事，也是富有。一个只会说理而不会说事的人，大概算不上是一个完美的人，至少是有些索然寡味的人。

而文学除了抒情就是说事——说事是主要的。人们为了说事，而创造了文学。

文学将说事变成了一种艺术。对文学的阅读，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对说事能力的培养——文学，最能帮助我们培养说事的能力。

提升语言文字水平

20世纪哲学大转型，就是争吵乃至恶斗了数个世纪的哲学忽于一天早晨都安静下来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语言问题。哲学终于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是通向语言的。不将语言搞定，我们探讨真理几乎就是无效的。于是语言哲学成为几乎全部的哲学。一个个词、一个个句子，不只是一个个词、一个个句子，它们是存在的状态，是存在的结构。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维特根斯坦等，将全部的时间用在了语言和与语言相关的问题的探讨上。甚至一些作家也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语言的问题。比如米兰•昆德拉。他写小说的思路和方式很简单，就是琢磨一个个词，比如“轻”，比如“媚俗”、“不朽”等。他告诉我们，一部小说只需要琢磨一两个词就足够了，因为所有的词都是某种存在状态，甚至是存在的基本状态。

从前说语言使思想得以实现，现在我们发现，语言本身就是思想，或者说是思想的产物。语言与思维有关。语言与认知这个世界有关，而认知之后的表达同样需要语言。语言直接关乎我们认知世界的深度和表达的深刻。而后于语言的文字使一切认识得以落实，使思想流传、传承成为可能。

语言文字能力，是一个人的基本能力。

文学的语言是丰富多彩的。相对于其他文类，比如论说文，文学作品既有书面语又含有口语，而论说文与口语是切割的。文学作品中的动词、形容词的丰富性大概也是其他文类难以相比的。文学作品使用了一切修辞方式，并且由于它的积极修辞态度，从而使语言的神奇与魅力令人感叹不已。

没有一种文体比文学更能帮助人们培养和提升语言文字能力了。

也许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创造了一个能够让我们可以永生的世界。在那里，你在现实世界中深感无奈的缺陷可以得到弥补；在那里，你躁动不安的灵魂可以得到安宁；在那里，你可以摆脱尘世的一切烦恼；在那里，你可以梦想，并在充满诗意的梦想中享受精神的快意；在那里，你可以追回失去的一切，其中包括时间；在那里，你能够实现你所渴望的一切，包括你想成为世界之王。

意大利人多纳戴拉•阿切比（Donatella Acerbi）在一本书中写道：“与其他培养教育方式相比，文学在意大利学校教育中占有十分突出甚至是极度重要的地位。它在人的培养和开拓认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学生成长和学习的漫长阶段，它是极为重要的伦理道德和美学教育。它通过描绘和想象来开拓人的思维。对于各类各级学校，从小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中学，突出文学教育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而有效的。”他是针对中小学说，但我以为他的看法同样适合大学。